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学研究的多维展开(2019~2021年)

Multidimensional Development of Huizhou Studies (2019~2021)

摘要: 2018年10月19~22日，“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黄山市召开，标志着20年后徽学研究新高潮的到来。2019~2021年的徽学研究在多视角、多维度展开，共出版学术专著数十本，撰写学术论文百余篇，涉及徽学相关的经济史、地方社会、思想文化、文献资料等诸多方面，呈现出许多新的亮点。

Abstract: From October 19 to 22, 2018,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uixue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as held in Huangshan City, marking the arrival of a new climax of Huixue research 20 years later. From 2019 to 2021, Hui studies were carried out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dimensions. Dozens of academic monographs were published and more than 100 academic papers were written, involving many aspects related to Hui studies, such as economic history, local society, ideology and culture, literature and materials, showing many new highlights

1. 引言

在2019至2021年间，徽学的研究继续着过往的脚步，各项成果中既有对研究领域挖深反思，同时对研究方向进行多维拓展，还更加注重古今联系与时代价值。

2. 徽商与经济史研究深化拓展

对于徽商的研究在不断深化和拓宽。就对徽商社会形象的分析上而言，李甜在《徽商群体的社会形象——基于江南土著日记的案例(1954~1955)》一文中，从江苏省南汇县某土著的日记出发，逐一探讨了日记主人公自身的家庭背景与个人情况、日记中的徽州人及其社会生活以及徽州人与南汇土著之间的友谊 [1]。通过这一个案研究，可以大致窥探到旅外徽商的社会生活境况以及在各地的土著化程度，佐证了对所谓徽商悭吝、好色、好讼的负面社会形象的存疑。纵使个案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对于丰富历史的多样性、帮助我们反思一些固化观念和地域刻板印象具有积极作用。尧育飞也在《<儒林外史>徽商群像的建构策略》中，针对史料文书中所建构出的徽商面貌较为生硬的不足，充分剖析《儒林外史》这一小说中的徽商形象，期冀徽商研究者们可以从文学的渠道把握更为立体的徽商形象 [2]。卞利则通过《论徽州本土和域外对徽商形象认同的差异及其原因》，对徽商在本土内外的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社会形象做了深度分析，得出地域文化差异和地域歧视、徽州本土和域外文献记载的非全面性、文人的穷酸清高和徽商暴奢的鲜明对比所造成的的心理落差、以及徽商作为利益驱动的商人本身客观存在的“播弄黔首、设机渔利”的问题四点原因 [3]。

在反映明清徽商繁荣和徽商影响领域，王世华的《大历史中的小人物——以<福熙自述>》通过叙述了徽州大商人詹福熙一生曲折却凭借自身努力逆流而上的经历，以小见大，一窥整个徽商发展的历程和图景 [4]。王振忠先生的《从徽州到江南：明清徽商与区域社会研究》也是江南文化丛书中的重要一部，该书主要从徽商在江南地区的兴起发展和在与普通民众的社会互动中取得身份认同的方面，较为清晰地把握江南区域社会的变迁 [5]。陈时龙的《由书香门第到商人家族——明代徽州府休宁邑前刘氏的商业活动》以邑前刘氏家族的由仕到商的转变，侧面证明明清徽州经商氛围的浓厚和徽商发展的繁荣 [6]。张绪、陶凤琦的《无徽不成镇：清代汉口谢氏徽商之考察》亦是通过对清代汉口谢氏徽商的具体研究，折射了明清徽商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市镇商业发展密不可分的紧密关系，进一步印证了“无徽不成镇”的历史内涵 [7]。王振忠的《清代徽商编纂的三种<商贾格言>》通过考述三版同名的《商贾格言》，梳理了该书的成书脉络，得出明清以来商书在抄本和刊本之间的辗转流传中，呈现出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的特点 [8]。徐俊嵩的《清代安徽境内的晋商及其活动》则从清代时期晋商大量入皖而徽商鲜有入晋的情况出发，深度分析这一现象背后的缘由，指出了徽商地域发展的集中性，充分肯定了徽、晋二商在推动明清区域经济发展、串联城乡市场、推动全国商品市场形成中不可或缺的重大历史作用 [9]。许璐的《“四库全书”与徽商献书考》指出中国历史上体量最大的官修书——《四库全书》的成功编纂离不开如扬州马氏、杭州鲍氏及汪氏徽商的私家献书，进一步体现出明清徽商对于历史传承中所发挥的重要功用 [10]。张萍、张梦婷的《徽商与清末屯溪的社会救助——以屯溪公济局的创办为例》从清末徽商面对社会激烈转型中涌现出的种种矛盾，积极响应朝廷号召大力兴办社会救助事业的角度探究，充分赞扬了徽商的救助活动在保障外来群众基本生存需求的同时，极大地维护巩固了徽州社会的稳定的积极效果 [11]。注晓峰的《清末民初祁门茶商研究》(1863~1915)则是通过不同时代背景下祁门茶商们所处的困境与希望的系统剖析，勾勒出较为完整的祁门茶商的发展成长轨迹 [12]。切实肯定了祁门茶商为代表的徽商身上吃苦实干的“徽骆驼”品质，期颐现今实业发展做到以史为鉴。

同时面对明清徽商研究繁盛不衰而相对近代徽商研究较为不足、徽学研究火热而徽商研究冷却的情况，梁仁志在《近代徽商衰落及身份界定问题再审视——兼论近代徽商研究的出路》一文中，重审近代徽商衰落以及身份鉴定等问题并进一步探讨了徽商研究的出路问题，期待借此为突破点推动徽商研究的深化 [13]。

此外对于薄弱领域的探索上，朱小阳的《日本文献中所见清代徽州商人》针对徽商研究在国内学界已经取得较多成果，但是徽商的海外贸易研究相对薄弱这一情况，发掘了一批未曾被关注过的日本徽商文献资料并做相应分析，指出徽商对日贸易研究的光明前景 [14]。

在徽州经济史的研究领域，赵思渊在《清前期徽州乡村社会秩序中的土地登记》中指出，就土地房产问题而言，虽然明代所编鱼鳞图册基本延用至清前期，但是由于多次丈量导致多种土地字号并存，因此进行土地买卖时需要鱼鳞图册、赋税册籍、契约文书、家谱等多重资料相互印证，才能更有效确保地权交移，从而更好地维护乡村社会秩序 [15]。栾成显的《休宁县档案馆藏鱼鳞图册编目考辨》则是针对休宁县档案馆现藏的1160册明清鱼鳞图册存在各册所属时间判断、部分图籍的都图字号编排有误的问题，进行考辨并略作修正，从而更大程度发挥这批珍贵史料的研究价值 [16]。黄忠鑫的《明清徽州土地字号的分配与使用实态》是对明清时期徽州民间文书和赋役文献广泛使用的土地字号，在其分配的长期演变趋势和民间使用习惯上以及二者基础上图甲组织与土地字号相结合后的实际运作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有利于我们对明清基层社会治理的认识的加深细化 [17]。董乾坤的《晚晴徽州乡村塾师的土地经营——以“胡廷卿账簿”为核心》则是从个案研究的角度，通过对胡廷卿土地经营的模式的窥探，以小见大体现晚清徽州普通民众对国际市场变化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18]。范金民在《“水程”与“议约”：清代汉口房地产卖契的书立——以徽商文书为中心的探讨》一文中，通过对“水程”或“允议约”“承议约”即清代前期房地产买卖签署绝卖正契前由卖主出立的议约性文书的详细梳理，拓宽了契约文书研究的领域 [19]。郭睿君的《浼中说合：明清契约文书所见“中人”作用探讨》是探讨广泛参与产业、人身、借贷等关系的“中人”的说合作用，对推动明清普通民众经济交易的具有重要意义，也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评判在人际关系交往中发挥作用 [20]。

近代徽州工业研究上，张剑、王世华的《冲突与安全：民国上海徽州墨业工人罢工事件研究》通过借用民国报刊资料分析民国时期上海徽州墨业工人的三次大罢工事件的缘由、情状、影响，以小见大剖析徽州墨业商人存续原因的根本所在 [21]。崔龙健、后娇娇的《近代徽州蜜枣加工业述论》对近代蜜枣加工业的渊源、兴起、鼎盛以及在全面抗战爆发逐渐萎缩的兴衰历程的阐述，分析近代徽州蜜枣加工业的限制因素，从而充分体现了近代乡村产业发展的艰难境况 [22]。

3. 徽州地方社会研究层出不穷

有关徽州宗族的研究大多还是倾向于微观视野下的个案研究。郑小春在《徽州宗族与香火院——基于祁门盘溪吴氏和永禧寺的考察》一文中以祁门盘溪吴氏在宋朝年间捐建永禧寺历经数百年仍保持长期紧密的联系为案例，彰显了徽州宗族与香火院之间长期良性的互动 [23]。但随着明清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严禁私人修建增置寺院，地方社会的态度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这也严重冲击了徽州宗族与寺院长期的交融关系，寺院供奉徽州宗族先祖的惯习也日益衰落。江一方、周晓光在《明儒洪觉山宗族思想探析》一文中讲述了明代徽州知名大儒、新安理学代表人物洪觉山在受到家学传统、自身阅历以及徽学宗族社会变迁影响后，逐渐形成了其辨别姓原、关注宗族传承、修撰碟谱秉持“通牒主宽、家谱主严”原则的宗族思想 [24]。这是明清徽州理学家关注社会生活、致力于宗族活动的重要体现。陈雪明的《明清绩溪旺川曹氏宗族祠规的时代变迁》通过对明清时期绩溪旺川地区曹氏宗族族谱的挖掘，透过族谱中对族规家法的变迁的记载，看到变化身后体现的明清期间徽州地方宗族势力的不断扩大以及宗族组织的不断完善和体系化和根源是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升 [25]。胡楚清的《宗族记忆、人物撰述与族谱编修——考察光绪祁门<桃源洪氏宗谱>的几点认识》同样从桃源洪氏一族从一家小姓逐步迈入望族的详细历程中挖掘，对该宗谱在记录宗族社会面貌、表达对先辈的敬仰和族谱的编撰体例的重要价值做出了较为详实的分析 [26]。董乾坤在《环境、政治与宋代家族的初步建立——以祁贵溪胡氏为例》一文中，也是以宋代祁门贵溪胡氏的建立为例，从贵溪村的地理社会环境、政府在该地区的经营等因素中去探讨 [27]。除此之外，孙小昌的《历史地理学视阈下徽州宗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是鲜有的在历史地理学视野下对徽州宗族进行较为系统的学术史回顾，同时针对徽学研究日益细化呈现出“碎片化”趋势的情况下，部分研究者提出了“数字人文”的理念方法，警醒人们不能忽略对宗族研究的整体性宏观考察，从而为徽州宗族地理的研究提出了下一步展望 [28]。

对于徽州祭祀和宗教的研究同样硕果累累。张爱萍、张小坡在《朱子<家礼>与明清徽州社会的丧葬习俗》一文中指出，徽州地区的丧葬礼仪多是依照朱熹的《家礼》而逐步形成 [29]。比较客观全面的概述了困扰徽州官员、宗族的三个难题：宴请宾客、延请僧道、浮厝不葬。此外也指出难题存在的根源是与徽州民众切肤利益紧密相关。王振忠的《太平天国以后徽州祭祀礼仪的重整——以抄本<祭神祀祖大例集记>为例》则阐明：中国近代史上天平天国席卷中国后，人们纷纷致力于区域的战后恢复和善后工作，而徽州人率先对礼仪之事倾注了大量血力 [30]。梅英、董乾坤在《从受祭到驱魔——以祁门目连戏中的“跳五猖”为例》一文中主要探讨了五猖从接受祭祀的孤魂野鬼演变成为祛除恶鬼的神灵这一变化后所蕴含的王朝国家的力量摄入以及楚文化的古老传统 [31]。赵元元的《明清徽州佛教祷雨事件刍释——兼论环境史学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运用》从环境史学的视角解读了明清徽州佛教的祷雨灵应现象，为历史现象的解释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渠道 [32]。陈琪的《祠堂与教堂的较量：晚清时期天主教在徽州的传播与渗透》着眼于近代《徽州天主教案》中所体现的徽州祭祖传统与天主教禁止教民祭祖的矛盾，反映了徽州宗族祠堂与西方教堂之间的斗争以及徽州人对于天主教的情感态度 [33]。

对于徽州社会生活的研究也在深入拓展。康健在《晚晴徽州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图景——以<局董日记>为中心的考察》中，充分挖掘徽州乡绅汪光淼撰写的民间文献《局董日记》中记述的太平天国运动战后徽州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的图景，帮助我们进一步窥探晚清徽州乡村社会生活的实态 [34]。康健的另一篇作品《晚清徽州乡村社会的公共工程建设——以<清光绪祁门历口利济桥局局董日记>为中心的考察》同样通过对《局董日记》的详细考证，侧重于日记中有关利济桥建设的桥局运作、经费筹集、兴修过程、经费开支等内容，从而有利于加深对晚清徽州乡村社会中桥梁、水利等公共工程建设的了解 [35]。郭睿君的《托中查处：明清“中人的调解作用——以徽州为中心的考察》谈论的是徽州社会生活中各类纠纷的调解中频繁出现但存在许多局限的“中人”，从三个因素分析了“中人”能否调解成功 [36]。分别是纠纷复杂程度、双方当事人的身份地位和对案件的态度以及调解的依据是约定俗成而非法理依据。从“中人”的案件调解中，也可一窥徽州的社会生活。赵士第、罗冬阳的《清代歙县医家的社交与地方疾病治验——以医家程文囿为个案研究》则着重于考量清代名医程文囿在与士大夫探讨医理、诗文、疾病的过程中形成的医、士社交圈所带来的利处，两个社交圈一方面为程氏在在歙县行医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也为程氏行医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的经济基础和拓宽了服务范围，最为重要的是，是为程氏在徽州社会中为歙县的疾病疫情防控发挥重要作用而打好了优良基础 [37]。董乾坤的《社会关系与日常经济网络的形成——以胡廷卿家庭收支账簿为中心》从胡廷卿家庭收支账簿出发，努力复原其所在年间的经济网络，从而进一步分析出该经济网络的形成是密切相关着当时的社会环境 [38]。

对明清的基层社会治理研究也有一定成果。常建华在《清乾嘉时期的安徽地方社会职役——以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一文中，通过对刑科题本的深度挖掘，发现乾嘉时期徽州的地方社会职役从乡保到地保的发展趋势，而乡保和地保在宣教系统、赋役系统以及最重要的保甲系统越来越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凸显出地方社会职役已经深入乾嘉时期的徽州基层社会 [39]。王灿的《清代幕友职能新论——以徽州府吴宏为中心的考察》针对学界在幕友研究集中关注在幕友的刑名和钱粮职能问题，利用徽州府休宁县幕友吴宏的档案汇编《纸上经纶》同时结合徽州文书，对清康熙年间的徽州幕友吴宏在社会治理的职能问题上加以考察，便利我们了解官府在加强地方基层社会控制的程度和方法 [40]。王裕明的《两宋以降徽州健讼之风的演进》则带领我们看到两宋以降至清中期由武劲之风与右文之风相结合演化而来的徽州健讼之风日益兴盛，然而徽州健讼之风却极大地冲击了徽州基层法律秩序，还带来了其他诸如此类的严重问题 [41]。

此外，近年来对徽州古村落研究的关怀同样成果颇丰。例如在《“里至源头，外至水口”：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空间的建构》一文中，王振忠在大量梳理了文书、族谱、方志以及其他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充分结合田野考察，在文中分析了徽州在风水观念影响之下“源头”“水口”的意义以及禁忌、礼仪等等 [42]。也印证着明中期后徽州“里至源头，外至水口”古村落固定模式的逐渐形成。卢东的《因市而城：近代屯溪城市空间的形成与演变》则是通过对作为明清以来徽州地区的商务中心的屯溪的城市空间演化进行追溯与分析，发现屯溪市镇空间、城市空间形成发展是人口、产业、商业资本等要素资源不断在屯溪汇聚的结果，同时又对这些资源发挥了合理有序分配使其价值最大化的作用 [43]。

4. 徽州思想与文化研究入木三分

近年来的徽州思想与文化研究主要落脚于对“徽学”的正本清源以及以新安理学、徽州艺术等领域为代表的个案研究，以徐道彬教授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徐道彬在《论“徽学”名义的源与流》一文中，针对现今学术界对“徽学”的概念界定仍未有定论，因而梳理“徽学”一词的四个发展阶段：从朱子理学至阳明心学，再到“皖派”汉学，最后到现今的“徽学研究” [44]。指出“徽学”的定义应该为不断积累且凸显时代特征的血脉传承学问。其次，徐道彬在《徽州礼学发展与晚明考证学风》和《晚明徽州考证礼学的发展——以金瑶、程明哲、姚应仁为中心》两篇文章中，探讨了明代徽州学者金瑶、程明哲、姚应仁等人分别在《周礼述注》《考工记纂注》《檀弓原》著作中，彰显了一定程度的实学考证之风，也为戴震、江永等清代大儒拉开清代考据学序幕埋下伏笔，从而徽州礼学的发展也迈向了新时代 [45] [46]。此外，徐道彬在《金榜的礼学思想及其社会史意义》中，梳理了清乾隆年间状元金榜以居乡仕宦的行事作为和其所撰写的《礼笺》一作而振兴世风、化民成俗的史实，充分体现出清代士绅在导向民风趋向良善、复兴传统礼仪秩序领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47]。其他不少学者也致力于新安理学的研究。王献松的《汪绂<六礼或问>与清代朱子<家礼>学》对汪绂《六礼或问》与清代朱子《家礼》学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分析，指出汪绂《六礼或问》在继承朱子《家礼》的基础之上，又加以创新发展 [48]。纵使该学术追求并未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有效实践，但是毫无质疑的是其对朱子《家礼》的继承发展，代表了清代朱子《家礼》学的新发展方向，其价值不容忽视。杨哲的《<茗洲吴氏家典>的尊朱思想与礼仪实践》则是对《茗洲吴氏家典》编撰的背景即心学兴起后对朱熹《文公家礼》的严峻挑战，编撰的思想核心即继承朱子“礼即是理”的思想理念，编撰的意义即是明清基层社会对“文公家礼”的有效践行进行了充分的分析 [49]。甘祥满在《心、理之辨——<北溪字义>与<孟子字义疏证>比较》一文中，通过对陈淳《北溪字义》与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比较研究，爬梳这两部分别代表宋代程朱理学和清代反程朱理学两种思想的著作，进行“心学”“理学”的辨别分析和辩证思考 [50]。张承权在《一部颠覆新安理学传统认知的文献——读<新安理学先觉会言>》一文中，通过对《新安理学先觉会言》的考察，指出该书对于论证湛若水、王阳明之学在徽州地区的盛行起到了极大的史料补充作用，对“一以朱子为归”的传统新安理学观念以冲击，展现出徽州学术兼容并包的学术内涵 [51]。

从具体人物的个案研究入手对于徽州思想文化的研究也较为普遍。方静《安徽师范大学徽学研究丛书 清代绩溪邵棠研究》则从研究篇、著作篇、口传篇三部分对清代绩溪民间人物邵棠(邵老四)进行了生动巧妙的探究 [52]。苏正道的《江永及其学术的研究历史、现状、未来》尝试将学界对江永及其研究历史加以梳理，同时指出现下研究的进展状况和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见解，并且提出对学界在江永学术、皖派学术、清代学术研究发展领域的期冀 [53]。肖满省的《吴承仕易学思想与治易方法探略》则是将近现代吴承仕先生对历代易家、易著广泛涉猎后所形成的独特鲜明的易学思想和治易方法加以探讨 [54]。杨哲在《程廷祚与程晋芳学术交流考论》一文中，则通过对程廷祚、程晋芳二人的学术交流情况的爬梳，从而窥见乾隆前期学风的转变情况以及考据学地位日益提高而实学、理学每况日下的实态 [55]。徐道彬在《程瑶田对“皖派”学术的接续与推阐》一文中，充分赞扬了清代考据学者程瑶田对于发扬“皖派”之学的历史贡献 [56]。吴飞《精义之学——程瑶田的宗法学与丧服学》则是在学界对于程瑶田的宗法学与丧服学褒贬不一的情况下，提出自己的见解：程瑶田对宗法学的建构卓然成家与丧服学虽花费大量气力但仍难逃执一理之嫌，同时对程氏所做的尝试与贡献给予肯定 [57]。王献松在《清代沱川余龙光家世与生平考述》一文中，对余氏的家世背景、仕宦经历以及晚年教育子孙、著书立说的一生历程加以考察，肯定其对徽州文化学术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58]。徐道彬、郭舒依的《黄承吉行年事迹考略》同样也是爬梳出黄氏的生平行迹，以期学者们的关注与挖掘 [59]。刘涛在《汪道昆与卢岐嶷交游考述》一文中，汪道昆与卢岐嶷分别是明代徽州、闽南地区的历史名人，二人有着许多相似的经历也因而交往颇深，对于探讨徽学与闵学的交流学习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60]。何彬彬的《<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所见徽籍人物研究》则是在系统整理《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中徽籍人物后，分析出徽州科举人物多出自于徽商子孙、书香门第和官宦人家，同时在社会关系网络的日益紧密情况之下，形成了业举活动 [61]。徽州科举人物必将或多或少为徽州文化做出贡献，也会与地方社会加强联络，也为我们对于徽州科举在社会发展中的定位产生新的思考视角。

此外在文学艺术研究领域，叶舟的《过渡时代的创新者：程璋》介绍了海派花鸟画家程璋受中外绘画风格影响后，做出较大的改变，从而成为中国画近代发展变迁中的重要一环 [62]。柯尊斌的《汪廷讷<狮吼记>传奇的经典化及其当代传播》介绍了在晚明以折子戏形式广泛传播的《狮吼记》戏曲，经过改编和继承到当代戏曲舞台上，依旧焕发出别样的精彩 [63]。王振忠的《晚清<绩溪地理图说>的学术价值》则是极大地肯定了作为了解绩溪地域自然地理和基层社会人文情况重要史料的《绩溪地理图说》的学术价值 [64]。意大利学者米盖拉的《明末徽州的女性题材出版物与中国传统文化》站在女性的视角，探讨了诸如《古列女传》《女孝经》《女范编》等具有教化作用的徽州书籍在日本的传播，从而提供了中日文化交流考察的新史料，也侧面体现了徽州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 [65]。史一丰《缺失与接通：徽学中的民间音乐研究展望》则是立足于徽学研究中徽州民间音乐研究的缺失，探寻缺失的渊源并且思考现今背景下如何结合多学科的理论方法深化徽州民间音乐的研究，进一步扩充完善徽学研究体系 [66]。卜宪群先生主编的《中国区域文化研究》(第1辑·创刊号)也于2019年3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67]。书中对于徽州的区域文化包括徽商精神、文化教育及才媛分布、文化品牌发展策略等进行的进一步的探讨，同时还对徽学研究的出路进行了思考。

5. 徽学研究资料百花齐放

在《徽学文库》取得重大反响的情况下，周晓光先生迅速策划了《徽学文库(第二辑)》的编撰工作并于2020年完成。《徽学文库(第二辑)》丛书共十部，分别是《明清以来徽州日记的整理与研究》《宋元明清徽州家谱的历史演进》《宋明间徽州社会和祭祀礼仪》《历史社会地理视野下的徽商及徽州社会——以清民国时期的绩溪县为中心》《徽州文献探微》《徽州佛教历史地理研究》《晚清乡绅家庭的生活实态研究——以胡廷卿账簿为中心的考察》《传统职业变迁与明清徽州人口流动研究》《民间历史文献与明清徽州社会研究》《多元视角下的徽商与区域社会发展变迁研究——以清代民国的婺源为中心》 [68]。此套丛书的特色之处在于以下几点：一是填补了学界关于徽州日记专题研究的空白。二是针对长期以来对徽州儒学的关注而忽视了徽州宗教的研究这一薄弱环节，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整理。三是从细微之处入手，对于徽学的研究以小见大，投放于当时区域甚至国家的大环境之下进行宏观的思考。四是运用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文献学、社会学、宗教学、谱牒学等，为徽学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多元的视角和方法 [69]。

2020年11月，安徽师范大学王世华教授主编的《徽学概论》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印刷出版 [70]。《徽学概论》一书深度思考对徽学如何进行学科定位，同时进一步明确徽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以及研究理论与方法等问题，并且精炼了徽学的研究资料与主要的研究领域、徽学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同时，叶显恩先生也将多年关于徽州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整理成册出版即《徽学研究文存》 [71]。《徽学研究十讲》也是精选王振忠先生徽学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十篇文章进行修订，内容详实，是适合初学者研读的一本著作 [72]。

此外，由冯尔康教授《冯尔康文集》丛书中的《徽学研究》一书，分为徽州宗族史、徽州女性史、徽州徽学三个部分，对清代徽州贤媛的治家谋生能力和出色的历史见识以及徽州才女的文学创作能力进行肯定 [73]。也认识到徽州望族继承的士族文化成为徽商的文化血脉，不断延续。

由陈琪、倪清华主编的《明代徽州文书集萃》所收录的徽州文书都是具有原始性和文物性的散件，具体内容涵盖租佃契约、土地买卖契约、卖房契、推税单等多个方面，是较为系统地整理明代徽州文书的一本著作 [74]。张小坡、李林的《新发现的两淮徽州盐商文书及其史料价值》则是对新发掘的3000余份两淮徽州盐商文书进行了价值评估，肯定了该份资料对于反映清末两淮盐场的经营困境和民初废灶兴垦政策推行艰难的价值，助力了两淮盐场和盐商的研究 [75]。

值得一提的是，近两年史料的整理呈现出更为多元的色彩。由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20年6月出版的《祁门红茶史料丛刊茶商账簿之二》《祁门红茶史料丛刊茶商账簿之三》是康健、王世华先生从祁门红茶商人的账簿中进行分析，是研究徽商的重要史料解读 [76] [77]。方静的《口述徽商资料》通过访谈录音记录徽州本地人直接真实的对徽商的记忆感受，填补了徽商史料在口述史层面的薄弱 [78] [79]。卞利《徽州民间规约文献精编》分为《村规民约卷》《宗族规约卷》《社会生活规约卷》《会馆、善堂、公所行业规约卷》，对于进一步推动徽学研究领域的深化与拓宽以及为当下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和规范行业发展提供了借鉴参考 [80]。戴元枝的《清至民国徽州杂字文献集刊》一书，记录了徽州丰富且独具地域文化特色的杂字，为徽学从经济学、教育学、语言文字学、社会学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 [81]。鲍义来所整理的《重威堂所藏书画题记》和《许承尧<疑庵书信>整理》，前者是抗战期间国民党高级军官唐式遵所藏字画题记，侧面证明徽州文物之丰富；后者是近代徽学研究先驱许承尧所留书信，对于现今的徽学研究具有较高是学术价值 [82] [83]。邵宝振的《徽州碑刻辑录(之二)》《徽州碑刻辑录(之三)》《徽州碑刻辑录(之四)》《徽州碑刻辑录(之五)》系列专著是对徽州碑刻的收集整理，为徽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新史料 [84] [85] [86] [87]。

6. 结语

综上所述，2019~2021年的徽学研究在原有基础之上有不断的细化深化，同时也有在新领域的拓展创新，为徽学研究的系统架构、体系搭建不断添砖加瓦。尤其是身为徽学重镇安徽师范大学，几十年如一日为徽学研究发展贡献丰硕的成果、探索新颖的领域并对现有研究进行反思和重审。但是徽学研究在稳定发展的背后，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是众多学者囿于徽学本身区域文化的研究，而缺乏将徽学置于与其紧密相连的文化、经济、社会等更为宏观领域探究的整体眼光。二是在史料挖掘上，在现有徽州文书、家谱、日记已经难以满足研究需求的情况下，从空间上去探索其他区域和国外史料中涉及徽学的内容，在时间上去寻找近现代的相关史料，是平衡徽学研究明清热而近代冷的一贴良方。三是面对徽学概念不断趋向于包容万物的境况，需要学者们开辟或扩展以往被忽视的天地，重视徽学与其他诸如文学、艺术、地理、科技等交叉学科的联系，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上展开进一步的交流，深入对话和合作，推动徽学的前进。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7BZS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