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新的拜物教形式——数字拜物教诞生了。数据替代了商品、货币和资本，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的“神明”。然而根据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数字”本身并没有什么魔力，人们也并不是崇拜“数字”，而是背后的资本权力。
2. 数字拜物教的基本内涵
关于拜物教的内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这样解释的：“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 [1]，换句话说，马克思认为此时的“物”和水、石头等自然物不一样，它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社会“物”，具有历史性。当把特殊的含义投射到某件物品上，物品会展现出比它自身更强大的神秘力量，变得像“神”一样令人敬畏，变得“可感觉又超感觉”，这就是拜物教。因此，“物”不再具有人的劳动属性，而成为脱离人的独立存在物，从而将人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反应为“物”的天然社会属性，“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反映成物与物的关系” [2]。以商品拜物教为例，球鞋文化和盲盒文化成为最近几年年轻人追捧的新潮，联名款、限量版更是炙手可热，商家利用营销手段，使球鞋和盲盒变得有“态度”甚至有“灵魂”。马克思借用拜物教的性质，描述了商品的神秘属性：人生产的商品似乎决定了人的命运。以“桌子”为例，马克思揭示了商品拜物教的神秘之处：桌子作为商品出现时，我们能看见的是这件物品，看不见的是背后的社会性，一旦桌子作为商品、用于交换，那么桌子内部蕴涵的经济价值就会带来神秘的色彩，使它成为决定人命运的力量；如果这张桌子只具有使用价值，那它就无神秘可言。因此，马克思清晰地指出，资本运行导致“生产的目的在于让渡它的使用价值而获得它的交换价值” [2]，人们不是正真的崇拜商品，崇拜的是隐藏在商品背后的经济价值，从而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拜物教的基本内涵。一是，拜物教侧重于说明人通过劳动生产的“物”，变成了一种异己的力量支配人的行为和思想；二是，人不是简单的对物的崇拜，而是对“物”的经济价值背后社会权力——资本的崇拜。
至此，我们就可以很好的理解数字拜物教的内涵。继美国等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革命后，信息化变革以更快地速度来到我们身边，信息化变革的最大特点就是数字化，体现在云计算、大数据、AI算法、人工智能技术等方面，并且这些数字化技术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不断影响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受数字化转型影响，资本主义内部诞生了一种新的拜物教形式——数字拜物教。数字拜物教指的是在资本主义数字化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数字”成了资本主义的新的统治力量，“数字”力量的强大，使人们越来越臣服于“数字”，成为它的教徒。同样，人们对“数字”的狂热崇拜也分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人对数字背后带来的社会权利的崇拜，因为这些社会权利带来的经济力量会创造巨大的财富和资源；另一方面，在人对数字的崇拜下，是社会权利颠倒为支配人命运的神秘力量。
3. 数字拜物教的具体表现
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数字”有三重含义：一是作为类似自然资源的生产要素，“数字”就像是煤炭、铁矿等天然资源，成为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成分；二是成为新的消费品，通过音频、影像、图片等抽象形式表现出来；三是作为数字技术，突出表现在大数据、云计算和AI算法等方面。
3.1. 劳动数字化过程中的表现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已经指出，资本运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渡使用价值而获得交换价值，因此，数据的商品化过程势必会把劳动向数字化方面推进。“数字化是指把文字、图像、动画以及声音的传播转变为一种共同的语言” [3]。数字劳动指的是区别于物质劳动的文化、知识、信息生产和消费的“非物质劳动”。区别于其他劳动形式之处在于，数字劳动者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也就是说，作为消费者时，用户可以通过即时网络获得服务和商品；同时，平台会及时收集用户产生的消费数据，进一步分析用户的消费偏好、消费能力等，并将其精细化为的有价值的数据出售给广告商牟利。所以，消费者在使用网络时就不知不觉的成为了平台数据的生产者。在数据分析过程中，数据的多少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对数据分析的程度。由于原始数据杂乱无章、参差不齐，即便数据量丰富，也没有利用价值。只有精细分析数据，通过提高平台数据处理能力，使数据变得完整、规则，才能正真探索到数据的实际价值，从而获得市场竞争力，抢先占领市场。显而易见的是，在劳动在数字化过程中，平台，也就是资本，表面上对用户的数据表现出求“数”若渴，实际上，是对“数”背后的带来的经济价值的渴求。由于资本的趋利特性，它必然会使得人和“数”之间产生倒置，使“数”成为支配人的力量，成为数字时代的“神明”。
3.2. 数据商品化过程中的表现
与桌子、椅子之类的实物商品相比，当数字作为商品出售时，它没有具体的实物形态，通常是以图片、音频、影像等抽象形式表现出来。数字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数据商品大量充斥着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数据商品早已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人们已经被数字化生活方式包围，并且多数人都陷入到数字化生活中。移动通讯系统和实时网络的完善和丰富，使得消费者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的约束，遵从内心想法在网络上选择自己想要的商品和服务。以旅游为例，我们可以根据想要去的景点，在手机上购买景点门票，选择心仪的酒店入住，结束时我们还可以在手机上对景点和酒店的服务、设施进行评价，表达自己的感受，为其他消费者提供参考。然而，一旦我们出门没有带手机，好多事情都无法顺利完成，如核酸检测、扫码乘车等。数据原本就是人设计出来方便生活的，现在却成为了阻碍生活的桎梏，人与数据间产生了颠倒关系。生活中，就这样，我们的生活和消费被刻上了数据的烙印，离开了数据，我们甚至无法正常出行。在消费过程中，我们经常能看到“该软件要求跟踪用户行为”、“个性化推荐”、有些软件甚至要求用户开启“听写模式”，目的在于监听、跟踪用户的消费记录，以便后台进行数据分析，从而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具有吸引力的商品和服务，增加用户的依赖性，进而资本获利。
3.3. 数据作为数字技术时的表现
除了商品和生产资料，数据还可以表现为数字技术。早在2013年中国IT领袖峰会上，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总裁朱云来就表示，在大数据时代，每天都会产生很多新的数据，重要的是如何处理这些新的数据。2021年4月，腾讯发布了自主研发的第四代数智融合计算平台“腾讯大数据–天工”，实现了百万亿级数据自动分析的目标；2022年9月，阿里巴巴有限公司公开了一项“数据处理方法、装置和电子设备”的专利，该专利通过对用户数据分析处理，方便商家为用户提供精准的服务，提高用户粘着度。此外，其他各大平台也在不断更新自家的数字技术，追求技术革新。由此可见，在大数据时代，数据的处理能力通过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方式表现出来，同时人们也陷入了对数字技术的崇拜之中。
人对数字技术的崇拜使得机器被设计的越来越像人，而人越来越像机器。在投资理财中，各家金融机构为投资者提供了智能顾问，这种智能顾问是基于大数据和计算机算法，根据投资者的投资目标和风险承受程度，制定个性化的投资计划，从而提升服务效率。从这一角度看，智能顾问就像人一样，“会思考”、“会选择”；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投资者只能从智能顾问提供的投资计划中选择一项进行投资，完全回避了自我思考的过程。而且开发人员为了使智能顾问更加“人性化”、“个性化”，就需要在背后提供更多的数据，研发更精准的算法，俨然也成为了机器的“仆人”。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与运用使得人失去了自我思考的能力，越来越容易被数字技术控制，容易相信数字技术可以完成一切。
4. 数字拜物教背后的资本权利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数字拜物教不是表面上对数字的简单崇拜，而是对数字背后的资本权力的崇拜，这种崇拜导致了人与数关系的倒置，因此，要想厘清数字拜物教，就必须透过拜物教的现象，深入资本主义的权力运作机制中去。
对于资本，马克思是这样说的，“劳动的产品，对象化劳动，由于活劳动本身的赋予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并且使自己成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他人的权力” [4]。由此可见，马克思认为资本实际上就是权力，更准确的说是支配活劳动的权力，正是因为有活劳动的存在，资本才具备了“自己的灵魂”。同样，在数字时代，数字资本主义的实质也是权利，具体的表现为数字对活劳动的支配，并通过这种支配实现价值增值，获得利润。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对于劳动剥削实质任然没有变，只是换了一种不同的形式。在生产领域，一方面，劳动和生产资料相分离并基于雇佣劳动关系的再结合是形成劳动的形成必要条件。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仍然是这样运作的。研发设施、网络平台、重要开发设备、发明专利等生产资料依旧被资本掌握在手中，而劳动者只有使用权，且使用时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马克思预测了资本主义的旧形式迟早因新的资本样态的出现而改头换面，而且他还预测在新形式下的资本会呈现大量集中的特点；另一方面，在生产过程中，资本为追逐更多收益，会想方设法的延长价值增值的时间。在数字时代，资本不仅仅通过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延长价值增值的时间，而且还通过将劳动时间转换为娱乐休闲时间的方式获得额外的价值增值时间。在工作时，劳动者用剩余劳动时间为资本带来增值。在休闲娱乐时，劳动者变作消费者，在浏览网络、购买商品时等留下痕迹，这些痕迹被打包成数据资源，被平台售卖给广告商，进一步为资本带来更多的利润，消费者最终还是成为了资本的劳动者。从这我们可以看出无论资本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它剥削劳动者的实质仍然没有变，反而变本加厉。
在流通领域，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增值不是依靠一次的生产获得大量的价值增值，而是由单位时间内生产的次数决定，也就是说单位时间内生产的次数越多，资本就越有可能获得价值增值。那么资本为了追逐更多利润，必然要缩短资本的循环周期，强调时间的重要性，弱化空间对时间的限制。“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 [4]。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空间不再阻碍资本循环，因为数据商品的非物质特征大大的减少了空间存储，也就方便商品的流通和交易。平台集生产、出售、购买于一体，还将收集到的用户的喜好、购买等信息转化为数据标签传递给商户，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商户和用户间沟通交流成本和时间，实现更准确的服务。总之，资本利用数字技术打破了空间与时间的限制，减少了资本循环的周期，为资本增值提供了便捷。
5. 数字拜物教对中国的启示
如前所述，数字拜物教不是指单纯的对数字的崇拜，而是对数字背后的资本权力的崇拜，那么要想破解数字拜物教，规避数字经济对中国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要先实现对资本权力的扬弃。
5.1. 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发挥先天优势
从制度上来说，中国就有先天的优势抵御资本权力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目前的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这样的经济制度下，生产资料归人民所有，社会资源能被充分调动，集中精力办大事；坚持勤劳致富、多劳多得，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力求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社会财富分配相对合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和谐，在不影响经济繁荣发展的前提下，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可以将资本的权利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保证既调动了市场的活力与生机，也发挥了政府的监管、调节作用，保留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底线和原则。因此，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信社会主义制度、弘扬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5.2. 监督市场发展，制定相关法律法规
政府要监管数字经济领域的垄断行为和霸权行为，保证市场公正公平。数字经济的激烈竞争使得早已进入该领域的资本会利用技术优势打造“进入壁垒”，形成垄断，不利于其他新兴平台的成长和发展。同时平台资本家利用平台权限，过度索取用户信息、出售用户信息、“大数据杀熟”等乱像也层出不穷。对此，相关部门要联合利用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监管这类现象，并制定出保护创新、规范平台行为的法律法规，也可以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人大代表、社会公众等多方力量参与法律法规的制定和监督实行，进而完善数字经济领域的法律体系。
5.3. 重视数字经济，厚植优良发展环境
我国应当重视数字经济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全方位激活、多角度带动作用，加快推进数字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5G通信基站的的建设，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基础支持。多要鼓励企业向“互联网+制造业”方向转型发展，发挥融合型数字经济的优势，实现数字经济内部的不断翻新。在税收制度上，政府应当多提供优惠政策，厚植企业营商环境，对中小型企业实行税收优惠，对相关研发费用实行抵扣，减轻中小企业的创新压力。支持企业在大数据与物联网、信息技术制造业等应用领域的建设和项目，并予以专项基金的支持。
5.4. 减少“数字鸿沟”，实现“数字”惠众
由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所以平台资本家会格外重视对自有资源的保护，以确保领域内的技术优势，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企业的“数字鸿沟”，这不利国内外于数字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发展。这需要政府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同时，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进全人类“网络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城乡间的“数字鸿沟”也不容小觑，比如共享单车、网约车的数量和成熟度存在区域性差别，因而需要加大这些区域的宽带建设，做到用“数字”连接中国的每一片土地，重视这一部分人的“数字”培训，力求让数字经济的“红利”惠及大众，减少因“数字鸿沟”带来的不公平。
总之，要想避免数字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要将资本权力放置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减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出现弊端的可能性。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保卫者，在它的作用下，不仅能促进数字经济的长久发展，而且还能监督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强化数字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