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资本理论和主体性思想同是马克思理论研究包含的重要内容,一般认为前者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后者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表面上看二者少有交集,实则不然,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标题,彰显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价值取向。马克思在揭示资本运行客观规律的同时,也对资本进行了价值评判。换言之,马克思的资本研究既具有科学的维度,又具有价值的维度或说哲学的维度,资本批判的哲学维度也就是资本主体性批判。
2. 资本主体性的生成
在马克思的理解中,人是主体,这与近代西方哲学一脉相承,近代西方哲学自笛卡尔开始,就将主体作为专门指称人的一个概念,但与近代西方不同的是,马克思对主体的研究以实践为基础,从实践中理解主体的普遍性和具体性,将现实的个人理解为实践主体。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资本可以还原为货币,在货币产生之初,只充当一般等价物,用于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对货币的使用不再仅限于满足交换的需要,而表现出对货币本身强烈的占有欲。货币不再只作为人们买和卖的中间环节,而成为资本家实现资本增殖的手段。正如马克思所说:“货币作为资本,这是超出了货币的简单规定的一种货币规定。货币作为资本,可以看作是货币的更高实现” [1]。而货币又可以还原为商品,它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实质上是商品的特殊形式。
主体指称人这一特殊存在者,作为无生命的物而存在的资本,何以能够成为一种主体呢?要解答这一问题,理解资本主体性的生成,要从资本的一般规定着手:“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 [1],马克思的这一界定意在强调,只有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入手,才能解开资本主体性的奥秘,了解资本成为主体的真正原因。
资本主体性的生成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息息相关,货币和劳动力的相互作用对资本获得主体地位起到关键作用。马克思揭示出劳动是剩余价值产生的源泉,并认为货币转化为资本与劳动力成为商品相辅相成。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是货币和劳动力相互作用的载体,货币以可变资本的形式用于支付工人的工资,工人从事生产劳动,产生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商品为载体,经过流通环节,最终再转化为货币,实现资本增殖。所以,一旦货币购买的劳动力生产出含有剩余价值的商品,商品带来货币增殖,货币也就转化为资本,并为扩大再生产提供准备。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便是能够通过剩余价值实现增殖的价值,购买工人的劳动力进行生产,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必要环节。
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下,一无所有的自由人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换取工资,使自己的劳动力成为了一种特殊的商品,这种商品在使用的同时能够创造出新的价值,这个价值高于劳动力商品本身的价值,即高于工人获得工资补偿的那一部分,这里就存在一个差额,这部分差额由工人的生产劳动创造,却没有得到货币补偿,因而由资本家占有,马克思把工人创造出并得到工资补偿的部分价值称为必要价值,相对的未能得到工资补偿的部分称为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资本增殖的源泉,也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首要条件。
资本的增殖过程以生产为起点,经过生产环节后再经过流通环节,将实现资本家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的目的。不论资本家最初的资本是用何种方式获得,进行商品生产的资本家要实现资本增殖就必须扩大再生产。商品在流通领域中把自身包含的剩余价值转换为货币价值,即实现W-G的转换,资本家利用得来的货币购买下一轮生产所需要的资料和劳动力,即实现G-W’的转换。在W-G-W’过程中,货币成为资本家进行扩大再生产的资本,即货币资本。正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货币成为资本是货币的更高实现。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死的资本必须不断吮吸活劳动以维持自身的价值,否则就是静置的消极损耗。资本对工人进行筛选,淘汰不能为其生产剩余价值的“自由人”,这个过程使资本对劳动力从形式性吸纳转化为实质性吸纳。工人从属于资本,工人在此从属关系中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
最大限度获取剩余价值是资本天然本性,从表面上看,资本家组织生产,是生产的实际控制者,资本家调动一切能够调动的因素为生产服务,以达到获利的目的。实则是资本在起作用,资本家在资本逐利本性的驱动下组织生产,成为资本职能的执行者,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看到了资本家的实质,即“人格化的资本”,而资本才是生产活动的实际控制者。由此可见,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体化的过程,资本由死劳动一跃成为了控制活劳动的主体,这是资本主体性基本的表现形式。
资本原本是无生命的物,不具备主体特性,真正具有独立性个性的真正主体应该是人,即劳动者。然而在资本逻辑中,主客关系被颠倒了。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研究成果体现出了人日渐物化的过程。马克思早期文本中坚持了“人力”与“生产力”的异质性区分,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同质性看待“人力”和“生产力”。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把劳动力理解为一种商品,“人力”和“物力”没有了质的区分,这说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逐渐被物化,丧失了与一般生产资料的区别。日渐失丧失主体地位,与此同时,资本日渐把生产资料、工人,乃至资本家都作为对象加以操控,为自我增殖服务,体现出了主体所具有的独立性。
由此可见,资本主体性是指资本在追求和实现增殖的过程中体现出的,类似于人作为主体所具有的那种特性。马克思并未对资本的主体特性作出直接的阐述,但我们可以借助他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阐述来理解,马克思说道:“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 [1],由此我们可以将资本主体性理解为资本作为主体所体现出的类似于人所具有的那种独立性和个性。资本的主体地位是相对于人的主体地位而言的,是通过压制和攫取人的主体地位而获得的,是一种虚假的主体。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终生理论研究的价值目标,资本主体性的确立意味着人的主体性的丧失,这与马克思追求的价值目标背道而驰。马克思的资本主体性批判的目的正在于,消解资本的主体地位,重新确立人的主体地位,这是资本主体批判的核心要义,是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价值旨趣和哲学意蕴。
3. 资本主体性的表现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和人的主客关系发生了颠倒,资本一跃成为主体,其主体地位在资本和对象的主客观关系中得以体现,即资本作为主体对一切对象实施了控制和支配,权力一般被理解为支配和服从的关系,其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是权力主体,资本在其运行过程当中“不仅完全成为对于工人来说异己的、属于资本的权力,而且完全成为敌视工人、统治工人、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反对每个工人的权力” [1],资本主体性在现实层面上就体现为资本权力。资本的这种权力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即表现为一种将一切生产要素都作为对象加以支配的经济权力,然而资本的主体性不仅限于经济领域,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使得它不断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逐步渗透至政治和文化领域,最终成为一种“特殊的以太”和“普照的光”。
3.1. 资本的经济权力
资本成为主体,而人则受制于资本,丧失了主体地位,成为客体,这是资本和人双重异化的结果。资本的主体性首先就体现在经济领域中支配人的经济权力。
资本主义生产表面上看是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通过使用资本组织生产要素进行生产,通过占有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殖,实则是资本家不断追逐利益的目的和资本逐利本性不谋而合,表面上看是资本家支配和利用资本逐利,实则是资本家受资本逐利本性的驱使,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履行资本增殖职能,代替资本管理劳动。“这些超级经理人是生产资料的实际控制者,因而是资本智能的实际执行人。” [2] 资本家获得资本给予的支配生产资料的权利,应竭力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平等发展,但在实际操作中,资本家被资本的贪婪本性同化,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资本家只是资本增殖职能的执行者。
那么,资本家如何为资本增殖服务呢?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也是资本增殖的源泉。对于资本家而言,获取剩余价值就意味着帮助资本增殖。
在生产环节,资本家首先在工人的工作时间上做手脚,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稳定的前提下,资本家延长工作日时长,可以直接地增加剩余价值,从而利润增多。在工人反抗的压力下,资本家又转而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劳动力价值,减少付给工人的报酬,从而获取更多剩余价值。尽管工人的劳动时间缩短了,但拿到的仍然是相对较低的工资,工人再次抗议,聪明的资本家便要求工人延长工作时间,并给予工人相应的报酬——加班费。究其根本,加班费只是工人必要劳动部分的报酬,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仍然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所以两种工作方式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即便是在当今时代,劳资关系趋于缓和,雇佣关系更具有弹性,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可以进行双向选择,工人对不同工作的选择更具自主性,工人的工作不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工作方式更具多样化。然而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角色和作用实质上没有改变,这些举措目的在于维持资本的良好运行,工人劳动环节中作为资本增殖的工具性特征不减反增。
在交换环节,资本家寻求和扩大市场。只有当商品实现了交换,凝结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才能转化为实在的货币,实现资本增殖。资本家通过创新和改革等方式为人们设计出更多的虚假需求,使大众落入为资本增殖服务的圈套。资本家对资本运行进行管理,资本借助资本家制定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路径。
为了获得更多报酬,工人也尝试提高自身能力,以提高劳动力价值。这也造成了工人之间的内卷。当工人普遍具有良好的自身素质之后,工人原本足已适应生产的劳动能力贬值了,资本家重新定义工人的价值标准,从而造成新一轮的工人内卷现象。内卷造成部分工人成为“多余人”的后果,“多余人”为维持自身生存,只能自降身价为资本家劳动,因此,资本家的生产成本降低了,从而占有了更多的剩余价值,用公式m/v = p,更能直接明了的理解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当剩余价值m在一段时间内不变时,剩余价值率p随着可变资本v的减小而增大,当可变资本v趋于无穷小时,剩余价值率就趋于无穷大,所以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无止境的。由此可见,不论是通过对外抗争,还是通过自我提升,只要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关系下,工人都始终摆脱不了资本家代言的资本的操控。
人本应作为主体操控资本,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家代表资本操控了工人,实际上也是资本实现了对人的操控,这是资本主体性在经济领域的集中体现。
3.2. 资本的政治权力
资本逐利本性决定其在取得社会经济地位之后必然会侵染社会政治,寻求与政治耦合,以实现逐利和扩张的目的。随着资本积累,资本权力逐渐渗透到政治领域,资本主义政治逐渐成为资本扩张和逐利的保障。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资产阶级通过暴力手段推翻阻碍其发展的王权统治,通过确立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地位为资本控制政治扫平了道路。随后又与被统治阶级达成同盟,以继续维持资本对政治的控制。在此期间,资本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类发展。进入现代以后,资产阶级用文明手段取代暴力手段,逐渐掌握了国家政治话语权。
资本逻辑具有主动性和开放性,而权力逻辑更具封闭性,这注定在资本逻辑的流动过程中造成政治权力为资本扩张服务的局面。在初始时,资本并未有意识地控制政治权力,在资本意识到资本和政权的互动能够产生更多的获利后,便有意去寻求自己和政治权力的同盟,资本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位后,便不断地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权力,在资本无序扩张的情况下,国家虽然也动用了政治权力约束资本运行的走向,但资本的经济权力不断反噬政治权力,并力求突破政治权力的约束。资本的运行应受政治的主导,但事实是资本主导政治,国家政治受资本控制,国家治理受经济寡头的影响,形成资本政治的现象。资本拥有了同时控制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权力。
资本对政权的控制使资本掠夺合法化。以往商人处于被动地位,只能依附于政权,但在资本主导的世界中,资本通过购买的方式使政治权力为自身扩张服务,并迫使政治权力与资本利益一致化,以达到资本在政权庇护下迅速扩张的目的。政权给予资本扩张政策保障,纵然政权会制造出新的社会结构阻止资本的疯狂掠夺,但资本对政权的不断渗透使资本总有机会进行非法活动。资本垄断政治,国家最终由大资本控制。
资本通过对权力的操控实现了在各个领域中的优先地位,对生产、分配和消费等领域实现真正的资源控制,不断形成资本的垄断地位。资本通过操控政治权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经济权力,主体地位进一步增强。
3.3. 资本的文化权力
文化作为群体认同的一种表达方式,其形成过程是人与人之间产生凝聚力的过程。不同民族间的不同文化,传达着各自迥异的价值观念和精神内容。随着资本的膨胀,资本权力不断渗透至文化领域,逐步使得文化向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资本对传统文化的侵染首先是通过使文化物化,即将文化成果商品化的方式进行。资本给予文化产品独立性,使文化产品成为商品进入市场,同时,资本的空间扩张消除了文化发展的地域壁垒,使文化传播途径日渐丰富,传播方式逐渐多样化,传播成本逐渐降低。资本在推动文化发展和传播的同时,也为文化商品的市场化产出和经营创造了条件。被资本物化的文化,以文化商品的形式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
资本不仅通过文化商品的形式实现增殖,资本还通过文化产品来引导和重构大众的认知,从观念上为资本的扩张保驾护航。在传统文化理念中,个人欲望被文化压制,欲望被定义为隐晦与不堪。文化给人以精神压力,个人只能在文化规定的圈子里“自由言论”,任何越矩行为都被认为是违规的庸俗。在这种看似压抑的环境中,文化价值被传承,主流价值观在社会中占主要地位。资本打破了这种文化禁忌,符号消费使庸俗的事物被赋予象征身份和地位,娱乐主义、享受主义之风盛行,资本试图使全世界认同这种消费文化,使这种消费价值观成为“普世价值”。被资本侵染后的文化丧失了价值严肃性和高雅性,从而失去支撑社会精神的作用,成为庸俗的消费方式和资本增殖的工具。在此境况下,社会文化整体性丧失,国家受文化霸权主义的威胁,文化已然成为资本扩张的精神支柱。
资本用文化的精神工具来控制和塑造人,使人的一切发展都朝着有利于资本发展的方向进行,这就造成明显的主客关系倒置。人的观念领域被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占据,而资本创建的文化消费平等的环境,只是塑造了人人都有文化消费支付能力的假象。在资本的作用下,文化的首要作用不再是丰富和健全人的内在精神,反而是资本扩张的助手,一方面通过产出文化商品直接实现资本增殖,另一方面通过构建消费文化,影响人的观念为资本增殖提供精神支柱。
历史证明,文化不总是朝着有利于人的方向发展,资本的出现加快了文化显现其负面效应的步伐。应肯定的是,资本逻辑变革了文化生产方式,丰富了文化形态,推动了文化产业发展,提高了文化影响力,人的个性化需要被满足,同时文化拓宽了资本增殖的渠道。这说明资本和文化之间存在某种制衡的可能性,只有回归到人本身才能找到资本和文化耦合的平衡点。
4. 资本主体性的扬弃
资本主体性的根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即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形式。资本主体性的生成、强化和消亡,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前提下展开的客观进程。马克思的深刻洞见提示我们,既不能无视资本主体性的膨胀无所作为,也不能通过强行消除资本来消除资本主体性。资本主体性的扬弃有其内在规律,马克思对资本主体性的内涵、生成机制、表现以及发展逻辑的阐释已然指出了资本主体性扬弃的道路。
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假设资本主义制度永续并停留于经济现象的分析不同,马克思透过经济现象,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的深层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要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在根本上要诉诸所有制形式的改变。要彻底扬弃资本主体性,自然也是要通过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方式来实现。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劳动分工产生的结果,相比以前的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分工更加细化,生产力快速发展,财富激增,但同时,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催生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已经包含了新所有制的胚芽,生产力的发展终将冲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将自我消解,自然过渡到新的更加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形式。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概括道,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 [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掌握生产资料的单个生产者各自组织生产,缺乏对市场需求的整体把握,使得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进而具体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之间的对立” [3]。生产的扩张总是快于市场的扩张,个别企业的有组织生产同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冲突日渐尖锐,直至发展到在无法相融的地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无法驾驭其催生出的生产力,资本主义国家陷入经济危机的恶性循环。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结果也是其外在表现,它表明“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它没有能力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属性” [3]。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反而导向了与资本增殖相反的结果,逼迫着资本主义社会采取计划生产的手段,资本主义社会的代表——国家也不得不承担起管理社会生产的责任。换言之,经济危机逼迫着资本主义国家采取计划生产和生产资料国家占有的形式,这些改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矛盾,也并没有动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其中已经表现出了生产方式变革的趋势和线索。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导向了生产资料社会占有这一新的占有形式,这是一个符合规律的必然进程,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下,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结束,社会生产将以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需要为依据进行有计划的调节,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将被新的占有方式取代:“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 [3]。最终促成这一变革完成,还需要无产阶级的作用。无产阶级占有国家政权,将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商品生产被消除了,资本也将不复存在,资本家的社会职能被解除,工人作为资本增殖工具的属性也将彻底消除。这就是资本主体性得以扬弃的内在逻辑。
毫无疑问马克思对资本的主体性是持有批判态度,其所阐发出的资本主体性扬弃的道路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4]。当前阶段,人类社会尚未到达马克思所预见的所有制得到根本变革的时代,资本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尚未完全发挥出来,资本主义私有制仍然有生存的空间,马克思的资本主体性批判理论在当代的意义正体现在,引发我们思考如何辩证看待资本,引导我们正确地使用资本,在合理使用的同时,尽可能降低资本主体性的负面作用。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也承认和使用了资本,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当中,资本已然成为了重要的元素,被广泛接纳和使用,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源于所有制形式的特殊性。我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形式。这种形式为资本的存在提供了条件,同时这种所有制形式也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出自身的优越性,为驾驭资本力量,规避资本主体性的负面作用提供了更多的空间。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资本主体性批判与共产主义价值观问题研究”(18YJC710017);辽宁省教育厅一般项目“马克思资本主体性批判理论的逻辑脉络研究”(LN2020J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