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与文献综述
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和商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已达到609679.7亿元,占比达到53.3%,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
城乡差距始终是我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一大沉疴,城镇与乡村发展不平衡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均衡发展。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大于0.4的国际警戒水平,在GDP每年保持高位增长的同时,城乡差距的问题亦不容忽视。城乡差距过大,不仅不利于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亦不利于内需的扩大,对经济运行有诸多不利影响 [2]。第三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新助推剂,研究其与城乡差距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具有现实意义。
第三产业的研究中,学界充分认可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和战略地位(李江帆,2004;李江帆,2005),肯定了其对促进就业(赵建国,2002;魏作磊,2004;蒲艳萍,2005)、城镇化建设(台冰,2007;郭彩霞,2009)、工业化(张宗益,2010)的积极作用。而基于多维视角,人口(赵成伟,2018)、产业就业结构(周健,2020)、居民服务性消费(冯锦军,2020)、电子商务(杜卫华等,2020)、对外投资(邓娟娟,2016)、城镇化水平(董会忠等,2016)、研究生教育(吴东姣,2019)等因素与第三产业发展的互动、协调与影响皆有学者着墨。而学界的主要建议则集中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升级调整(李江帆,2003)、协调发展(陈可,2002)等方面。
城乡差距研究主要集中于环境因素的影响。学界普遍认可改革开放、城市化政策(陆铭等,2004)、乡村振兴战略(刘彦随,2018)、金融业发展(姚耀军,2005;叶志强,2011;孙永强,2012;宋晓玲,2017)、劳动力质量提升(钞小静,2014)、产业结构升级(徐敏等,2015)、教育改革(张玉林,2003;鲍传友,2005;李春玲,2014)等因素对城乡差距缩小的积极作用。在新时代的话语体系下,学界视城乡差距的缩小为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产略的重要目标(肖金成,2022;李济时,2022;陈岑等,2022;孙学涛,2022),有学者以数字经济的发展城乡差距的缩小展开研究(陈鑫鑫等,2022;乔欢欢,2022;周慧,2022),亦有学者另辟蹊径,从税负结构(薛钢,2022)、外商投资(马雨刚,2022)、公共服务供给(张子贤,2022)等方面,探究了弥合城乡差距的可行性。
总结当前研究动态,白雪秋等(2021)从劳动价值论的视角,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本源进行探讨;吴波虹(2020)则利用面板数据对产业结构、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实证研究。郑长德等(2019)将经济增长引发的产业结构变迁和贫困治理联系在了一起,得出了积极的结论。对于城乡收入和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距的成因和内在机制,学界目前普遍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对其影响因素展开讨论,而对于第三产业的研究亦是如此。立足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当下,值得深究城乡差距和第三产业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并以此为切口,探讨我国城乡差距的内在成因和弥合策略。
2. 变量选取和研究过程
2.1. 变量选取
为评价第三产业发展和城乡差距弥合的耦合协调性,需构建第三产业发展子系统和城乡差距弥合子系统(如表1所示)。
第三产业发展子系统需包含对第三产业衡量的绝对测度和相对测度,还应考虑地区第三产业的行业规模和就业规模因素。故选取变量为: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就业人员人数、第三产业法人单位数、第三产业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
城乡差距弥合子系统需包含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的消费结构、收入、就业结构、休闲娱乐支出等指标,故选取变量为:城乡恩格尔系数之比、城乡可支配收入之比、城乡就业人员之比、城乡文化文教娱乐支出之比。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ertiary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urban-rural gap bridging
表1. 第三产业发展与城乡差距弥合的评价指标体系
由于指标方向不同,故均对其进行正向化处理。样本选取自贵州2011年至2020年《贵州省统计年鉴》,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
Table 2. Specific data of the subsystem of tertiary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urban-rural gap bridging [3]
表2. 第三产业发展与城乡差距弥合子系统具体数据 [3]
2.2. 变量解释
卢向虎、张正河(2005)认为,城乡差距主要体现在在以下六个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教育差距、城乡医疗差距、城乡消费差距、就业差距 [4]。考虑到数据的可及性和模型的简洁性,本例中利用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来衡量富裕程度,以就业人员之比衡量就业差距,并添加文教娱乐支出之比来完善模型的涵盖面。
第三产业发展的评价测度而言,黄京鸿等(2001)认为应从发展规模、发展速度、产业高级度、产业可持续发展度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5],而张文雅(2020)则以发展规模、发展速度、产业结构、可持续发展四大维度构建了指标体系 [6]。本例中则囊括第三产业净增加值、经济贡献率以及第三产业就业情况以构成指标体系。
2.3. 权重计算 [7]
由于第三产业发展与城乡差距弥合均为包含多个指标的复合系统,因此需要对各指标进行赋权。鉴于数据存在的量纲不一致、方向不一致等特点,宜从数据间的相关关系入手,故选用独立性权重方法。即利用统计指标之间的共线性强弱关系来确定权重,共线性强的指标信息密度低下,赋予其较低权重,反之亦然。其基本步骤如下:
1) 对各指标进行多元回归,求出复相关系数R,该值越大说明重复信息越多,权重则越小:
指标变异性使用标准差进行衡量,标准差越大则权重越大 [8]。
2) 将复相关系数求和归一化,即可得到最终权重:
样本列表的描述统计如表3和表4所示: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subsystem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表3. 第三产业发展子系统的描述统计
Table 4.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rural-urban gap bridging subsystem
表4. 城乡差距弥合子系统的描述统计
独立性权重的求解结果如表5和表6所示:
Table 5. Calculation results of independent weight method for the development subsystem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表5. 第三产业发展子系统的独立性权重法计算结果
Table 6. Calculation results of independent weight method for rural-urban gap bridging subsystem
表6. 城乡差距弥合子系统的独立性权重法计算结果
计算出独立性权重后,即可求出各系统的综合得分。
2.4. 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是用来衡量复杂系统间协调发展水平的指标。耦合度C值是指系统间相互关系的强弱,衡量程度;而协调指数T值是指相互关系中良性耦合程度的大小,衡量状况 [9]。其原理如下:
1) 数据区间化:
2) 计算耦合度C值 [10] [11]:
3) 计算协调指标T值:
在本例中,不设置权重
值,即默认所有分析项的权重一致。
4) 计算耦合协调度D值:
计算结果如表7所示:
Table 7. Calculation result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表7. 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
Table 8.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表8.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综合耦合协调度等级的划分标准(如表8所示)可以得知,2011年贵州省的第三产业与城乡差距两大系统处于严重失调状态,协调度D值仅为0.1,协调等级为2,第三产业发展落后,城乡差距大。而2015年是一个转折点,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由0.494提升至0.605,从濒临失调扭转为初级协调,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而2017年以来,随着对“三农”问题的日益重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国家大数据中心的建设,贵州省的第三产业进一步发展,城乡差距日渐弥合,至2020年,耦合协调度已达到0.995的优质协调状态。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纪元,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目标。而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的治理正是共同富裕道路上的重大阻碍与挑战。
贵州省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对城乡差距的弥合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离不开贵州省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对产业结构调整的灵敏嗅觉。贵州省高海拔、多山地、低电价、少地震、气候凉爽恒定等特点,为其成为国家大数据中心,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创造了良好条件,贵州省积极引入微软、腾讯、苹果等互联网企业,围绕物联网、大数据、5G等尖端技术建设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12]。相继出台《贵州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7-2020年)》《贵州省大数据新领域百企引领行动方案》等三产利好政策文件。2020年,贵州省地区生产总值已超过17,826亿元,其中第三产业的增加值超过9075亿元。
经过独立性权重–耦合协调度模型的结果可以看出,随着贵州省大力扶植大数据中心建设,提供各类保障措施和政策利好政策后,贵州省的第三产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成为贵州省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对贵州城乡差距的弥合有重要作用。
3.2. 建议
1) 接续推进招商引资工作,积极出台利好政策,吸纳社会资本,促使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下乡”,提升农村创造并实现剩余产品价值的能力 [13]。
2) 落实精准扶贫,完成工作重心从绝对贫困治理到相对贫困治理的转变,探索产业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和农村三产融合的实践路径。
3) 推进产业生态化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特色旅游业、现代农工业、现代服务业,积极响应共同富裕战略,贯彻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