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2016年英国公投脱离欧盟，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一时间，“后真相”成为全球民众讨论的热点，并被《牛津大辞典》选为年度词汇，同时也标志着我们已经进入了后真相时代。所谓“后真相”，就是真相和逻辑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被忽视，而情感煽动主导舆论的情形。
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互联网不仅拓宽了全球知识的传播范围，同时也加速了各种各样的虚假信息的传播。从投票选举到众筹诈骗，再到病毒营销，无论是在政治、经济、传媒，还是商业领域，后真相的案例俯拾即是。我们往往更容易接受与我们现有思维模式相符的真相，抗拒那些与我们内心观点相冲突的真相。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移动式设备的普及和社交软件的激增，老年人由于网络经验有限，再加上脑功能的渐进性衰退，更加难以识别网络信息的真假，更容易受到网络诈骗。在这个假新闻和另类事实大行其道的后真相时代，探讨网络谣言如何影响老年人的判断，可以更好地推动老年人受骗领域的研究。
2. 后真相时代的老年人受骗现状
目前，中国正逐渐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2021年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万人，占总人口18.70%，老年人逐渐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被知识、媒介、信息、组织、情感等鸿沟隔绝。诈骗成为老年群体可能遇到的最普遍的犯罪形式之一。我国老年人时常受到电信诈骗、非法集资、保健品欺诈销售、养老服务诈骗等犯罪行为的侵害，其中以营养保健品销售诈骗为主。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老年人受骗的方式也逐渐从面对面的街面诈骗向虚拟空间的电信诈骗转变，出现了投资欺诈、预付款欺诈、保险欺诈、税务欺诈、身份盗窃欺诈等新类型诈骗方式(李媛媛，单承芸，2020)。
国外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如图1是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的虚假新闻数据，红色的线是虚假新闻的互动量(阅读量、点击量)，黑色的线是正常新闻的互动量。可以看到，在大选的最后时刻，虚假新闻的互动量已经超过了真实新闻。
在国外，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老年人的推特上包含的假新闻最多；且老年人的投票率(投票率为70.9%)高于其他任何年龄组(如，18~29岁的人群中投票率为46.1%)，这一数据令人惶恐。老年人也是受诈骗的多发人群，根据投资者保护信托基金2010年的调查显示，在美国，超过730万的老年人(>65岁)曾经是金融骗局的受害者；苏格兰警方的报告，爱丁堡86%的诈骗性销售事件的受害者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
在这个充满错误信息、虚假信息和假新闻的后真相时代，随便一条新闻就可以影响到成千上万的人。科技的进步已经颠覆了“有图有真相”的传统认知，广泛传播和未经证实的谣言会用图片和视频等视觉模式在情感上煽动老年人。
图片来源：Silverman, This Analysis Shows How Viral Fake Election News Stories Outperformed Real News on Facebook. Buzzfeed News, 2016.
Figure 1. Fake news data during the 2016 US general election
图1. 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的虚假新闻数据
3. 老年人受骗的相关研究
3.1. 老年人受骗研究现状
中国逐渐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老年人问题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老年人随着身体机能的衰老，其心理和社会适应性也在发生变化，并因此影响其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其中老年人上当受骗的问题逐渐成为国内外研究者关注的社会热点。国外针对老年人受骗的研究开展较早，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因为中西方在养老体制、社会文化背景、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所以西方的成果不能直接用以解释中国老年人受骗的实际问题。
中国有关老年人信息判断的研究起步较晚，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较为薄弱，从整体上来看，是沿着国外研究者的方向同时针对国内老年人的现实问题进行的。目前，不同学科对解释老年人受骗进行了系统研究，包括日常活动理论、生活方式理论、低自我控制理论、情绪选择理论等相关理论，从不同视角来解释老年人受骗的原因。研究老年信息判断的众多理论都有其应用价值和局限性，为避免在实际应用中出现偏颇，有学者对多理论进行整合，即基于“理论整合”将两种或以上的理论相结合对谣言受害进行更加综合性的解释(吴玲，程叶青，2015)。
现有针对老年人受骗的研究数据尚以传统的数据来源为主要渠道，研究方法也多以传统数理分析模型构建为主。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也为老年人诈骗受害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与思路。
3.2. 老年人受骗原因
目前科学研究成果表明，老年人谎言识别的能力会因为其认知或神经功能的衰退而呈现下降趋势存。情景记忆和抽象推理等重要能力在早期达到顶峰，然后稳步下降。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诈骗兴起，越来越复杂的深度诈骗犯使用人工智能来描述从未发生过的事件，相对于年轻人来说，老年人刚接触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获取新信息的渠道较少，知识更新困难，也更难发现其中的虚假信息。
根据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有研究者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将与他人建立紧密的情绪支持作为首要目标，也会产生对高价值诱因做出积极反应的情绪，进而带来更多风险寻求的行为(敖玲敏等，2011)。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从关注获取知识转向关注提高自己生活中的情感意义。因此，在情感意义增强的材料发生变化时老年人支持情感处理的区域(即vmPFC)相对于年轻人更加活跃(Cassidy & Gutchess, 2012; Cassidy et al., 2014)。
近年来，关于源记忆、认知流畅性、真实性效应等的研究蓬勃发展起来，大量初期研究结果表明，流畅性或处理信息的主观经验是真实性效应的关键机制(Wilson & Westerman, 2018; Zhang et al., 2021)，相关但非证明性信息能够有效促进不熟悉的许多类型的真实和虚假信息的感知真实性(Fenn et al., 2013; Newman et al., 2012; Newman et al., 2015)，例如非证明性的照片和口头信息更有助于人们产生伪证据。那么，年轻人缺乏对该主题的知识或经验，他们更有可能依赖非证明性信息来判断事物的真假(Strough et al., 2011)。而同样的机制，老年人可能不太容易受到影响，因为他们在评估一般知识的真实状态时可以利用更多的一般智力，减少了对基于流畅性的真实线索的依赖(Brashier et al., 2017)。因此，出现一个新的看法，老年人谎言识别的能力会因其社会经验的积累而不断提高。然而，源记忆的准确性已被证明在成年期呈线性下降(Cansino et al., 2013)。这种监测信息来源能力的降低可能会增加来源的错误属性，增加来自照片中的信息影响决策的程度。与其他年龄组相比，这也将给老年人的信息判断过程带来更大的真实影响。
有研究发现，源记忆的准确性在成年期呈线性下降的趋势(Cansino et al., 2013)。这种监测信息来源能力的降低可能会增加老年人出现来源错误的可能性，增加来自照片中的信息影响决策的程度。但近期也有研究提到，真实性效应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是稳定的(Derksen, Giroux, Newman, & Bernstein, 2022)。但是迄今为止，并没有研究直接针对老年人群体考察其是否更容易受到非证明性照片的诱导，所以真实性效应在整个生命周期的稳定性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3.3. 认知流畅性的研究及理论依据
流畅性的相关研究十九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以来逐步上升，近年来的有关研究发现，流畅性除了自身作为一种线索直接影响判断和决策以外，另一方面也能通过影响人们对线索的表征，以及通过影响个体的认知策略来改变人的决定或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做出与平常不一致的行为。
流畅性是个体对加工信息难易程度的一种主观体验(Oppenheimer, 2008)，包括知觉流畅性、概念流畅性、提取流畅性等(Reber, Wurtz, & Zimmermann, 2004)。其中知觉流畅性涉及个体对刺激较低水平的加工，反映个体对知觉外部信息难易程度的主观感受。它本身并不是一种认知操作，只是一种有关认知操作的感受。虽然知觉流畅性在个体学习和生活中极为重要，但在某些情境下流畅性体验也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
从认知流畅性的角度看，个体对信息越熟悉，其认知加工过程越流畅。影响流畅性的变量也会对主观熟悉感产生影响，导致真实性效应的产生，进而影响人们的判断和决策。在网络上，很多虚假信息或谣言的发布者会通过增加图片、音频和视频等知觉信息来增加信息内容的熟悉感，使老年人的认知流畅性增加，导致老年人在进行判断或决策时会出现一些真实性效应，而这种真实性效应会使老年人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更容易上当受骗。
流畅性影响判断和决策的主要理论解释是情绪即信息(afifect-as-information)模型(Schwarz & Clore, 1983)。根据情绪即信息模型对情感的分类，以加工流畅性和可得性体验等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认知体验、情绪和身体感觉共同构成了人类的三大情感体系(Schwarz & Clore, 2007)。
首先，人们在做判断和决策时不仅会受到心情和情绪影响，还会受到身体感觉以及元认知体验的影响，其中一种重要的影响途径就是通过一种信息线索来改变人们对刺激的判断和评价，进而影响后续的决策和行为。老年人比年轻人积累了更多的相关早期经验，而人们对于在判断和决策时感受到的流畅性，容易倾向根据有关该刺激的早期经历做出归因，尽管这些归因可能是错的(Westerman et al., 2002)。
其次，个体根据早期经历，如谣言通常持续时间不长，而只有正确的事物才能持续的被人提及，逐渐形成了一种联结，或者说朴素理论(Schwarz, 2004)。在个体认知负荷高或加工动机不强等情况下，当某个命题呈现时对比度提高或新近出现而提高了知觉流畅性，人们往往就会受到联结的影响，从而对感受到的流畅性做出错误的推论，认为此时流畅性的提高是因为命题是真的。
最后，推理判断涉及的两种认知系统，一种是分析性质的，一种是启发性的(Oppenheimer, 2008)。其中前者的加工是系列的，需要注意和认知资源的投入，而后者是一种平行、自动的，不需要太多认知资源。知觉流畅性指导个体采用了不同的认知策略，当流畅性高时促使个体采用自动的启发式策略，当流畅性低时则采用系列的分析性策略。当网络谣言由于增加了更多知觉信息而提高了老年人的认知流畅性时，老年人采取自动的启发式策略而不是系列的分析性策略，从而使得老年人更容易相信谣言为真从而上当受骗。基于认知流畅性的相关研究及已有的理论基础可在一定程度上丰富老年人受骗的研究。
4. 研究展望
后真相时代，真相的选择性属性愈发显著，通过对后真相时代信息流通方式及认知流畅性的探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网络信息流通方式的规范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认知流畅性和真实性效应的提出，使老年谎言识别的研究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但相关研究使用的被试的年龄类别都较为广泛，没有足够的成年年龄范围的被试来提供更加细致的成年分类年龄分析。以往的研究样本中也仅有相对较少的老年人，并将他们排除在分类年龄分析之外，所以现在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考察60岁以上老年人的真实性效应及相关理论的普适性进行检验，并通过老年人与年轻人的对比，勾勒出其发展变化的曲线，找出这种现象产生的一般规律，并探讨其背后的机制。
理论的研究终究是为实践服务的，我们最终的目标是根据研究结果可以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干预方案，在老年人受骗的对策应对方面，应进一步结合多种理论指导、围绕多层次视角，对老年人受骗进行精准预测与防范。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