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需要不断提高人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而幸福作为个人生活的直接感受，反映了人们对现有生活的满意程度以及对政府活动的有效评价。幸福作为人类共同追寻的生活目标，需要政府、个人、家庭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和提升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使得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使人们的幸福感也发生了极大的差异。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分析收入和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期为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提供新的理论建议。
2. 文献综述
主观幸福感指由人们通过对自身全部生活质量高低进行的情感性和认知性的整体满意度评价，学界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日益广泛，对个人幸福感状况的衡量以及评判标准也日益呈现多元化的观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会受到来自外界和自身的诸多因素影响，这些诸多因素可以简单分为社会政策因素和政治经济因素。从经济的视角看，收入水平作为经济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会产生显著影响。然而，学界对于这一因素的研究并没有形成相对一致的结论。著名的“Easterlin悖论” [1] 指出经济增长能够有效提升国民幸福感，但这一提升效应作用到某一程度会出现停滞甚至显著下降的尴尬状态。还明确提出任何一个人对其收入水平的满足感不仅依赖于绝对收入，也会依赖于相对收入。对这一理论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对这一看法持赞同的态度，认为居民幸福感不仅受绝对收入的影响，同样会受相对收入高低的影响，并且认为相对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推动作用明显高于绝对收入的推动作用(李，2016；吴菲、王俊秀，2017；邢占军，2011) [2]；另外一部分学者根据自身的社会经验分析研究认为相对收入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即居民的相对收入水平越高，居民的幸福感就越强(田国强，2006；官皓，2010；赵新宇，2013) [3]。在研究绝对收入和居民幸福感两者的关系时，学者们产生了分歧，出现了不同的看法，王鹏、曹大宇等学者根据研究发现，收入和主观幸福感两者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当把相对收入控制在合理的水平范围内时，绝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现显著的正比例关系 [4]；而当相对收入处于这一合理范围之外时，绝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就会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 [5]；还有小部分学者则认为绝对收入和居民的幸福感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当居民的绝对收入增加时，他们的主观幸福感也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不断提高(Dinner，2002；克拉克，2003)；韦胡文、罗楚亮等学者的研究结论指出，绝对收入会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 [6]，但并未指出是正向影响还是负向影响。除了研究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学界还研究了性别、婚姻状况以及教育水平等因素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3. 数据来源、模型和变量选择
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库，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学术调查项目。这一数据库全面地收集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来揭示社会结构的变动和社会矛盾。此项调查采用的是分层四阶段概率抽样方法，覆盖了中国的28个省/市/自治区的478个村居。本文选取2018期居民问卷数据，剔除无效数据和异常值后，总共得到有效样本10,933个。
3.2. 变量选择
1) 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通过对问卷中“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这一问题的回答进行测量，将其作为分类变量确定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2) 自变量。自变量为居民的经济水平，通过问卷中“您家2016年全年家庭总收入是多少”来测量居民的经济水平。家庭是基于婚姻关系、血缘关系以及收养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生活单位，是人们长期生活以及居住的共同群体。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其财富是由家庭成员共同生产，财产也是共同管理和经营的，很难进行综合区别，因此用家庭总收入作为测量居民经济水平的主要指标。为了确保数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对这一值进行对数取值。
3) 控制变量。参考多数文献做法，将除了收入水平之外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个人和家庭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在个人因素中，本文选取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健康状况自评等5个指标；家庭因素则选取人口数和未成年子女数2个指标。具体的变量定义与描述见表1。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表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3.3. 模型选择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为离散变量，各选项之间有明显的次序关系，因此考虑采用有序的离散选择模型，根据大多数文献的做法，选择模型简单，应用广泛的有序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模型表达式如下：
(1)
Yi为被解释变量主观幸福感，表示第i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Xi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第i位居民的收入水平。Zi为控制变量，用以控制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其他因素，β、Φ为待估参数，εi为随机扰动项。
4. 实证研究及结果分析
4.1. 实证研究
收入水平对主观幸福感的Ologit模型结果见表2。本次分层回归分析一共涉及了3个模型。模型1表示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情况下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基准回归，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个人变量，模型3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家庭变量这一控制变量，模型的因变量是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Table 2. Income level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2. 收入水平与主观幸福感
注：***表示1%水平下显著，**表示5%水平下显著，*表示10%水平下显著。
从表2的分析结果来看，收入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通过了在1%显著性水平下的检验。即使随着控制变量的不断增加，收入水平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性并未发生任何变化。模型1的回归结果是将收入作为关键性解释变量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状况进行分析，收入的系数为正，表明收入与幸福感两者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并在1%的水平下显著，即收入越高，就越容易获得幸福。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其感到幸福的可能性会增加0.6063个单位。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个人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可知，个人变量的加入并未影响收入对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显著影响。从个人因素看，性别与主观幸福感呈负向相关关系，即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感到幸福。这可能是因为男性面临着更大的生活与工作压力，承担着更多的家庭责任和更高的社会期望，因此其幸福感较低。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自评以及婚姻状况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且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的检验。由此可以看出，受教育程度高、健康状况较好、有配偶的以及年龄较大的居民幸福感越强。这可能是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当代年轻人生活工作压力较大，幸福感较低，加上社会的发展，学历对于个人发展来说更为重要，学历较低的人在求职过程中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压力，使其幸福感较低。
模型3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家庭因素进行分析，根据回归结果可知，家庭因素的加入并未影响收入水平对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显著性，但系数有所下降，可见，家庭因素的加入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了一定影响。从个人因素来看，家庭人口数和未成年子女数的加入并未改变个人因素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显著影响。从家庭因素来看，家庭人口数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并在5%的水平下显著影响，即家庭人口数越多，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这可能是因为家人的陪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个人的孤独感和失落感，给予其心灵上的安慰，使其心情愉悦，从而增加其幸福感。未成年子女数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通过了在10%的水平下的检验，即未成年子女越多，居民的幸福感越弱，这可能是因为养育未成年子女的成本较高，在生活上和心理上给予了居民双重压力，使其幸福感降低。
4.2. 异质性分析
根据收入水平与主观幸福感的回归结果可知，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本文从性别分组对收入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分析结果可见表3。根据表3结果可知，与女性群体相比，收入对于男性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更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男性作为家庭成员的一份子，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另外，男性比女性在外工作压力更大，加上社会成员对于男性群体的工作期望更高，使得收入对男性群体的幸福感影响更为显著。
注：***表示1%水平下显著，**表示5%水平下显著，*表示10%水平下显著。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利用2017年发布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分析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扩展延伸了我国现有文献在研究收入与居民幸福感的理论分析。基于本文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收入对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即收入越高，居民的幸福感越强。在异质性分析中，女性群体的幸福感越强。同时，根据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其收入水平。根据文章的研究可知，居民的收入水平显著地正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并在性别上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可以从以下两种渠道实现。一方面，提高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提高公共资源投放的针对性和倾向性，充分发挥公共资源的价值，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在宏观层面上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政府应给予更多政策支持，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注重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居民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使其在求职以及就业的过程中能够更好的适应社会发展，增加其竞争优势，并能以较快的速度在工作中成长，在微观上提高其收入水平。
第二，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调节作用，缩小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差距，维持社会的稳定发展。社会保障作为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和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对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发挥社会保障的调节作用时，政府要进行有效的调控，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和方式介入收入分配差距，并重点关注低收入人群和弱势群体。另外，政府应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完善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进行相关医疗和养老制度同步改革，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同步发展。
第三，积极探索研究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对不同的因素进行相应的调整措施，完善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多种因素，减少居民对社会的不满意因素，增加公平的就业机会，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提高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