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中文教育课堂中的民俗文化教学原则
Principles of Teaching Folk Culture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Classroom
DOI: 10.12677/ML.2022.1011366, PDF, HTML, XML, 下载: 311  浏览: 597  科研立项经费支持
作者: 王 超: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付婷婷:华北理工大学,河北 唐山
关键词: 民俗文化国际中文教育课堂教学教学原则Folk Culture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lassroom Teaching Teaching Principles
摘要: 近年来对国际中文教育课堂中的文化教学已经有很多研究和讨论。而民俗文化作为独立的文化主题如何有机融入其中,这样的探讨还不多见。作为与生活场景最接近的文化样态,在国际中文教育课堂教学中,民俗文化的教学安排可以遵循分级、匹配和螺旋上升三项原则。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on culture teaching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lasses. However, as an independent cultural theme, how to integrate folk culture into it, such a discussion is rare. As the closest cultural pattern to the life scene, the teaching of folk culture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lasses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classification, matching and spiral.
文章引用:王超, 付婷婷. 国际中文教育课堂中的民俗文化教学原则[J]. 现代语言学, 2022, 10(11): 2692-2697. https://doi.org/10.12677/ML.2022.1011366

1. 民俗文化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意义

中国想要充分融入世界经济和发展体系,使中外交流顺畅开展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国际中文教育专业伴随着我国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语言与文化外向传播需求而建立。文化教学是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的重要主题。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角度看。根本上讲,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语言既是文化的一种载体,是文化赖以构建和传承的主要手段和形式,而语言本身又是文化的积淀,是文化的映像,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1] 作为载体和内容的并生本质,文化内容决定着语言表达。民俗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 [2],“在宏观角度包括以下范畴:农村及城市民俗文化、古代及新生民俗文化、口语相传及物质资料民俗文化。而从微观角度来分析,可以概括为:物质民俗(重点包括饮食及服饰民俗)、社会民俗(重点包括岁时节日及娱乐民俗)、精神民俗(重点包括信仰及艺术民俗)和语言民俗(主要指以谚语、谜语、歇后语为主的民间熟语)” [3]。民俗文化是生活态的文化,“是一种生活相。也就是生活的样子,一种生活的方式,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古老的,古老的只是一个方面,关键是它是活的,活世态的生活相。在生活层面表现为生活的技艺和生活的习惯” [4]。一个“活”字,凸显出民俗文化在真实社会生活中的突出地位,正是民俗文化的这种生活相决定了其与语言的天然紧密关系。考察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几种代表性教材,如《新实用汉语课本》系列教材,早在第一册第四课《认识你很高兴》和第九课《他今年二十岁》便分别关涉了民俗文化中的寒暄语文化和生肖生日文化 [5];《HSK标准教程》系列教材同样在第一册便安排了第8课《我想喝茶》和第13课《他在学做中国菜呢》来展现茶文化和食文化两项物质民俗文化 [6];通过总结发现,以交际为目的的语言应用,在学习者语言学习的起步阶段便进入衣食住行、节庆生辰等生活场景,所有以上丰富的语言应用场都是民俗文化直接涵盖和起主导作用的文化场。所以,语言学生对于民俗文化的兴趣和渴求也就成为其求学过程中自发和自觉的必然选择。良好的民俗文化修养反过来也必然促进并提高中文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学习动力和学习效果。

2. 国际中文教育领域民俗文化教学的研究进展

在国际中文教育中,文化教学是一块重要内容,而民俗文化,凭借其生活态、参与感和丰富性而成为文化教学中的重要一环。在民俗文化教学方面,已经有国内外众多专家和学者进行了研究。如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的李进敏和曾昭聪两位老师通过比较三本对外汉语民俗课教材《中国风俗概观》、《中国民俗》和《中国民俗文化》而论证了民俗文化对外教学时,其教材编写应该在降低课文难度、语言与文化有机结合、增强跨文化交流意识和借助新媒体力量等方面加以完善 [7]。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的贾放老师则在其《对外民俗文化教学散论》一文中比较全面的梳理了对外民俗文化教学的课型类别,现有教材的比较和从业教师的民俗学专业素养的问题 [8]。百色学院的唐艳丽老师在其《论民俗文化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传播与应用——以百色学院为例》一文中在系统论述了民俗文化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编和课堂应用等方面的应用价值后总结道“民俗文化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传播与应用,将有助于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也有助于帮助外国学生更好地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9]。

通过以上对几篇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进行梳理,考虑到国际中文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在专业发展路径上的紧密关系,可以看出,专家学者已经对民俗文化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重要性有了统一认识,并且也在尝试寻找适合的融合民俗文化进入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方式方法,并获得了众多成果。与此同时也不难发现,截至目前,大量的研究仍然是将民俗文化作为独立个体,在民俗学本专业范围内加以讨论,而将民俗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相结合的探讨尚不多见。

就文化教学如何与语言教学结合这一课题,从狭义的教学角度审视二者关系,可以强调语言自身内部的结构特点与生成机制,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可以对比并举加以讨论。对此学界曾提出知识文化与交际文化的划分方法,即,直接影响语言交际的文化事项为交际文化,而不能直接影响语言交际的事项归属知识文化,对二者的处理采用不同的方法。“文化因素与文化知识,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来说,是两种不相同的文化教学。” [10] 对此,笔者稍有不同看法:可以首先确定的是,交际文化诸事项可以直接影响甚至决定语言交际的成败与成效。如,交际中双方语言使用中的引申义应用、俗语与熟语应用等等,文化力量决定着含义表达而绝不仅仅依靠文字所指和能指本身的功能。但即便是划分为知识文化的部分文化事项,也是必然关涉语言能力的生成。语言的最终功能是交际,而交际内容本身就是文化,无论生活文化抑或专业文化。因此,两个角度的观察都指向一个结论,文化之于语言,从生成到发展,都是相伴相生的过程,无法将二者过多割裂。文化不仅影响和指导着语言能力的发展而且是语言培养的终极指向。

具体文化教学方法的研讨如南开大学的白宏钟和钟琳两位老师曾建议“文化教学与文化体验结合的方式等重要问题也都可以在行业培训机制下进行研讨,确立典范并在行业范围内推行” [11]。这就在文化类别与课型类别的匹配问题上做出了初步构想;再如四川师范大学张戎茸老师不仅推荐了吴伟克(Galal Walker)教授的“体演文化教学法(The Pedagogy of Performing Another Culture)”作为交际文化课堂教学的实施方法,也阐述了这样的观点“外语学习的目标就是要反复灌输和训练异国语言和社会中那些约定俗成的行为方式,以便学生形成目标文化期待的行为模式” [12]。而一国社会中约定俗成的行为方式正是民俗文化关照的核心。因此,两位学者实际上已经为民俗文化提供了一种教学方式,即体验式教学,“教师们都应该向学生们演示生活中的真实场景,特别是可能引起他们不解的场景,然后引导学生们在这些场景下如何理解和应对” [12]。那么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内,于众多交际场景中,哪些真实场景可以入选?也就是说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文化内容如何选择?就这一课题,北京师范大学的朱瑞平和张春燕两位老师提出了“代表性原则、现代性原则、普遍性原则、供需结合原则” [13]。综合以上几位学者的论述,将这些前瞻性的和高屋建瓴式的思考投射到本篇的具体问题:文化中的民俗文化如何融入国际中文教育课堂教学?笔者认为,可以从教学内容选择、课型安排和教学进度三个角度作出推进。

3. 国际中文教育课堂中民俗文化教学原则

3.1. 内部分级原则

正如语言教学中词汇和语法需要分级教学一样,文化教学也应该划分出层级。如何分级?首先,从教学者的角度出发,将民俗文化内各文化项按照群众基础的广泛性和普及型从高到低进行排列。从而确定教学顺序。在此谨举两例作进一步说明:民俗文化中,服饰文化和饮食文化都是物质文化大类的代表事项。但是,在我国,这两者在入选课堂民俗文化教学时,所处的层级位置就应该是不同的。饮食文化应该比服饰文化更早走入课堂。原因在于,虽然两者都是源远流长,极富民族特色,但是,就现状来看,饮食文化是普及度更高的文化事项。关于饮食文化当然可以介绍其博大精深,八大菜系,宫廷美食;但是也可以微观落脚,推荐特色小吃。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汉国教教师都可以实际上手展示中国菜,家庭菜肴的制作,甚至请学生品尝。而服饰文化,中华汉服艺术方兴未艾,确实美轮美奂,汉服的传统和形制特点突出,但我们也必须面对现实,即,今日汉服仍然处于小众的文化涵育阶段,不具备广泛普及特点,针对汉服的介绍大致要以图片和表演性影像的展示为主,即便能够试穿也是停留在课堂内或场馆等特定场景,生活中学生就无法方便接触到。因此,从广泛性和普及性的标准出发,在进行分级时,因为饮食文化普及性和广泛性更高,其在民俗文化的课堂教学要先于服饰文化。

其次,同样重要的划分标准是从教学对象的角度出发,以教学对象的学习意愿为标准对民俗文化事项进行分级。因为“在进行文化传播时,应考虑不同层次的文化产品如何满足受众不同层次的需求,而这种满足又会反过来刺激更多受众对此类文化产品的需求。……在传播过程中,特别是在传播内容的选择方面,如果能把传播者的意愿和受众的需求很好地结合起来,一定可以获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13]。同样以饮食文化和服饰文化为例,两相比较,由于缺少了了真实生活的滋养,传统服饰这一民俗文化事项对于外国学生来说,其实用性、重要性和吸引力相比饮食文化要低很多。所以从学习者的需求标准考虑,在确定文化教学顺序时,服饰文化必然排在饮食文化之后。

综上,在民俗文化教学初期,按照分级原则,挑选那些在我国国内最普及,最为我国大众所熟悉并且最受学习者重视和欢迎的民俗文化事项进行介绍,唯有如此,才能凭借深厚的底蕴为教学提供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才能实现文化介绍的意义。在进一步观察民俗文化事项内部结构的时候,安排教学顺序时也要遵循这一原则。例如,同样是饮食文化教学,首先应该从家常菜入手,进而随着学生语言水平和文化了解度的提高,再介绍八大菜系等成体系的高阶饮食文化。

3.2. 匹配原则

从文化学本身的视野考察,文化从结构上有两种主流划分方法,即,三分法: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和四分法: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而民俗文化在两种分类中基本对应于三分法中的制度文化和四分法的行为文化。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划分本身也强调,不同层次间的文化并非泾渭分明,恰恰相反,它们是彼此贯通,相互表现的。而其中将民俗文化归类的依据也是狭义民俗的范畴。从广义民俗文化来看,物质形式、制度设计本身也是民俗文化的载体和表达途径。如果单从文化学的范畴思考文化事项与语言应用的配比教学,往往因为范围过于宽泛而无从下手。笔者建议,不妨在文化学层级分类的基础上,同时将民俗文化本身的“生活相”本质特点纳入考量,融合民俗文化的分类进入国际中文教育课堂教学。因为“民俗是文化,但是与其他的文化相比较,它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即日常生活文化。民俗与生活紧密联系,生活的属性是民俗最本质的属性” [14]。而在民俗学视野中,不仅考察民众每日平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更会对这生活流动中泛起的浪花投入更多关注,这浪花就是相对而言,生活中民俗意义更强的特殊时空节点如岁时节令和婚丧寿喜等制度民俗。这些民众生活中的突出节点是相对可以梳理清楚并且因为其丰富的文化性内涵和外延,可以作为课堂教学的绝佳选材。

以婚俗与国际中文教育课堂教学的结合为例。这一民俗事项便适合“课堂体验式教学”模式。婚俗对于世界各个地方的民众而言都是极其富有人生意义和文化标识性价值的文化事项。笔者在实际工作中也了解到,对于国际中文教育的学生而言,了解并深入理解中国人婚姻习俗是其学习语言过程中迫切想要了解的一幅“生活相”。因此我的课堂教学正是从这一需求出发,围绕中国人婚俗主题,开展以民俗文化课题为中心的类型化课程教学。婚俗主题中关涉到的语言如结婚、习惯、新郎、新娘、婚礼、庆祝、典礼等词汇基本包括在HSK3级到4级大纲内,即从初级到中级过度的词汇范围,达到这一水平的学生一般要学习汉语300到400学时;而对于婚俗这样的典型中国民俗文化有了解需求的学生,也大致是有了以上学时以后或者在中国生活了对应时间长度的群体。所以,语言与文化的阶段性匹配度很高。在教学设计上,我结合中国传统婚俗的“六礼”与当下新婚俗的社会实际,设计模拟结婚礼俗的整个过程,大致包括见家长商量婚礼的举办、置办婚礼的准备和婚礼典礼现场三个环节。在所有环节,教师作为教学设计者,提供所需词汇和句法结构等语言知识、场景环境知识和习俗文化知识:场景知识如准新人互见家长时的注意事项;习俗文化知识如婚礼当天迎接新人的过程,“早生贵子”等文化符号的出现和在婚礼现场对父母亲朋的感恩和答谢等等。教学以分角色扮演进行,教师在给定文化背景和语言范围后,应该给予学生充分的发挥空间,让其分组讨论具体语言使用和流程。每一位学生的语言因为角色的不同而不同,他们可以是新郎新娘,可以是新人的父母,可以是伴郎伴娘,可以是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等等。然而无论角色设定如何,在这个婚礼准备的全过程中,每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定位,并且在模拟的环境中体验中国婚俗的乐趣,并体会其中凸显出的中国人的民俗文化和心意特点。通过交际场景,实现语言学习和民俗文化浸润的完美结合。

3.3. 螺旋上升原则

民俗文化教学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具体落实过程中,与语言教学的配合,一直是一个待解的难题。吉林师范大学的刘雪莹和毛瑞两位同学专门就这一问题作了样本丰富的留学生调查问卷,结果显示“他们对于民俗课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比如生词过多、文化差异过大等均表示了担心与忧虑” [3],按照笔者的教学经验,历届学生对于民俗文化学习的担忧与调查结果高度一致。可见这是一个极富共性的问题。有学者曾论述过,在语言教学课堂,遵循语言第一性,文化第二性的原则,即文化教学是为语言教学服务,所有教学安排不能喧宾夺主。笔者对于这一观点持部分保留态度,主要因为语言与文化无法也不应该采取第一性和第二性的二元对立性划分。两者的关系在前文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部分已有论述,综合来看,二者是统一体,交际功能的终极指向别无二致。

但是,这个观点对于语言和文化的区别是合理的。相对于语言,文化包括民俗文化有自身的被认识和被习得的规律。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者应该着力研究如何将二者的习得规律进行统合考量,从而实现彼此配合,相得益彰的效果。由此出发,针对学生的学习难点,在民俗文化教学上可以遵循螺旋上升原则。

语言遵循螺旋上升的规律,文化也应该如此。正如上文分层原则中提到的,在同一文化事项内部也要做到循序渐进,这个序一方面是文化本身的普及度,另一方面就是与语言教学结合的紧密度以及与不同阶段语言水平的匹配度。比如传统节庆是所有教材都喜欢选取的课程主题。其中又以春节选题最为重要。笔者就试以这一文化事项,对民俗文化在国际中文教育课堂教学中的螺旋上升原则作初步说明。

首先,教学对象是初级学员时,由于学生语言水平低,词汇量少,进行语言性表达非常受限,那么可以选择春节民俗元素中动手性强的项目先行教学,如让学生练习剪窗花、剪福字,写简单的对联,或“画”福字、因为这个阶段的学生还不能熟练书写汉字,对他们而言,汉字的图画形象更强于文字意义;更可以组织学生包饺子、包汤圆等等。这样的民俗文化元素融入课堂,不仅可以极大增强教学的趣味性,更可以让学生在亲自动手的过程中感受新年节庆的丰富内容,使其感同身受,领会其乐融融的美好意义,从而实现文化习得的初步效果。

其次,进入到中级课程阶段后,同样的春节主题,不仅可以重复初级阶段的操作性教学,更要从文化内涵上给予充分的说明。也许在初级阶段,关于春节的起源,是以“年兽”的故事为切入点的,趣味有余,但科学性不足。在语言水平达到中级以后,也必须跟上文化的认识提高,侧重春节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意义。向学生进行科学地解释,春节不只是包饺子、剪窗花等简单的事项,更有庆祝、纪念与祈福等美好含义,可以把春节时期所有的岁时安排详细加以介绍,使学生对春节的完整形态有准确认识。

第三,在语言高级阶段,这个时候,学生的语言水平已经可以进行比较流畅的交流,同时,学生对于使用中文进行比较高级的表达也有强烈的愿望。此时,同样的春节主题,就要将这一节俗的科学性进行系统展示。从春节这一节庆时点与历法演变、农业生产的关系到具体窗花的形制,图像的意义,春节故事的来源和道理等等进行立体介绍。与此同时,通过课堂讨论或语言展示等方式,推动学生用中文就春节文化主题做深入交流。到此,一个立体又丰满的民俗文化项与语言学习充分融合,在学生所处的各个阶段有度、有量、有效地实现二者的相互促进,推动学生的语言和文化认知水平向上螺旋式生长。

最后,针对国际中文教育的独特性,学生认知水平和年龄层次往往有差异,那么对于民俗文化趣味性、科学性的教学安排,可以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具体要求作出内部调整。如初级阶段的学生是低龄儿童,则完全以趣味性教学为主;如果初级阶段的学生是成人或大龄学生,则要在趣味性学习的同时,以文化背景介绍的方式,将科学解释及时补充,以符合不同年龄层学员的认知特点。

4. 结语

国际中文教育作为一门方兴未艾的学科,专业诉求与具体从业方法还有诸多待完善之处。因为它在推动中外交流和多元世界的发展上意义犹大,吸引众多学者的科研目光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的有机结合问题至今困扰在大家案头,笔者不揣冒昧,以民俗文化在国际中文教育课堂教学范围内的讨论为立足点,提出三个原则,以分级原则选定内容,以匹配原则设计课型,以螺旋上升原则安排教学进度和教学方法。希望通过自身的工作实践感悟和相关阅读来继续将民俗文化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应用这一课题向前推进。提出自己的粗浅看法,为解决这一共性课题提供一份思考。

基金项目

本文为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2021年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基于<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的民俗文化教学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号:21YH5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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