摘要: 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是哲学、经济和制度三重维度的统一。在哲学维度上，他提出人与自然是一种“对象性关系”；在经济维度上，他指出资本逻辑泛滥是导致生态危机的元凶；在制度维度上，他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变革，实现人、自然与社会三者的有机统一。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命共同体具有重要启示。
Abstract:
Marx’s ecological thought is the unity of philosophy, economy and system. In the philosophical di-mension, he proposed that man and nature are an “objective relationship”; on the economic di-mension,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overflow of capital logic was the prime culprit of the ecological cri-sis; in terms of the system dimension, he used communism to guide the thorough reform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realizing the organic unity of man, nature and society. Marx’s ecological thought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building a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a life community in which man and nature live in harmony.
1. 引言
当今世界，从西方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生态灾难频发，生态恶化不仅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还威胁着人类文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人类开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试图寻找一种新的方式来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协调共生。但是，这种探索却面临诸多困境，生态问题日益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在生态问题上呈现出哲学、经济、制度等多维度的思考，这些思考对于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 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三重维度
2.1. 哲学维度：人与自然是一种“对象性关系”
“感性–对象性”概念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基础性哲学术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马克思生态学思想进行现代化转换的一次有益尝试，有利于从一个全新角度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界关系的论述。“感性–对象性”概念的本质内涵决定了它是一种自然界自我意识的人本生态观，并最终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黑格尔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思辨”的逻辑出发，驶向“绝对知识”的终点，在其视域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辩证否定过程，它最终指向人自我超越的终极价值追求。正是由于自然的无限权威以及自然世界对人类的限制，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和对抗，最终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异化，形成了人与自然“二元分立”的结构模式。因此，在扬弃自然的辩证否定过程中，只有通过尊重顺应自然来恢复其主体性地位才能最终达到消除“对象性”的目的。
费尔巴哈以“感性–对象性”概念为哲学基石，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视为一个统一整体，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费尔巴哈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坚持“自然界是客观的人本身，人同时又是人的自然界，是自然界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这一思想，这一思想不仅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还体现了人类与自然之间不可分割、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人和自然是相互的，二者交互融合，互动共生。自然本身具有不能被替代的属性和功能，因而也就不可能被人为地割裂开来，更无法将自然过程与自然物相孤立起来，但是人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又不断以自己独有的方式改造着世界，所以必须对这一过程加以能动的控制和调节。这就是费尔巴哈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观点，这种观点贯穿于他的全部哲学之中。自然与人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人与自然界是一种对立统一的整体关系。而费尔巴哈机械抽象自然观之症结则是——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自然界何以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性存在这一大难题。
马克思是在抛弃上述“感性对象性”概念与“感性对象性”原理的基础之上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新境域——“感性的对象性活动”，所谓“感性的对象性活动”，是指主体通过认识和改造客体以获得自己本质力量的过程，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于对象的感知；另一方面则是创造新事物，前者为后者提供前提和依据。这一境域既不同于以往哲学对“人”的研究，也有别于以“自然”为中心的“自然主义”，而是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从而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一全新境域揭示了人与自然是一种主客统一的“对象性关系”，人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自然同时也影响着自然的功能与演化，这种新型世界观就是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此外，“感性的对象性活动”还体现出人类对自然认识的不断深化，从而使自然界成为人实现自身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客观物质前提和精神依托。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既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只有二者达到高度协调统一的程度才能实现社会进步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站在人与自然的协调共生的高度才能解决生态问题，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概言之，人与自然的协调共生是“感性活动”与“理性思维”共同作用的结果，马克思关于“感性活动”及其基础之上的“对象性关系”奠定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根基，成为新时期“促进生态文明，打造美丽中国”的哲学基础。
2.2. 经济维度：资本逻辑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以“感性活动”为实质境域，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主客统一”的“对象性关系”，这是人与自然关系实现统一的现实基础。但是，步入近代社会后，伴随西方工业革命的进行，资本主义文明崛起，人类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物质财富激增，但这一过程也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对立和疏离，现代工业文明对生态系统造成毁灭性损害，并且逐渐演变为越来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引发生态危机的元凶是资本逻辑泛滥，生态危机实质上是由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效率低下、人的主体性丧失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所共同催生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人类认为自然只具有相对于人的需要的工具价值，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简单归结为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最终导致生态危机。人与自然对立异化的不断凸显，显示出生态危机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
资本逻辑寄生于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逻辑的控制下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对弱小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统治、压迫和奴役，资本逻辑的内在结构体系便是根植于掠夺性开发和竞争法则赋予的一种生产过程。这种生产过程不是简单按照既定模式所完成的单一过程而是由一系列矛盾冲突构成的复杂系统。这其中包括资本的掠夺本能；经济发展过程中利益关系所产生的矛盾与冲突；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关系等等，这些矛盾冲突最终通过资本逻辑得以体现。资本逻辑使人类陷入了生态危机之中，生态问题已成人类生存的威胁之一。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逻辑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资本逻辑之所以能引发生态危机是因为“资本主义的自我扩张在经济的维度上没有严格的限制性” [1]，它把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使其变成一种“异化劳动”，劳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桥梁，劳动出现了异化，人与自然的统一也随之被打破。资本逻辑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强大而持久的动力，另一方面却以不可抗拒之势吞噬着自然界并危及到整个人类自身的发展。在资本逻辑的控制下，人类仅仅将自然界简单理解为一种对自身有益的事物，并以此作为自己生存的唯一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逻辑开始不断侵蚀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造成极大破坏，进而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安全与健康，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和异化状态。
2.3. 制度维度：共产主义是“完成的自然主义”
马克思通过批判资本逻辑来揭示出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并且提出了解决这一危机的理论构想——共产主义制度。共产主义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最终出路，马克思从哲学层面揭示出人与自然的矛盾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念。它不仅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是实现人、自然与社会三者有机统一的一条和解之路。
马克思是在对过去共产主义思潮进行超越的前提下，对共产主义核心内涵进行哲学界定，即“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 [2]。所谓“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指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了真正的和谐，这是以“感性活动”为基础的一种“对象性关系”，预示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人们之间的紧张状态完全消除，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调和，人与人和解、人与社会融合、人与自然统一，从而使人类社会走上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健康发展道路。共产主义并不只是一种科学的理论，更是一种符合历史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共产主义的实现需要借助无产阶级的力量，即依靠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得以完成，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通过不断地革命实践最终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已经并且将继续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实践所证明。从唯物史观出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及其革命运动所引发的伟大社会变革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它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基础：是由于“资本逻辑”对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的不断改造而形成的；是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而必然出现的；是无产阶级为争取自身解放而采取的一种斗争形式；是阶级矛盾上升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由“自然的统治”向“自由”过渡的过程。资本主义制度“单纯地把自然界视作是一种谋求价值增殖的工具” [3]，无产阶级革命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而且也将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一切对立性社会关系，最终建立一种崭新的自由平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制度。
3. 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审视
马克思生态思想在当今时代具有重要价值，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从哲学视角来看，马克思生态思想不仅揭示了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环境问题及其根源，还彰显出一种独特的精神品格，即批判精神，这为解决当代中国的生态危机，重构人与自然关系，践行绿色发展观提供有益参考。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妥善处理“自然–人–社会”之间关系的最理想的形式，是人与自然及社会关系逻辑生成和历史演变的至高状态，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4]。而当前我国存在着诸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如生态环境恶化；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严重，这些都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全面健康发展，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加以克服。生态危机已成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因此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到解决生态危机的答案，已经成为时代赋予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二十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经由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理解与内化，“个体能够恰切地处理劳动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充分意识到他者、自然的权利与价值，以对生态整体的利益自觉开展合目的、合规律的劳动实践” [5]。尽管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是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正确应对，采取科学的方法加以解决。马克思生态思想揭示了人与自然的本质联系，指出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危害及其根源，对资本逻辑进行批判，提出了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案，体现出深刻的唯物史观意蕴。因此，我们应将马克思生态思想作为价值导向，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树立绿色文明观，倡导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在全球性生态难题日益突出的今天，马克思生态思想带给我们的启示是，要构建一个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命共同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对合乎生态原则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进行变革战略的创新性探索” [6]，开创人类文明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前景，引领全球治理走向绿色低碳之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历史性统一。
4. 结语
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从多个维度深刻剖析了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通过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奠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根基，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逻辑”对人类生存的危害及其根源，指明“完成的自然主义”归宿是共产主义，为实现人、自然与社会三者的有机统一提供科学的方法指导。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生态环境，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引领世界人民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命共同体道路，维护全球生态健康环境，共谋生态文明建设，为绿色复苏注入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