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普特南是一位思维十分“跳跃”的哲学家,往往不拘一格,在《哲学百年:新近哲学家》一书中巴斯摩尔曾写到:“写关于普特南的哲学,就如同试图用鱼网捕风一样。” [1] 也正是这种活跃且富有生命力的哲学思想,造就了他在哲学研究中融入对不同学科领域的思考。在实在论构想中不仅蕴涵着与传统实在论的不同解释,同时也蕴涵着对语言和文化等多元性的创造性阐释。虽然普特南生前(1926年7月31日~2016年3月13日)并未对地方性知识做出过相关的研究,但却与地方性知识所具有的特征存在一定内在相通性。
2. 普特南实在论与地方性知识的内在联系
2.1. 多元性的支持
多元性作为地方性知识的主要特征,天然的与唯科学主义形成对立关系。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现代流行的单一且带有霸权地位的价值观文化与地方的多元性文化形成突出矛盾。普特南也敏锐的察觉到并同时指出:“现代社会并不是由一种单一的、共同的、全面的世界观组成的。” [2] 并且“我相信的是进步的可能性” [3]。这种唯科学主义的价值观诉诸形而上的“善”,将主体行为的目的规定为对追求事物本身或是对世界唯一的正确解释,这直接确定了人类关于真理与世界的认识,文化异质性的影响被剥离。这必然引起反映事实描述的“真”与人类主体之间的价值观形成一种对立关系,进而造成了真理与世界相互分裂,显现出唯科学主义对人类价值观体系的破坏,同时,阻碍了科学与不同文化的可通约性。在他看来,单一价值观必须接受质疑和检验,对多元主义持以一种宽容态度。
普特南在《语言与生活》一文中强调:“我们必须意识到文化多样性的巨大价值,并且必须承认文化根源的必要性和价值。” [4] 这种多元的价值观立足于日常生活,并且以理性作为核心,以此来探究个体对问题情境的反思与意识的聚焦。普特南立足于伦理学角度认为,价值观内化于不同文化共同体传统的个体价值中,蕴含着人的合理性与客观性。不同个性与文化多元性的碰撞,展现出经验世界的丰富价值图景,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不同个体与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突如其来的对立反抗。在探究实践中,情境要求个体与个体之间沟通交互,理性因此而展开,不断推进并促成关于问题情境的可理解性并促进着个体价值观的审视与对事物理解的更新,刺激形成新的共享经验,从而促进了个体建构真理和对世界的新认知。而这也将成为地方性知识对于现代社会的现实的存在意义,对于地方性知识的价值观取往往低于科学,而普特南则消解了这种阶级。
2.2. 反相对主义
普特南并不满于真理的一元论,并需要格外注意语言与文化的多元现象,但又被许多人所误解为相对主义。而他的主要立场观点是立足于实用主义者杜威和后期维特根斯坦式的。
2.2.1. 杜威伦理学
杜威主张:“1) 伦理学立足于不同的兴趣,而不是单一的目标或兴趣。2) 伦理学是‘杂色的’(motley)。” [5] 关于伦理学的研究起始于古希腊哲学,亚里士多德关注于“善”的同时还注重“美德”,也就说什么能够使一个人的生活令人尊敬。柏拉图关注于“善”并持有一种直觉的伦理观。普特南指出在这之后的哲学家将古希腊的伦理学变得更为普遍化。因此,逐渐形成了形而上学的伦理学观念。而这种形而上学的体系是受到了康德批判,但他在道德哲学中所强调的“绝对命令”同样体现出伦理学普遍性的方面。杜威的伦理学则不同于以往的哲学家,他更关注于如何解决实际问题。杜威对康德所说的那种分离且特别的道德动机拒斥。在面临实际的道德判断时,存在各种各样现实兴趣的关注点,以及在目标的复杂背景上所展开的解答。因此这些爱好和欲求是多元的,是无法进行比较的。所以伦理学成为整个与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紧密相连的领域。比较的消解,那么相对也就失去了意义。
2.2.2. 后期维特根斯坦
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概念多元性是自然语言所具有的特点,在不同的语言体系中具有不同的本体论承诺,并在其交往中不断丰富彼此的概念系统。因此多元性是不可消解的。在探索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一般存在逻辑陈述和科学方法的价值判断,前者被认为是理性的判断,而后者则是非理性的判断。但在普特南看来,数学真理和逻辑真理皆是概念真理,“是黑格尔主义和实用主义所说的可修正的真理” [6]。普特南认为受现代科学观念的影响,他指出人们将归纳逻辑作为科学方法,而且形成一种“方法崇拜”。因此,“真理”并不能被科学方法所证实。同样,在伦理学问题上也很难获得人们普遍的共识,需要依赖于本地文化的合理可接受的标准。
他一方面坚持多元论,另一方面反相对主义,既保留宽容和开放的态度,又不放弃进步的观念和启蒙的进取心。而这也是我们对待地方性知识的一种正确态度,拥抱科学的同时,也不放弃对地方性知识点探索。
2.3. 常识实在论
2.3.1. 内在实在论转折
普特南在受到罗蒂的质疑后逐渐意识到内在实在论(学界对普特南的学术生涯分为三个阶段:科学实在论、内在实在论、常识实在论)中存在着形而上学的倾向以及相对主义色彩。例如早期他认为人需要借助语言系统认识自然,而当过渡到常识实在论时期则认为我们并不需要中介就可以直接认识自然,不需要介入感觉材料,我们可以直接面对自然世界。他在常识实在论中删除了“中介”,那么在此情况下,对实在便不需要任何的中介直接认识。语法规则、社会实践形式以及生活形式都被包含在实在之内。因此突出了人作为认识的主体地位,以常识作为认识基础变得更为可靠。巧合的是地方性知识往往正是在这种常识的基础上建构起来,这一点不论是人类学角度或是实践哲学的角度皆可适用。
内在实在论的转变并没有使普特南的立场却发生转变,并指出常识实在论澄清了内在实在论并不是文化相对主义。常识实在论承认一个人所处的文化环境与理论框架对“真理”的影响,但这只是决定真理的某个必要条件,在生活中关于常识是否符合也是判断“真理”的一个必要条件。例如:100年前人称之为“电”的认识与今天人称为“电”的东西可以说是同样的认识。虽然曾经人称之为“电”的时候并没有不包含这些如今发现的新定义,但这并不影响“电”这一概念所指称的对象的确定性和稳定性。这种确定性是存在于常识之中。环境与概念框架的变化,并不会影响指称的确定性,常识作为实在与对象之间的符合关系保持确定不变。
2.3.2. 日常语言
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语言可以取代传统形而上学的位置。幸强国教授指出:“卡尔纳普(维也纳学派的代表人物)为了证明房间里有一把椅子,需要建构一个从感官语言到物理语言的逻辑,证明从前者翻译到后者是合理的。” [7] 而普特南表示反对并坚持使用日常语言,常识实在论使用的是日常语言而非逻辑语言。他希望寻找一种“真理”的方法,能够使日常生活和科学活动都有意义的语言表达。这种方法在形而上学实在论难以为继,因此,传统形而上学的实在的客观存在是永恒不变的,普特南认识到不足并指出了“实在”与人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例如,在量子力学中,需要考虑观察者,人作为认识主体通过实践渗透于客观存在被认识为“实在”的过程中。普特南坚持认为实在不是绝对于客观并永恒存在,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活生生世界,能够真正的参与进生活与实践当中。因此,这也应该是地方性知识在实在论层面想要告诉人认识世界的方法,并不是将科学作为唯一的认识世界的方法。
3. 地方性知识点实在论特征
3.1. 反还原论
以认识论的视角来看,如果一个理论为真,那么这一理论就是使其成为真的自然或是非自然的客体以及性质的一种描述。普特南指出:“如果没有明显的自然客体具有可使一个断言为真的性质,那么就一定存在一些非自然的客体扮演真理制造者的角色。” [8] 在传统符合论中,真理是描述某一客体,并且将自然中各种复杂属性的基础还原为某种实在的性质。伴随着科学的发展,曾经的还原论者将认识的基础还原为某种带有神秘性质的东西,对于事物的认知都需要借助于这种神秘性。因此这种朴素的还原论是无法取信与人的。
普特南在对20世纪流行的物理主义(将自然存在物还原为物理学公式)进行分析,发现物理公式具有超越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的确定性,“而物理主义者并未意识到这种还原成立的条件是在一种理想状态下” [9]。例如水蒸发的过程,其分子的所有运动过程是无法用公式来表达的。物理主义试图将分子运动简化成某种公式进行表达,很显然并不是还原分子运动的真实状态,而是在结果上人为建构出忽略不计误差的一种模型。因此物理主义的还原论是简化了复杂的自然过程的,在理想条件下形成的。而这种理想条件正是科学标准化的过程。当实验室研究的工具与产出的产物走出实验室,并成为普遍的工具和产物时,是不能完全摆脱与情境之间的指涉关系,而是指向“平均”的情境。而这种情境的平均化可称之为科学问题、工具、程序以及结果的“标准化”。劳斯在《知识与权力》一书中指出:“事物自身的转换,从而在原初场景之外变得可用以及发展更加普遍的解释,以便为外行人所接受。” [10] 实验室的研究结果通过发表到期刊,再经过整理写入广泛适用的教科书这种理论的标准化过程。在标准化过程中难免损失某些人个性的内容和精确性,因此就实验程序而言,当程序变得更普遍适用时其敏感性与辨别能力也会随之降低。标准化的同时,也意味着祛情景化。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记住消除科学成果的情境性起源的痕迹,反映了人们在更大的实践性介入领域所做的选择,一种得失权衡,而不是从地方性的实践性介入走向普遍的“理论”立场 [11]。
普遍适用的实验室研究想要被理解,只有重新适应各种不同的特殊情境才能获得。事实上想要满足这种情景往往是不可能的,同一精神或状态不存在相同的物质或情景来描述的,还原为最初的物理状态或公式,需要考虑的种种条件是十分困难和复杂的。因此还原论的理论风格过于简单。在现实中“复杂的多”是否能通过人的理性被还原为“简单的一”呢?以实践的视角来看,不论是实验或科学理论的形成,不可避免的带有地方性特征,因此很难做到完整还原。
虽然这种将复杂的现实情况抽象成理想模型的思维方式是失败的,但并不能否认知识的基础,普特南也意识到,在考虑认识论问题时这并不是一种好的方法。否则地方性知识的不可还原性将会引起一种极端的相对主义,也将受到了更多质疑。
3.2. 事实与价值
3.2.1. 反对二分法
普特南《实在论的多副面》一书中指出形而上学实在论的二分法:“一方面是物理世界与其主要特性的二元论图景,另一方面是心灵与感觉材料的二元论图景。” [12] 沟通两者之间就必须存在“中介”。在普特南学术生涯早期的科学实在论期间就发现这一问题,并遇到困难。转向常识实在论后,普特南放弃了通过“中介”来沟通连接主体与客体“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世界与我们之间存在着某种中介,或是我们的理性不能认识世界” [13]。并指出不存在“人与物视觉之间客观的相互作用,以及人的视觉影响大脑中的主观认知” [14] 人在认识观察事物的一瞬间就融入其自身文化背景与当时情景,因此客体不可能是独立主体所认识的存在的,而是必定存在于某种的情境当中。从人类学或实践的视角来看,知识的认识在不同程度会受到文化背景等情景的影响,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连接的,并非截然对立。在常识视野下的地方性知识的实在,是人直接认识的实在。
3.2.2. 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崩溃
普特南通过其独创的孪生地球实验来论证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在地球上的水构成是H2O,而在另一个“孪生地球”上,类似与地球水的物质分子式构成是XYZ。物质的指称取决于人的用法,两个“水”除分子构成不同其他性质相同,其用法也相同,则这两个“水”对于两个星球的人的认识相同的,但地球人并不认为XYZ是水,反之亦然。因此事实是需要价值决定的,“水”这个词的意义取决于事实,而不是内在于心的。普特南由此将事实与价值统一起来,将实在的世界看作是实践的世界,并指出“果我们希望发现真正隐含在科学中的价值,则主体与语境是必须要考虑的” [15]。地方性知识作为一种反对普遍主义与绝对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同样表明知识的本性是地方性的就是意在表明知识的产生、形成和传递,以及辩护都与知识的情境相关,离不开具体的地方性情境 [16]。因此地方性知识的实在并不是独立于人思想的实在,而是与人的文化等背景直接相关,将人的认知与欲求、情感和意志等联系在一起,强调出活生生的人的主体性。
3.3. 合理性
逻辑实证主义坚持唯标准的合理性,将合理性标准归结为一系列不可变的准则;相对主义提出“怎么都行”的主张。普特南则并不认同并指出:“对合理性能被一系列不变的‘标准’或‘原则’所定义这一点,我是持怀疑态度的。方法论原则与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包括对作为世界之一员自我的看法,是相互联系的,而且是随时间而变化的。” [17]
3.3.1. 协商形成标准
普特南认为真理是理想化的合理可接受性,不论是科学研究中还是哲学研究中,人始终没有一个唯一的标准来衡量认识是否是合理的,总是在对先前的判断进行修改后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所谓更好的标准。建立标准的前提则是协商沟通,吉尔兹认为“地方性知识”的持有者们所建立的是一种对话机制,他借以库恩的“范式”理论,将互相认可的专业术语并制订必要的对话规则提供给对话者,使之能够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行可理解的有效的学术交流。经过一系列复杂而严谨的理解、对话、竞争的“协商”机制,以文化持有者的协商方法来获得互相认为合理可接受的地方性知识。
3.3.2. “人”的标准
卡尔纳普在科学合理性的问题上认为,不论判断的意见一致与否,都必须在探究者当中存在共同的标准,这样的标准要求两者处于同一个语言框架内。普特南是认同的卡尔纳普这一方面的,是否存在共同的标准,是出自于前理论的判断,受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而形成的判断标准。以“动能”为例,截止于爱因斯坦,科学家们在过去用一个等式来解释“动能”;而在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之后,科学家们则开始用另一个等式来解释“动能”。而普特南认为科学家相信,他们认识的是一样的,并能意识到他们之间所存在的差异,这是因为他们所持有理论背景都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人是戴着一幅“有色眼镜”来看待世界的,人的文化背景决定着合理性标准,也影响着人的选择。吉尔兹认为人的文化背景核心在于“内部认知决定着文化持有者”。在“不同的个案中,人类学家应该怎样使用原材料来创设一种与其文化持有者文化状况相吻合的确切的诠释” [18]。把握“文化持有者”对待其自身文化的地方性的思维方式、经验感受和价值取向来破译其内在的“文化密码”。因此,人作为认识主体,在对话的过程与结果中,高度渗透着主体的能动意识。
4. 地方性的现实意义
地方性知识作为一种批判性理论,其目的在于消解唯科学的普遍主义传统。盛晓明教授指出:“地方性知识首先具有批判的意义,其次才谈得上实质性的和建设性的意义。” [19] 科学的进步使大部分科学家们认为,自然科学毫无问题的具有普遍有效性。同时,潜在的造成知识点阶级分层,而地方性知识在实践的层面突出了人作为认识主体的重要性,消解科学主义普遍性的同时,也打破了知识点阶级,将康德“先验主义”重新拉回到“人间”。
4.1. 消解知识的阶级性
究竟依据什么标准来判断理论是否正确的反映客观实在世界?恩格斯曾指出:“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 [20] 在科学实践中,不同的科学共同体各具特色,而实践本身也在不断的变化。科学理论因此在表征客观实在世界的判断标准时必然带有不同程度的模糊性。科学实践若是想要判断理论是否能够精准的表征自然,着重点在于科学实践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复制出一个理论所描述的程序,如果这一过程结果是成功的,那么理论上是对客观实在的正确反映。但现实却往往被各种情景所影响,科学家只能协商出一个可忽略的标准范围,才能将理论还原于现实自然。其价值也就掌握在人的手中,因此联系知识与地方性知识相比,并不存在高低阶级之分。
4.2. 科学的局限性
科学知识的生成与辩护都是在特定的情境中展开的,这离不开相应的社会文化背景。刘兵教授认为:“地方性知识概念的提出和应用,恰恰与科学的文化多元性和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是一致的。” [21] 这与一些学者诘难普特南一样,认为都难以摆脱相对主义的色彩,但在我看来相对的真理性,并不意味着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真理的绝对性是不可反驳的,但在判断事物是否具有真理性时,我们是可以对其商讨的,实在的意义也就掌握在人的手中。因此,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在不同情景的影响下,必然不同程度的带有局限性。当我们拥抱科学的同时,也要理性的认识到其自身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