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幸福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矢志不渝的美好追求。受文化背景、现实经历、物质基础等因素的影响，不同个体对于幸福的理解不同，使得人们对于幸福的定义也呈现出复杂性和主观性。截至目前，学界已就“幸福”的概念界定开展了广泛讨论。有学者认为“不同文化对幸福的理解不同，对于幸福的定义带有特殊的文化色彩” [1]。也有学者指出，幸福感的获得与时代密切相关，因而需将其与文化和时代相联系加以研究 [2]。早在先秦时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便已将对幸福的思索和探讨作为重要人生话题，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幸福观思想，为中华儿女追求人生幸福提供了深邃的价值启示，积淀了浓厚的文化蕴涵，成为鼓舞人们朝着幸福生活奋斗拼搏的重要信念。因此，充分寻溯先秦儒家幸福观的思想资源，挖掘其对于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蕴示，对于今天切实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先秦儒家幸福观的核心观点
2.1. 幸福之“源”：心怀仁爱
“仁”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主题，贯穿于整个思想体系之中，同时构成了人收获幸福的重要源泉。“仁”原指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十分重视将“仁”视为一种重要的理想品格并将“仁”作为最高德行原则，从而推动“仁”的概念更为多样化和系统化。其他良好品格如忠、孝、悌、智、善、勇等均环绕在“仁”的思想核心之下。毋庸置疑，在内敛儒家优秀传统思想基因的中国人看来，一个人是否具有孝悌忠厚、正直勇敢等品格是人们能否实现幸福的重要先决条件和德行标准。纵观先秦儒学的思想体系，“仁”内蕴着广泛而深刻的寓意。通过回顾孔子的仁义思想，至少可以总结阐释出“仁”的以下两层蕴意。
一方面，“仁”意指由外而内的克己。颜回一次向孔子请教，询问仁与礼之间的关联，孔子简明扼要回复道“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该回答明确彰显了仁与礼之间的密切相关性。孔子认为，君子要严于律己，使品格德行符合礼的规范，这是仁的必要前提。这也意味着，要做一个谦逊仁和的高尚之人，必须用高标准约束自己，顺应社会主流道德观，尊重并适应社会约定俗成的礼仪要求。此外，孔子强调“刚毅木讷近乎仁”(《论语·子路》)，指出了仁人君子应具备为人质朴实干、做事沉稳公正的特点，如此才能“近乎仁”。另一方面，“仁”意指由内而外的爱人。樊迟询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回答两字，“爱人”(《论语·颜渊》)。这里的爱人更强调仁的发散性，一个人是否具有仁爱之心，要看其能否将广泛的善待和爱人作为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对于这种“爱人”，孔子进一步给出解释：“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这是说，自己闲居独处时要做到严格律己，处理事务要保持严谨认真的态度，在人与人的关系层面，与人交接相处时应做到尽心竭力，待人也要做到务实忠诚。应该看到，孔子所指的广泛的爱人并非“滥爱”，而是有其层次和序别，这样的爱更贴近人性，更契合中华民族的道德共识，这也是儒学几千年来能够薪火绵延、代代相传的重要因素。不同于孔子思想中展现的上述两层蕴意，孟子突出强调了“仁”的人际关系含义。他认为，“仁者也，人也”(《孟子·尽心下》)。这里就将“仁”直接理解成人际关系。而要想达成这种“仁”的关系，待人处事就要遵循忠恕之道，这就与孔子的“执事敬，与人忠”有了共通之处。
依据对“仁”的理解，儒家构筑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的思想体系及理想进路，而这一理想目标的前提就是怀有仁爱之心，由此才能逐渐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近及远实现道德和精神的快乐乃至天下之人的普遍幸福。
2.2. 幸福之“执”：以仁节欲
先秦儒者们认为，追求物质富足和精神充盈的双重愉悦是符合人性的常情，但在物质财富层面的追求上应执有一种理性节制，即“中庸”之道，这是说满足自身物欲要把握其“度”，而不能违背道德准则，更不得采取损人利己的极端形式 [3]。正如孔子所言：“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即是说，真正的仁人不会被物欲左右，不论身处一贫如洗或是富甲一方，依据心中恪守的道德准则，他们始终能够泰然处之，始终以自信乐观、不卑不亢的态度面对生活。物欲带来的愉悦终究具有暂时性，任由物欲的极端发展终究害及他人。只有身怀仁德的君子才能在贫苦的生活环境中始终保持内心的高尚追求，而不会因为物欲做出损人利己的违反道德之事。
孔子持有反对过分追求物欲的明确态度，并高度赞扬了淡然生活、清新寡欲的正向意义，他推崇的是即便“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的淡雅生活。孔子一生都投身于致学游说，历经各种颠沛流离，非但未曾改变过其志向、摧毁其意志，反而始终以开朗豁达的心态面对各种挫折困苦。在孔子看来，“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才是人们应持的物欲态度和道德自律，这也充分体现了孔子对道德观和幸福观的执著。与此同时，孔子承认物质财富对于个体存续的正面价值，在这一基础上，他不反对正当的物质需求和欲望，对于人们想要改善生活的发展倾向予以认同，但这种追求应建立在遵守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前提之下，如通过非法或不义行为追求财富，这种富贵就失去意义，如浮云一般寡淡了。因此，孔子说道，“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孟子在吸取孔子思想精髓基础上，同样非常重视仁义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的道德思想，从而将“义”上升到甚至高于生命意义的道德制高点。后世的一些有识之士和民族英雄如文天祥、谭嗣同等人，在坚守理想信念和家国大义面前，都选择了慷慨赴死、舍生取义的伟大壮举，这种大义凛然的义利观正与儒家仁义观的一脉相承。此外，孟子同样表达了对于反道德的利益获取行为的反驳，他指出“万事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即是说，对于去追寻万事万物，只有反躬自问，诚实坦荡，才能收获最大的快乐，这种快乐即追求道德过程的快乐。
一言以蔽之，儒家更强调“道德之乐”，他们在不否定正当追求物质欲望满足的同时，强调追寻更为真正和长久的愉悦，这种愉悦来自于对道德的不断符合和追求过程之中。
2.3. 幸福之“途”：达兼穷独
在指出幸福的根源是仁爱之心，并提倡以仁爱节制欲望以追求真正的“道德之乐”的基础上，先秦儒家昭示了通往幸福的“途径”，即“达兼穷独”。“达兼穷独”思想最早可以寻溯到孔子的“内圣外王”思想，即君子应内备圣人之至德，并施之于外。在与弟子原宪的对话中，孔子曾指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这是说，真正的君子，既要做到不断完善自身内在的道德修养和优良品质，在此基础上，向外要以促使别人安乐、促使天下百姓安乐为己任。这里的“安”指安乐，也就是幸福。孔子传递出的“内圣外王”思想，充分体现了内在精神至高追求与外在价值充分实现的有机统一，为人们实现幸福生活铺设了思想进路。
继孔子提出的“内圣外王”思想后，孟子明确提出了“达兼穷独”思想。他认为，做人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达兼穷独”同样强调，一个人在不得志的时候，就要洁身自好，注重提高个人修养和品德；一个人在得志显达的时候，就要想着把善发扬光大。“独善”更强调坚持一个做人的底线，不论在何种条件情况下，要保持一个人的本份，即非份之财不取，伤天害理的事不做，同时作为一个君子，要以身作则教化他人。“济”就是帮助他人，充分体现出利济苍生的责任意识与大爱精神。“达兼穷独”作为“内圣外王”的嬗变，对于这种由内而外的行为原则要求更为准确和贴近现实，相较于“内圣外王”，“达兼穷独”更注重关注人的现实情况，在困苦或不得志时，必要的是自身要恪守好道德规范，而不强调必须要利济天下；当一个人得志显达之后，这种利济的责任感更显得必要和值得提倡。这种嬗变的灵活性与孔子关于国家治理和言行关系的讨论巧妙相通。孔子认为：“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即在认真做事的同时，言辞的敢说敢当或谨言慎行应根据国家是否治理有道而定，这也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辩证灵活性。
综上，不论是孔子的“内圣外王”思想还是孟子的“达兼穷独”思想，均体现出儒家对于道德品行的崇高求索以及倡导兼济天下的入世哲学，蕴含着实事求是、灵活变通的辩证智慧。它们既为身处于迷茫困顿之中的人们指明了超脱困境的前路，又为人们通过内在提升转变为外在实现价值以致到达幸福彼岸昭示了光明前景。
3. 先秦儒家幸福观的当代蕴示
直至今日，先秦儒家幸福观之于经济社会发展依然散发着熠熠生辉的智慧光芒，其中的许多重要观点对于如今人们追求幸福生活依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因此，必须充分挖掘儒家幸福观中的伦理智慧和发展智慧，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切实提升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彰显社会公平正义提供理论指导，成为构建团结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生态良好社会环境的精神养料。
一是要在充分理解和继承儒家“仁”的思想内核基础上，广泛弘扬和谐友爱、拼搏向上的良好风气，推动人们巩固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伴随经济社会发展，一些人出现了价值观迷失和偏差的现象，逐渐倾向于安于现状、不思进取，采取“躺平”、“摆烂”等生活态度，致使享乐主义、拜金主义风气不断抬头。先秦儒家幸福观中的“以仁节欲”、“达兼穷独”恰恰回答了“什么是幸福”、“怎样实现幸福”，以及“什么是自我价值”、“如何实现自我价值”等问题，这能够为人们摆脱消极躺平心态、明确人生奋斗方向提供关键性启发。
二是要致力于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人们的安居乐业。儒家的“仁义”思想在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碰撞和隔阂以及缓和社会矛盾等方面能够发挥能动的教化作用，对于在快节奏式生活、社会竞争激烈的今天营造一种和谐安定的社会氛围具有重要推动意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快节奏、强竞争带来的压力所导致的幸福感降低等负面效果。此外，孔子和孟子都较为重视人民的物质保障问题，强调为人们的生存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必须充分借鉴儒家幸福观中民生思想的可取之处，推动区域、城乡、行业协调发展，不断保障和改善社会民生。
4. 结语
先秦儒家思想的幸福观蕴含着丰富的仁爱思想，系统来看，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幸福观倡导以“心怀仁爱”为幸福的根本基础，以“仁”指导物质和精神生活实践。此外，在强调塑造理想道德人格的同时，儒家将幸福的实现落脚到“达兼穷独”，从而更贴近现实生活，贴近人民。先秦儒家的幸福观，从根本上树立了仁爱境界的典范，同时颇具应用性和现实性，为人们安身立命、实现价值提供了有益指导。直至今日，儒家幸福观所蕴含的福德一致、利济天下等责任意识和大爱观念仍充满了时代价值，成为人们追求真正幸福的宝贵思想资源。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2年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新发展阶段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浙江经验及实践创新研究”(项目编号：KYCX22_3581)、江苏大学第21批大学生科研课题立项资助项目“新时代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浙江经验及实践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1C36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