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物质资料极度丰富的今天，资本主义由生产性社会发展为消费性社会，异化也随之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人们已不再仅仅为满足个人生活需要而消费，而开始进一步追逐资本所创造出的虚假需求，消费异化现象由此产生。消费异化不仅带来了人类精神层面的孤独与失落，还造成了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引起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法兰克福学派从科学技术角度对资本主义及其生产方式进行批判，初步形成了异化消费思想，为威廉·莱斯、阿格尔等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正式提出异化消费理论奠定了充实的理论基础。
异化消费是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于20世纪70年代所提出的一个哲学范畴，主要是指“人们为了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 [1]。一方面，在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尽管科学技术和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劳动者的生存状态，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关系的剥削本质，反而为异化的发生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生产的高度集中化特点使作为个体的生产者丧失了自由表达的能力，从而只有在消费中获得满足，另一方面，为了补偿异化劳动所带来的精神空虚，人们不得不将消费作为满足需求的唯一源泉，尽管其所追逐的商品远远超过了其生存所需的基本要求，但资本操纵下的市场不断刺激着人们的思想，使得他们将这一虚假需求当成了自己真正的需求，以期在消费中实现所谓的“相对自由”。资本通过对生产与消费过程的操纵，不断削弱人作为“个体”的主体性，不仅使人陷入劳动异化与消费异化的恶性循环，更带来了大量的浪费，对整个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2. 法兰克福学派的异化消费思想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流派中，法兰克福学派最早开始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态危机问题，其对异化消费问题的关注也为后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中，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等人对异化消费问题的思索，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消费异化理论起到了重要影响作用。
2.1. 主要理论内容
2.1.1. 霍克海默：工具理性批判
霍克海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致力于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建立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工具理性批判”这一概念揭示了在经济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理性失去原有的积极作用而退化成被统治阶级利用的工具，成为分离生产手段和生产目的的有效工具 [2]。由于资本的逐利本质，市场不断对消费者施加刺激，消费者的消费活动从满足基本需求的自我行为变成了被操纵、被奴役的被动过程，他们所获得的不再是自我满足，而仅仅是对商品的支配权利。这种变化同样发生在生产领域中，劳动不再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而仅仅是为了获得报酬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和市场强加的消费需求，加之科学管理体系的出现，使得劳动者愈发丧失了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只能作为生产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被资本所操纵，劳动者的工具理性被无限放大，变成了没有思想的资本的附庸。
2.1.2. 马尔库塞：消费异化使人的存在趋向于单向度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进入了技术工业社会阶段。与先前所有阶段的不同在于，这一时期科学技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推动社会生产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生产力的进步为消费奠定了充足的物质基础，使消费成为这一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议题。但同时，这也成为操纵人与自然的无形力量。马尔库塞强调，科学技术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成为资产阶级新的统治与剥削工具，既促进了生产规模的扩张，也使得劳动者被迫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消费异化使人丧失了本质的丰富性和感觉的全面性，使人的存在趋向于单向度，人的消费成为一种非人的奴役人的力量。” [3]
2.1.3. 弗洛姆：虚幻自由与逃避自由
尽管科学技术发展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足以将劳动者从传统的自然经济中解放出来，然而，弗洛姆指出，发达生产力并没有给现代人带来真正的自由与民主，相反，消费异化让人们自以为得到了真正的自由，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谎言，人们得到的只是虚幻的自由 [4]。资本主义确实实现了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在经济、政治和宗教等方面让人们摆脱了传统的束缚，但真正的自由在于人的全面发展，在于人的创造性与自发性。而资本主义的各种自由实际上是为了获得统治、限制自由的权力，从而使人变得孤独、彷徨，充满无足轻重和软弱无力感，使人们不得不逃避自由。这让现代人在愈发强烈的孤独感中不得不去寻求与他人的一体化，继而全面地丧失自我，失去与世界真实具体的联系，失去与世界的整体感。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带来的消费异化。“我们在现代社会中发生的异化几乎是无所不在的，它存在于人与他们的工作，与他们的物品，与他的国家，与他的同胞，以及与他自身的关系中。”在这一现象中，人们不再通过劳动，而只能借助自身以外的“物”来表达自我，一方面消费带来的短暂的、虚假的满足代替了劳动所带来的自我的、真实的满足，使得人们将对幸福的追求等同于对物的追求，另一方面劳动者也被迫成为了商品的表现形式之一，其自身创造的价值不再受到关注，反而表现为市场交易中的利润形式，这成为了资产阶级进行剥削的新方式。
2.2. 理论局限
首先，法兰克福学派的异化消费思想过分夸大了消费的控制能力。法兰克福学派将消费者等同于被动的客体，过分强调了消费者的受控性，尽管关注到了消费者与资本之间的对立，但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消费者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他们对于商品的判断和选择能力。这也就意味着消费者本身具有批判性和主体性，能够在正确的制度和思想引领下做出恰当的消费选择；其次，对科学技术的批判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马尔库塞、弗洛姆等人忽视了社会背景的特殊性，片面强调科学技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消极影响，甚至将二者直接等同，进而忽视了人的解放与物的解放之间的巨大差异，最终将怀疑与否定的对象转嫁给科学技术，而非资本主义制度。最后，对于解决异化消费的途径，法兰克福学派也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例如马尔库塞和弗洛姆都主张抛弃现有的消费模式，以放弃舒适物质生活为代价实现健康合理的消费，进而实现人类的真正解放。尽管设想美好，但其也仅仅是从人道主义视角出发，强调资本主义社会与人性之间的对立，而没有强调消除这种对立的现实途经。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异化消费理论具有悲观主义的基调，在一定程度上与现实脱节。
3.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消费理论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之一，它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异化消费理论，其中，以本·阿格尔、威廉·莱斯、高兹等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消费异化现象的批判，揭露出背后的资本主义根源及其所带来的严重生态危机。
3.1. 阿格尔：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发生了新变化
本·阿格尔以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异化消费为突破，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发生了新的变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危机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中的经济危机，认为生产行为的社会性与生产产品的私人占有性的矛盾会激化劳动者与资产阶级间的矛盾。而如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已不仅仅局限在生产领域，资产阶级借助福利政策、操纵消费等手段掩盖了原本的阶级矛盾，不仅没有解决原先的危机，反而使异化现象转移到消费领域，甚至影响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阿格尔指出，异化消费所带来的大规模浪费必然会引发生态危机，而资本的逐利本质决定了资本家势必不会为此而放弃对利润的追求，必然会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以满足人们源源不断地消费欲望，这就必须以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最终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无法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解决，一方面，自然资源作为不变资本，其投入越多，资本生产的剩余价值率也就越高，因此，资本家必然会将自然资源视作其扩大再生产的牺牲品；另一方面，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注定无法调和，为了保证资本的不断增殖，资本家必须选择对自然资源进行无节制开采，而当其在本地区无法获得充足资源时，必定会向其它地区扩张，且相较于掠夺自然而言，保护自然对资本家而言无利可图，因此，生态问题成为了全球性的危机，而生态危机的真正的受害者势必会产生变革社会的政治冲动 [5]，生态危机将会成为资本主义新的危机形式。
3.2. 威廉·莱斯：虚假需求理论
威廉·莱斯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早期的理论代表人物，他集中批判了消费异化和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莱斯认为：“满足的可能性将主要是生产活动的组织功能，而不是像今天的社会那样主要是消费活动的功能。” [6] 从自然层面而言，自然界已经失去了其本身的独特属性，而沦为了为人类需求服务的工具，从人类需求层面而言，在异化消费的影响下，人类的需求目标发生了偏差，远远超出了其应有的正常标准。在同时期需求理论的基础上，莱斯进行了深刻反思，他认为高集约度市场需求的满足，仅仅是一个假设，物质性和符号性才是人对商品的事实需要，且二者不可分割。这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必要条件，而非物质文明发展所强加给人类的欲望。而在当前的商品市场中，人的需要不再仅仅局限于商品本身，换言之，对商品的符号性追求已远高于对商品的物质性需求，这显然是对人类正常需求的违背。为了满足对商品的符号性需求，自然界再次成为保证商品供给的物质源泉，自然资源被无限消耗，生态危机也就随之而生。
3.3. 高兹：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
安德烈·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一书中提到了一个重要概念，即“经济理性”。经济理性是一种以计算和核算为基础，以一种手段的形式出现在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它通过对劳动进行改造，从改造劳动中节省的时间里获得更多的额外劳动收益 [7]。在充分认识了消费的现状以后，他认为经济理性已经成为了控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有力武器，急需向生态理性改变。高兹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人们在生产和消费领域追求的生活理念还仅仅是“够了就好”，经济理性的表现还没有那么突出。但随着工业化大生产的发展，人的劳动与机器开始紧密联系，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使“够了就好”的需求理念开始向“越多越好”转变，这本质上是资本逐利性的体现。在此之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为消费服务，而在经济理性的推动下，消费反而开始服务于生产，劳动者的主体性不断丧失，在资本强加给他们的“越多越好”的消费观念中迷失了自我。人类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生产范围的不断扩大，消费欲望也不断增强，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对环境的破坏也就越来越多，当自然界的承受能力到达极限时，生态危机也将全面爆发。
4.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法兰克福学派异化消费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尽管法兰克福学派揭示了消费领域中的异化现象，也探讨了其背后的技术与资本主义生产问题，但其批判并没有彻底触及到资本主义制度，也没有提出消除异化消费问题的具体途径，因此具有一定的悲观性和不现实性。而生态马克思主义则将批判视角深入到资本主义的制度层面，并提出了一系列途径来消除消费领域的异化，进而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
4.1. 否定科学技术原罪论，回归批判资本主义制度
和法兰克福学派不同，生态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将批判的中心指向科学技术，而是深入生态危机源头，将批判拉回到资本主义制度。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技术统治，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资产阶级将异化思想强加给社会的各个阶级，一方面使其成为资本的附庸，丧失了自由全面发展的能力，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生产和消费领域的大量浪费，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尽管这一批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并没有触及到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相比缺乏彻底性和革命性。生态马克思主义没有重复法兰克福学派的错误，相反，他们的批判直指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造成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并非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仅仅是资产阶级统治、剥削无产阶级的工具，其自身并不具有政治性。因此，不能离开相应的阶级关系和社会制度来谈论所谓的“技术原罪”，更不能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与生态危机归结于科学技术。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强调，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消费现象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没有像马克思所预判的那样崩溃，正是因为其用高生产、高消费的模式延缓了危机爆发，通过操纵人对消费的需求来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并消解劳动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但无限扩大的生产规模与有限的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也愈发尖锐，生态危机的爆发也因此无可避免。
4.2. 深入剖析生态问题成因，建立生态社会主义
正如上文所说，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笼统地批判科学技术，反而将其视作资本主义的剥削工具，指出其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尽管法兰克福学派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但其并没有彻底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界的威胁，一方面消费需求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越来越接近极限，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借助科学技术和大众舆论，使得消费领域的异化不断加深，加速人类社会对自然的掠夺。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本质，特别是在异化消费领域。异化消费导致了自然资源的极度匮乏，它的高生产高消费势必会引起资源的巨大浪费，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同时它也扭曲了人们的正常消费观念，借以人们对虚假需求的追逐支撑资本主义制度，支撑掠夺自然资源的所谓“合法性” [8]。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强调，恶劣的生存环境将会迫使人们改变自己的消费行为，并提出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和当前的资本主义相比，生态社会主义将会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形式，通过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来消除生产与消费的异化，进而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平衡。
4.3. 推进政治体制变革，消除异化消费
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异化消费理论缺乏一定的彻底性和构建性，但仍为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理论参考。法兰克福学派多从“抽象的人”出发，将人性的异化归因于人的心理或科学技术的影响，而并没有明确针对资本主义制度提出改革途径。在这一点上，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消费思想则更具有实践性，例如本·阿格尔所提出的“期望破灭的辩证法”。在工业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冲突愈发激烈，迫使资本增殖放缓，甚至趋于停滞，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需要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一种新的、合理的消费观念由此产生。同时，劳动领域的异化也将随之消除，人的劳动将回归其非强制性的本质，劳动者的劳动不再单纯地为获取报酬，而更多为实现自身价值，生产过程也将逐渐形成民主化的趋势，由工人而非资本家支配生产。因此，“期望破灭的辩证法”将使资本主义制度逐步向民主的、自由的社会主义制度过渡，异化消费现象被逐渐消除，生态危机问题也将迎刃而解，真正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解。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