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1年，文化和旅游部先后出台《“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明确应坚持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推进“文化+”战略，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着力推进旅游为民，发挥旅游带动作用，努力实现创新发展。文旅融合是指文化和旅游产业相关联，突破各自原有的产业边界或要素领域，两者之间相互渗透、交织汇合、重组彼此，而形成新的共生体 [1]。《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指出，要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确保乡村振兴战略落实落地，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推动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 [2]。
四川省崇州市道明镇竹艺村是“中国民间艺术(竹编)之乡”，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道明竹编”的核心属地，“竹艺村”也因此而得名。近年来，崇州市充分发掘竹艺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资源禀赋，在“文化延续未来、艺术点亮乡村”理念引领下，促进文化创意、精品民宿、乡村旅游等跨界融合，使竹艺村成为成都田园景观的地理标识，初步探索出“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的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新路径，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2. 文献综述和分析框架
在乡村地区，历史悠久、特色鲜明的传统村落在现代化过程中仍然保留了人群居住和活动的传统风俗，再加上其承载的文明记忆与人类智慧，在文旅融合发展中具有显著的本土化发展优势。如何利用古镇、古村的乡土气息和文化遗产，在保存传统村落的风貌与肌理、延续其文脉与生机的同时，发展“文化 + 旅游”新业态成为了致力于乡村振兴的各方主体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针对传统村落的文旅融合发展在我国还是一个新兴的乡村振兴路径，学术界现有成果对其的研究还比较有限。有学者分析了文旅融合内在逻辑，从文旅融合的模式、科技智能化、品牌效应等方面提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3]。有学者立足于文旅融合的基本要素和融合形式，探究文旅融合理念对乡村综合文化中心建设的指导作用 [1]。也有学者通过测度农旅融合的协调性探究旅游业和农业间的耦合关系 [4]，或关注传统村落的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保护策略 [5]。有些研究关注有关项目的组织模式，通过社会资本分析结合典型传统村落阐述不同组织模式的影响 [6]。另外，还有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探索传统村落品牌建设的影响因素，进而为村落的品牌建设提供参考 [7]，或是强调政府主导下多主体合作、协同发展、文化产业引领的重要性 [8]。
以上研究对于我国传统村落的文旅产业发展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但大都局限于分析文旅融合理念和具体实践间的关系，或是从较宏观的层面探究政府的角色及不同业态间的相互作用。对于在“文化 + 旅游”的项目建设实践中，如何平衡不同主体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多主体的特色优势、产生协同效用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与政府治理理论的结合分析也比较欠缺，未能充分发挥理论在实践中的指导作用。在传统村落的文旅融合发展建设中，不仅有政府的存在，还有市场参与者、社会参与者，加上村落中原住民的公民参与。只有四方参与者在发展建设中相互协作、优势互补，才能充分挖掘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和旅游资源，平衡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形成独具特色的优势文旅开发项目。
基于此，本文选择四川崇州道明镇竹艺村为研究案例，基于协同治理理论的研究框架，探究在我国传统村落的文化旅游项目开发与建设中，政府、市场、社会和公民等主体的优势和彼此间的联动关系，并结合崇州竹艺村的成功经验，探索我国传统村落文旅融合项目的协同发展路径。
3. 协同治理理论的内涵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公共问题的行政管辖主体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同时，公共问题也愈发复杂，单一的政府部门很难有足够的能力来提供良好的解决办法。在这个背景下，协同治理理论应运而生。协同治理是通过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公众等共同参与、共同协商，取得共识，来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治理模式；这种协同合作、多元共生的理论为有效解决复杂的、仅凭政府部门或单个组织无法解决的公共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框架 [9]。
协同治理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管理直接以引入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利益相关者参与式合作的形态出现，旨在建立一种正式化(formal)、商议性(deliberative)、以共识为基础(consensus-oriented)的集体决策过程，来制定或执行公共政策以及管理公共项目、公共资产等。这一定义强调的是以下六大原则：一是协同是由政府或部门启动；二是参与者要包括非政府成员；三是参与者不是在外部“咨询”，而是直接参与到决策过程；四是参与者的参与是正式制度化；五是要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进行决策，即便有时共识在实践层面上是很难实现的；六是协同的目标是公共政策或者公共管理 [10]。
其中，政府是统筹安排、协调推进的主要方，是公共物品服务的最主要提供者之一；市场参与者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这一特征使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项目推进和实施的效率；社会主体有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等，社会参与在扩大影响力方面效果显著；公民个人的参与有助于展示某一群体的特征，突出决策和实施的特色。
这种模式以扁平化的关系为特征，强调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横向的合作网络。在传统村落进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政府、市场、社会和公民都无法置身事外，在文旅融合项目的发展建设中，也需要联动合作、协调配合，因而协同治理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4. 四川崇州竹艺村的协同治理发展经验
2017年3月，崇州市道明镇竹艺村开始正式对外开放。以网红建筑“竹里”为地标，着重打造怡人的自然景观和改造后的乡村田园风光，竹艺村一开放就受到周围城市人民的欢迎，被视为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典范。之后，竹艺村还受邀参加北美最大建筑盛会芝加哥建筑双年展 [11]，并作为中国“未来乡村建设”的展品入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打造竹艺村的全过程，从想法孕育到理念设计，再到项目落地和后期营销的全过程，都展现了政府、市场、社会和公民四个主体合作共赢、协同治理的突出成果。
4.1. 政府：政策引导、顶层设计、高效执行
结合当下政策，找准传统村落创新性发展的方向，发挥宏观方向上的引导作用是政府在文旅融合发展中的首要作用。“十三五”期间，崇州市政府响应美丽乡村建设的号召，发现当地传统村落的优势资源，并制定适合的发展计划，以乡村振兴为契机，开展“文化 + 旅游”的新业态开发。竹艺村作为传统村落，拥有独特的川西林盘建筑形态和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道明竹编，基于此，崇州市政府以“非遗 + 公共文化服务 + 乡村旅游”的创新形式，推动道明竹编创新发展与川西林盘规划整治有机融合，促进全市传统文化与公共文化、传统文化和旅游发展融合。同时，“竹艺村”是崇州探索推行宅基地 “三权分置”改革试点，当地农户们闲置的资产在乡村旅游和新乡村建设的发展过程中得以盘活，村民们除了在土地流转中获益，传统的竹编技术家庭更是收入翻番，全村居民整体收入获得了明显提升。
在项目的运行和实施上，如何打造该村落的独特优势，挖掘优势资源背后的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双向发展，是当地政府在进行顶层设计时应该着重考虑的问题。“竹艺村”能够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以竹为媒介，为竹子产业提升赋能，融合乡村旅游和文创产品，从而实现真正的乡村产业振兴”。“竹艺村”传承悠久的竹子产业，在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浪潮中国，并没有给当地村民带来良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的收益。但通过网红建筑产品“竹里”，消费者对竹编和竹文化有了新的文化认同感，使得竹编和竹文化的价值最大化，从低端商品上升到艺术品、建筑材料的层级，而以“竹”为核心的产业运作模式则为村民带来了切实的经济效益 [12]。基于当地特色的竹文化，增强文创竹产品的创意设计，大力打造文化创意产业，在注重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增加产品的实用性，增加了文创竹产品的附加值，为“竹艺村”的村民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
良好的政策支持和顶层设计也需要高效的执行力来支撑，才能顺利推进设计理念的现实成果转化，需要当地政府在乡村基层工作上开展创新探索。2016年8月3日，竹艺村项目正式启动。2017年4月，“竹里”正式对外开放；2017年9月14日启动竹艺村的改造，2018年2月10日，三径书院、遵生小院、来去等首批项目正式落成开放。极致的高效与执行力让“竹里”项目的木结构工厂化预制仅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此后仅用了52天就完成了现场安装。崇州市委主要领导，从第一次召集中业文旅和相关策划、规划团队探讨竹艺村时，就从“竹艺村”顶层设计到整个策划理念落地进行了详细的规划和分工。“竹里”更是当地政府进行乡村木构产业化的实验性探索。而在此过程中，通过机器人等先进产业化手段装备起来乡镇产业化工厂，未来若与农村的建筑产业化结合，必将产生一个更有意义的产业化升级 [13]。
4.2. 市场：专业支持、创新加持、创业品牌
市场参与者是政府引导下的有利补充，能够通过提供专业的资源和知识、创造性的理念来为乡村的文旅融合建设增添活力，小微创业品牌也成为传统村落旅游业中的重要组成。
2017年，竹艺村的开发建设工作由崇州市市属国有公司承接，在对当地发展情况开展充分调研的情况下推进产业升级。通过调查发现，尽管当地人有着纯熟的竹编技艺，但产品从外观设计的审美性实用价值的创新性都有待提高。这说明，要实现竹艺村的产业结构性优化，还需要引进艺术设计创新人才。因此，中业文旅以《太平时》为设计任务书，向全球发起公开招投标，上海著名建筑师袁烽及其设计团队在前来竞标的中、日、韩三国近30家设计团队中脱颖而出——“竹里”项目应运而生 [14]。竹里这一建筑能够整合住宿、餐饮、会议展览等功能，将办公场景和生活场景融为一体。通过将人的活动融入自然环境，利用生态资源来改善原有场地，竹里实现了城市需求与新乡村建设之间的融合互动。
竹艺村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借力文化创意，以设计为媒、文创为魂、治理为本，因村制宜、因势利导，让非遗有机融入景点景区，打造以“竹里”为代表的新中式川西民居，发展出及来去酒馆、青旅无间、归野民宿等乡村品牌，重塑了人们对天赋文化的认知和记忆，
重塑承载天府文化记忆的林盘品牌，打造乡村休闲旅游体验目的地。随着竹艺村内建设完成40公里长的无根山健身步道，“非遗 + 创客基地 + 乡村旅游”的创新形式，将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用市场主体为崇州的文旅发展注入活力
4.3. 社会：多元业态、文化交融、人才驻留
非政府组织、公民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文旅融合的项目有利于将更多元的业态融入传统村落的开发项目，同时充分丰富文化产业发展的形式，让文化发展融入生活，从而吸引并留驻人才，丰富人们的日常生活。
2018年10月，中央美术学院驻四川成都传统工艺工作站落户崇州道明竹艺村，建立了全国第十三个传统工艺工作站，也是四川省首个传统工艺工作站。依托“中央美术学院驻四川成都传统工艺工作站”，启动海外艺术家驻留计划，吸引中国著名青年诗人马嘶、传统生活美学践行者冯玮、旅法艺术家刘伟福、合达联行创始人游江等新村民。建立“乡贤文化促进会”，设立“乡贤扶助公益基金”和“乡村文化发展基金”，聚集丁春梅、杨隆梅、肖瑶等“新乡贤”返乡，深入推进中央美术学院、四川大学美术学院、西南交通大学、四川美术学院等艺术院校驻崇州实践基地建设 [15]。
除了“竹里”文化空间外，竹艺村一方面还集合了书院、酒馆、博物馆等场馆资源，进一步打造多样的旅游业态，吸引人才加入；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旅游项目中，竹艺村注意将特色竹编文化一以贯之的融合其中，彰显地方特色的同时进一步扩大特色文化的影响力。其中，新村民创办的三径书院学习平台，具有培训教室、技能训练室、文体活动室、电子阅览室等功能，当地居民在这里做图书阅读、开公益课，形成文化交融，培养有文创理念、懂景观种植、善民宿经营、会致富增收的“新农民”。这种生活方式和社交场景的搭建作为去精英化的大众传播，让更多人有机会在大自然中、在诗书里，满足内心和精神层面的需求。
4.4. 公民：工匠精神、融入生活、共同参与
竹艺村的发展吸引了一众新村民的目光，很多青年村民纷纷加入相关业态的创新发展中，衍生出了文化手工体验、特色住宿等新增长点，在竹文化、网红建筑空间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川西村落的文化魅力和体验感。在竹艺村，经验丰富的当地竹编匠人们凭着自己的经验和创意为不同需求的客人“私人定制”各类文创工艺品。他们不仅传承了古老的竹编技法，而且增加了竹文化的附加值，相应的提高了自己的收入。工匠们传承竹编手艺的积极性更高了，道明竹编和竹文化因此焕发出了新的蓬勃的生机。
“竹艺村”在新建的过程中坚持不大砍大伐、不大修大建的生态保护原则，原有民居院外的田野沟渠和院里的树木、围墙都保存了下来，基本保存了川西民居的原始风貌，从而为外界呈现了一个自然生长的原生态的村落，也为当地居民保留了适宜的居住环境和传统习俗。
遵生小院的创始人冯玮通过“民俗手工生活体验馆”，与当地村民合作结合当地资源与特有的技艺研发出自然、健康、有趣的食品、用品、手工艺品，让当地的老百姓和游客在学习民俗活动时，不会只流于形式，而是真正传习传统文化的灵魂 [10]。
5. 协同治理视角下传统村落文旅项目开发策略
四川崇州道明竹艺村的成功开发建设离不开政府、市场、社会和公民四大主体之间的协同治理与合作。由其成功经验可以抽象出以下传统村落文旅融合项目协同治理的模型(见图1)：
Figure 1.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l of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图1.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项目协同治理模型
作为协同治理的文旅融合项目开发典范，竹艺村将非遗竹编文化、乡村独特民俗和自然旅游资源融为一体，激发传统村落发展的内生动力，充分发挥不同主体的优势，打造出一个具有文化和商业价值的特色村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理思路和模型。
在协同治理的视角下，政府是项目的主导者，通过政策引导和顶层设计担任“领头羊”的角色，为整个治理项目定好基调、把准方向，确定所有协同治理的参与者所需要达成的共同目标，将文旅融合建设提升至公共事务层面；同时，良好的顶层设计和极致高效的执行力也是协调开发的重要条件，是项目建设落地实施的重要保障，能够充分发挥公民主体在项目中的作用。
市场参与者是政府部门提供服务、开展工作的有力补充。它们深耕于各自所在的行业，相较于需要统筹兼顾的政府主体而言，这些企事业组织拥有更专业的能力和资源、更开拓的创新理念，能够在项目实施中进一步提升质量和效率；同时，小微企业和独立的创新创业品牌也是“文化 + 旅游”项目中的重要部分，为乡村发展与文旅融合的结合激发更多活力，有利于将创新和特色打造成在地化的突出优势。
多样的社会主体也为协同治理增添了活力和动力。非盈利组织、公民团体作为利益相关方，其利益和意见也应当被吸纳进政府决策和整体开发的过程中；通过打造多元业态，不同社会主体极大的丰富了文旅产业的内容，并与传统村落的当地文化相交融，形成独特竞争力，进而有利于吸引并驻留人才。
当地居民为传统村落创造性发展提供了很多在地化的资源和支持，他们用自己的工匠精神传承手工业遗产，平衡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并用自己的日常生活营造出田园乡村的自然、悠闲氛围；通过社区文化服务活动、学习平台等形式参与协同发展，居民也成为了文旅融合中文化产业发展的受益者，在参与中自觉学习成长，成为新公民。
在这种多主体协同治理的发展模式下，我国的传统村落文旅资源开发可以协调各方力量，充分利用资源，实现互惠共赢，进而通过文旅融合的发展助力实现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
6. 结语
协同治理理论衍生于服务型政府的治理模式，是公共权利的回归，蕴含着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之间形成一个开放系统，呈现互动演绎整体的合作效应 [16]。在协同治理视角下，政府承担引导和保障工作，明确发展方向，确保项目落地；市场为政府的工作提供补充，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激发创新活力；社会团体利用自觉的组织力、影响力兼顾弱势群体，扩大社会效应，通过“软吸引力”发挥促进作用；公民也作为参与者直接加入协同治理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个人的特点和能力，参与协同开发，实现互惠共赢。
竹艺村利用“道明竹编”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在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对当地文化遗存进行保护性挖掘和转化，同时注重将文化传承与艺术创造结合，体现了在文旅融合视域中，注重在地文化的生态性、审美性和可持续性开发的重要性。协同治理的模式让当地注重从传统手工艺中发掘机遇，让非遗有机融入乡村民居、景观与景点，使得当地乡村旅游特色鲜明，形成差异化优势，成为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典范，展现了文旅融合引领乡村振兴的巨大优势，以及协同治理、多元共治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