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的身体叙事与权力
Body Narrative and Power in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DOI: 10.12677/WLS.2022.102021, PDF, HTML, XML, 下载: 257  浏览: 778 
作者: 刘思源, 冯 涛: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 扬州
关键词: 《伤心咖啡馆之歌》身体叙事权力“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Body Narrative Power
摘要: 在《伤心咖啡馆之歌》中,身体参与了叙事,成为其中的关键符号并且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从小说文本中的身体叙事出发,探讨故事里的身体和身体承载的故事,可以发现小镇权力塑造和控制着人的身体,这种控制源于男权对女性身体的歧视。在静态身体叙事中,身体叙述着权力对它的规训;而在动态身体叙事中,身体展现了小镇权力的转移与争夺。
Abstract: In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the body becomes the key symbol of narrative and drives the plo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body in the story and the story carried by the body. Through the body narrative in the text,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power in the small town shapes and controls the human body, and that the control stems from the discrimination of male power against the female body. In the static body narrative, the body narrates the discipline of power on it; while in the dynamic body narrative, the body shows the transfer and competition of power in the town.
文章引用:刘思源, 冯涛. 《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的身体叙事与权力[J]. 世界文学研究, 2022, 10(2): 134-138.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2.102021

1. 引言

在美国南方作家中,卡森·麦卡勒斯以其怪诞的风格和对孤独主题的探索闻名。中篇小说《伤心咖啡馆之歌》是她的代表作之一,这篇小说以美国南方小镇为背景,讲述了咖啡馆女老板艾米利亚、前夫马文·梅西和罗锅表哥莱蒙的三角畸恋。国内学者主要从“精神隔绝”的主题、怪诞、存在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狂欢化因素和叙事空间等不同方面对该小说进行了解读,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从身体叙事的角度进行探讨的研究还不多见。

从古希腊柏拉图到中世纪,在身体–灵魂的二元对立中,身体一直处于被贬低的状态。近现代以来,从尼采到梅洛·庞蒂、汤姆斯·汉纳再到福柯,身体逐渐受到重视。福柯将身体与权力联系起来,他揭示出“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这种人体是被操纵、被塑造、被规训的。它服从,配合,变得灵巧、强壮。” [1] 20世界90年代末,丹尼尔·潘戴提出身体叙事学,研究身体对叙事所起的作用,他认为“被符号学化的身体成了叙述的意义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它承担了故事的重要意义。而身体的符号学化也再次伴随着故事的躯体化。” [2] 在《伤心咖啡馆之歌》的叙事中,身体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聚焦于小说叙事中的身体,关注故事里的身体和身体承载的故事,从静态身体叙事和动态身体叙事两方面探求身体与权力的关系,揭示身体塑造和身体叙事对情节的推动作用。

2. 静态身体叙事:权力对身体的控制与规训

静态身体叙事是指小说对人物静态的身体特征或肖像描写。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玛丽·艾尔曼提出了九个男性关于女性的刻板印象,如“被动”、“精神状态不稳定”、“虔诚”和“顺从” [3] 等。在二元论的视角下,女性气质被限制到这些形容词里,女性被认为应该具备这些气质。显然在这样的理解中,作者对女主人公艾米利亚的静态身体叙事是具有颠覆性的,她既不符合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也不符合南方文化对女性的期待。

麦卡勒斯这样描述艾米利亚:“她是个深色皮肤、个子高大的女人,骨骼和肌肉都生得跟男人相似。她头发剪得很短,那张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上……” [4] 在“二元性别观”下,艾米利亚丝毫没有女性气质,从身体上看她更像一个男性,拥有了男人的身体和骨骼,像男人一样强壮有力。“在旧南方一个典型的主流社会之家,父亲占据着中心位置,拥有绝对权威,母亲、妻子、女儿作为温顺、无声的美丽饰品装点着他的权力和成就。” [5] 但是艾米利亚从身体上来看完全不像一个温顺的女儿或妻子。在美国南方这样的男权社会和农业社会中,男性是主要劳动力,麦卡勒斯使艾米利亚在身体特征上成为了男性,这也为她拥有财富与权力,成为小镇上的权威做了铺垫。“身体本身以及它的经历和命运将被用来推动叙述性情节并体现其含义。” [2] “凭着一双什么事儿都能做的双手,艾米利亚小姐的生活过得蒸蒸日上。从银行账户的钱来看,她是方圆数英里内最富有的女人。” [4] 拥有了男性身体和劳动能力的艾米利亚变得富有,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人们都尊称她艾米利亚小姐,没有她的允许没有人敢不加尊称而直呼她的名字,没有她的允许没有男人可以进入她的咖啡馆。在这样的美国南方小镇里,“身体不仅是一种物理意义上的肉体,也是一种象征意义的载体,” [6] 艾米利亚男性化的身体就是权力的象征。失去父亲庇护的艾米利亚必须获得男性化的身体,才能继承和拓展父亲留下的财产,才能提高她作为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才能获得小镇上主流群体白人男性的尊敬与肯定。她怪诞的男性化的身体形象,体现了小镇男权对女性身体的生产与塑造,她的强壮有力的身体则不断强化她在小镇上权力。而她一旦失去强壮的男性化的身体,她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权力。

在咖啡馆没落以后,艾米利亚身体的男性特征消失了。她的脸“恐怖又模糊——分辨不出是男还是女。” [4] 这里作者对艾米利亚的脸采取了去性别化的叙事,非男非女,可谓是扭曲恐怖。除了脸变得雌雄莫辨以外,艾米利亚的身体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她的脸抻长了,身上大块大块的肌肉逐渐萎缩,最后竟瘦得跟发了疯的老处女一样了。” [4] 艾米利亚失去了肌肉,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男性化的身体,她变得瘦弱无力。她也失去了在小镇上的权力,被遗弃在破旧的咖啡馆里无人问津,被小镇上的人称为疯子。这不是一位平常女性的身体,这个身体曾经因为男性化的体征获得了权力,她的地位在小镇上无人能撼动,超过了多数白人男性,可以说是小镇上层阶级。但当这位特殊的女性失去了她的男性化体征后,她的境况比小镇上其他女性都悲惨,甚至沦落到社会底层。麦卡勒斯在这里的叙事中恢复了艾米利亚女性化的身体,且是一位失去权力的女性的身体,在视觉上突出她的瘦弱和干枯。在农业社会里,瘦弱意味着劳动能力不足,没有足够的生产力去维持家庭的需要,是不受男性欢迎和喜爱的,在家庭和小镇上没有多少话语权。“女性身体的展现,带有男性的性心理窥视,而非自然、正常的身体美的呈现。” [7] 因此这样的身体在男性眼里也是没有性吸引力的,是不美的。总之,艾米利亚的身体成了叙述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它承担了故事的重要意义。从作者对艾米利亚的静态身体叙事来看,强壮的男性化的艾米利亚能够帮助她获得权力,反之则剥夺了她的权力,身体叙述了权力对它的控制和规训。

3. 动态身体叙事:权力的转移与争夺

“权力是彼此联系、对立的力量关系总和,包括这些不同力量抗争、转化的过程,那么这种权力关系总是动态的,不稳定的。” [8] 作为关键叙述符号的身体又成为权力斗争的场所,身体叙述着权力的激烈斗争与角逐。麦卡勒斯的动态身体叙事同样是情节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精彩表现了小镇权力的让渡转移与争夺。

艾米利亚小姐男性化的举止是她能够从父亲那里获得权力的基本保障。麦卡勒斯这样写道:“她常常整个晚上都耗在沼泽地的作坊棚屋里,穿着工装裤和橡胶长筒靴” [4];“艾米利亚小姐两个大跨步从门廊那边走过来了” [4];“她开始读起《农夫年鉴》,拿父亲的烟斗抽了一管烟” [4];“她把餐椅转过去,椅背朝前,像骑马一样坐了上去” [4]。从这一系列的动态叙事中可以看出,艾米利亚小姐并不遵循南方淑女的传统,而是习惯男性化的穿着打扮,走路也是像男性一样大步向前迈,在坐下的时候腿也并不是并拢的,而是岔开着腿,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男性气质,她用父亲的烟斗抽烟的行为则表现了她在非常自然地模仿父亲。值得注意的是,烟斗在这里也可被视为阳具的象征。“这并不是说女性没有男性完满,因为男性只有完全进入阳具符号指称系统后才是完满的。另一方面,女性缺乏能指,因此必须使用面具伪装。” [9] 而艾米利亚如果要在身体上成为完整的男性,她需要一个阳具,在这里烟斗弥补了男性身体阳具的缺失,使艾米利亚更具有父亲男性化的体格。艾米利亚从小没有母亲,也从未受过女性气质的熏陶,是父亲将她抚养长大的,在她的成长过程中父亲对她的影响最大。她的父亲是一位白人男性,是家中的权威,是小镇上父权制的化身,显然他是以抚养男孩子的方式抚养艾米利亚。艾米利亚不仅继承了父亲的遗产,也继承了父亲男性化的体格和做派。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小镇男权从父亲手里转移到了下一代手中,也就是男性化的艾米利亚小姐,从此艾米利亚小姐就成了小镇权力的化身。

小镇权力的争夺发生在婚后的艾米利亚和马文·梅西之间。而麦克勒斯“笔下的身体叙事是一种自觉的、有意的设计,而非自发的、随意的显现” [10]。在她笔下,这种争夺以身体激烈对抗的方式发生。尽管艾米利亚具有男性身体特征,但小镇居民还是对这样一个离经叛道、颠覆男权社会权威的女性抱有改造的念头,希望能通过婚姻让她变得更女性化并且分化她的权力,将她的权力重新转移到小镇上一个正常的白人男性手中。可以说小镇男权一直试图控制和改变艾米利亚的身体,“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人物、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 [1] 然而艾米利亚小姐并不服从这样的安排,“因为接受他人设定的角色就意味着接受自己作为对象的客体地位。” [11] 在新婚之夜“她的拳头死命一挥已经猛地打到了他的脸上。这一下她打得如此之重,他整个人跌撞到了墙上,嘴里一颗门牙都被打断了……只要她伸手碰得到,她都会揍他。” [4] 这是一个具有男性化身体的新娘与非常具有男子气概的新郎之间的身体对抗,同时也是小镇上唯一拥有权力的女性与小镇男权化身的马文·梅西之间权力的争夺,他们各自的身体就是武器。在这次权力之争中,艾米利亚战胜了马文·梅西,保留甚至增加了自己的小镇上的地位。

第二次搏斗发生在小说最后艾米利亚和马文·梅西的决斗中。此时,艾米利亚和马文·梅西已经离婚多年,罗锅表哥来到了小镇投奔艾米利亚,并获得了她的青睐。而梅西此时重返小镇,一心一意想向艾米利亚复仇。罗锅莱蒙却爱上了这个极其富有男性魅力的出狱者。得知罗锅表哥爱上了自己以后,梅西便利用这段三角畸恋展开自己的复仇计划。这次的身体决斗表面是为了表哥莱蒙,实际上同样是权力的争夺。马文·梅西希望通过身体对抗打败艾米利亚,重新成为小镇男权的代表,权力的拥有者艾米利亚则希望通过暴力的身体对抗捍卫自己的权力与地位,以此赢得表哥莱蒙的爱情。从身体的强弱看,两人旗鼓相当,都个子高大,肌肉发达。刚开始两人的身体对抗是势均力敌,男性与男性化的女性二人共同攻击对方,过程中两个人都有主动出击和被动抵抗的时候。但在后来,艾米利亚小姐并不处于弱势,有一段时间她甚至对马文·梅西的身体进行了反击与压制,牢牢占据了上风:“她逐渐压制住了他,一英寸一英寸地将他逼向地板……终于她把他给放倒了,她像骑马似地跨坐在他身上。强壮的大手扼在了他的喉咙上。” [4] 艾米利亚赢得了短暂的胜利,可是就在这时她的驼背表哥突然出手,“驼背人竟然向前飞跃了起来……他降落在艾米利亚小姐宽阔又坚韧的背脊上,用长得像鸟爪子一般的手指抓住了她的脖子。” [4] 最终,在一个畸形男性的帮助下,一个具有男性化身体的女性被一个白人男性打败了,这场身体对抗的失败也标志着艾米利亚小镇权力的失去。

从动态身体叙事中可以看出,小镇男权无时无刻不在监视和控制女性的身体:在原生家庭中,身为女儿的艾米利亚只有继承了男性化的体格和做派,才能继承父亲的财产,使权力获得转移;在婚姻中,尽管成为了小镇男权的化身,作为妻子的艾米利亚要不断通过其男性化的身体和激烈的身体对抗维护自己的权力与地位;在爱情中,艾米利亚仍然需要男性化的体格和力量来争夺权力,从而赢得爱情。小镇男权一直在压迫和控制女性的身体,尽管在权力之争中,女性进行了激烈的反抗,但具有男性化身体的女性仍然败给了男性,也彻底失去了权力,小镇男权对女性身体的歧视也将一直存在,幽禁在咖啡馆中的艾米利亚的身体也将长久地叙述权力对她的控制。

4. 结语

在《伤心咖啡馆之歌》中,艾米利亚怪诞的身体形象体现了小镇男权对女性身体的生产与塑造,这种生产源于对女性身体的歧视,即女性身体不如男性,女性只有变成男性才能获得权力。麦卡勒斯将静态身体叙事和动态身体叙事相结合,身体成为故事并推动着叙事的发展。在静态身体叙事中,艾米利亚强有力的身体不断强化她在小镇上的权力,而她一旦失去这样的身体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权力。在动态身体叙事中,艾米利亚和马文·梅西之间充满暴力的身体对抗象征着小镇权力的激烈争夺,艾米利亚败给了联手对付她的两个男性,这使她丧失了权力。从小说的身体叙事可以看出身体与权力的紧密联系,权力塑造和规训了人的身体,身体叙述着权力对它的规划与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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