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目前学界尚未有对宋代亳州地区贬官现象的研究，因为在传统的宋代贬官研究中，亳州地区不具备典型性。一是隋唐以降亳州没有作为贬黜地的传统；二是宋代的亳州并非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的地区，距开封仅三百余里。在考察宋代亳州地区历史文化的研究中，仅有李之亮在《北宋亳州守臣题名新编》中谈到厘清亳州守臣的选任和去就，对研究宋代历史有一定意义，可惜也未展开。
根据正史、文集、碑文等相关资料显示，有宋一代，有姓名可考的亳州地区官员共176任，其中知州107任、通判17任、别驾1任、司马1任、判司7任、判官9任、推官9任、知县11任、主簿8任、县尉3任、县丞1任。其中共有47任的官员是被贬至亳州地区为官，占总数的26.7%。并且在作为亳州最高行政长官的亳州知州任上的107任中，被贬至亳州知州的有43任之多，占总数的40.18%，可见贬官群体是亳州地区官员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天时地利人和：亳州地区作为特殊贬官地的三维考察
2.1. 天时：隋唐以降中央对亳州地区官员派遣的梳理
亳州，简称亳，古称“谯城”，自秦时置谯县以来，历经朝代更迭，大都系州、郡或县建制，隋大业三年，改亳州为谯郡。唐武德四年，谯郡更名为亳州，下辖八县。宋时，亳州属淮南路，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建亳州为集庆军，置节度使，统七县。从横向地理位置上看，毫州在京师开封东南，居于颍州与应天府中间，处于以开封为圆心的政治核心圈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毫州的地方官选任就往往在朝廷重点考虑范畴内。在并非遭受贬黜而上任的64任亳州知州中，除14任未记载知亳州的原因外，在明确知晓前后履历的50任亳州知州中，有13任是战争年代以军功委以大任的武官、13任是以京官补外、另有4任是以皇帝宠臣和推恩、特恩除职的方式得知亳州的，占总数的60%以上。可见宋代君主对亳州地区官员选任的重视。
从纵向的贬官地缘选择来看，隋唐以来，亳州地区的贬官本就不多。尚永亮在《唐五代贬官之时空分布的定量分析》中指出，远离政治中心的南方地区是唐代流贬官的主要地区。故而接近政治中心的亳州地区不是常规的贬官所。据史料所载，隋代亳州地区历官18任，其中刺史13任、别驾1任、长史1任、司马1任、县令2任，无一人为贬斥而任；唐代亳州地区历官241任，其中刺史97任、别驾5任、长史9任、司马13任、团练副使1任、录事参军8任、参军事7任、判司29任、判官3任、推官1任、县令28任、县丞9任、主簿8任、县尉22任，其中仅4任官是被贬而来的；五代时期亳州地区历官40任，其中刺史、团练使、防御使33任、团练副使2任、判官1任、推官2任、县令1任、主播1任，其中仅3任是遭受贬官而来的。虽然由于史料记载的简略，隋唐五代亳州地区历任官员的流转缘由大都不详，但也能看出，隋唐以来，亳州地区并非一个常规的贬官选择地区。
2.2. 地利：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社会环境符合作为贬黜地的合理条件
亳州地区从地理条件上来看，确实符合名义上作为贬黜地的恶劣环境。亳州地区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受河流蜿蜒切割变迁和黄河历次南泛的影响，形成平原中岗、坡、碟形洼地相间分布，具有“大平小不平”的地貌特征，属于淮河水系范畴内。自唐至宋，经历多次自然灾异，根据史料记载，唐宋时期的亳州地区除了受到蔓延各道、路的“蝗灾”“旱灾”等，还经历过多次局部地区的自然灾害，如唐代时开元十十六年受旱灾、天宝四年受水灾、大和三年“大水、害稼”，等。到了宋代，亳州更是多次受到黄河决口的影响，不仅导致了自然环境的恶劣，以致滋生盗贼。如北宋名臣包拯就曾上奏折言亳州“盗贼充斥、所在窃发，州县不时擒捕，颇甚凶猛”，并且地方上处理不力，“上下蒙蔽，不以实闻。必恐稔成大患，为朝廷深忧，不可不速行处置也” [1]。由此可见，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来看，亳州地区是相对恶劣的，作为贬官场所也有其合理之处。
2.3. 人和：宋代亳州地区历任官员之间关系紧密
亳州地区的历任官员，包括正常转迁而来的和被贬而来的官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任亳州官员、被贬官员之间联系紧密，主要可以分为四种亲密关系：
第一，亲属关系。俗话说“血浓于水”，血缘是维系身份关系最牢固的纽带。亳州历任官员中有直接的血缘亲属，如同被贬至亳州知州任上的邓洵仁和邓洵武就是亲兄弟，弟弟邓洵武曾任尚书右丞，后贬为亳州知州，哥哥在其弟之后同样任尚书右丞，也被贬为亳州知州。宋庠、宋祁兄弟也同样担任过亳州知州。也有因婚嫁而成亲属的，比如晏殊与富弼是翁婿关系，晏殊与富弼也前后被贬至亳州知州任上。
第二，同门关系。同门关系可以是拜在同一师门下的师兄弟，也可以是同舍为生的情谊。同门之间因为所学相同，也有类似的政治抱负，因此在步入仕途后会形成紧密的关系或者政治集团。如曾任亳州司户参军的陈师道就与被贬至亳州通判的晁补之就师出同门，同为“苏门四学士”；曾任亳州知州的王拱辰与被贬为亳州知州的欧阳修就是广文馆的同学，二人同年应试，王拱辰状元及第，欧阳修二甲进士及第。
第三，同党关系。党争团体内部有着最为紧密的政治利益关联，因此，同党之人先后历任同一官职很难不引人遐想。如钱惟演见丁谓权盛，就阿附丁谓，并且与丁谓结为姻亲，两人随即结为同党，丁谓排挤寇准，钱惟演在其中亦有出力，在排列历任枢密时，钱惟演单单不列寇准，称寇准为逆准，削去不予记录 [2]。
第四，友人关系。正所谓“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念故人，千里至此共明月。”友情是文人之间极其重视的浪漫情谊。因此，当互为好友的两人或多人曾同历一任官职，那么不得不令人猜想其中是否有情愫相连。如同样历任亳州知州的钱惟演和欧阳修就是友人关系，钱惟演在洛阳任使相的时候，十分厚遇文士，欧阳修在洛阳供职时就受钱惟演的礼遇，后来钱惟演贬谪随州，欧阳修等人送行，欧阳修对钱惟演的知遇之情毕生没有忘记，在《归田录》里记下了钱惟演在洛阳对他说的话：“钱思公生长富贵，而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 [3]。后来欧阳修总结出读书时间的“三上”(马上、厕上、枕上)，多半也是受钱惟演的启发。
另外，如晏殊布衣时，受张知白的提携才有机会特恩赐同进士出身；范仲淹出自晏殊门下，等，这些特殊的亲密关系让亳州地区的贬官加入了更多人情世故的遐想。
3. 亳州地区贬官的政治身份及被贬原因
3.1. 贬官的出身与政治身份
3.1.1. 亳州地区贬官的文化素养与政治才能
要研究宋代亳州地区的贬官，仅仅了解他们被贬后的经历是远远不够的，这会造成研究的片面、单一。回溯贬官们过去的出身背景将会有益于分析他们在仕宦生涯整体上的把握。从亳州地区贬官的入仕背景入手，了解他们的文化素养及政治才能，并根据亳州贬官入仕途径的基本状况来具体考察亳州贬官大致的个人素质。
科举是宋代官员入仕的重要途径，是以考察官员的文化素养为最直接的标准。经过对宋代亳州地区贬官资料的整理统计可发现，在被贬到亳州的47任官员中，有36任官员是通过科举步入官场，占总数的76.7%。可以说，科举是他们进入官场的敲门砖。宋代的科举分为两类，一类是常举，一类是制举。
常举是定期举行的考试。经过统计，在36任因科举入仕的官员中，有9人为进士及第，这其中更有李迪、冯京两位状元。李迪于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中进士甲科，状元及第。真宗巡幸亳州时，素闻亳州盗贼横行，其时李迪在亳州任上，明察暗访，探知盗贼的据点，派勇士将盗贼捉拿，并斩首示众 [2]。冯京是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年)己丑科状元，为宋朝最后一位三元及第的状元。出知成都府期间更是带兵镇压了茂州夷叛 [2]。可见他们文武双全，才能是毋庸置疑的。
制举则由皇帝亲自主持，为的是选拔“非常之人”。宋代亳州地区的贬官中富弼就是参加制举，以举茂材异等授官的。富弼的宦海生涯中，两度出使辽国、缔结盟约，于宰辅位上态度强硬，破灭了李元昊“称男不称臣”的奢望，王安石当政时，更是力反变法，即使因此被贬至亳州，也反对新法，以致“亳州狱起不止，小人意在倾富弼以市进”，直到临终前“手封遗奏，使其子绍庭上之……帝览奏震悼”，范仲淹称富弼“王佐才也”，韩琦称富弼“大节难夺，天与忠义” [2]。这说明以科举入仕的亳州地区贬官们，不仅文化素养得到了认可，而且时人认为德行或政治才能等也是值得称道的。
门荫入仕同样是官员们入仕的主要途径之一。对于官吏子弟而言，门荫入仕较科举选拔更为容易。在被贬亳州地区的47任官员中，入仕经门荫一途的有9人，占可查入仕背景官员的19%，所占比例不大。虽然在人们固有的观念中，以荫入仕的官吏子弟文化素质及政治能力可能欠佳，但令人惊奇的是，大多数庇荫为官且有被贬亳州地区经历的官员都有十分惹人注目的政治能力，比如为人所熟知的有夏竦、陈执中等，夏竦“自经史、百氏、阴阳、律历之书，无所不通。善为文章，尤长偶俪之语，朝廷大典策，屡以属之” [2]，陈执中“在中书八年，人莫敢干以私，四方问遗不及门” [2]，既有执掌宰辅的政治能力，又有流芳百世的文章。
除了以上两种常见的入仕情况外，还有被贬至亳州地区的个别官员是通过皇帝亲自征召这种方式入仕的。比如晏殊“七岁能属文，景德初，张知白安抚江南，以神童荐之”，真宗于是“召殊与进士千余人并试廷中，殊神气不慑，援笔立成。帝嘉赏，赐同进士出身” [2]。当时宰相寇准以晏殊是江外人为理由认为恩赐不妥，但真宗并未在意，且对晏殊“数称善”。宋真宗的举动表明可知晏殊才华的确不同寻常。以这种破格的形式入仕的官员才华与能力应是出类拔萃的。
因此，在亳州地区的贬官中，由科举入仕的36任，占了宋代亳州地区贬官总数的四分之三。这其中有四分之一都是进士及第的高才，显得尤为引人注目。除了科举及第外，亳州地区贬官中门荫虽然占的比例不大，但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这些亳州地区的贬官们大都颇具才干，具有一定的政治才能。综合以上的数据统计，充分说明了宋代亳州地区贬官中有很多人的文化水平及政治才能是相当高超的。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被贬亳州地区前的文化与政治素养，将会对宋代对亳州地区的经营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3.1.2. 亳州地区贬官被贬前的官职
被贬到亳州地区来的官员以京官为主，也有部分是其他地区的地方官员。
被称作内官的京官，顾名思义是他们能更密切地接触政治核心，成为皇帝治理国家的左膀右臂。通过具体的资料统计可知，被贬亳州地区的官员中京官占了绝大部分，而他们被贬前的政治地位一般都比较高。在笔者统计的47任亳州地区贬官中，除了1任被贬前官职不详外，另外46任，只有12位贬官来自地方，而其余35任皆为京官。可见，京官在宋代亳州贬官中所占比例之大，是亳州地区贬官群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35任京官中，宰执群体有12人，如参知政事晏殊、欧阳修、冯京，同平章事杨崇勋、富弼等，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枢密使、同知枢密院7人，占总数的五分之一，是第二多的群体，两者合计19人，占了总数的一半以上，可见贬至亳州地区的京官具有相当的份量。
被贬亳州地区的地方官在人数上远少于京官，仅有12人。其中半数(6人)都是地方上的知府、知州，剩下的还有南京留守1人、宁远军节度使1人、两浙转运使1人、京东转运使1人、江西提刑1人、东太一宫使1人，大都为一镇要员或者荣誉等身之名臣。
通过对官员被贬前官职的梳理可以发现，亳州地区贬官中的大部分被贬之前所担任的官职都具有较高政治地位。在亳州地区的贬官群体中，相当一部分的官员担任过显要职务，他们所担任的官职表明了他们具备的政治才能和原先的政治地位。从各官职所占的比例上来看，京官占总数的75%，宰执和枢密使群体又占京官总数的一半以上。可以说，被贬亳州地区的贬官群体中有许多官员有过担任中央及地方重要官职的经验，这些经验必然会对他们在亳州地区的仕宦生涯产生一定的影响。
3.2. 亳州地区贬官的被贬原因
在被贬的47任官员中，受到党争牵连的有14任、政治失宠的有17任、失职渎职的有11任、违法犯罪的有2任，另有3人被贬原因不详。
无论官员过去的出身及政治地位如何，他们被贬到亳州地区必定有其原因，而且被贬的原因是各式各样的。笔者认为宋代被贬亳州地区官员的被贬原因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3.2.1. 失职渎职
失职和渎职指的都是指官员未尽到自己的职守。
失职具体指的是官员在进行自己的本职工作时，没有完成自己的工作，进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亳州地区有5任官员因失职而遭遇贬官。乐黄目坐“风疾题品乖当” [2]；宋敏求在群牧度支判官任上坠马伤足 [4]；俞希旦和刘攽都是“为政废弛” [2] [5]；李莘则是“衝替罪犯為太重事” [5]。这5任官员除了遭遇贬官，并没有受到其他责罚，属于为政能力问题。
渎职指的是官员滥用职权，有玩忽职守、询私舞弊等不法行为，并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亳州地区有6任官员因失职而遭遇贬官。杨崇勋参与了周怀政冤案 [2]；许怀德冒占从妹之田 [2]；蔡确位居宰相，窃弄威福，故纵其弟，养成奸赃 [5]；刘逵擅政专权 [6]；王襄坐荐引近侍罢职 [7]。渎职是主观上的恶意操弄政治权柄，因此不仅会被贬黜，还会有追加责罚。比如杨崇勋一贬再贬直至不再起用，王襄最后落得除名编管的下场。
3.2.2. 党争牵连
“朋党”是一些人为个人的目的而互相勾结，进而成为排除异己的结党宗派。中国历代帝王都十分警惕士大夫结党而形成政治利益集团。被贬亳州地区的官员中不少是被发现结党营私而被皇帝贬，其中有的官员甚至只因“交游”不当就被贬出京。比如宋敏求第二次被贬亳州，是“坐赴同舍苏舜钦奏邸饮会” [4]。可见皇帝对官员间的交游结党十分忌讳。
在政治上相互攻击，除了直接被皇帝贬斥外，由交游结党而产生的朋党集团间的斗争倾轧，是导致官员被贬亳州地区的常见原因。比如张知白就因为卷入丁谓与王钦若之间的斗争被贬。王钦若任南京留守，宰相丁谓向来憎恶王钦若，调张知白做南京留守，希望他能攻讦王钦若。但张知白到任以后，对王钦若十分优厚。丁谓恼怒，于是贬张知白任职亳州 [2]。
被诬陷是官员被贬到亳州地区较为常见的一种原因，这通常也是政治倾轧的产物。那些被诬陷的官员有的是被上级、同僚诬陷，有的是被酷吏加害。如朱光庭“坐封还刘挚免相制” [2]、邓洵武“缘吴储、吴侔等连坐稍重之故” [2] 等，都是在被动或者被诬陷的情况下被贬。
官员仕途是否顺畅与他本人的人际关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被贬亳州地区的官员中，有许多人是因为与他人不睦而被倾轧。比如因与王安石不睦而被贬亳州的就有富弼、杨绘、冯京、王益柔四人。也有一些人因亲属参与党争而遭受余波的清算，如宋祁就是“坐其子从张彦方游” [5] 而被贬。
政治斗争中的结党倾轧屡见不鲜，统治者对官员们的交游、结党问题十分谨慎，稍有异象，就要加以惩戒，以防止结党营私的情况出现。朋党集团之间争斗不休，官员间的相互倾轧不断，最终导致失败的一方被贬亳州地区。
3.2.3. 政治失宠
在古代中国，皇帝具有相当大的话语权，治理国家时难免会带有个人情绪，人治的色彩通常会大于法治。在亳州地区的贬官中，个别官员由于遭到了统治者的厌弃，在政治上失宠被贬。如黄履因为“面刺哲宗” [5] 而被贬；许翰在朝中的谏言“上不能用，论益不合” [6] 故被贬；石豫则是“以言犯徽宗” [2] 被贬。此外，也有的官员因为宦官和宫廷局势变化而被贬的。如翁彦深因为“忤宦官” [8] 被贬；元绛受皇子耆宁事牵连被贬 [4]；晏殊因谏阻太后“服衮冕以谒太庙” [2] 被贬。
3.2.4. 违法犯罪
出于这个原因而被贬的官员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坐法。二是坐事。因这两种情况被贬亳州的官员只有两任，分别是吴居厚“坐法” [9]，黄潜善“坐事” [2]。具体缘由则没有说明。
4. 亳州地区贬官的政治命运
被贬亳州后，他们今后的仕宦生涯轨迹如何呢？主要分为转迁在外、从此远离政治中心，起用回京、重回京官位置两种。在被贬的47任官员中，起用回京的有26任、转迁在外的有12任，另有3任终于任上、6任未记载之后仕途情况。官员被贬亳州地区后，在亳州地区展开了他们的政事活动，与此同时他们也将迎来政治命运的新一轮转折。有的官员会一直作为外官流转在外，有的会重新返回中央。当然也有部分官员由于特殊原因，在亳州地区结束他们的政治生涯。
4.1. 迁转在外
官员的迁转指的是其升级或换防、调动任所，或者说是迁流转移，根据官员在亳州地区的政绩，大部分贬官在任期结束后会面临迁转，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迁往和亳州地区同级其他地区任同类官职。如李垂在知亳州后，又历颍、晋、绛三州；杨崇勋知寿州，徙亳州，复知陈州 [2]。
第二，迁往其他更低的职位上。如俞希旦由两浙转运使贬至亳州，又被罢“亳州之命” [5]；刘攽由京东转运使贬至亳州，又被贬“监衡州盐仓” [2]。
4.2. 起用回京
亳州地区贬官除了通过迁转和恩赦调任外，还有大量贬官通过直接征召入朝的方式摆脱贬官身份。贬官被征召入朝一般出现在以下这些特定情况下。
第一，政局变动。政局变动意味着原先的政治力量和政治格局将会出现调整或重建。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官员被降，有的升迁。在宋代亳州地区的贬官中，有一部分官员是通过政局变动这个契机而被征召入朝，进而摆脱贬官身份。如晏殊因谏阻章献明肃太后“服衮冕以谒太庙”被贬亳州，在太后崩后，晏殊得“迁刑部尚书，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复为三司使” [2]。
第二，沉冤昭雪。在被贬亳州地区的官员中，不少人是被诬陷的。权臣、宠臣一手遮天，专擅弄权，使他们蒙受了不白之冤。幸运的是，一些官员被贬后得到了沉冤昭雪，得以返回中央。如夏竦被“谏官、御史交章论”，从而被贬亳州，并且“竦之及国门也，帝封弹疏示之”，连辩解的机会都没给。等到夏竦“既至亳州，上书万言自辨。”得以沉冤昭雪，于是“复拜宣徽南院使、河阳三城节度使、判并州……明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又明年，召入为宰相” [2]。
4.3. 其他情况
大多数官员被贬后都不会轻易地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但凡事总有例外，有一部分亳州地区的贬官出于种种原因，或主动或被动地在亳州地区为自己的仕途划上了休止符。这些官员一般年龄较大，可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主动致仕。有的贬官因为与当政者政见不合、政治抱负无法施展而主动选择离职退休。比如富弼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自知不能和王安石相争，于是多次上奏主动请求致仕，于是出为亳州知州。富弼在亳州任上依旧反对王安石青苗法，被王安石同党攻讦，于是富弼上奏“新法，臣所不晓，不可以治郡。愿归洛养疾” [2]，得以加拜司空，进封韩国公致仕。
第二，卒于任上。卒于任上这一情况在宋代亳州地区的贬官中属于特殊政治命运中比较多见的，这些官员多是年龄偏大，本身患有隐疾，再加上被贬之后仕宦受挫产生阴郁情绪，身体本就较差，若再加上突发噩耗的打击，就很容易直接去世。比如乐黄目在五十六岁高龄因为“风疾题品乖当”被贬亳州，本就政治失意，再加上幼子死亡，“闻讣恸绝，所疾加甚”，当年就死于任上 [2]。又如陆佃被“朝堂谗者”诬陷为元祐党人，徽宗“每欲参用元佑人才，遂低佃名在党籍”，政治上的失意使陆佃六十岁时终于亳州任上。再如傅楫在朝中为近臣时察觉“时事浸异……祸其始此……”，“遂上疏丐去”，最终以六十一岁高龄卒于亳州任上 [2]。
5. 余论 政治庇护与政治避难：对亳州地区贬官政治因素的思考
亳州地区的贬官大部分都是政治原因贬官，而这些牵涉到党争、政治失宠和政治牵连的人，如果属于当时政局所限制，那么在原因终结后，会再次启用，属于政治避难；如果被贬受到亲近人士的照顾，属于政治庇佑。反之，坐法论罪者、被皇帝视为庸才者，政治生涯也就走到了尽头。
从被贬的47任官员的所处朝代来看，太祖朝1任、真宗朝1任、仁宗朝13任、神宗朝8任、哲宗朝7任、徽宗朝13任、钦宗朝2任、高宗朝2任。可见亳州被贬官员集中于仁宗朝到徽宗朝之间。一方面，由于北宋前期亳州地区兵燹未止，所用之人多为骁勇善战的武官或心腹出判宰执，还未有过多政治斗争的因素参与，而到了两宋之交，亳州成为宋金交战之要冲，后多为少数民族政权所占有，故与宋朝政治无所瓜葛；另一方面，由于被贬亳州官员多受政治斗争所牵连，也反映出仁宗朝到徽宗朝之间的政治斗争激烈。
总之，以亳州为代表的一批分布于宋王朝核心政治圈附近的贬黜地并非常规的贬黜地，而是更多“收容”了在各种政治斗争中失利的京官。这些官员被贬于此，并非抱有消极观念，而是把被贬亳州当成是政治斗争的“避难所”，根据朝中政局的变化，他们随时都有起复回京的可能性。
基金项目
安徽高校研究生科学研究项目(YJS20210126)。
附录：宋代亳州地区贬官基本情况一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