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城乡关系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对重要的基本关系，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时，城乡关系的发展状况更是决定了每个时代整个社会的发展面貌。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同马克思主义一样，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的最初发展还应追溯到恩格斯早期时代的探索与分析。本文将恩格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思想界定在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编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即恩格斯1844~1845年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的起始和真正开端。
2. 革命民主时期的城乡关系思想
恩格斯1820年11月出生在德国首批工业化地区——莱茵省伍珀河畔的巴门市，他的家庭是“这座城市的一个名门望族，父亲在本市和外埠经营三个公司，生财有方，资金雄厚” [1]，同时其父亲也是一个思想保守且虔诚的教徒，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恩格斯度过了自己快乐的同年，并见证了伍珀河地区特别是巴门、爱北菲特等城市在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下的变化。14岁时那年，恩格斯进入巴门市立中学后来又转入爱北菲特中学，在此期间他阅读大量进步的和优秀的理论著作，受到了一些民族思想的影响，便开始萌发了一些憎恨专制制度的思想，但是由于他父亲的坚持，恩格斯中学没有毕业就中途辍学(这是由于他父亲发现了他思想中所谓不良发展变化，迫使他退学)，即1837年9月便去了父亲在巴门市开设的公司里当办事员，从此开始了经营家族事业，一年以后，恩格斯又去了不莱梅一家巨大的贸易公司实习经商。这段时间中他从来没有放松学习和对文学、政治等多方面的探寻与研究，也正是在此期间，恩格斯开始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诗篇，如《贝都英人》、《致敌人》、《致市信使报》等，表达了对当时德国的刊物和“青年德意志运动中的自由主义作家和批评家倾注了” [2] 鄙视之情。这些作品由于恩格斯涉世未深、知识面局限和对社会史了解的不够全面，在思想上存在不成熟的因素，均未吸引大众的视野。但是1839年3~4月恩格斯在谷兹科的《德意志电讯》上发表的《乌培河谷来信》，成为他早期最成功的作品，也就是从这部著作开始，恩格式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探索的先河。
在《乌培河谷来信》中，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有了初步的探索与分析，这种探索与分析主要表现在作为工业城市的巴门和爱北菲特，即其在城市空间中的环境、文化、教育以及生活条件方面的变化。环境方面，由于恩格斯自出生以来，他的家庭从事的就是纺织行业，同时当时的乌培河谷又是纺织业的集中发展地区，这就使得恩格斯从小就对纺织工业给环境带来的污染有着十分深刻的印象，“乌培河谷……是指伸延在大约三小时航程的乌培河流域上的爱北斐特和巴门两个城市。这条狭窄的河流，时而徐徐向前蠕动，时而泛起它那红色的波浪，急速地奔过烟雾弥漫的工厂建筑和棉纱遍布的漂白工厂。然而它那鲜红的颜色并不是来自某个流血的战场……而只是流自许多使用鲜红色染料的染坊” [3]。可见当时的纺织业对环境的污染不仅是维持人类生存的空气和河流，还有精神上的摧毁。文化方面，最突出的是爱北菲特从前的博物馆“现在连一点博物馆的痕迹都没有了……从空荡荡的建筑正面看到的这个名字使人再也记不起先前的那个高尚的名字了” [3]，曾经珍藏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且向后人传递历史文明成果的场所被“赌博场”所代替，可见这里的人们(特别是爱北菲特)价值追求越来越不如他们的先辈们，“每天晚上，快乐的闲游汉都在街上荡来荡去，大声唱着他们的歌曲，但都是一些不知什么时候从醉汉嘴里唱出来的最庸俗最下流的歌曲，你在这里永远也不会听到一支往往传遍整个德国并且我们可以引为骄傲的民歌” [3]。人一旦没有了人生目标，并且受到周围恶劣环境的影响，自身也会逐渐随着堕落下去，整日活在浑浑噩噩的世界里，这正是爱北菲特工人们的写照，恩格斯这样描绘到“所有的酒店都挤满了人，特别是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到晚上十一点钟，酒店关门的时候，醉汉们才成群结队地从酒店拥出来，其中大部分都是掉到路旁的水沟里酒才醒过来。他们当中最堕落的就是所谓搬运工人即颓废沮丧、没有固定住所和工资收入的人；这些人天蒙蒙亮就从自己的栖身之所——干草棚、马厩等处爬出来，如果不是在粪堆或楼梯上度过整个夜晚的话” [3]。这些还是经过地方当局采取措施限制了酒店的数量，现在才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这种不成体统的现象的进一步扩大发展。对于如此现象的产生，恩格斯直截了当地指出是因为“工厂劳动”即工业化。
毫无疑问，工业的快速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乌培河谷经济的增长，但推动工业前进的工人却付出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压迫，也就是在生活、工作方面条件也是非常不好的。他们在低矮的厂房工作，呼吸的不是大自然赐予的新鲜空气，更多的是煤烟和灰尘，更可恶的是，六岁正值上学年龄的孩子们，就已经被剥夺了受良好的教育的机会，开始从事这样非人的工作，尤其是“单干的织工从早到晚蹲在自己家里，躬腰曲背地坐在织机旁，在炎热的火炉旁烤着自己的脊髓” [3]，如此敬业、认真且长时间的工作，工人们并没有因此变得富有起来，反而是工资还时不时地被好心的工厂主降低。“光是爱北斐特一个地方，2500个学龄儿童就有1200人不能上学，而是在工厂里长大的——这只是便于厂主雇用童工而不再拿双倍的钱来雇用被童工代替的成年工人” [3] 可想而知，在资本主义工业时代下，这些工人的命运不是神秘主义就是酗酒，如此下去，他们当中得肺结核、梅毒以及肺部疾病的人也是非常之多。教育方面，1820年以前乌培河谷地区给孩子们开设的学校根本学不到什么有用的知识，并且人们对于接受过教育的人的评价标准也是极其简单，“在巴门和爱北斐特，谁能玩惠斯特或打台球，能谈一点政治和说几句恰当的客套话，谁就算是受过教育的人了” [3]。他们的世界如此简单，简单到“白天他们埋头做生意，而且是那么专心致志，简直令人难于置信；晚上到了一定的时间，就三五成群，打牌消遣，议论政治和抽烟，直到钟打过九点以后，才各自回家” [3]，这些人就这样一天天的生活下去，没有丝毫改变，他们没有觉得这种生活是可怕的，反而还觉得却蛮不错。1820年虽然通过地方经费，成立了“巴门市立学校，爱北斐特理科中学和爱北斐特中学” [3] 三所高级中学，但都受到流行的虔诚主义精神影响，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学校里面真正有文化和能力的教员寥寥无几，其他的教员大多数都是从中学刚毕业的年轻人，其师资水平参差不齐，传授给学生们的知识方面，“除了教学生诵读、书写和计算而外，只向学生灌输教义问答” [3]。
《乌培河谷来信》发表之时，恩格斯年仅19岁，虽然只有初中文凭，在思想上还属于革命民主思想，但他凭借敏锐的洞察力、积极的求知欲和对教条主义的痛恨，深深地感触到了乌培河谷的巴门、爱北菲特等城市，在工业化的发展下，带给当地不仅污染了自然生态环境，而且给工人阶级带来了肉体上的折磨和精神上摧残，并且工人阶级的后代也将难以摆脱这种宿命，这一切表现出恩格斯的《乌培河谷来信》惊人的现实性倾向。这在恩格斯给他的好友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也证实了这一点，“我聊以自慰的是，我在文章中没有说过人任何我无法证实的东西” [4]。
工业化在乌培河谷巴门和爱北菲特等城市的发展，给城市带来以上所描绘的变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发展中突出城市发展的一部分。虽然恩格斯这些早期的城乡思想看起来有一些欠缺，城乡关系还处于一种混沌、没有明显标志状态，但这也为接下来恩格斯进一步探索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奠定了很好的开端和铺垫。
3.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变化因素探索时期
自轰动一时的《乌培河谷来信》发表之后，恩格斯的注意力就逐渐的放在了产业工人的生活、工作等方面状况上。接下来恩格斯在不莱梅的两年多的时间内，主要是学习经商，在空余的时间开始研究黑格尔哲学和批判宗教著作等的研习，尤其黑格尔左派分子大•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在此期间使恩格斯形成了比较明确的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直到1841年9月，他不得不去柏林服兵役，服兵役的空闲时间，恩格斯并没有放弃继续钻研学习的机会，而是去柏林大学旁听大学老师的讲课。恩格斯逐渐由乌培河谷时期的“青年德意志”思想转向了“青年黑格尔派”，并与鲍威尔兄弟、弗•科本等其他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从1842年3月开始，恩格斯开始给“莱茵报”写稿，当年服完兵役于11月下旬前往英国的曼撤斯特“欧门——恩格斯”纺纱工厂实习经商。
到了英国以后，恩格斯开始关注英国的社会关系、政治问题、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状况，连续编著《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国内危机》、《各个政党的立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及《谷物法》等多篇文章，发便于“莱茵报”。同时研究了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让·巴·萨伊等人的经济学著作、社会主义文献、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些代表作以及蒲鲁东的作品。其中，在《国内危机》中恩格斯论证了工业化下，在英国城市中，作为英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即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命运与使命是“因为工业虽然可使国家富庶，但同时也造成了急速增长着的赤贫如洗、勉强度日的无产者阶级，这个阶级是消灭不了的，因为他们永远也不能获得稳定的财产。而这个阶级占了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几乎是一半” [3]。并且工业发展的不稳定或者收缩，也将会给工人阶级的生活造成巨大的痛苦与不幸，即“商业稍微一停滞就会使这个阶级的大部分人挨饿，大规模的商业危机就会使整个阶级都挨饿。既然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末这些人除了起义还有什么路可走呢？况且按人数来说，这个阶级已经成了英国最强大的一个阶级，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英国富翁们就该倒霉了” [3]。工人阶级在商业的发展下不断壮大，越来越贫穷，几乎停留在温饱的边缘。恩格斯似乎看到了这个阶级在未来社会发展道路上的巨大潜力，并且也符合德国文学的发展的写作趋势，也就如恩格斯1844年2月发表在“新道德世界”上的《大陆上的运动》中指出的“德国人开始发现，近十年来，在小说的性质方面发生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先前在这类著作中充当主人公的是国王和王子，现在却是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了，而构成小说内容的，则是这些人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 [3]。
积极的学习、大量的阅读以及和先进知识分子的交流与批判，使恩格斯的知识水平和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且写作水准也上升了一个层次。如果说恩格斯前期“莱茵报”等期刊上发表的作品更多倾向于社会等现实现象的观察与描述，那接下来在1844年2月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第一篇经济学著名之作，后来被马克思评价为“经济学天才大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就是对社会、经济等本质问题根源的揭示，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发表也引起了杂志主编马克思的关注，并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做了大量的阅读笔记，这也正式开起了两人的伟大友谊。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以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演进为主线，逐步展开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深究。通过研究重商主义学说、18世纪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以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为代表的学说)以及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及特征，一方面承认了政治经济学的进步，但另一方面更深刻地是从本质上揭开政治经济学前进中始终掩饰的虚伪面纱，对国民经济从经济学和道德两个角度进行了深入批判，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根源在于私有制的产生和进一步发展，而“私有制产生的最初的结果就是商业，即彼此交换生活必需品，亦即买和卖” [5]。同时旧的政治经济学却避开了私有制这一前提，直接过渡应用到商业中去，也就是说“政治学没有想到去研究国家的各个前提；政治经济学没有想到提出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 [5]。时代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亚当•斯密、李嘉图、麦克库洛赫以及穆勒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学家依然使用高超的诡辩术，把政治经济学同时代保持在了同一水平上。但其私有制的本质促使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不讲人道的、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正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所述“由于私有制把每一个人孤立在他自己的粗鄙的独特状态中，又由于每个人和他周围的人有同样的厉害关系，所以地主敌视地主，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正由于利害关系的共同性，所以在这种共同的厉害关系的敌对状态中，人类目前状态的不道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竞争就是顶点” [5]。由于国民经济和私有制两者处于相对立的状态，有了私有制就谈不上国民经济，只能为少数人服务，大众的劳动成果将大部分不会属于自己，即工人与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因此要完全回到国民经济就必须要以消灭私有制为前提，“只要我们消灭了私有制，这种反常的分裂状态就会消失；劳动就会成为它自己的报酬，而以前转让出去的工资的真正意义，即劳动对于确定物品的生产费用的意义也就会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来” [5]。这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消灭私有制的必要性，同时也说明了私有制的不断发展，带来的将是两极分化的越来越严重，其“私有制”是根源所在。
私有制的存在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的根源，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一步步由城乡混沌状态发展变化走向分离和对立的催化剂。此时的恩格斯虽然在思想上还是处在一个变化阶段，那么与马克思1844年9月~11月两人第一次的合作写的《神圣家族》，彻底清算了青年黑格尔派主观唯心主义思想，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也标着恩格斯的思想彻底的由革命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由资本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同时也标志着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逐渐走向城市化。
4. 恩格斯城乡关系的初显
如果说恩格斯早期的《乌培河谷来信》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变化初步的或者部分描绘和变化因素的基础探索，也可以说是城乡关系变化因素的逐渐发掘和量的积累，那么恩格斯花费二十一个月的时间，通过亲身经历和亲身交往写于1844年9月~1845年3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将是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全面序幕的正式拉开，是质变的飞跃。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的变化不单单是城市和乡村在地理位置和空间上的变化，更多的是体现在构成城市与乡村两者各自的物质空间形态上，具体表现是也多方面的。
4.1. 城乡关系在城市和乡村在地理位置和空间上的变化
恩格斯出生时期属于19世纪初期，实际上那时候的城乡关系已经由城乡的混沌或者说统一走向了分离与对立，只不过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快速发展下加速了这个进程。大工业在英国某一个地区的快速发展，就“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须住在近处，甚至在不大的工厂近旁，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 [6]。工人们生活也有自己的日常需要，这就吸引了“手工业者、裁缝、鞋匠、面包师、泥瓦匠、木匠” [5] 等相关人群的到来，如此循环，村镇就会被小城市替代，而小城市又会变成大城市。最典型的就连原本为“偏僻的很少开垦的沼泽地” [5] 也在大工业的发展下变成了热闹的熙熙攘攘的英国工业中心，即英国工业的发源地——郎卡郡，与此还有与城市一起增长9倍的人口，“创造了居民共达70万的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这样的大城市及其附近的城市” [6]，在英国当时以这种形式不断兴起的大工业城市如雨后春笋。
随着大工业的需求发展，大城市的形成是自然的，是随着乡村人口的不断输入偶然堆积起来的，根本就谈不上，经过勘察以后，先制定是否可行的方案，再进行统一规划，即城市是无序的发展和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中尤其是工人阶级的住宅也好不到哪里去，要么是被人废弃的旧建筑，要么是被省钱的开发商修建的两间房共用一堵一砖厚的后墙的“小宅子”，其使用寿命很少达到五十年。工人住在紧邻富人富丽堂皇府邸的狭窄小胡同的贫民窟里，已经存在的建筑都是杂乱无章、乱七八糟的排列着，所有的房屋“几乎看不到一扇玻璃完整的窗子，墙快塌了，门框和窗框都损坏了，勉勉强强地支撑着，门是用旧木板钉成的，或者干脆就没有” [6]，有的房子潮湿肮脏的都不如有钱人的牲口棚，压根就不适合人居住，这种房子值得注意的是，还配有地下室或者是被人挖出来的地下室，即灰暗又肮脏。整个区域内的基础配套设施，如街道很狭窄，一步可以跨到对面邻居家并且没有任何铺设，厕所少得可怜，排水沟、垃圾收集站等均都是没有的，废水的任意排放以及任何角落都可能成为垃圾的堆积地，污水的消失全靠自然风吹干，太阳晒干。这就导致整个工人住宅区空气流通困难，从来没有去过的一人要是第一次去就会感觉到连呼吸都比较困难，更别说长久的健康生活下去。这些工人住宅区虽然处于城市中心且紧邻富人区，但是由于“工人区和资产阶级所占的区域是极严格地分开的，而在那些不能公开这样做的地方，这种事情就在慈善的幌子下进行” [6]。因此，工人区所在位置显得非常隐蔽，且多数位于城市的中心区域，向外延伸住着中产阶级，住的更远的是高等资产阶级，以至于很少有人会发现或者看到工人的住宅以及生活状况。相比之下，环境优美、空气新鲜的农村为城市不断输入各类资源和人力，从而大部分乡村变得人烟稀少、荒凉和没落起来，只有有钱的高等资产阶级开辟出来的乡村别墅和大花园区域。
城市和乡村一体化的城乡关系，在大工业的不断快速发展下，在地理空间上完全被打破，逐渐走向了城市掠夺乡村的资源、人力等道路，导致城乡关系逐渐走上了分离和对立的状态。
4.2. 城乡关系在城市和乡村物质空形态上的差别
无论城乡关系如何发展，都是围绕主体“人”来进行，人的存在离不开空间和各类物质的需求，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这种物质空间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城市和乡村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形态，主要表现在城乡空间为主，人的相关方面，即城乡之间与人相关的环境的恶化、生活方式、精神体格状况以及教育机会等方面。
环境不断恶化。工业的发展，带来了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但这一切的成果，使得人们生存的环境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地面上的自然河流艾尔河“像一切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一样，流入城市的时候是清澈见底的，而在城市另一端流出的时候却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样的脏东西弄得污浊不堪了” [6]。只要紧邻工厂或者工人阶级住宅区的河流，经常被工厂所产生的脏水、废弃物，居住区的排泄物等每天充斥着。天空也未能幸免，被灰色的烟煤笼罩着，本来红色外观的建筑物，时间久了就会变成黑色，曼彻斯特的“斯托克波尔特” [5] 就是“以最阴暗和被煤烟熏得最厉害的地方之一” [5] 而出名的。人们在这样严重被污染的环境中生活，精神、体格以及教育等各方面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生活方式的差异。“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18世纪后半期，从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开始的。” [6] 在使用这些机器之前，乡下人过着在自己家里一边经营土地一边兼营手工业的工农一体化生活，并且他们从来不进城，也就说没有大量的人员在城乡之间流动，因此城乡关系就处于一种隔离或者说分离的状态，“他们和城市完全隔离，连紧靠着城市住了一辈子的老年人也从来没有进过城” [6]。在信息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交流是促进人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由于缺少了与外界沟通的机会和渠道，乡村居民散居在乡村的可以居住的各个角落，满足于一家人“过着庸碌而舒适的生活，诚实而安静地、和和气气而又受人尊敬地生活着” [6]。但随着机器的发明使用，这一切平静舒适的乡村生活完全被颠覆，手工业者的工业部分的收入来源被剥夺，经营的土地来源远远不能满足一家人维持生计的需求，同时乡村人口逐渐被城市机器带来的高额回报所吸引，成群结队涌入城市。利润毕竟在有市场的情况下，会需要很多工人，而且工人也会得到勉强糊口的工资，一家人可以租住在比较好的房间里，日常也会吃到或者多吃到一些不新鲜的蔬菜、半腐烂的肉类、发臭的猪板油以及掺假的、有毒的食物等。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工人大部分失业，将面临是无家可归、露宿街头，以前特别差的食物也没有钱去买了，仅有的衣服和被褥就是补丁摞补丁的工作服，他们的寿命也都是比较短暂的，且死亡率非常高，最终的命运要么沦落为小偷、乞丐、流浪汉或者妓女，要么被活活饿死，要么被疾病折磨直到去世。
精神追求与体格。十八世纪中叶以前的乡村农民过着“闭关自守，与世隔绝，没有精神活动，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没有激烈的波动” [6]，精神方面沿袭上一辈人留下的各种生活习俗，一个人的一生几乎都是复制上一辈人的，并且也没有太难得事情需要他们开动脑筋，这就使得在自然环境且未被严重污染的情况下，他们随时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河水，还有更多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大部分人的体格还是非常健康的。但机器的发明和使用，迫使农民放弃他们不知多少辈人所遵循的生活步伐，踏入了纯工业化的时代，每天的工作时间是由资本家说了算，由于工作环境差，吃得又不好，难免经常被“瘰疬、胃病、伤寒、肺结核、红猩热”等多种疾病所折磨，请医生费用又很高，他们“只好根本不看病，或者求助于收费低廉的江湖医生和归根到底是害多利少的假药” [6]。为了使孩子安睡和强壮起来，无知的母亲会给孩子们吃一些鸦片制剂的水药。因此，工人阶级以及他们的后代在精神和体格上“身体衰弱，骨瘦如柴，精神萎靡，面色苍白”，孩子大多数不到两岁就去世了，工人阶级的年龄很少有超过二十多岁的。
教育机会很少。工农一体化时代，乡村的孩子们虽然没有接触到先进的文化知识，但他们可以“成天和父母待在家里，受的教育是服从父母，敬畏上帝。宗法的家庭关系一直保持到孩子们结婚” [6]。当然这种情况下，能读书的人是很少的，能会写点东西的人更是可得可怜，因为他们从小在就养成了温顺的习惯。到了完全工业时期，虽然英国经济有所发展，但是给予工人阶级的教育特别贫乏，教育设施远远达不到人口的数目，且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实行义务教育，对于仅有的学校，“教师都是已经失去了工作能力的工人或者是做什么工作都不适合的人，他们只是为了生活才来当教师，大多数连自己也没有具备最必要的基本知识，缺乏教师所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质” [6]。同时，大批工人的孩子因为整天在家里或者工厂工作，没有时间去上学，晚上的夜校要么没人去，要么上课期间由于白天辛苦而太困睡着了。而政府给予教育事业的支持仅占预算的0.07%，其中宗教教育还占去了一部分。这就造就了整各工人阶级几乎既不会读也不会写，有时候基本的数学运算他们都很难答对，使他们一生记忆犹新的教育可能就只剩下资产阶级的粗暴的、不能服人的皮鞭。
乡村的手工业者和农民被大工业的发展吸引来到城市，城乡关系从此由于人的大量流动从隔离或者分离状态进一步发展为城乡之间的对立，这种城乡的对立表现在工人阶级在进入城市之前，呼吸的是新鲜的空气、生活环境优美、虽然没有接受很多的教育机会，但是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过着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乡村生活，每天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身体方面比较健康，大部分均可以活到自然去世。但是大城市带给他们的一切却恰恰相反，大工业化城市除了短暂地带给工人阶级的连自身或者连下一代都养活不了的微薄收入外，把他们置身于各种烟煤污染的空气中，杂乱无章、肮脏、潮湿的住宅条件下，工人阶级除了努力使灵魂不离开躯体外，精神上萎靡不振，身体经常被各种疾病缠绕，骨瘦如柴，面色苍白；工作方面更是被资本家牵着走，工作期间没有休息、休假并且时间不由自主，最终的命运要么在痛苦中离世，要么活活饿死。城乡之间的对立在主体人的各个方面提现的淋漓尽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使这种对立趋向于极端。
早期恩格斯的《伍珀河谷来信》《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作品中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的贡献相对于中年以及晚年时期的成就而言可能存在一定的差距，人们常说“任何事物的发展还是任何人取得的成就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如同如果没有早期恩格斯的现实观察探究，一步步艰难的前行和坚持不懈的学习探索，可能恩格斯中、晚年的成就就不会扭转社会的发展道路。因此，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的同时，重视恩格斯早期的研究过程和成果，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