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抑郁已经成为21世纪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危害的主要因素。青少年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期，生理和心理发育不平衡的特点，使其在遭受压力和不良情绪后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引发抑郁情绪。研究指出，我国每年有3%~8%的青少年会经历严重的抑郁症，超过40%的青少年报告自己有抑郁情绪或症状(马胜旗，慈海彤，吕军城，2020)。青少年抑郁的发生受家庭环境、社会环境、自身性格特点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赵梓瑶，2022)。同时，童年创伤经历可能也是引起抑郁情绪和抑郁障碍重要因素之一，经历过童年创伤的青少年会将童年时期施虐者带来的负面信息内化，可能会更多地将负面情绪归因于自身(Rose & Abramson, 1992)，从而增加抑郁症状的易感性，提高青春期抑郁症状发生的风险(龚纯等，2018)，青少年抑郁情绪的神经机制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了童年创伤经历可以预测抑郁情绪(毛毓，2020)。这种童年创伤经历带来的抑郁特质甚至可能会将影响进一步延续到大学阶段(胡玄一等，2021)。
童年创伤也称童年负性事件，近期逐渐受到大家的重视。在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就指出个体在童年期遭遇有损自身健康、生存、生长发育及尊严等方面的经历，包括来自对未成年人有义务养育、监护及操纵权的人，做出对未成年人伤害的行为如各种类型的躯体虐待、情感虐待(也被称为心理虐待)、性虐待以及各种类型的忽视等，都可称之为儿童负性事件(张秋玲，张瀚迪，2019)。如果家长在家庭生活中给予孩子的温暖比较少、对孩子有负面情绪或者纵容孩子的攻击性与敌对行为，又或者是使用专制型这种不当的教养方式(如对孩子进行虐待、忽视、体罚等)，孩子也将可能会更多参与欺凌事件(孙晓雪，2020)。
校园霸凌是一种在中学校园内常常发生的恶性攻击性行为的现象，这种现象具有反复性、持续时间长、欺凌者和被欺凌者双方势力不对等、欺凌的边界不明确等特点，对社会和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而在绝大多数欺凌事件中往往会有目睹者的身影。以往研究表明，校园霸凌事件往往会对被霸凌者产生负面影响(张文新，2002)，校园霸凌事件的目睹者在其中可能会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或扮演不同的角色，但霸凌事件在很大的程度上会对目睹者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黄攀，2020)。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在校园霸凌事件中，目睹者的童年创伤经历得分与抑郁得分呈正相关。
反刍思维是一种持续关注自身的消极状态，并对其可能出现的结果进行反复思考而不积极解决现实问题的思维方式(Nolen-Hoeksema, 1991)。反刍思维的反应风格理论认为，这种对生活事件的典型消极反应风格会诱发个体消极情绪(Nolen-Hoeksema, 1991)，并且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反刍实际上会维持或加剧由负性事件引起的消极情绪反应(Wang, Liu et al., 2013)，因此反刍思维可能会对个体对抑郁、焦虑等情绪的调节有消极的影响。另一方面，反刍思维产生的原因可追溯到童年创伤经历(Lyubomirsky & Nolen-Hoeksema, 1995)。研究发现反刍思维与童年创伤经历呈显著正相关关系(O’Mahen et al., 2015)，同时也发现反刍思维是童年创伤经历与消极情绪的重要中介变量(Kim et al., 2017)，因此，提出假设：反刍思维在童年创伤经历和校园霸凌事件目睹者的抑郁中起中介作用。
综上，本研究使用童年创伤量表(Childhood Truama Questionnaire, CTQ-SF)，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PHQ-9)和反刍思维量表中文版(RRS-CV)探讨童年创伤经历对校园霸凌目睹者抑郁的影响，以及反刍思维在其中的中介效应。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在陕西省、广东省和贵州省三所中学、两所教育机构，从初一到高三年级采取以整群抽样法，班级为单位。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975份(97.5%)。研究对象为校园霸凌目睹者，基于问卷中的筛选条目，剔除732名非目睹者，保留243名目睹者数据。目睹者年龄分布在12~20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6.06 ± 1.54岁。
2.2. 研究工具
2.2.1. 童年创伤量表(Childhood Truama Questionnaire, CTQ-SF)
由Bernstein编制，赵幸福于2005年修订。包含忽视(躯体忽视、情感忽视)和虐待(躯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两大类，五个分量表(赵幸福等，2005)。该量表有28项，每一项五点计分，即“从来没有”、“一两次”、“有时”、“经常”、“总是”，分别计为1、2、3、4、5分，其中2、5、7、13、19、26、28反向计分。10、16、22作为效度项目，不计分。其中情感忽视(5, 7, 13, 19, 28)，躯体忽视(1, 2, 4, 6, 26)，性虐待(20, 21, 23, 24, 27)，躯体虐待(9, 11, 12, 15, 17)，情感虐待(3, 8, 14, 18, 25)。得分越高，说明该方面的不良经历越多。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789。
2.2.2. 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PHQ-9)
PHQ-9是以《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ourth edition, DSM-IV)为标准编制的抑郁自评问卷。该量表有9项，每一项四点计分，即“完全不会”、“好几天”、“超过一周”、“几乎每天”，分别计分为0、1、2、3，评估被试过去两周的感受。问卷总分为9个条目的评分总和，得分0~27分，得分越高表示抑郁症状越严重。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886。
2.2.3. 反刍思维量表中文版(RRS-CV)
由美国耶鲁大学Susan Nolen-Hoeksema编制。包含症状反刍、强迫思考和反省深思三个维度，该量表有22项，每一项4点计分，即“从不”、“有时”、“经常”、“总是”，分别计分为1、2、3、4。其中症状反刍1，2，3，4，6，8，9，14，17，18，19，22；强迫思考5，10，13，15，16；反省深思7，11，12，20，21；量表由22个项目构成。得分越高表明反刍思维倾向越严重。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0.944。随后的研究表明，RRS的某些项目与抑郁措施的项目重叠。因此，Treynor，González和Nolen-Hoeksema (2003)通过消除内容重叠的项目，开发了RRS的简短版本。此版本称为反刍反应量表-短形式(rrs-sf)，由10个项目组成，这些项目分为两个子量表，称为反省深思和强迫思考。Cronbach的育雏和反射阿尔法分别为0.77和0.72 (Treynor et al., 2003)。
2.3. 数据处理
使用Epi Data 3.1对问卷数据进行录入和核查，并使用SPSS 21.0和AMOS Graphics进行相关的数据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检验水准α = 0.05。将抑郁的9个题目按随机法打包成4组，用合成分数(均值)作为新指标的分数进行分析，1、2题为打包组1；3、4组为打包组2；5、6题为打包组3；7、8、9为打包组4 (吴艳，温忠麟，2011)。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中的四个变量采用自我报告量表进行测量与数据收集，因此该种测量方法一定程度上会存在共同方法偏差，为了对该偏差进行检验，采用Harman单因素因子分析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统计检验(熊红星，张璟，叶宝娟，郑雪，孙配贞，2012)。结果显示，共有9个因子的初始特征值大于1，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9.97%，小于40%的临界标准，证明本研究无明显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童年创伤经历、反刍思维、抑郁的相关分析
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目睹者的童年创伤经历、反刍思维和抑郁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童年创伤经历总分与反刍思维中的各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P < 0.01)，与抑郁得分呈显著正相关(r = 0.457, P < 0.01)；反刍思维中的各维度与抑郁得分均呈显著正相关(P < 0.01)。表明童年创伤经历越多，反刍思维倾向越严重，抑郁程度越高。(见表1)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between variables
表1. 变量间的相关分析结果
注：*P < 0.05，**P < 0.01，***P < 0.001。
3.3. 反刍思维在童年创伤经历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中介分析的结果显示(见表2)，童年创伤经历能显著正向预测目睹者的反刍思维倾向和抑郁的程度，中介效应Bootstrap 95%的置信区间为[0.034, 0.078]，不包括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且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为[0.286, 0.706]，不包括0，表明为部分中介。结构模型如图1。
Table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mination and childhood trauma and depression
表2. 反刍思维在童年创伤经历与抑郁之间的关系
4.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校园霸凌目睹者的童年创伤经历、反刍思维与抑郁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童年创伤经历与抑郁、反刍思维均呈正相关，与前人研究一致(胡玄一，刘爱书，石婷玉，田志鹏，2021；肖青露，肖莹莹，吴宇彤，付艳艳，连帅磊，2021)；反刍思维与抑郁呈正相关，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朱婷婷，2014)，以上结果与本研究假设一致。这表明童年创伤经历越多、反刍思维倾向越严重，抑郁倾向越严重。Bifulco等人研究也证实，童年期遭受过虐待的个体更容易出现严重的抑郁症状(李鹤展，张亚林，2004)。青少年在童年期遭受了大量的负性事件后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对童年期的虐待经历进行负性评价，从而形成消极的认知图式，进而形成抑郁的易感性(印利红，2019)。由于反刍思维会维持或加剧由负性事件引起的消极情绪反应，在青少年遇到类似的应激事件时会产生反刍思维的倾向，不使用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导致抑郁情绪的产生。
此外，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发现，反刍思维在校园霸凌目睹者童年创伤经历对抑郁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可以得出青少年的童年创伤经历越多，其引起反刍思维的倾向就越高，产生抑郁的风险也就越大。反之，若青少年的童年创伤经历越少，其引起反刍思维的倾向就越低，产生抑郁的风险也就越小。因此，有过童年创伤经历的青少年，可以采用积极应对方式，如合理疏泄情绪、采用积极正向的思考，这些应对方式可能会减少个体患抑郁的风险。
综上所述，童年期虐待经历、反刍思维与抑郁均存在相关，并且反刍思维在校园霸凌目睹者童年创伤经历对抑郁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青少年正处于“心理断乳期”的关键期，情绪波动较大，针对校园霸凌的目睹者而言，在经历了负性事件后心理健康容易被忽视，不能进行积极的情绪调节，导致抑郁的发生。因此，想要减少抑郁的发生，一方面要引导青少年正确看待负性事件，另一方面要培养青少年主动采用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
5. 结论
通过以上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在校园霸凌事件中，目睹者的童年创伤经历、反刍思维与抑郁均呈显著正相关。
2) 反刍思维在童年创伤经历和校园霸凌事件目睹者的抑郁中起中介作用。
6. 研究局限与展望
第一，研究的局限性：作为一项横断面研究，仅能推断因素之间的关系，不足以推断因果关系，未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采用纵向研究对因果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第二，研究中仅通过自我报告量表收集的数据可能会对内部效度构成偏差影响，社会期望效应会导致自我报告存在一定偏差。因此，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通过多种评他方法(如父母、同伴报告)来增加变量。这样可以降低研究结果的“主观性”限制。
第三，研究样本选取局限在陕西省、广东省和贵州省三所中学、两所教育机构，代表性存在不足，今后的研究可以考虑增加更多的样本量，对不同的样体进行更为全面的调查，以此来提高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与普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