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伴随着网络犯罪的日益猖獗，《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将帮信罪作为信息化背景下一个着重关注的点。帮信罪自新设成罪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后，人们开始关注针对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实务中帮信罪案件数量激增，根据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帮信罪作为2020年刑事犯罪第三位、2021年刑事犯罪第四位，由少发、偶发变为常见多发，可见解决帮信罪问题的紧迫性和严肃性。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通过Citespace软件对我国帮信罪研究领域现状进行可视化分析，对帮信罪研究的热点主题及前沿趋势进行探讨，以期为帮信罪研究和发展提供参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通过CNKI数据库检索，将主题词设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确定检索时间截止至2022年6月30日，为获得高质量、多学科的文献信息，限定文献类型为“期刊”，初步得到241篇文献。根据知网学科分类显示，涉及刑法领域的文章占比93.4% (225篇)，涉及法理法史领域的文章占比7.9% (19篇)，涉及公安领域的文章占比为3.7% (9篇)1。从数据上来看，在帮信罪的研究方面，学科交叉较少，刑法领域的文章几乎覆盖我国目前所有的研究成果。为保证论文质量，经过人工逐一阅读筛除主题不符的无效文献，最终导出186篇相关文献。
(二) 研究方法
首先，借助CNKI批量导出文献功能，导出格式为Refworks的文本；其次，使用可视化软件Citespace-6.1.2的output功能对数据进行初步处理转换；最后，借助Citespace-6.1.2软件对帮信罪领域的数据进行分析。本文将从帮信罪的年度发文量、期刊、学科、作者合作以探析帮信罪的研究脉络，利用关键词共现、聚类、突发性检测等功能发掘研究热点、演进研究趋势，以期为我国帮信罪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3. 我国帮信罪文献计量及微观合作网络分析
(一) 文献计量及质量分析
在载文数量方面，对筛选后获得的186篇文献的发布年份与文献数量进行统计得到图1，可以看出，由于《刑法修正案(九)》2015年11月1日才开始实行，该年的文献研究仅有1篇。2016~2018年文献数量虽有增加，但波动较大。到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推动了学术界对帮信罪的研究，文献类型既包括理论研究，也涉及实证案例研究。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以下简称为《意见》)第8条第2款规定可罚的业务行为，帮信罪相关的发文量攀升，在2022年尚未过半的情况下，文章总数已经超过了2021年的半数，可以预测之后相关研究的发文量仍会持续上升。
在载文质量方面，帮信罪文章的载文量排名前5的期刊为《中国检察官》、《人民检察》、《人民司法》、《法制博览》、《中国防伪报道》，合计刊登文献49篇，占国内发文总量的26.3%。CSSCI来源期刊及CSSCI扩展版期刊共53篇，占国内发文总量的28.5%。总体来看，我国帮信罪相关论文的发表情况还是呈分散状态，文章数量以及质量普遍不高。
Figure 1.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over the years
图1. 历年发文量
(二) 作者合作及发表机构网络分析
1) 高产作者及作者间合作分析
为获得全面、清晰的作者合作关系网络，本文设置时间切片为8年，节点类型选择“Author”，标签界限设置为2，表示只有出现2次及以上的作者才能在图谱中出现，其他为默认设置，得到节点为160、连线为66、网络密度为0.0052的作者合作图谱(见图2)。
就作者发文数量来说，本研究检索出的186篇文献共有160位作者(包含第二作者及第三作者等)。根据普莱斯定律：M ≈ 0.749√Nmax，Nmax是指最高产作者的发文量，M是指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量。本文导出的CNKI文献中最高产作者发文量为6篇，经计算得出M ≈ 1.83 (即2篇)，发文量在2篇及以上的作者可以认为是核心作者，进而得出我国帮信罪领域有陈洪兵、刘宪权、喻海松等15位核心作者，共发表论文33篇，占总发文量的17.7%，核心作者人均发文量2.2篇，表明我国帮信罪领域还未形成明显的核心作者群体，2整体发文量偏低，影响力有待加强。
就研究者的合作网络来说，我国帮信罪领域研究学者相对较少而且比较分散，160位作者形成的合作网络仅有66个，可见还未形成较为密集、有一定规模的合作，其中学者专注于自己研究，未和其他学者合作的情况居多，如陈洪兵学者、刘宪权学者、喻海松学者、张明楷学者等，同时也存在两人之间进行学术合作的情况，如刘梦学者和欧阳本祺学者的合作。经过分析发现，三人及以上的合作存在学术交流记录成文献情形，如庄永廉学者与劳东燕学者等六位学者共同合作的文章——《恶意帮助他人解封微信号的行为如何定性》是围绕一案件展开对“行为人的行为定性、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入罪标准等”探讨，并不是形成论文的学术合作。
Figure 2. Analysis of highly productive authors and collaborations
图2. 高产作者及合作分析
2) 重要研究机构及机构间合作分析
为获得全面、具体的机构帮信罪研究合作关系网络，本文设置时间切片为8年，节点类型选择“institution”，标签界限设置为2，表示只有在同一时间切片内机构出现2次及以上才能在图谱中出现，其他为默认设置，得到节点为135、连线为43，网络密度为0.0048的机构合作图谱(见图3)。
从机构发文数量来看，将发文数量在2篇及以上的研究机构认定为重要研究机构，梳理其发文总数及首次发文年限得到表1。从发文总数及首次发文年限来看，总发文量达2篇及以上的26家主要发文机构中，有24所高等院校，2所法院。其中，24所高等院校的发文总数为74篇，占26所机构合计发文总数(78篇)的94.9%。由此可见，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其中以陈洪兵学者、欧阳本祺学者、刘梦学者为主的东南大学法学院发文量最高，华东政法大学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其次。除此之外，有9家机构的首次研究成果发布在2019年及以后，可见近几年我国帮信罪领域新生代研究机构不多。
从发文机构地区分布及机构合作来看，主要集中在北京、武汉、上海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各研究机构之间合作松散，主要同一地区的机构进行合作，如东南大学法学院与东南大学网络安全法治研究中心合作，安徽大学法学院、安徽大学陈盛清法律图书馆与安徽大学证据法律科学大数据研究中心合作等。
Table 1. Main issuing institutions and distribution
表1. 主要发文机构及分布
4. 我国帮信罪研究热点及趋势演进
(一) 研究热点共现
为清楚地将我国帮信罪领域的研究热点通过关键词展示，本文将时间切片设置为1年，节点类型选择“Keyword”，避免图谱过于庞杂，将标签界限设置为13，调整网络架构，其他为默认设置，对关键词节点选择环形显示，得到节点为167、连线为292的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4)。
其中，网络犯罪、明知、帮助行为3个关键节点为核心向外辐射，呈现出多元、交叉的研究趋势。将出现频次在3次以上的高频关键词整理得到表2，节点“网络犯罪”与节点“帮助行为”作为文献检索的主题频次分别为28次与13次，中心性分别为0.25与0.19。“明知”“帮助犯”“司法适用”“情节严重”“共同犯罪”等关键词的频次在10次以上，“网络犯罪”“明知”“帮助行为”“帮助犯”“司法适用”“情节严重”的中心性大于0.1，表明以上关键词是我国帮信罪领域的热点话题，是推动帮信罪研究发展的重要枢纽。
Figure 4. Co-occurrence map of keywords in the study of crime of aiding cybercriminal activities in China
图4. 我国帮信罪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Table 2. Keywords and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hotspots on the crime of aiding cybercriminal activities in China
表2. 我国帮信罪研究热点关键词及分布
(二) 关键词聚类分析
通过LLR (Log-likelihood Ratio)算法，得到模块性Q值(Molecularity Q)为0.6524，3平均轮廓值(Mean Silhouette)为0.8608的关键词聚类图谱(见图5)，关键词主要研究领域分别为#0网络犯罪、#1帮助犯、#2明知、#3情节严重、#4共同犯罪、#5主观明知、#6处罚范围。
Figure 5. Cluster map of keywords in the study of crime of aiding cybercriminal activities in China
图5. 我国帮信罪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聚类一帮助犯的争论一方面聚焦于帮信罪的立法定位问题，支持量刑规则说的张明楷学者认为帮信罪仍属于帮助犯，根据共犯从属性，应坚持以正犯着手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不法行为为前提，本罪仍是帮助犯的量刑规则 [1]。支持帮助行为正犯化的刘艳红学者认为既然刑法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独立成罪且设置了相应的法定刑，就不应剥离其罪名设置而只突出刑法设置 [2] ，除此之外，增设本罪有利于解决层出不穷的网络帮助行为异化问题，填补网络共同犯罪的刑法漏洞，加上最高三年法定刑的设置，符合储槐植教授提出的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陈兴良学者明确阐述本罪是立法的共犯行为正犯化，是同类犯罪的帮助行为的正犯化，与同一犯罪帮助行为正犯化相比具有复杂性和全面性，其立法是基于现实需要的 [3]。刘宪权学者认为本罪被设立后，即拥有完全独立的构成要件行为类型，用共犯从属性原理否定帮助行为正犯化属于运用了错误的方法，据此得出的结论难免有失偏颇 [4]。虽然对帮信罪的立法定位上学者们还存在一些分歧，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肯定帮信罪的独立性。
聚类一帮助犯的争论另一方面聚焦于中立帮助行为是否可罚。2019年《解释》第11条列举了刑法射程范围之内的技术支持或帮助行为；2021年《意见》第8条第2款规定可罚的业务行为，即“电信、银行、网络支付等行业从业人员利用履行职责或提供服务便利，非法开办并出售、出租他人手机卡、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等的，可以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陈洪兵学者对帮信罪规定的八种行为类型结合案例逐一进行分析，认为八种帮助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并不在于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提供技术支持和帮助，也不在于符合“情节严重”情形，而是因为这些技术支持和帮助行为本身就违反了相关禁止性规定或相关行业规范，已不再是符合业务性、中立性的帮助行为 [5]。陈毅坚学者与陈梓瀚学者提出去除“帮助”二字将行为称为“中性业务行为”，从帮信罪正犯角度出发，判断行为是否属于正当业务领域，来对行为是否可罚做出判断 [6]。由于大量犯罪技术支持行为伴随着网络犯罪衍生，所以在未来帮信罪研究中立帮助行为是否可罚仍将是前沿。
聚类四共同犯罪的争论主要在于定罪处罚问题。由于帮信罪与诈骗罪、洗钱罪、赌博罪等罪的共犯之间可能存在竞合，实务中存在对帮信罪性质认定不一、量刑差异较大等问题。张磊学者和张萌学者在2021年发表的文章中，从“主观明知的认定”、“被帮助对象所实施犯罪的说明”、“帮助行为的认定”、“情节严重的认定”四个方面梳理了帮信罪的刑罚情况，得出司法实践对“明知”的认定标准过低，“他人实施犯罪”的论证程度不足，“帮助”行为的方式和内容尚存在解释空间，对“情节严重”的把握存在偏差的结论 [7]。对此，学者们对如何运用共犯理论做到罪责刑相适应的探讨将是未来帮信罪领域研究的一大方向。
(三) 研究趋势演进分析
关键词突发性检测(Burstness)能够清楚的表明关键词在特定时间范围内引用次数新增或骤减的情形，借助关键词的突现变化可以发现我国帮信罪研究领域兴起或衰落的研究趋势。本文将时间切片设置为1年，时间范围设置在2015~2022年，检测模型的γ值设为0.5，经过运算得到我国帮信罪研究关键词突变图谱，整理得到我国帮信罪领域前6位突现关键词(见图6)。结合突变图走势及前期研究分析，将我国帮信罪研究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初步探索阶段(2015~2018年)；第二，实践应用阶段(2019年至今)。
第一，在初步探索阶段，我国帮信罪研究刚兴起，研究内容较为庞杂，主要聚焦在网络犯罪、明知、量刑规则、帮助犯以及片面共犯等方面，并在2017年达到小高峰。多数学者关注帮信罪的依附性，从多角度和维度对帮信罪进行思考和研究。敬力嘉学者指出网络帮助行为具有危害性与独立性，认定帮信罪的前提是帮助行为具有法益侵害风险，正犯化这一解释路径既无正当性也无有效性 [8]。王兵兵学者承认片面共犯的存在，认为帮助犯和正犯之间的犯意联络并非必要 [9]。这一阶段的研究中，“量刑规则”这一突现词影响周期最长为4年，且与“预备行为”“帮助犯”都从2016年突现，说明这几个主题是学者多年持续关注的热点。除此之外，学者对本罪与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及诈骗罪共犯等罪的界分进行了探讨，奠定了我国帮信罪领域的研究内容与方向，影响着下一阶段研究的发展。
第二，在实践应用阶段，随着国务院开展“断卡”行动，帮信罪作为涉案增长最快的犯罪，司法适用中产生的“共犯认定困难”“口袋化、泛化趋势”“情节严重条款解释”等一系列争议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因此受到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金燕学者、刘勋学者及李楠楠学者指出由于网络犯罪隔时空、隐匿性的特点，行为人缺乏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络，且电信诈骗等上游犯罪有向境外发展的趋势，上游犯罪分子逃脱在外缺少其供述，故司法实践中经常认定为帮信罪而非上游犯罪共犯 [10]。陈洪兵学者指出帮信罪存在罪状表述不明确、客观行为方式泛化、法定刑较轻等特点，使得其有口袋化、泛化趋势，对此需严格区分各种行为类型，处理好本罪与其他犯罪的界限与竞合 [11]。李涛学者和冯文杰学者指出现有观点及实务的不足，阐述了“正犯化说”忽视了“情节严重”的重要性、“量刑规则说”与司法实践认定结果不同、实务处罚限缩了关联犯罪共同犯罪的成立范围，轻化了处罚结果，故建议通过解释刑法第287条之二的“情节严重”来界定帮助人与被帮助人的行为，走出帮信罪的迷思 [12]。这一阶段的研究中，“银行卡”这一关键词突现值为1.84，从2020年断卡行动开始兴起，目前仍具有超高的研究热度和发展潜力，其次“情节严重”突现值为1.59，学术界对其研究活跃，认同其重要性，但未统一认识，所以“情节严重”仍是值得研究的话题。
Figure 6. Mutation map of keywords in the study of crime of aiding cybercriminal activities in China
图6. 我国帮信罪研究关键词突变图谱
5.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以检索截止2022年6月30日前的186篇帮信罪文献作为数据来源，以Citespace计量软件作为主要研究手段，从文献基本情况分析其作者、发文机构、热点及研究趋势，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在文献计量和微观合作网络分析中可以观察到，我国帮信罪研究自2015年起步，研究发展迅速，发文量呈现“前期相对平稳，后期数量突增”的趋势，作者与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局部集中，整体分散”为特点。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刑法学学科，机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二级学院，研究初具规模但研究分散，未见大规模合作关系，也未形成明显的核心作者群体，文献质量有待提高。
其次，在关键词共现、聚类和研究趋势演进中可以观察到，“网络犯罪”“明知”“帮助行为”“帮助犯”“主观明知”等关键词代表了我国帮信罪领域各时期的主要研究热点，“预备行为”“量刑规则”“帮助犯”“片面共犯”“银行卡”以及“情节严重”是我国帮信罪研究的前沿和重点，我国帮信罪研究发展态势呈现由理论到实务，由立法到司法，由粗到细的过程。并且紧随帮信罪的新变化调整研究内容，积极探索“客观归责”“构成要件”“限缩解释”等刑法研究方法在帮信罪研究中的运用，但是仍存在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较少、研究深度和广度不够、实践认识不统一的问题。
最后，帮信罪研究热点呈现出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是初步探索阶段(2015~2018年)，我国帮信罪研究刚兴起，研究内容主要聚焦在“网络犯罪”、“明知”、“量刑规则”、“帮助犯”以及“片面共犯”等方面，并在2017年达到小高峰，这一阶段的研究奠定了我国帮信罪领域的研究内容与方向；第二阶段是实践应用阶段(2019年至今)，帮信罪领域发文量突增，研究内容围绕着“共同犯罪”、“正犯化”以及“量刑规则”展开，结合司法实践，解决“共犯认定困难”“口袋化、泛化趋势”“情节严重条款解释”等一系列争议问题。这一阶段的关键词具有超高的研究热度和发展潜力，未来仍值得深入研究。
基于以上研究成果，结合帮信罪案件高发现状，对未来我国帮信罪领域研究发展有几点展望：一是整合不同学科交叉研究帮信罪，在以刑法学为核心的基础上，结合犯罪学、社会学等学科，多视角多方法分析犯罪成因、社会变化，划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范围，以指导帮信罪的刑法适用。二是加强各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交流，对不同机构掌握的不同数据进行共享式合作。通过搭建多元化研究平台，促成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高校多方合作，形成研究合力。三是研究紧跟帮信罪变化趋势，继续将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法解释三方面结合起来，恰当评价帮信罪的社会危害性，严格辨识以商品形式流通的网络技术、工具是否中立，着重关注支付结算型帮助行为。四是共犯理论、既未遂区分标准等争议问题将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目前来看，传统的学说研究仍是主要讨论方向，帮信罪涉外无力打击及法律适用问题势必会引发新的研究热点。
NOTES
1因存在一篇文章涉及多学科的情形，故各领域文章占比之和超过100%。
2一般认为，形成核心作者群体需要所有核心作者发文量比重超过50%。
3一般认为，模块性Q值 > 0.3代表聚类结构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