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从上世纪4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都为动词重叠这一语言现象贡献出大大小小的研究成果，各家众说纷纭。但总的来说，这些研究成果都不外乎从动词重叠的形式和范围，可重叠的动词条件，动词重叠的语法意义和句法功能入手。综述性文章也大都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对动词重叠进行综述。吴吟(2000)在对动词重叠作研究综述时，也是从动词重叠的语法意义、句法功能、可重叠的动词条件和动词重叠的形式范围着手。于江(2001)、杨安珍(2017)也都是从范围、语法意义和句法功能入手。邓梦林(2020)把动词重叠研究分为共时研究和历史研究。共时研究中也不外乎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综述。比较新颖的是，她还从历时角度切入，研究了动词重叠各形式出现的时期及它们在各个时期的变化。笔者也是从以上综述文章得到灵感，特别是邓梦林学者的综述文章，认为研究综述也应与时俱进，所以本文试图从各学者采用的研究视角入手，试图理清动词重叠相关研究的发展趋势，提醒读者应多从句法、语用、功能和认知方面等新的研究理论和研究视角对动词重叠进行专题化、多角度的解释。这正是笔者创作本文的目的。
2. 动词重叠的基本事实观察
自学者黎锦熙在1924年首次提出“重叠式”这个概念起，许多学者前辈都纷纷开始关注重叠这一语言现象。其中动词重叠作为重叠现象中的一种比较特别的句法现象，更是得到了不少学者的关注。
早期的语言学家更多的是对动词重叠这一语言现象做出一种性质的认定，而对其语法意义的研究可以说是凭着对汉语的“语感”做了一些表层的研究。虽说这段时期的研究没有运用专业的语言理论或研究方法，但还是为之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较早注意到动词重叠的是王还(1963)。他把动词重叠分为表多次行动和整个一个行动两个方面。当其表示多次行动时，常表示一个动作需要重复多次，为表达愿望或说明一个道理 [1]。也可表示常发生的动作，表达轻松悠闲的意味。当把动词重叠看作一次活动时，表尝试或持续一小段时间的活动。同时，王氏还提出了未来动词重叠研究可以探讨的方向，例如：动词重叠后，宾语如有数量词，也必须有指示代词，否则不能有数量词这一现象。他的研究不仅对动词重叠的意义做了一个初步的分析，且为后面动词重叠的句法分布研究提供了初步的想法，非常值得我们重视。
之后李人鉴(1964)对动词重叠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论述了只把AA和AABB当作重叠式的原因，并列举出了动词重叠能出现的场合。同时，他根据动词重叠能适应的场合得出动词重叠是表示不定量的这一结论 [2]。李氏较为全面的介绍了动词重叠的范围形式和语法意义，但举例的句子具有特殊性，没有普遍性，不能得出动词重叠的普遍的基本的语义，不过也得出了极有价值的结论，把动词重叠的语义意义往“量”上归纳，为之后学者们对动词重叠式“量”的研究打下基础。范芳莲(1964)是最早提出动词重叠实际上是一种“动量组合”这一观点的学者。他比较了多种重叠式和动量组合的句法特点，通过类比的方法得出重叠式都是属于“动量组合”的一种。并提出动词重叠式既然是“动量组合”，所以它的意义由重叠部分决定，即V(一)v的(一)v决定，所以动词重叠表少量 [3]。范文提出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理清动词重叠式的本质，并在其基础上提出更有说服力的观点。例如学者刘月华(1964)在范文的基础上，继续将动词重叠部分与动量词“下”作比较。她通过对比动词重叠的重叠部分和“下”，找出了它们适用的动词范围和句子结构特点的相同点以及区别，侧面说明的动词重叠式的某些表达功能，比如缓和语气，委婉表达祈使和主观愿望 [4]。在上世纪80年代，学者刘月华就能用语用层面分析动词重叠的意义是难能可贵的，为之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综上所述，早期的语言学家给出的动词重叠式的语义有：轻松悠闲，短时，量少，持续等。但未能提炼出动词重叠式的一个基本意义。对动词重叠的性质的认定也未能给出一个另各方满意的答案，这与当时的研究方法的贫乏是息息相关的。不过，这些学者给出的观点的确具有价值，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和方向，值得我们予以重视。
3. 语义、句法研究
3.1. 语义学视野
语义学的引入和兴起，使得各位学者注意到语义的重要性，得以更深层次的分析动词重叠的语法意义。如果说40~60年代的文献比较零散不够系统的话，那80，90年代的相关研究已经逐渐系统化。八九十年代的动词重叠式相关研究有近百篇，体现的特点是数量更多，视角更广，研究方法更新了。
自朱德熙在《语法讲义》中有建设性的提出了研究动词重叠应该注意的要点，即1) 重叠式的结构类型和语音特征；2) 基式和重叠式的语法功能的异同；3) 重叠式的语法意义 [5]，就给之后的学者提供了明确的研究方向。
继朱德熙首先提出“时量”“动量”说后，李珊(1993)有创见性的提出了量的“结合论”观点，指出时量短和动量小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 [6]。但他们都并未对“量”进行性质的认识与研究。
李宇明(1996)，作为对“量”作研究最深入的一位学者，在他的《论词语重叠的意义》中指出“量”是一种认知范畴。表达量范畴的语言手段很多，词语重叠就是其中一种。他认为所有的词语重叠都与量的变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所以“调量”是动词重叠式的基本语义 [7]。本观点在当时认为其语义为量少时短的时期显得尤其新颖。作者跳出了动词重叠只能表示量的减少这一“牢笼”，认为调量是使基式所表达的物量、数量、动量和度量向加大或者减少两个准度上发生变化。这一可增大可减少的动词重叠的量的观点深刻的影响着后来的研究，学者们都开始从多维度上审视“量”及其“量”的变化。黄琦(2019)在此基础上，用“双向量”这一术语来解释时而量增时而量减的情况 [8]。指出量增就是正向增长，量减就是负向增长，巧妙地解决了动词重叠量的变化规律。
同样从“量”的角度来把握动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的还有石毓智(1996)和朱景松(1998)。动词基式被认为是中性的，重叠式被认为是被定量了的基式 [9]。所以石毓智学者的主要观点是重叠使基式的概念义定量化。这使动词重叠式除了表达本身基式的概念义之外，还表示了特定的级别和范围。若本身就已经定量的动词，如“白”用作动词时，其后必须跟一个数量词“一眼”“两眼”等，就不能被重叠使用。该“定量化”观点在之后也受到广泛学者的关注，例如陆旭(2019)从事件化的角度入手，认为动词重叠式是给基式定了一个量，使之从无界活动变成一个有界事件 [10]。朱景松(1998)还对“量”的含义进行了拓宽，例如“量”包括动作时间的长短；动作次数的多少；动作目的性的强弱；进行某个动作迫切程度的高低；对动作结果期望值的高低，语义的缓和与强烈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动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为减弱动作、行为、变化的量；延续动作、行为、变化的过程和强化动作行为和变化主体的能动性。其中强化主体能动性是动词重叠式的最基本的意义 [11]。朱文对“量”拓宽的观点和强化主体能动性的观点都对之后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杨平(2003)在此基础上提出动词重叠的语法意义是减少动量，这个“量”就如朱文所说，是多维度的量，并且这个量是一个主观的量和模糊的量 [12]。主观是因为其表达的是心理上的量，模糊是因为不清楚量是如何减少，减少多少，也道不明该量的种类。
综上所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动词重叠的语法语义关注度和研究深度直线上升，这都源于当时语义学在国内的蓬勃发展。各学者都在尝试从新的角度去认识动词重叠式的语法语义，并做出了丰富有价值的成果。
3.2. 时体范畴视野
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也为动词重叠式时体范畴相关研究的发展作了保障。吕叔湘(1990)将动词重叠称为“尝试相” [13]，赵元任(1979)将其称为“尝试态” [14]。可见，一直有学者对动词重叠所代表的时体有兴趣。体是观察时间进程中的事件构成方式。若动词重叠真是一种体的话，那它到底属于什么体呢？“微弱体”“表小体”“轻微体”等可以直接排除，因为它们根本就不是事件在时间进程中的构成方式。“尝试体”也可以不纳入我们的考虑范围，李人鉴学者(1964)曾对动词重叠式不表“尝试”有过详细的解释，可供参考。戴耀晶(1993)认为动态性、完整性、短时性是动词重叠的三项主要的语义内容，其中短时性是它区别于其他形式的本质特征。尝试，微弱，轻松等含义都是短时性在具体语句中引申出来的。所以得出动词重叠是短时体 [15]。陈前瑞(2001)全面探讨了动词重叠式在情状方面的语义特征，在Smith (1991)的理论基础上，即动词重叠是一种封闭的情状，不具有内在的终结点，语义特征为【+动态，+持续，—完成】且语义上具有完整体的特点，提出汉语的动词重叠处于情状视点复合体，表现为短时体，既表示情状又表示视点 [16]。张晨阳(2020)便是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动词重叠是真正的视点情状混合体，且是从完整体向情状体方向的混合，某种程度上讲突出了时间的动态短时持续 [17]。张文算是对陈文的继承以及延伸。学者们对动词重叠时体方面的研究，帮助我们理解了动词重叠的句法表现及其所表现的时间特征。但还是难以说服大众动词重叠就是一种体。因为这种说法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既然动词重叠是体，那它为什么和“了”并没有表现出互补分布的特点，反而是可以并用，如：“我看了看书。”。因此，更多的有关动词重叠时体方面的研究有待进行。
3.3. 生成语法视野
除了对动词重叠的语法意义上的深层次研究，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生成语法引发的语言学界的这场革命也为句法分析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方式。李宇明(1998)详细地全面地考察了动词重叠的若干句法问题，其中包括对数量宾语的排斥，对有指性宾语的要求，与时间成分的组配特点以及充当主语宾语定语使所受到的限制。李文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动词重叠句法特点的认识，为之后的句法研究打下了基础。唐梦潇(2014)谢珠(2018)也围绕某些与动词基式表现出差异的句法现象展开了讨论。但以上学者只停留在用句法知识来描写动词重叠的某些句法限制，并未对动词重叠的生成机制做详细解释。随后提出较有新颖性观点的是熊仲儒(2016)。他肯定的提出汉语的动词重叠并非形态变化，而是动补结构的一种形式，重叠的动词为借用量词充当补语。他否定了将动词重叠看作一种语法体，因为在生成语法中，语法体常常表现Asp位置，这时Asp上的体就是激发或者组织核心位移。一旦激发后，重叠部分就会和宿主动词融合表现为构形形态，但事实证明动词重叠的结合度较松，中间还能插入“了”成分，所以不把它当作语法体是有道理的 [18]。与之持相反观点的是隋娜、胡建华(2016)。他们认为动词重叠式就是在Aspect的位置上生成，即与时体范畴处于同一位置。但这一观点的基础是他认为动词重叠带有说话人的意愿建议等语气，所以需要有情态语气解读。所以Asp位置上的动词重叠需要移位到句法运算中最高位置的Mood/Modal位置等到语气情感解读才能得以成立。若否定成分Neg在其中阻碍了其移向Mood/Modal位置的路径，则句子不成立。这巧妙地解释了为何动词重叠式受否定词修饰 [19]。隋娜、胡建华(2016)秉承着新描写主义精神，用形式句法理论对动词重叠的相关句法问题和生成机制做了微观的刻画和描写，扩宽了我们认识动词重叠的视野。
在隋文之后，运用生成语法来解释动词重叠的生成机制的还有翟珊(2017)。她认为短时体是一种内在体。动词重叠的生成过程是位于内在体中心语位置的词素引发，该词素引起位于动词重叠中心位置的动词能够移位至体中心位置，从而生成重叠结构 [20]。邓梦林、韩景泉(2020)则使用生成语法下的重要分支——分布式形态学，特别是其中的构词语段假设理论和特征引入理论为动词重叠的内在结构及其生成机制作出了新的解释。他们提出动词重叠的生成机制首先是隐性并列连词Co合并一个词根A或者AB生成Co’，随后再与另外一个词根A/AB生成AA或者AABB。CoP再与定类语素v和并生成VP。最后移交至LF和PF处得到语义的语音解释。这时，无论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词根A/AB都是没词性的 [21]。他们通过这种解释方法可能巧妙地划定动词重叠的形式和范围并且解释了动词重叠的生成机制。
以上学者们运用生成语法理论对动词重叠进行的深刻描写使得读者们更深层次的了解到动词重叠的内部构造，并得以使我们以此为基础去解释更多的相关句法问题。另外，成军(2021)学者从形态学的视角也为动词重叠的构成机制提出了新颖的见解。他明确指出重叠应是广泛使用的形态句法操作手段 [22]，动词重叠虽然导致了更复杂化的形态结构，但其有利于让更加复杂化的形态得到语言系统的选择而不需付出更多的代价 [23]。当然，以上的观点并不能给动词重叠生成机制一个完美的解释，本文的目的就是对这些观点进行梳理，同时期待更多的思潮涌现。
在针对动词重叠的语义句法研究中，学者们也采用了比较新颖的研究方法，如定量统计分析法和类型学分析法。90年代之后，为了更好的对动词重叠的内部特点特征进行概括，有些许学者采取基于语料库的统计定量分析法，保证了语言研究的客观性。邢红兵(2020)通过对语料库的分析得出结论：汉语重叠结构大部分都是由一个词，即基式，通过不同的重叠方式而成的，但也有相当数量的重叠结构没有基式 [24]。当然这是对所有词性词语的一个统一分析，动词重叠只占其中一部分。李占(2019)通过对1985个动词重叠使用频次定量分析，发现不同的动词重叠使用频次显著不同。随后还分析了产生此频次差异的原因。这些定量分析虽说与内省式的定性分析不同，不能看到动词重叠结构的部分内部性质，但其客观性的数据也加深了我们对动词重叠的认识，为之后的研究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另外，把汉语置于世界语言变异的范围内来考察，在普遍使用的语言变异模式上找出体现汉语特点的变异参项，这也是汉语研究的重点。没有类型学的视野，我们对汉语的认知也不能十分深刻。在动词重叠这一结构研究上，也有学者注意到类型学研究的重要性。石毓智(1996)探讨了重叠在地域上的共性，主要探讨的是动词重叠在各个方言中的表现，得出重叠是根植于汉语的一种典型形态的结论 [9]。虽然作者没有从世界语言的视角下分析，也没有从动词重叠这一专门的板块去着手，但是他的类型学视野深深影响着后来的学者。张敏(1997)也是从类型学角度研究了汉语重叠现象。比较独特的是，她不仅把视野放到了汉藏语系里的重叠现象，还放到了与汉语无亲属关系的邻近语言和远离中国的语系里，如阿尔泰语系和南岛语系等。通过结合汉语和其他语言所体现的重叠现象来考虑，并运用认知语法观念尝试做出解释，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种有创见性的研究。在此之后，陈前瑞(2001)和崔慜知(2014)也分别从俄语和韩语的视角来旁证自己的观点。何伟、张嘉越(2020)也通过对土耳其语和印地语等的动词重叠现象分析来佐证了自己的论点。从类型学来描写重叠现象的不止以上学者，但重心放在重叠现象中的动词重叠的类型学相关研究还有待进行。
4. 认知、功能研究
语用、认知和功能等方面的解释，是对汉语形式特性做出解释的特别丰富的来源。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陆续就有学者注意到语用对动词重叠的解释力，如上文所述，刘月华(1964)采用语用层面分析动词重叠的意义。大多数文章中语用和功能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是相互渗透的，所以本文在这一部分不单独列出语用层面上的文献综述。
4.1. 功能语言学视野
朱景松(1998)详细的论述了动词重叠的表达功能，并把它分为五种：祈使、叙述、评议、致使和表示变化 [11]。陆旭(2019)从事件化角度探讨了动词重叠式的语义范畴及其语言表达功能。他提出无论是陈述事实的动词重叠还是表达意愿的动词重叠都是通过给动作规定了“量”使其事件化，使无界的光杆动词经重叠之后形成一个具体的实施事件 [10]。语言的三大元功能：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其中概念意义分为经验意义和逻辑意义。何伟、张嘉越(2020)首次指出，动词重叠式前一个动词表达经验意义，后一个动词同时体现经验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如动词重叠的反复，延续，惯常义为经验意义；尝试，强化能动性，情态，语气意义为人际意义，动词重叠通常用于非正式体为它的语篇意义 [25]。综上所述，这些学者们从功能语法视角切入动词重叠，使我们对动词重叠的表达功能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成果非常值得我们重视。
4.2. 认知语言学视野
尽管早有学者注意到动词重叠表达的语法意义的主观性，但大多数文章都是一笔带过，没有从认知语法中深刻把握动词重叠的种种语义特点。朱景松(1998)提到动词重叠的最根本的意义是强化动作、行为和变化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的产生就是主观的 [11]。邢福义(2000)在论述动词重叠的意义时谈到动词重叠可表示动作分量的轻化，这种轻化体现了说话人的主控性，将动作的聚合全量离析减轻。同时动词重叠还有说话口气上的减轻，这是因为说话人语气上带有主观认定的评估值 [26]。杨平(2003)提出动词重叠的基本意义是减少动量，但这个动量是一种主观的，模糊的量 [12]。唐梦潇(2014)指明动词重叠是一种主观上对“量”的弱化，还体现了隐喻和像似性 [27]。邵敬敏(2017)认为作为句子，纯客观或者纯主观的句子都不存在 [28]。语言的主观性应该而且必须依赖于某种载体显示出来，重叠就是绍敬敏学者提出的一种句法主观化手段。总的来说，不少学者注意到了认知语法对于动词重叠的解释力，但以上学者多是一笔带过或是小篇幅的论述，未涉及到用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对其进行深层次的研究。
崔慜知(2014)在张敏(1997)用类型学和认知语法解释汉语重叠现象的基础上，提出动词重叠的语义基本义为增加义，动作次数的增加，动词重叠是动作复数的标记 [29]。此结论是作者根据像似性原则，对比了韩语中的副词“jom”得出的。他用认知语言学中的像似性理论武装自己，提出的论文观点值得我们重视。梅梦叶(2018)亦是从像似性理论出发，认为动词重叠的基本语义是动作的重复 [30]。因为语言形式上的重叠对应着概念域的重叠，形式的复杂程度与语义的复杂程度和语用的复杂程度相关。用像似性原理研究动词重叠的还有黄琦(2019)。但比较新颖的是，她还采用了非范畴化理论，和“双向量”术语来解释了动词重叠的语义意义转变和体范畴的转变。邓川林(2021)从认知共性来解释了动词重叠的表意机制和使用模式，认为动词重叠的具体用法之间存在一种发展的衍生的关系 [31]。曹同飞(2021)论述了动词重叠中的三个主观性标示：说话人的视角、情感和认识，并从词汇语义，句式限制方面详细论述了动词重叠为何能表达主观性的原因。这使得读者们得以从一个比较系统的认知语言学理论去深度把握动词重叠的语法意义，是极具价值意义的一篇论文。
综上所述，认知语言学，作为最前沿的语言学研究方向之一，近年来，自然有大部分文献都围绕其理论展开对语言现象的解释。这些文献不仅为我们生动的刻画了动词重叠中的语法意义及句法功能等，还为我们指明了未来研究的方法和视角。
5. 结语
本文旨在通过不同的研究视野，对动词重叠的研究重新进行梳理，以期达到为之后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为目的。经过梳理，不难看出，对于动词重叠的描写的文献已经数不胜数了，其丰富宝贵的研究成果对动词重叠的研究推进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对其进行解释的文章还仍在发展之中，之后的研究若是能以解释为主，并用新的研究理论和方向武装自己，定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其次，学者们大多是对汉语中普通话的动词重叠颇有研究，对方言的研究相比起来显得数量较少，从共时的角度研究动词重叠的文献也比从历史角度上的研究多得多，所以，本文也认为学者们应多重视方言研究和历时研究。最后，学者们对重叠动词的研究缺乏比较的研究视野，对其语法属性讨论较少，尤其是很少从形态学的视角来研究。若从比较的视野进行讨论，那在众多语言中，动词重叠到底是不是汉语中特有的现象，如果是，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特殊的现象？这些都是今后汉语动词重叠研究的可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