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维特根斯坦有言:
我们觉得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已得到解答,也还完全没有触及到人生问题。 [1]
康德曾经总结到:精神的本质绝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切科学必须作为前提来假定的、最高的,也是唯一的谜(即自在之物),科学只能思考它,不能解决它。
所以说,对人生命的体知,并不在于不可能实现的“解决”,只有对生命的“描述”才能不断推进人们对人类精神的无穷底蕴的理解。而这种描述的前提,就是“体验”。这种体验,又具有无穷的层次,当我们对“体验”总结时,这种体验又变成了“体验的体验”。与此同时,“体验”又是只属于个人的,“我的体验”和“他的体验”永远无法达到完全“重合”,人与人之间能够沟通交流,是由于那些“体验”重合的一小部分,成为了我们的“共识”。
在上述“体验”的规定之下,“人的本性究竟如何”是无法解答的。因此,人性也就无所谓善恶。
2. “伪善”——人性之道德排演
荀子所讲“伪善”,认为人的善良、真诚是伪装而来的。正统儒家看重情感的真诚,反对外化的形式主义,对逝者的祭奠尤为强调心诚情切。有学者认为,儒家的核心观念——“仁”,来自于丧祭二礼。原始人类从大自然获取生存资源,因其有着“移情”的“天生特质”,这样,大自然也就被人类赋予了“情感”,人类对其感恩,敬畏之心也就演变成了对大自然和祖先的丧祭之礼,所以将“仁”的本义看做是“尸礼”悼亡哀死的自然心性有一定的合理性。
《论语·学而》篇载: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朱熹注曰:“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其诚。” [2]
《红楼梦》第五十八回,藕官祭祀药官,宝玉通过芳官得知事情原委,便借芳官叮嘱她:
宝玉道:“……愚人原不知,无论神佛死人,必要分出等例,各式各例的。殊不知只一‘诚心’二字为主。即值仓皇流离之日,虽连香亦无,随便有土有草,只以洁净,便可为祭,不独死者享祭,便是神鬼也来享的。你瞧瞧我那案上,只设一炉,不论日期,时常焚香。他们皆不知原故,我心里却各有所因。随便有清茶便供一钟茶,有新水就供一盏水,或有鲜花,或有鲜果,甚至荤羹腥菜,只要心诚意洁,便是佛也都可来享,所以说,只在敬不在虚名。以后快命他不可再烧纸。” [3]
程子曰:“祭神主于敬。”宝玉所言“心诚意洁”,则与儒家“祭尽其诚”的祭祀要求若合符节。
《红楼梦》中描写秦可卿的丧事,得知她去世的消息时,宝玉的反应就异于旁者,让人一惊:
只觉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忍,哇的一声,直喷出一口血来。 [3]
而相比宝玉此心,其余诸人的反应,以及拜祭、出殡之时的浩大场面,则显得异常虚伪可笑。这个过程,就可称之为“表演”。没有人为的修养,没有先是当作外在仪式而循规蹈矩、假戏真做,而后才成为习惯,以至成为内在素质的道德排演,可见,中国人的真诚往往具有遮蔽性、防范性。
3. “忏悔”——人性之原初观照
《红楼梦》中晴雯撕扇一回,其情不亚于“夏桀裂缯以博妺喜一笑”,宝玉也就此大发了一段怪论:
宝玉笑道:“你爱打就打,这些东西原不过是借人所用,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气时拿他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喜听那一声响,就故意的碎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别在生气时拿他出气。这就是爱物了。” [4]
可见,宝玉当面对人与物的先后次序时首先选择“爱人”,无意间体现了儒家“亲亲、仁民、爱物”的仁爱等级差异原则 [5],儒家则将此种原则视为一切道德的基础,视为人的“良知良能”。
道家则认为:
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 [4]
儒、道之修“德”的方式虽有差异,但最终目的都是要回复到人的自然“民性”。在其影响之下,为人真诚自然成为了中华民族“矢志不渝”的追求,这种赤子般的真诚,可以被看成是儒家的“仁”,孔子说:“我欲仁,思仁至矣”,而现实中,认识真正的“我”对人类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中国人最高的精神境界就是“无我之境”,而真正的真诚,应该是在意识到人(包括自己)的真诚是“虚伪”时,才显现出来。这也就意味着,对自我的否定,对人心的“解剖”,而这显然是痛苦的。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6]
中国人把善恶之辨看做是与人“本心”相关,因此,全部问题就在于修炼“内省”功夫,清除心之“杂尘”,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子思的“君子慎其独”,均是如此,从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达到自我“忏悔”的目的。
此外,旧时王公贵族都有寄名为僧、道的,本人不在寺、观,而由别人代为“忏悔”,比如《红楼梦》中清虚观的张道士,即为当年荣国公的替身以及林之孝家的介绍妙玉时,也说她曾买过许多替身。由此可见,中国人的现实主义精神把绝对真诚当作人预先假定已现实具有的本心、本性,问题只在于如何揭示和发现它、维护它,这完全取决于人的意愿和态度。
4. “移情”——人性之根本来源
在表演和忏悔的背后有一种更本原的心理功能,它能将主、客体之我直接地结合起来。这个心理功能就是“移情”。在情感体验上把一个对象看作与自己是同一的、有同感的,这要远远先于对别人、对世界的认识性把握。
曾点是孔子不吝赞赏的弟子之一。《论语·先进》篇所载曾点的志向即是“活在当下”,不去考虑功名与利益。当人去掉欲望之时,就容易体会到“与天地万物同流”的欢乐,所以朱熹才会说:
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 [2]
前文提到儒家强调“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中庸》有: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2]
为使人无私欲,凸显生命的本真境界孟子提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作为“仁”的开始和基点,“恻隐之心”是“仁”在心中的潜在萌发,这是不言而喻的。“性善论”亦是基于此,孟子将“不忍人之心”看成是“无人欲之私”的具体体现,且将其脱离了“父子”“朋友”等世俗伦理之外,把它当做是一切“仁”的开绪,也由怀此心,便得万物心、天地心,得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可见,实现“本真性情”的个体自觉,首先即在于“不忍人之心”的随处发见,以找到人类本然的起始与目的所在。
儒学将目的建立在人类理性包含的感性生命之上,《红楼梦》则充分展示出了曹雪芹对感性生命圆满的追求,具体体现是对封建时代下少女之性情和命运的描写,刘再复认为红楼女子:
不仅有造物主赋予的集天地之精华的超乎男子的容貌,代表着文学的审美向度,而且他们一直处于争名逐利的社会的彼岸,代表着人间的道德向度。道德不是成熟的假面,而是不知算计、拒绝世故的婴儿状态与少女状态。即人类的本真本然状态。 [7]
所以,充分理解和体悟《红楼梦》中少女的灵魂精神,就能让我们充分认识人类的“本真本然”状态,也便能充分地暴露出与此发生冲突的现实因素。
在“人情味”极浓厚的儒家礼教、诗教和乐教的规范下,中国人渐渐麻木了对一切细腻道德感情的敏感性,而且使自己的艺术感受越来越变得枯竭和单一,人按照自己情感的对象化方式来体验周围环境,同时又受到他自己体验出来的这个环境的感染和激发,上演着一出又一出的情感的悲喜剧。其中最突出的,也是艺术成就最高的,莫过于《红楼梦》。太虚幻境的一副对联包含着中华民族数千年人生与艺术体验的最高真谛: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3]
在真假、有无之间,历史上朝朝代代的人们掀动起来而又归于平静、平淡的波澜,在《红楼梦》的爱情悲剧里得到了集中而又真切的表现。
人生是艺术,不断提高人性素质的层次,不断认识自我,是每一代人,每一个人不懈奋斗的追求。只有这样,人才能真正的拯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