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进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2021年我国GDP同比增长8.1%，总量达114万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5,128元，实际增长8.1%。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人民对精神生活的富裕越来越重视。与此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后，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2000年的7.0%快速攀升至2020年的13.5%。由此可见，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稳步加快，程度不断加深。在此背景下，如何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生活幸福感这一重大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府的重视。这不仅关乎2亿多老年人的切身福利和养老质量，同时也关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老年人的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会受到代际间的影响。老年人退休后与社会交往逐渐疏离，接触最多的便是家庭尤其是与子女的交流，此时，子女数量便体现出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张栋(2021)认为老年人的社会交往是提高他们的社会归属感的一个重要体现 [1] 。为此本文通过分析子女数量和社会互动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程度，以期能为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提供相关参考和建议。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幸福是一个复杂、多元的概念，学界从各个层面对它进行了定义。Ed Diener等人(2003)提出幸福感是人们对自身生活的情绪和认识的一种评估，它包含了幸福、和平和生活满足等方面的价值 [2] 。Arent等人(2000)提出人们的幸福感是由对生活的满意度、健康、忧郁、焦虑、孤独感和生命意义的感知而决定的 [3] 。在已有的关于老年人幸福感的研究中，主要集中在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上，学术界也一直致力于提升老年人群体的幸福感，共享社会的发展成果。
答会明(2019)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发现，老年人幸福与否受到了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4] 。庞海云和李彦如(2022)认为绝对收入和领取养老金能显著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收入差距会抑制老年群体幸福感的提升 [5] 。封铁英等人(2020)研究发现居住在养老机构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较高，可以很好地解决居住社区所不能满足的需要 [6] 。孙立新和刘兰兰(2020)根据调查数据发现，参与教育活动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较高，良好的教育氛围和教育体验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促进作用 [7] 。于晓琳等人(2016)研究得出，按相对重要性，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相关因素依次为心理韧性、自我效能感、孤独感、子女是否看望、年龄和子女数量 [8] 。郑思宁等人(2018)研究发现子女数量有利于提升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 [9] 。林海波等人(2018)的研究证明，韩国多子女老人的自评幸福感高于单子女老人 [10] 。潘丽和贾姣杏(2022)的调查分析发现智能手机的使用目的、使用频率等因素都与西安市老年群体的幸福感有密切关联 [11] 。龙学文等人(2022)研究表明，社区公共服务完善程度对老年人幸福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影响具有明显的城乡、独居养老成因和年龄异质性 [12] 。黄文杰和吕康银(2020)分析发现女性老年人群体再就业对其生活满意度存在负面影响 [13] 。
林艳和陈章明(2007)提出老年人在互动过程中发生的资源交换提升了生活满意度 [14] 。姜照君等人(2021)研究发现自评身心健康良好、社会信任度高，以及基于熟人社交建立的情感支持，均能显著提升老年人新冠疫情期间的生活满意度 [15] 。郭铖(2020)研究表示社会互动对非贫困农民幸福感是正向显著影响，对贫困农民幸福感影响不显著 [16] 。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H1：社会互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影响。
H2：子女数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影响。
3. 数据来源与变量界定
3.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简称“CGSS”)。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老年人，所以选取6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的样本，在此基础上，对于“不知道”、“不适用”或缺少观察数据的样本，本文将其删除，最后得到了4367份有效样本。
3.2. 变量界定
3.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主要是根据受访者对“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这一问题的回答进行测量。将回答选项设定为1~5的连续变量，数值越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越高。
3.2.2. 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社会互动和子女数量。社会互动变量用问题“请问您与朋友进行社交娱乐活动的频繁程度”来测量，将回答选项设定为1~4的连续变量，数值越高，被访者与朋友的互动频率越高。子女数量变量根据问题“请问您有几个子女(包括继子继女、养子养女在内，包括已去世子女)？”来测量。
3.2.3. 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的研究设计，本文选取受访者的性别、年龄、户籍、自评健康、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个人收入状况和是否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3.3. 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在选取的4367份样本里，总体来看受访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还是很高的，均值为3.96。在子女数量方面，受访老人平均有2个孩子，其与朋友的互动频率均值为2.3。在户籍分布上，有50.81%的农业户口和49.19%的非农业户口；从性别分布来看，女性稍比男性多一些，分别为52.23%的女性和47.77%的男性；平均年龄为69.58周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58年；样本老年人的自评健康状况较好，均值为0.69；在婚姻状态上，有72.96%的老年人有配偶，27.04%的受访老人没有配偶；上一年度的平均个人年收入的对数为8.07；在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情况方面，有84.82%的老年人参保，15.18%的老人未参保；在区域分布上，东部占49.53%、中部占33%以及西部占17.47%。
上述变量赋值及描述性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4. 实证分析
4.1. 模型构建
本文关注的是社会互动和子女数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被解释变量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是一个有序多分类变量，因此本文选择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用于结果估计，其基本模型为：
表示分类j及以下类别的累积概率：
在上式中，j表示老年人的幸福感程度，j = 1, 2, 3, 4, 5。y作为被解释变量，代表老年人的幸福感。xi表示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第i个因素(i = 1, 2, ∙∙∙)。βi为变量的回归系数。
4.2. 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构建的模型，采用stata16分析软件，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估计。在分析老年人的幸福感时，为了进一步确保模型的稳健性，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首先将解释变量社会互动放入模型1、解释变量子女数量放入模型2、控制变量放入模型3，然后在模型1、2、3的基础上逐步将解释变量社会互动、子女数量和所选取的控制变量都放入一个模型，形成模型4、模型5和完整模型6。从表2可知，随着变量的逐步放入，PR2值也在不断增加，说明模型的拟合程度在不断完善，回归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
Table 2. The ologit regression results of social interaction, number of childre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表2. 社会互动、子女数量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ologit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4.2.1. 社会互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根据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知，社会互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说明相对于和朋友互动不太频繁的老年人，与朋友互动频率高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认为更幸福。具体的影响表现为社会互动频率越高的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越高，因此本文的研究假设1得到验证。在已有的研究中也表明积极参与到社区、邻里和朋友间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根据Foa的资源理论，该资源理论抓住了资源对塑造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的重要性，通过与其他资源交换来改善自己的社会关系。老年人在参与社会交往时，会产生某种资源交流的行为。根据这些资源交换行为的发生，我们可以认为老年人对这些资源有一定的需求，而究其原因，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老年人在其从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退休，步入老年生活后，其身份发生了转变，对自己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认定标准也会发生变化。这个阶段的老年人便会在参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来获得一定的自我价值的认可和肯定。
4.2.2. 子女数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根据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子女数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且系数为正，具体表现为子女数量越多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越高，因此本文的研究假设2得到验证。根据相关研究可以这样理解，子女在老年人退休后可以对其提供经济和精神支持和保障，子女为其提供的支持会从物质和精神层面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作为子女在父母步入老年后应该积极地为其提供精神和物质支持，特别是精神层面，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4.2.3. 控制变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根据完整模型6的回归结果显示，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具体体现为：1) 年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随年龄增加而增加，而且有明显的效果。这可能和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心态开始不断转变，逐渐接受自己退出工作岗位后的生活，在退休后的状态中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个人和社会价值有关。2) 户籍。相对于农业户口的老年人，城镇户口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一些。从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障和养老服务的水平来看，城乡间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由于退出工作岗位后的生活除去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主要还是来源于社会养老保险和相应的养老服务，而城乡间存在的养老保障和养老服务水平的差异便间接导致了城乡间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差异。3) 受教育年限。根据回归结果发现，受教育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4) 婚姻情况。通过回归结果发现，有配偶的老人的主观幸福感高于无配偶者。有配偶的老年人在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生活的水平上都比没有配偶的老年人更有保障，其感受到的幸福水平自然会比没有配偶的老年人更高。5) 自评健康。根据回归结果显示，自评健康水平愈高的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也愈高，这种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6) 经济状况。老年人的个人收入愈高，经济状况愈好，其感受到的幸福感水平愈高。在这里的个人收入状况包括退休金和养老保险收入，而且从问卷中来看，特别是农村的老年人步入老年生活后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社会基本养老保险。7) 社会养老保险。相较于没有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老年人通过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从而进一步增强了自身的物质保障，因此这一部分老年人所感受到的幸福感水平也相对较高。
4.3. 多重共线性检验
根据表2的ologit多元有序回归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社会互动和子女数量，选取的控制变量都对被解释变量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通过方差膨胀因子检验来判定。如表3所示，根据得到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可以发现，各变量的VIF值都明显小于10，保持在1左右，且平均VIF值为1.22，并没有明显大于1，由此我们可以认定该回归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4.4. 稳健性检验
为了提高本研究的可靠性，对此进行稳健性检验。在进行稳健性检验时，通常采用替换核心变量或替换模型，本文采用新的模型来验证该研究的可靠性，根据被解释变量的属性即有序多分类变量，采用原模型ologit、oprobit和OLS三种模型再次对其进行了回归，其结果如表4所示。
Table 3. Multiple collinearity test
表3. 多重共线性检验
Table 4. Comparison of results of Oprobit regression, OLS regression and ologit regression
表4. Oprobit回归、OLS回归和ologit回归的结果对比
将模型替换后的回归结果与原有模型的比较，可以发现，社会互动和子女数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都显著，其回归结果与原模型的回归结果有高度一致性，由此可见本文通过构建模型所得出的有关结论是相对可靠的。
4.5. 异质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分析社会互动和子女数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不同地区的样本中，本文通过控制地区进一步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样本回归分析，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
Table 5. OLS regression results for sub-regional samples
表5. 分区域样本OLS回归结果
在表5中，将总样本按地区分别划为东、中、西地区进行分样本回归分析。表5的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第一，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社会互动变量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明显正向影响，这与本文的研究假设1一致。但对于西部地区的老年人社会互动变量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该地区的样本数量不足和地区发展差异等。以上的分样本回归结果还可以这样理解，相对于西部地区的老年人，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老年人更容易通过提高社会互动频率来提升其自身的主观幸福感。第二，从子女数目对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分析，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子女数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这与本文的研究假设2一致。而在西部地区，子女数量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则无明显影响。这里面更深层次的原因希望在后续的研究中得到完善。第三，在控制变量中，年龄、性别、婚姻状况、个人收入和社会养老保险参与情况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都存在区域差异。
5. 结论与建议
5.1. 主要结论
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和人口老龄化问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问题受到重大关注。因此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多元有序回归模型探究子女数量和社会互动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得出以下结论：1) 一方面，老年人通过积极参与邻居和朋友间的社会互动，在这一过程中会发生资源交换的行为，而正是这一行为使得老年人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价值并且相应地满足了老年人的有关需求，在这种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提升了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另一方面，老年人通过积极参与社会互动，保持与朋友和邻居间的相对较高的互动频率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老年人在退出工作岗位后的社交需求，也可以慰藉老年人的心理，特别是现阶段我国有许多独居老人，针对这一部分老年人群体，社会和个人都更需要关注他们的幸福感状况。但在分样本回归分析的时候，回归结果显示对于西部地区的老年人社会互动这一变量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产生这一情况的原因本文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探讨和研究，因此希望能在后续的研究中得到解答。2) 一方面，老年人在退出工作岗位后，其经济来源和收入相应地会减少，在这一阶段，除了养老金收入外，老年人的另一经济来源就是自己的儿女，理论意义上来看，其子女数量越多获得的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也越多，相应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也会有所提升。另一方面，老年人不仅希望能从自己的子女那里获得经济支持，他们也更希望从自己的子女那里得到精神上的支持，期待子女的陪伴和探望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综合这两方面就更能够解释为什么子女数量多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更高一些。3) 在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中，都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针对这一显著影响的状况，可以从这些因素出发，希望能相应的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保障其老年生活水平。
5.2. 相关建议
为了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满足老年人多元化的养老需求，本文从社会互动和子女数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做了相关实证分析。根据本文的相关研究成果和实际情况，为了切实地满足老年人的精神和物质需求，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基于社会互动对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因此无论是政府、社会还是个人都应该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到互动中来，让他们继续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在这个互动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归属并且满足自己的需求。政府可以从制度层面继续大力推进社区居家养老，并在实施过程中根据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不断地调整和完善相关制度和服务，以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相关养老需求，保障老年群体的切实利益，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社会和个人则要做到对老年人要有耐心和爱心，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到社会互动中来，特别是相关企业会遇到一些再就业的老年人，这个时候企业更应该积极保障再就业老年人的相关权益。第二，基于子女数量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步入老年生活后，子女为其提供的支持会从物质和精神层面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作为子女在父母步入老年后应该积极地为其提供精神和物质支持，特别是精神层面。第三，大力推进和完善老年人的继续教育体系，丰富和充实其退休后的生活。
在文章的最后，本文在研究问题上也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希望能继续在之后的研究中得到完善。首先是社会互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内在机理分析，是如何在互动过程中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其次，在做异质性检验时发现西部地区和其他两个地区在多个变量间都存在异质性，希望能在后续的研究中继续挖掘内在差异原因；最后是关于子女数量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还有待细化，如有无子女和子女多少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和程度是否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