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负性行为量表的编制
Compilation of the Negative Behavior Scale for College Teachers
DOI: 10.12677/AP.2022.1211448, PDF, HTML, XML, 下载: 374  浏览: 496 
作者: 郑旭钊, 范如冰, 杨 扉:乐山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四川 乐山
关键词: 教师负性行为量表编制数量估计法Teachers’ Negative Behavior Scale Development Method of Magnitude Estimation
摘要: 教师在与学生互动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让学生感到消极的行为而不自知,从而影响师生关系与教学效果,因此编制量表以便高校教师自查负性行为。首先通过文献分析与一对一访谈总结出师生互动场景;再通过问卷收集高校教师负性行为,再通过四轮预试以及评估和修订形成最终问卷,再通过一对一监督被试填写E-prime程序得到数据,最终问卷采用数量估计法。基于数量估计法在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对其进行了相应的改进,分析最终问卷数据后得到高校教师负性行为量表。信度和效度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可用于高校教师负性行为的初步施测。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ng with students, teachers may have behaviors that make students feel negative without knowing it, thus affecting th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teaching effect. Therefore, a scale was developed to facilitate the self-inspection of negative behaviors by college teachers. Firstly,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one-to-one interviews, the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scene is summarized; then, the negative behaviors of college teachers are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then the final questionnaire is formed through four rounds of pre-examination, evaluation and revision, and then through one-to-one supervision of the subjects to fill in E-prime program to get the data, the final questionnaire adopts the Magnitude Estima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by the Magnitude Estimation method in practice, it has been improved accordingly, and the negative behavior scale of college teachers is obtained after analyzing the final questionnaire data.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psychometrics, and can be used for preliminary testing of college teachers’ negative behavior.
文章引用:郑旭钊, 范如冰, 杨扉 (2022). 高校教师负性行为量表的编制. 心理学进展, 12(11), 3691-3698.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11448

1. 引言

教师的负性行为会导致学生的不满甚至是厌恶,导致教学效果下降(冯江平,2000)。而教师可能认为这些行为是中性或正面的,因此教师并不会对这些行为做出改变,从而影响师生关系与教学效果。需要注意的是教师的问题行为与违法犯罪行为是有区别的。但是,它们之间也没有绝对的鸿沟,在一定条件下其性质可以进行转化。通常来讲,教师的负性行为会对学生的身心发展造成程度不同的伤害,一般而言并不严重;一旦对学生构成严重伤害,就会触犯相关法规而成为犯罪行为,就不属于负性行为而是犯罪行为了。

参考吴爱惠(2005)的研究,高校教师负性行为在此处定义为“高校教师在师生互动过程中做出的让学生感到消极的行为”。

学生与教师在对部分教师负面行为的看法上存在分歧(姚利民,段文彧,2013)。例如高校教师喜欢布置小组作业,认为小组作业能促进同学们的交流和相互学习,而学生们往往则认为小组作业不一定是有益的,因为大部分教师都会布置小组作业、小组作业数量与交流难度成正比且小组作业往往由小组中的“主力”完成。类似行为被教师认为是积极的,而学生往往感到厌恶并且不会和教师交流自己真实的想法,这使得教师难以意识到被学生疏远的原因。

总体来看,中国的教师行为研究主要集中于课堂教学技能、课堂互动模式(任平,2010)、教师个人素养提升(林崇德等,1996)等方面。少部分研究者重点研究中小学教师的问题行为,但关注的重点是违背教师职业规范、对教学影响较严重以及对学生身心发展有明显不利影响的行为(冯江平,2000)。海外学者从学生知觉的角度对教师行为进行探讨并编制相关量表的研究极少,相关的有Henklain等人(2020)编制的教师行为检查表(Teacher Behavior Checklist)、Weinstein等人(1982)的教师对待量表(Teacher Treatment Inventory)以及Babad (1995)的教师行为问卷(Perceived Teacher Behavior Questionnaire),这些量表更多强调的也是教师应当遵守的职业规范行为与违背职业规范的行为,对师生理解有偏差的“教师负性行为”的讨论则几乎没有。基于此,编制和教师行为检查表一样方便有效的自查式“教师负面行为量表”具备一定的实用价值。

2. 方法

2.1. 被试

2.1.1. 一对一访谈被试

在高校图书馆、教学楼等地随机选取大学生被试,其中男性23名,女性被试35名,共58名。

2.1.2. 开放式问卷调查被试

开放式问卷通过问卷星等网络途径发放。被试来自乐山、成都、泸州、天津等地的高校,其中男性被试69名,女性被试77名,共146名。

2.1.3. 预试被试

量表经过4轮研究讨论与修改,7名高校教师参与了内容效度评估与预问卷修改建议。4轮预测试中参与被试共114人,其中男性48名,女性66名。

2.1.4. 正式施测被试

共311名来自乐山师范学院、泸州医学院、成都大学、天津商业大学的大学生参与了正式施测。正式施测使用E-prime3.0编制的信息采集程序,被试在指导者的监督下完成程序。剔除错误数据、超时数据与不用心完成的数据后,有效样本量为292份。其中男性97名,女性195名。

2.2. 问卷编制过程

2.2.1. 一对一访谈

开放式问卷的编制过程主要有以下步骤:1) 文献查阅:查阅有关教师问题行为的中外文献,参考相关教师问题行为的分类与表现形式,归纳出教师在师生互动过程中常见的问题行为;2) 一对一访谈:对58名大学生进行一对一访谈,时长约10~20分钟,讨论他们主观感知到的高校教师负性行为,并对这些行为的场景与模式进行整理与记录。

2.2.2. 开放式问卷

根据访谈结果整理出的七种师生互动场景形成开放式问卷,通过问卷星APP进行网络问卷调查,发放146份,剔除过短作答时间、过长作答时间以及不用心作答的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126份,有效回收率86.30%。

2.2.3. 预问卷调查

根据开放式问卷收集的学生主观感知到的高校教师负性行为,形成预问卷调查。预问卷调查共4轮,参与被试共114人。每一轮测试完成后均与被试及高校教师进行内容评估,进行项目的评定、修改、删除、补充或合并,最后邀请专家进行内容效度评估及提出修改建议,最终形成最终测试的25个项目。

2.2.4. E-prime程序一对一施测

由于在多轮预问卷调查中发现了答题用时过长、用时过短、被试对题意理解存在困难、被试无法正确估计数字大小(此现象在不接触数字的专业学生中大量存在)等问题,有效作答率仅51.71%;所以改为纸质问卷调查。而采用纸质问卷后,在被试专注作答的情况下依旧存在部分理解困难的情况,有效作答率仅62.13%;最终选择将问卷录入E-prime3.0程序中,进一步优化题目描述与呈现方式(如每题至少锁定4秒、每题之上均会呈现标准项目及标准分数以便被试参照),且让被试在主试的监督下完成程序。参与E-prime程序作答的被试共311人,有效样本量为292份,有效作答率93.89%。

2.3. 计分方法

采用数量估计法。此处的数量估计法对标准数量估计法做出了部分改动。

标准的数量估计法没有限制被试赋值的大小。一般而言在有标准分数的参照下,被试的赋值可以通过计算几何平均数得出符合心理物理函数的值。但在实践中发现,大部分非理科专业的被试对数字的敏感性较差,当数字过大或过小时被试估算的数字大小会失真,从而导致被试重复填写相同数字或随意填写,使得数据失真。

改动后的数字估计法,采用倍数关系来评估。将标准项目的分数设定为100分,被试只需要在每个项目后评估其相比于标准项目消极的程度,填入倍数即可。限定赋值大小范围为[0.01~100.00]倍,通过小样本施测得知改进后可有效降低被试的理解难度。

3. 结果

3.1. 项目分析

将292份数据按照生活事件量表的总分加以升序排列,将被试分为高分组(前27%)与低分组(后27%),再采用独立性t检验以评估高低分两组被试在各项目上的区分度,项目区分度均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

3.2. 探索性因素分析

为了进一步明晰各分量表的结构因素,对问卷再次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以确定量表的因素数目,得KMO = 0.96,p < 0.001***,适合进行因素分析。再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共同因素,求得初始因素负荷矩阵,采用最大方差法求出旋转因素负荷矩阵。根据SPSS分析结果,两个主成分共解释了总方差的98.50%,各因素条目数及对应因素负荷见附录表1。虽然第二主成分仅占总方差解释的5.31%,但第二成分中包含的“语气有嘲讽意味”、“在学生提问时表现出不耐烦的言行”、“发表有学历歧视意味的言论”、“发表有性别歧视意味的言论”四项行为与第一成分中的行为得分具有显著差异,所以将量表划分为两个维度,维度一(表一等级5~25)为:损害学生自尊的行为;维度二(表一等级1~4)为:损害学生权利的行为。

3.3. 信度分析

Cronbach’s α = 0.997,成分1与成分2的α分别为0.996,0.998,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达到了心理测量学要求;Spearman-Brown分半系数 = 0.993,Guttman分半系数 = 0.992,量表的分半信度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内在一致性也较高;对于评分者信度,N = 287,Kendall和谐系数W = 0.82,df = 24,p < 0.001***,可认为被试总体上对该量表的理解不存在分歧,评分标准一致。

3.4. 效度分析

3.4.1. 内容效度

本量表的结构、维度和具体题目表述经过了四轮高校心理学教师的讨论、评估和修改获得,最终形成的高校教师负性行为量表被认为操作定义清晰,各题目内容符合该维度所测查的特质,表述清晰易懂;在正式实验前,通过多轮预实验的实证调查,将题目压缩至25项、改进赋值方法并且改变施测方式;在正式实验时确保被试均匀分布在各教学院,提供安静的作答环境与足额的被试奖励以保证样本质量;题总相关分析显示各项目与总分相关均达到显著水平(p < 0.001***)且各项目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均大于0.4,同质性较高,无需进一步删减项目,从而确保该量表有较高的内容效度。高校教师负性行为量表与补充说明见附录表2与附录表3

3.4.2. 结构效度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KMO = 0.96,p < 0.001***,量表中的25个项目可提取出两个主成分,第一主成分可占总方差解释的93.19%,第二主成分可占总方差解释的5.31%。由此可认为本量表总体可探测到“学生对高校教师负性行为的消极感知”。

3.5. 量表计分方法

此量表采用累加计分法,即教师每存在一项量表中的行为,便累加此行为的消极值。例如教师若存在“布置课后作业较多”和“拒绝共享PPT课件”行为,则其消极值为“40.18 + 26.20 = 66.38”。使用方式类似于生活事件量表,此量表中教师得到的“累加消极值”越高,学生对此教师的主观感受越消极。但本研究未进一步量化消极值与学生主观感受的关系,未来可深入研究。

4. 讨论

本研究的灵感来源于实验心理学课堂上的讨论:部分高校教师不理解为什么“讲授教材内容较少、布置小组作业和调侃性别”等行为会引起学生们的厌恶,同时学生们很少和教师进行相关的交流,这导致了隔阂的持续存在。其后了解到Holmes (郭秀艳,2019)使用直接数量估计法编制社会再适应量表,此量表将各项生活事件所造成的压力以标准化后的数字呈现,并且可以进行加减运算,这不仅客观地评估了生活事件的压力感觉,还非常实用和易懂(Holmes & Rahe, 1967)。在查阅相关文献后,作者认为可以编制一个类似的量表以便教师使用(让学生使用可能更准确),可进一步根据行为的消极值评估行为的消极程度。这样做可以减轻师生间的交流成本,促进师生关系的发展,进而提升教学效果。

因为前人的研究多集中于违背教师职业规范、对教学影响较严重以及对学生身心发展有明显不利影响的行为(明显违背教师职业规范),而对师生认知不同的负性行为没有探讨,所以本量表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构建方式,这样可让教师了解到认知盲区的行为并且便于自查使用。同时在实践中也发现标准数量估计法应用有一定困难,部分被试难以估算数字,容易导致被试随意填写与数据失真,所以对标准数量估计法做了相应的改进。

本研究也存在许多可以改进和深入的地方。首先,被试样本还可以进一步扩大,不仅仅主要局限于四川的高校,可充分考虑学校的类型、性质,学生的人口学特征等要素,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更有代表性的样本中进行构建;其次,实验程序可以进一步改进以尽量控制可能出现在研究中的意外,例如被试对数字的敏感性较差、被试不配合或是不专注;再者,本量表缺少效标效度的探讨,一种较为理想的校标可能是高校教师的“评教分数”(邱楷,叶道艳,2016)。理想的情况下,教师表现出的负性行为越多或越严重则其预期获得的期末评教分数越低。不过这也存在问题,例如评教分数难以获取、未改革的旧评教方法存在师生串通的情况(梅萍,贾月,2013);最后,此量表还需进一步建立有效的常模才可投入实际使用。

5. 结论

本研究可得到以下结论:教师负性行为量表的信度与效度良好,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但还需进一步优化样本与建立常模后才可投入使用。

附录

Table S1. Rotated component matrix

附录表1.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Table S2. College teachers’ negative behavior scale

附录表2. 高校教师负性行为量表

Table S3. Supplementary explanation on the negative behavior scale for college teachers

附录表3. 对高校教师负性行为量表的补充说明

NOTES

*通讯作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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