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区建设成为我国宏观需求和微观需求相结合的必然结果。社区建设不仅成为承载国家与单位社会功能转化的场域,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必要阶段,而社区居民参与是社区有效治理的根本动力 [1]。但随着市场化的逐步深入,社区成员的社会关系逐渐脱离社区。滕尼斯最初描述的具有亲密关系、人际感情的社会共同体已经发生了变化。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规范是社会资本研究关注的重点。通过文献整理发现居民的社会资本影响居民的社区参与行为。Putnam (1999)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存量丰富的地区,人们会自觉地遵守互惠规范并且热衷于参与社区活动,建立活跃的参与网络,并且居民之间建立了信任与合作 [2]。张红霞(2004)通过研究发现居民的社区认同感有助于其社区参与,即社区居民对所在社区的认同感越高,对于社区活动参与的积极性也越高 [3]。黎熙元与陈福平(2008)的研究则从反面论证了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的积极作用 [4],他们的研究表明,随着城市化程度和人口流动性的提高,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络逐渐从社区内转移到社区外,即社区社会资本的减少导致了居民社区参与度的减弱。社区建设、社会资本以及公民参与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共同本质,因此在“社区”这一地域范畴内,以社会资本理论为框架来分析社区居民参与的影响因素,并将两者统一于社区治理理论之下将更有助于理解这三者间的内涵关系。本文将从社会网络、社会规范两方面讨论影响居民社区参与的因素,试图探析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如何影响居民社区参与?能否促进居民社区参与?
在研究社会资本对居民社区参与的回归分析中,本研究用政治面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产权状况、家庭收入作为控制变量,以社会资本的两方面——社会网络、社会规范,作为解释变量对居民社区参与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并做如下假设:
H1:社会网络资本对居民参与产生正面影响。
H2:社会规范资本对居民参与产生正面影响。
H3:不同的控制变量对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具有差异性。
2. 数据与变量测量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CGSS2017年的调查数据,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执行,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方法,全面收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总结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趋势,样本总量为12,582个,因为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在社区参与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根据研究的需要,仅选取访问地点属于居委会社区即城市居民进行研究,进入模型分析的样本数为3833个。笔者运用stata16.0对该数据进行分析。
2.2. 主要变量及其操作化
1) 因变量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为居民社区参与,通过提问“上次居委会选举/村委会选举,您是否参加了投票?”来测量,变量化操作时将“是”赋值为1,“否”、“没有投票资格”、“不知道”赋值为0即表示未参与。
2) 自变量
本文研究的自变量是社会资本,主要从两方面进行测量:社会网络资本和社会规范资本。
社会网络资本是指社会上的个体或成员之间通过互动而形成的稳定关系,个体成员的行为会在互动过程中受到一定的影响。在本次研究中通过提问,“请问您与邻居进行社交娱乐活动的频繁程度?”。为了分析的需要我们将选项赋值成7-1分,分数越高则表示其交往程度越低。
社会规范资本以社会关系中的规范为载体,包括社区管理与社区居民日常交往互动过程中所遵守的由外在强加的和内在规范自动生成的规范,社会规范资本的存量影响居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问卷中通过提问“如果需要帮您处理行政问题或办公室文书工作,您首先会向谁或哪个机构寻求帮助?”。选项“家人或亲密朋友”、“政府机构”赋值为5,选项“非营利机构或宗教组织”赋值为4,选项“商业公司”赋值为3,选项“其他组织”、“其他人”赋值为2,选项“没有人或组织可找”赋值为1。
3) 控制变量
城市居民的个人的政治面貌、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产权状况、家庭收入均有可能对社区参与产生影响。
主要变量统计如表1所示:
![](Images/Table_Tmp.jpg)
Table 1. Statistics of main variables
表1. 主要变量统计
3. 实证分析
依据以上选取的相关数据,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来分析社会资本对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的影响,共建立4个模型来验证理论假设。模型1为基准模型,仅体现控制变量对于居民社区参与行为的影响。模型2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规范变量,体现社会规范变量对于居民社区参与行为的影响。模型3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网络变量,体现社会网络变量对于居民社区参与行为的影响。模型4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变量,体现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变量对于居民社区参与行为的影响。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Images/Table_Tmp.jpg)
Table 2. Results of the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ocial norms and social networks on resident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表2. 社会规范、社会网络对居民社区参与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注:1) 表中为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2)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p < 0.01, p < 0.05, p < 0.1。
首先我们可以先看政治面貌、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房屋产权等因素对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
从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政治面貌、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产权状况、家庭收入、社会网络、社会规范都对居民社区参与起显著正向影响。
模型1回归结果显示,绝大部分控制变量对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是具有显著影响的。政治面貌对居民社区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党员身份的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意愿高于团员、群众等非党员。首先党员受教育文化程度高,公民意识较强烈。其次党员身份是国家动员的重要方面,共产党员和党委组织在居民社区生活中发挥着组织带头作用。从中也可体现国家因素对个人政治行为的影响与作用,因而在社区建设中要充分发挥党员的积极作用。性别对城市居民社区参与影响不显著,即男性和女性在对于社区日常活动的参与意愿差异不明显。年龄对居民社区参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经济地位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居民所拥有的参与能力以及资源也在不断拓展,因而社区参与的意愿也就更高。受教育年限对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有影响。从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意愿越低。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选举活动逐渐成为一种形式主义,选民无法对候选人进行选择时,文化教育程度越高者越有可能采取不参与的方式表示自己的态度。产权状况对社区居民参与起正向显著影响。拥有住宅的合法产权的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积极性更容易激发 [5],而无房屋产权的居民通过支付租金获得房屋使用权,可能只是短期居住于此,对于社区日常事务并不关心,社区参与的积极性难以被调动。家庭收入对社区居民参与起正向显著影响。居民业主的收入越高,越愿意参加居委会选举。这说明收入高的人更关注自身在社区中的利益。
模型2回归结果显示,社会规范变量对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即社会规范资本的存量越高,越有利于社区内居民形成共同的价值观、道德观,越有利于居民社区公共精神的形成。生活在同一个区域共同体的居民之间本就是相互依赖互为一体的关系,社区通过建立规范机制和协调制度,可以有效提升居民的社区参与行动力,进一步增强居民社区归属感和凝聚力。
模型3回归结果显示,社会网络变量对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即社会网络交往频度越高的居民,社区参与意愿越强。社会网络涵盖了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联系以及通过空间使用和文化共享而结成的间接联系,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意愿的高低与能力的强弱都与居民之间的社会网络有着一定的联系。就个体层次来说,广泛和多样的网络关系能有效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能力。胡康从资源的理论视角解释了社会网络与公民参与的关系,社会网络中通常蕴藏着各种各样普惠型公民参与所需的资源(如信息和知识),而公共话题讨论则是行动者获得这些资源的重要途径,资源的获得能够增加行动者普惠型公民参与的能力,进而提高他们的参与预期 [6]。同时社会网络的构建有利于居民之间的有效互动,形成共同的社区认同感。
模型4回归结果显示,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变量对于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在城市社区中,居民之间的社会网络呈现的是弱连接的状态,这种弱连接主要是指居民因居住在同一生活空间或是相同的兴趣爱好而形成的纽带。居民在这层纽带的维系下,可以获取更多的资源与信息,其开放性可以促进居民之间的互惠互助,进而提升社区的凝聚力 [7]。同时社会规范对于社区居民间塑造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具有重要作用,是社区安定有序的重要基础。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通过上文实证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总体而言社会资本对于居民社区参与具有积极和正面的提升,但我们也可看出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对不同的居民社区参与类型有着不同的影响。社会网络资本蕴含着强大的互惠规范,它能为居民提供各种物质、情感等方面的支持,社区居民通过社区网络在与他人的日常交往过程,增强对社区的认同感和依赖感 [8];社会规范资本包括社区管理与社区居民日常交往互动过程中所遵守的由外在强加的和内在规范自动生成的规范。从微观层面上看,社区日常生活中居民间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有利于社区秩序的发展,保障社区的安全和稳定。除了加强居民的道德规范,宏观层面上应完善社区管理规章制度,将社区规范内化为居民的日常行为准则。
4.2. 启示
1) 培育合理制度供给,推动社区建设
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离不开合理的制度供给,社区居民参与和制度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建立一种有效机制,合理规定社区治理各利益主体间的权利和义务。社区自治机构即居委会或村委会承担政府代言人角色,具有权威性和行政性;社区自治组织在社区建设中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社区居民则是社区建设的主体。通过制度形式规范各主体的职能和义务,使得各主体间相互合作、资源共享,推动社区建设。
2) 积累社会资本存量,促进社区参与
随着现代化和市场化的逐步深入,传统单位制的解体,政府组织的角色被重新定位。许多原本由政府承担的社区管理职责逐渐转移到社会通过民间组织来实现。居民通过参与各种志愿性社团所形成的互惠、信任、合作等规范,正是维系民主和促进发展都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社区自组织通过建构以增进社区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关系网络,从而实现社区内部资源的整合和运用 [9]。居民在社区活动中广泛培养社区内部信任,从而建立社区内外的社会网络关系,整合社区自身社会资源,发挥社区的各种组织、服务与互惠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