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语言既是一种科学系统又是一种社会活动，是人类社会交际的纽带。作为某一特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它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民间语言是语言的变体之一，指广大民众用来表达思想并承载着民间文化的口头用语，如称谓语(包括亲属称谓语和拟亲属称谓语)、俗语、谚语、歇后语等。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经历了传承与变异，这些民间语言形式逐渐演变成为如今民众所熟悉的口头语言。这其中折射出来的社会文化变迁，在农村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本文试从民俗学和语言学的角度入手，通过对农村亲属称谓语的考察，分析其体现出的文化内涵，展示出社会变迁带来的深刻变化。
2. 亲属称谓语研究现状
我国古代为宗法制社会，因而向来有脉络庞大的亲属称谓系统。对亲属称谓语予以记载与研究的典籍专著，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尔雅》一书。汉代、唐宋时期也都有记录称谓语的材料，清代谈称谓问题的著作更多，如梁章钜《称谓录》和郑珍《亲属记》。到了近代，更是涌现出一批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论著，代表作如赵元任《汉语称谓》和冯汉骥《中国亲属称谓指南》等。近年来，亲属称谓语的研究有了较大进展，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也更加多元化 [1]，从历史学、跨文化交际、语言学等多角度展开的亲属称谓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成果，如跨文化视角下的中西方亲属称谓语对比研究、历史典籍中亲属称谓语的使用特点及文化内涵研究、社会语言学视角下亲属称谓语使用规则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研究，还有从民俗学理论视角探讨亲属关系等等，对探讨语言对文化的映现作用以及文化对语言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3. 亲属称谓语及其背后社会文化的演变
亲属称谓是民间亲属制度的一部分，根据称谓所指称的亲属关系的不同，亲属称谓分为血亲称谓和姻亲称谓。亲属称谓语则是指以本人为中心确定亲属关系的名称，是表现人们血缘或婚姻关系的一套特殊语言符号，可分为血亲称谓语和姻亲称谓语。
面称与背称是亲属称谓语的重要特征 [2]。面称是指说话人直接面对当事人时使用的直接用语。背称指听话人不是被称呼人时使用的间接用语。由于称谓语多为称呼人与被称呼人都在场时使用，因此本篇论文主要讨论面称的使用。
3.1. 血亲称谓语
血亲称谓语是指对有血缘关系亲属成员的称呼语，分为父系亲属称谓语和母系亲属称谓语。父系亲属称谓语又分为宗亲称谓语与外亲称谓语两部分。宗亲包括同一祖先的男性血亲及其配偶，尚未出嫁或离异而返的本族女子，外亲则指与女性相关的亲属，广义的外亲包括母亲方面的亲属、本族女系亲属的子女以及妻子的本族亲属 [3]。在传统的宗法制社会中，强调“父统子、兄统弟、嫡统庶、大宗统小宗”，父系宗族成为最重要的亲缘组织，因此父系宗亲称谓语是最为庞大的一支。按传统的九族宗亲论，以自己为中心，上推四代到高祖，下推四代到玄孙，从旁系看，从自己推至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祖兄弟姐妹、族兄弟姐妹，上下为九、左右为九形成的宗亲。由于长期处于支配地位的宗族制度之下，多数宗亲称谓语的内涵及意义保持不变。如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叔、伯、甥、侄等，这反映出了血亲称谓语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特征。但这类称呼语多为背称，下面以儿女对父母的面称为例，看亲属称谓语的变化所展现出来的社会文化演变。
在农村，父母称谓的传统叫法是“爹”和“娘”。现代社会中，农村仍有人这样称呼自己的父母，但这些人多数是村子里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自幼生长在宗法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中，严格遵守祖宗世代传承下来的称呼语，思想守旧，因此往往保留着传统的习俗。建国以后出生的中年人，他们对父亲称呼为“爸爸”，而对母亲仍叫“娘”。这是因为夫权社会中，外出交往的多为男性，他们与外界的接触先于女性，因此更容易带回新潮的称呼。而在八九十年代以后出生的新一代人，几乎全部称呼父亲为“爸爸”，母亲为“妈妈”。改革开放以来，新事物层出不穷，年轻一代们沐浴在新时代的春风里，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阳光下茁壮成长，外部环境的改变也影响到他们对传统称谓语的认同程度，因此他们开始自然地使用城市里普遍的现代称呼，抛弃农村世世代代承袭下来的传统称谓语，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社会文化的变迁导致的。
3.2. 姻亲称谓语
姻亲称谓语是对基于婚姻关系而产生的亲属成员的称呼语，分为夫妻称谓语、夫系称谓语和妻系称谓语。传统社会中，由于宗亲亲属体系的“一家独大”，姻亲亲属关系并不受人重视，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姻亲称谓语使用的范围很小。首先夫妻称谓语的使用仅局限在具有夫妻关系的丈夫与妻子之间。在夫系亲属中，受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等思想的影响，已婚女子并不常外出，很少与丈夫的亲戚进行人情往来的走动，因此在实际生活中妻子对夫系亲属称谓语的使用也较少 [4]。妻系亲属是外亲的实质使得丈夫一方作为称谓人并不重视与妻方家族成员的关系，因此也较少使用妻系称谓语。第二，姻亲称谓语的变化很大。在宗法制度的影响下，姻亲称谓语的稳定性并不如血亲称谓语大，因此更容易在外部环境、内部因素等作用下接受新的称谓形式。本篇将从夫妻称谓语、夫系称谓语、妻系称谓语等三个方面探究社会快速革新下对姻亲称谓语的影响。
3.2.1. 夫妻称谓语
夫妻称谓语是指夫妻双方互相称呼时使用的称呼语。在农村，就对夫妻称谓语的历时研究而言，可以将其分为老派夫妻称谓语和新派夫妻称谓语。前者主要发生在现代农村年纪较长、受传统社会的夫妻关系影响较深的老年夫妻之间。后者则主要指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年夫妻及青年夫妻之间使用的称谓语。
值得注意的是，老派夫妻之间几乎不使用面称，他们在面对面交流时往往直接表达内容，或通过“哎”、“哎我说”来起到提醒对方听的作用，因此老派夫妻的当面称呼处于缺环状态。与面称缺环相对照，老派夫妻的背称却花样繁多。背称的称呼语可以是从儿称，如“xx他爹”、“xx他娘”，也可以从家庭中所起作用、所处地位的角度称呼，如丈夫称呼妻子为“俺那做饭的”、“俺家那口子”等，而妻子则称呼丈夫为“当家的”。而新派夫妻称谓语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用夫妻双方都直接用姓名来称呼彼此。
新派夫妻和老派夫妻相互称谓变化的背后是社会不断发展的结果。在封建思想观念中，人们强调夫为妻纲，夫妇有别。传统的婚姻制度决定了夫妻关系是处于夫权社会的规约之中的，因此老派夫妻称谓语多体现出男尊女卑的文化特征。在传统文化中，婚姻的主要目的是传宗接代。费孝通将夫、妻、子看作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亲子关系对夫妻关系具有稳固的作用。因此直到孩子出世，夫妻成为了“xx他爹”、“xx他娘”，夫妻关系才变得稳固，这种从儿称的现象也体现出了宗法制社会中后代子嗣的重要性。而建国后出生的新派夫妻虽然会受到上一代人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但是在生产生活方式改变、文化程度得到提高的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他们能自觉摒弃男尊女卑、夫唱妇随的夫妻相处模式，因此如“xx他爹”、“xx他娘”等称谓语已较少出现在新派夫妻称谓语中。新的夫妻称谓语如姓名称谓的出现标志着男女平等的思想代替了夫妻之间的尊卑界限 [5]。妻子的活动范围不再局限于自己家中，她们可以下地干活，甚至外出务工，对家庭的贡献不亚于丈夫，这使得妻子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已高于丈夫，因此夫妻间使用姓名称谓有了文化心理基础。
3.2.2. 夫系称谓语
夫系称谓语是指在以丈夫为中心的亲属关系中，以妻子为称谓主体，丈夫的亲属为称谓客体的称呼语。夫系称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从夫称。在封建社会中，女子嫁入夫家后便成为这家的媳妇，要严格遵守宗族制度、孝敬公婆、尊敬叔伯，见面时要按照敬重的礼仪和情感态度称呼丈夫的亲属，因此从夫称多体现在面称上。另一种是从儿称。由于传统文化中对于传宗接代的重视，妻子与夫家的亲属联系主要是以子女为中介的，因此从儿称在夫系称谓语中的位置更重要。
在夫系称谓语体系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媳妇对公婆的称呼语。在“交互从表婚”的旧时婚俗中，媳妇对公婆最初的称呼是“舅姑”。到宋代将表亲婚定为禁律以后，这种称呼才慢慢消退，逐渐演变成现在的“公婆”称谓。在传统礼俗规约下，媳妇将对自己亲生父母的“爸爸”、“妈妈”的称呼用于公婆身上。这种规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价值系统的规约。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家国同构是宗法制的显著特征。家庭和国家均以宗法关系来统领，存在着严格的父权家长制。宗族与家长制的威严约束着媳妇的行为及道德，要求她们礼节与顺从。二是经济利益系统的规约。在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家庭财产，包括房产、地产等都由父亲掌握，且古代并没有分家一说，因此一直到父亲去世才把财产分给儿子。经济利益上的不平等导致媳妇的生存无法脱离公婆的约束，这决定了媳妇对公婆的尊崇与孝敬。然而，在现代社会，媳妇已不再是受制于公婆的“丑媳妇”角色。随着宗法制消亡和父权家长制衰退，媳妇敢于挑战传统的三从四德，不再坚持以卑微恭顺的态度侍奉公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现在，多数媳妇拥有自己的经济收入，掌握自己家庭的财政权力，不需要依靠公婆。因此，在当下较为和睦的家庭中，虽然媳妇对公婆的面称仍为“爸爸”“妈妈”，但已失去了旧时要求的尊敬谦卑的情感和态度，仅仅是出于遵守礼仪的规范来称呼他们。而在一些婆媳关系僵硬的家庭里，媳妇已不再使用这套表明亲属联系的称呼语，有的媳妇甚至使用与称呼语意义相反的谩骂言语来指称公婆。
3.2.3. 妻系称谓语
妻系称谓语是指丈夫对妻子亲属的称呼语。妻系称谓语也有两种类型：从妻称和从儿称。从妻称体现于面称，要求丈夫在与妻子亲属见面时从妻子的角度出发称呼他们。然而在从夫居的婚俗模式中，丈夫与妻子亲属的面对面交流极少发生，因此从妻称使用的频率也较低。从儿称在背称时使用，并不体现丈夫与妻方亲属的直接联系，而是通过儿女为中介建立起亲属关系，这也体现出传统社会的亲属之间更多依靠血缘为纽带，通过后代把姻亲关系联系起来。
与之不同的是，封建社会中丈夫对妻子父母的称谓语既不属于从妻称，也不属于从儿称，如“丈人”、“丈母”、“泰山”等。甚至在河北的部分农村地区，女婿称呼妻子父母为“大爷”、“大娘”。这意味着传统社会中女婿与岳父岳母之间是一种疏远的关系，是父权文化和男尊女卑思想在称谓习俗上的体现。但在现代社会，丈夫在称呼岳父岳母时更多地使用从妻称，如“爸爸”、“妈妈”。现在，丈夫对岳父岳母的态度越来越恭敬孝顺，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越了妻子对公婆的礼仪规范，这也展示出了“媳妇权威”的崛起对男尊女卑思想的抵制作用，表明社会发展过程中女性地位已上升到同男性平等的高度。
4. 结语
亲属称谓语体系的变化过程体现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在传统社会中，宗法制要求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男尊女卑、母凭子贵等，因此民众，特别是女性严格遵守称谓习俗，以礼俗要求的尊敬态度称呼亲族成员。而男性则在父权文化以及男尊女卑观念的潜在观念的影响下，以恭敬态度称呼自己的宗亲成员，而对于妻子和妻方亲属的称呼语则显示出疏远的关系。这时亲属称谓语体系反映出了一定的阶级性，用以维护宗法社会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到了现代社会，封建宗法制度的消亡和父权家长制文化的衰退使得亲属称谓语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在农村，男女平等的思想逐渐取代了男尊女卑、上下有等的传统思想以及“媳妇权威”崛起使得女性不再受制于传统文化的约束，因此她们在使用称谓语时已无需顾忌繁文缛节的限制，只需在具体情境中使用习俗规定的称呼语。同时，改革开放在为人们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促进了亲属称谓语的变化。一些外来的“时髦”称呼语从城市流入农村，使得村民的原有的语言资源添加了新的概念，当整个社区的民众都接受了这些称呼语时，这些称呼语便被纳入到文化规约中，成为新的称呼语为人们所使用。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2022年校级教改项目“教育信息化背景下东秦大学生自我调节学习影响机制研究”(2022JG-B12)的部分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