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主观幸福感是衡量人们对当前生活状态满意度的重要指标，也是体现民生水平的重要因素。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国家的奋斗目标，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使人们获得的幸福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民更加重视生活质量的提高，各地政府也不再仅仅关注经济增长，逐渐将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指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且取得了巨大成就，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1,143,670亿元，增幅高达313倍。虽然最近几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但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在缓中趋稳。然而，国民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显著增加，出现了所谓的“Easterlin 悖论”陷阱，陷入了“幸福停滞”的困境。保障水平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和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医疗保险体系，包括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医疗救助；初步形成了养老保险体系，包括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等。当前，我国社会保险发展态势较好，居民参保覆盖面不断扩大，参保人数逐年增多。
2. 文献综述
近年来，幸福感的研究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关于其研究的文献十分丰富，国内外学者取得了诸多成果，查看相关文献可以发现，有三类因素会影响居民幸福感。分别是：经济因素，其影响主要体现在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和收入不公平；社会因素，主要体现在公共政策、政府绩效和住房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主要体现在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和工作情况等。
从经济因素的角度来看，Ferreri-Carbonell & Gowdy (2007)研究指出，相对收入对居民幸福感有一定的影响，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与平均水平之间的差距显著降低他们的主观幸福感，而对高收入群体而言，其收入水平和幸福感之间并不显著 [1]。继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对幸福感影响的研究之后，有学者提出收入差距会降低幸福感且对低收入者和农村居民的损害更加严重(何立新和潘春阳，2011) [2]，其影响机制是收入差距主要通过医疗和教育资源分配的失衡进行传递来负面影响居民幸福感(申云和贾晋，2016) [3]。从社会因素的角度来看，研究表明政府质量(包括政府效率、提高公共物品等)可以显著增加居民的幸福感，并且政府质量给居民带来的正向幸福效应远远高于经济增长(陈刚和李树，2012) [4]。Ram (2009)研究发现政府支出显著影响居民幸福感，政府支出中公共物品(包括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和国防建设等)都能提升居民幸福感 [5]。住房产权对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毛小平，2013) [6]，因为住房一方面可以为居民提供稳定的住所，为其带来更多的安全感和满足感，另一方面居民可以在经济遇到困难时，得到一定的收入回报，带来经济安全感(林江等，2012) [7]。从个体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赵佳丽(2017)实证分析了收入情况、健康状况和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现收入情况和健康状况都能积极影响居民幸福感，影响机制是收入通过影响人们的健康而间接提升其幸福水平 [8]。此外，还发现收入和健康对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一种替代效应，即随着收入增加，健康对幸福感的影响随之增强；随着健康恶化，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随之减弱。Valente & Berry (2016)研究指出，工作时间的增加影响居民幸福感 [9]。还有学者指出，信仰宗教和社会支持都影响居民幸福感，但是宗教信仰带来的幸福感效应高于社会支持(张再生等，2018) [10]。
通过以上文献回顾可以发现，关于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具体包括经济因素(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和收入不公平)、社会因素(公共政策、政府绩效和住房等)和人口学统计变量(性别、年龄、健康状况、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工作状态等)。然而，从幸福感角度探讨社会保险效果的研究还比较匮乏。现有研究基本上是对某一种社会保险或某一特定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结合起来分析对国民幸福感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同时也缺乏社会保险评价(社会保险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研究，基于此通过上述相关文献研究，可以更好的进行下面的社会保险影响国民幸福指数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
3. 理论分析
3.1. 马斯洛需求理论
从马斯洛需求理论分析社会保险带给国民的幸福效应，可从低层次需求和高层次需求两个角度进行阐述。从低层次需求来看，参加社会保险的居民其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可以得到满足。由该理论可知，人们最低层次的需求是温饱得到满足，其次才会考虑人身安全和健康保障，而社会保险带来的医疗和养老福利从最基本层面满足了人们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从高层次需求角度来分析，社会保险发挥着重要的收入再分配机制功能。一方面，社会保险能够通过缩小社会上的贫富差距提升全社会的公平感；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的自尊得到满足。总体而言，社会保险从不同角度和层面使人们的需求得到实现。在低层次需求上，社会保险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保障，其中医疗保险初步实现了“病有所医”，使人们不致因病致穷，养老保险给人们晚年生活提供了生活保障，在基本需求上使人们获得了安全保障；在高等层次需求上，人们被尊重和被公平对待的需求在社会保险中得以实现。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看，这正是社会保险给人们生活带来保障，提升人们幸福感的体现。结合我国实际国情，社会保险主要是通过实现人们的低层次需求来提高幸福感的。
3.2. 有效需求理论
从有效需求理论分析社会保险带给国民的幸福效应，社会保险可以降低居民在健康、养老方面的相关支出，从而释放居民的消费需求，增加社会总就业量，保证我国经济系统正常运转。有效需求理论表明我国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居民出现健康问题时，医疗保险可以减少因病造成的医疗费用，减轻患者的医疗负担；当居民年老时，养老保险可以保障老人的基本生活，为其晚年生活提供稳定且可靠的生活来源。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可以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通过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来提高我国社会的总需求，降低失业率。对于农村地区而言，居民的收入水平不及城市居民高，医疗费用的不断上涨和老年生活的养老费用严重限制了他们的消费需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以减少农村居民发生疾病时产生的医疗费用，降低医疗费用负担，养老保险为老年人发放养老金减少了人们的顾虑，充分挖掘其消费潜力，增加社会总需求，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据此，根据有效需求理论可知，提高居民的医疗和养老保险福利水平，有利于国民和国家经济。
4. 研究假设
由于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在社会保险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结合样本数据，本文选取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这两个具有高度代表性的变量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对国民幸福指数的影响。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和理论，本文提出如下的研究假设。
社会保险通过补偿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导致的经济损失，可以极大地降低国民生活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一方面，社会保险在本质上具有保障功能，从而减少了国民的后顾之忧，进而国民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动机降低，当期消费倾向增加。陈炜等(2014)研究发现，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和国民幸福感呈负相关关系 [11]，原因是预防性储蓄挤占了当期的消费支出，更加关注未来的消费计划，而适当的当期消费有利于国民幸福感的提升。另一方面，保险的主要作用是转移风险，社会保险中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为居民面临风险时提供了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持，其中医疗保险初步实现了“病有所医”，使人们不致因病致穷，养老保险给人们晚年生活提供了生活保障，在基本需求上使人们获得了安全保障。周绍杰等(2015)研究发现，我国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提升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比收入带给居民的影响更大 [12]。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居民参加社会保险能够提升其幸福指数。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可能不一致，社会保险参与情况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也可能不同。对于收入较低的居民而言他们更加重视低层次需求，更加需要社会保险带来的安全感。胡洪曙和鲁元平(2012)研究指出，和富人相比，穷人更加依赖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公共支出对提升穷人幸福感的作用大于富人 [13]。此外，随着年龄的增加，居民的健康状况会有所变化，居民社会保险参与情况对不同年龄的居民也可能存在差异。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社会保险对不同群体的居民的幸福感在不同收入层级以及不同年龄之间存在异质性差异。
5. 实证分析
5.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社会调查数据，简称CGSS2017数据。在CGSS2017问卷中，对于幸福感的调查比较全面，根据现有的文献研究，结合本文的研究内容，在处理的过程中，挑选所需要的关键变量，剔除有缺失值和极端值的样本，最终得到的有效样本是10,365个。
5.2. 结果分析
5.2.1. 变量说明
各变量具体说明如下表1所示。
5.2.2. 描述性统计
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国民幸福指数的影响因素分析，其中被解释变量是国民幸福指数，属于有序离散型变量，基于这样的数据，本文采取OLS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模型假定存在一个能代表解释变量幸福感Happiness，但又不能直接观测的潜变量Happiness*。建立模型。
在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之前，运用计量软件stata16.0对CGSS2017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如下表2的统计结果。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variables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5.2.3. VIF多重共线性分析
本文实证研究中涉及的变量较多，多元回归模型中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导致回归结果估计不准确，因此在回归之前对所有变量进行VIF多重共线性检验，如表3可得。
5.2.4. 研究结果
本文利用OLS模型研究国民幸福指数的影响因素，表4是对全样本10,365个观测值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汇报了OLS模型估计的边际效应及相应的标准误。参加养老保险与国民幸福感指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以及房产数量与国民幸福感指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其他指标与国民幸福感指数无显著相关性。
Table 3. VIF multicollinearity test results table
表3. VIF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表
Table 4.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National Happiness Index
表4. 国民幸福指数的影响因素
根据研究结果可知，养老保险的系数为负值，参加养老保险与居民的幸福感呈负相关的关系，参加医疗保险及商业社会保险对居民幸福感影响不显著；在对收入、年龄分组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不同群体的居民参保行为和社会满意度对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年龄对于居民的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收入对于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6. 政策建议
社会保险在一国的社会治理和长治久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幸福生活成为居民的必然追求，因此社会保险也应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断完善社会保险体系，切实发挥社会保险提升居民幸福感的作用。但依据数据分析，只有养老保险才对居民的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应提高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健全养老保险制度；而医疗保险对居民的幸福感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医疗费用过高所致，因此，应进一步减小居民医疗的压力此外，针对不同收入等级和不同年龄居民制定不同的社会保险计划，让所有国民尤其是弱势群体也能享受国家的发展成果，为国民创造有保障的幸福生活，从整体上提升国民的幸福感。进一步深化社会保险体制改革，完善和补充社会保险体制项目，优化社会保险在制度上的设计，使社会保险满足国民多元化的生活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