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翻译文学是推动我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是国人感知文学内涵、了解文学价值的重要媒介。在中国翻译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先后出现过四次翻译高潮：第一次是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第三次是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西学翻译，第四次是改革开放后的科技翻译。尤其是第三次五四运动时期的翻译高潮，无论是从形式或内容上，广度或深度上，都不是其他三次翻译高潮所能比拟的 [1] [2]。本文将以五四时期的时代背景为基础，并结合多元系统理论，简要分析翻译文学地位的转变以及导致这种现象的文化原因。
2. 多元系统理论
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我们可以了解到社会符号现象并不是单一孤立存在的，而是由多个不同的子系统组合而成的一个大的多元系统，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学、社会意识形态等。在这个统一的多元系统中，不同的子系统相互碰撞，同时它们又作为一个整体相互依存，共同运作 [3]。然而，在这个统一的多元系统内部，不同的子系统处于不同的地位，一些子系统位于中心地带，而有一些则位于边缘地带。与此同时，这些子系统的地位并不是一直稳定的，内部竞争可以使原处于中心的子系统趋于边缘，也可以使原本处于边缘地带的子系统占据中心地位。
在佐哈尔认为，翻译文学应该被看作是一个融合于多种文学体系中的子系统。为此，他总结了三种可能导致翻译文学处于主导地位的条件：第一，当多元系统处于萌芽状态时；第二，当翻译文学与其他相互联系的文学体系处于“外围”时；第三，当文学处于拐点、衰落或文学空白时。在这三个条件中，他认为翻译文学只要满足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就能在多元化的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 [1]。
3. 中国翻译文学在五四前后地位的转变
根据佐哈尔的观点，在一个完整的多元系统中，不同子系统的位置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运动的。这些子系统的内部斗争可能会把处于中心的子系统推向边缘，也可能会使处于边缘位置的子系统逐渐占据中心地位 [3]。翻译文学作为文化多元系统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可能处于中间地位，也可能走向边缘位置。如果翻译文学处于中间位置，说明翻译文学在文化多元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如果翻译文学居于边缘地位，则说明翻译文学对社会的发展并没有太大影响 [4]。
3.1. 五四运动前翻译文学的地位
自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以来，中国处于闭塞的状态中，缺乏与外界的沟通交流，思想保守。长期的封建思想以及“天朝大国”的居高心态，使得当时的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有着强烈的自豪感与优越感 [1]。当时传统文学居于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即使引进翻译文学，国人也是抱着优越的心态去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对国外文学作品存在偏见，否定外国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即使译者将国外文学作品译成汉语，译者也倾向于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将目标语的风格模式强加到源语言中，适应目标语的文学风格，以使译文更能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严复和林纾的翻译文学作品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在这一时期中，中国的文化地位在世界文化中较为落后，翻译文学在这一时期中处于边缘位置。
3.2. 五四运动后翻译文学的地位
在这一时期，众多文学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翻译的体裁、风格、形式等更加多样，翻译范围更广，由主要对科技作品的翻译扩散到以人文社科翻译为主，从一开始局限于小说的翻译扩展到了诗歌、戏剧和文艺理论等的翻译 [5]。与此同时，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方面，不同的文学团体相互交流，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以严复、林纾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翻译的带头人也掀起了翻译出版西洋文学的高潮，他们亲自翻译并大力倡导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在这一时期，翻译文学最明显的特点是译者同时也是著名作家，如：胡适、鲁迅、茅盾、郁达夫等。同时，一些刊物如《小说月报》、《文学周报》等也竞相译介外国文学翻译作品 [4]，翻译热潮高涨，翻译文学渐渐走向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
4.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翻译文学地位转变的文化原因
4.1. 历史政治背景
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甲午战争的失败，极大地加剧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使我国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之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但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战胜国的待遇，这一系列政治原因是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导火线 [6]。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之际，一些先进的中国人纷纷探索救国救民的办法。在一些思想先进的中国人的领导下，中国经历了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到思想文化的过程。但一次次维新、变法、改良的失败让国人认识到依靠清政府进行政治改革是行不通的，当务之急是启迪民智、解放思想。
在中国文化多元系统中，当旧有的文学模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时，其他外来模式就会乘势而上，逐步占据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五四时期，传统文学的地位被挑战，不能满足启迪民智的需要，而新的文化模式还未形成，客观上导致了中国文学亟需新的文学模式，而翻译文学作为联系中外最直接、最广泛的窗口，正能够帮助这样的构建并大有可为 [2]。因此，社会上开始涌现翻译文学作品的浪潮，翻译活动达到顶峰，其所承载的思想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在意识形态、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现代化。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推动了翻译文学逐渐从边缘跃居中心位置，顺应时代的发展。
4.2. 语言发展的需要
在20世纪20年代辛亥革命以后，为了打破封建传统思想的桎梏以及倡导新的文学风格，以此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先进知识学者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在全社会掀起了一股启蒙运动的风潮，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是其中重要的口号之一。作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新青年》主张建立通俗化的社会文学，号召要以文学语言代替白话文，强调体裁要为文学服务。胡适、鲁迅、周作人等这些新文学的先驱者在阅读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仔细体会原作的语言内涵，摸索翻译文学的白话文表达方式，在他们的努力下白话语体诞生 [1] [4]。自此，晦涩难懂的文言文体得以逐渐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通俗明了的白话文体，成为翻译文学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推动力量。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也得以被更好的译介入中国，促进了第三次的翻译高潮。
与此同时，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大力倡导白话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国旧小说的章回体形式也慢慢被打破，外国小说细致生动的心理描写、人称视角转换、景物描写、倒叙等写作技巧也通过译作被引入。因为见识了外国小说中新颖的题材，爱情小说、科幻小说、侦探小说、悬疑恐怖小说等，很多作家也开始尝试模仿写新的内容，鲁迅的新文学奠基之作《狂人日记》就是受果戈里同名小说的影响 [5]。在白话文运动的倡导下，我国引入了大量的外来词汇以及语言表达方式，打破了我国传统的文学话语形式，丰富了我国文学的词语库，并在大量作家的推广下，极大地推动了翻译文学更广度更深度的发展以及现代语言的进程。语言发展的需要，也是促使翻译文学占据中心位置的一个重要因素。
4.3. 文化传播载体的发展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由于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文学传播载体得到迅猛发展，主要反映在报刊、杂志数量的大幅增加。这一时期的报刊，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范围上以及种类上较之以前都有很大提升，为之后翻译文学的繁荣提供了重要条件。报刊是社会思想文化的重要载体以及媒介工具，是解放国民思想、促进社会进步的坚强堡垒，是当时广大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杂志报刊数量的逐渐增加，反映出当时的文学界不仅重视引进某类文学作品，还全面引进外国文学作品，汲取外国文学作品的精华，这大大推动了翻译文学走向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中心。
在新文化运动中，文学社团大幅增加，为学者和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良好平台，不仅增强了学者对提高翻译作品质量的信心，也促进了之后翻译理论、翻译思想的形成 [1]。翻译活动在全社会形成高潮，促进了全社会的思想启蒙。由此可以看出，文化传播载体的发展帮助提升了翻译文学的地位。
4.4. 译者的主体性因素
五四运动期间，翻译活动达到高潮，译者的积极性也大大增加，积极投入到参与文学作品译介的活动中。此时译者作为翻译活动重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是这一时期翻译活动的重要主体因素，也是促进翻译文学走向文化多元系统中心地位的必不可少的原因。
4.4.1. 译者素养和译作质量的提高
五四时期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在这一时期，许多翻译家同时也是作家，因此译者的知识储备丰富，职业化水平高，有利于创作出高质量的文学作品。与此同时，这些译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旧的文学体系所缺失的东西和哪些文学作品应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 [1]，这对文学译作的质量有了更进一步的保证。另一个特点是，许多译者都有国外学习的背景。他们都至少精通一门外国语言，如鲁迅、胡适、郭沫若、梁实秋、周作人等。译者的这些留学经历使得他们不仅精通外语 [1]，对外国文学作品有一定的把握，益于选择优秀文学作品进行译介，同时也能够学习到西方国家普遍盛行的翻译思想文化，提高自己的文学知识储备，间接推动了我国社会发展的进程。这些符合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高质量译作经译者产出之后，自然而然的受到了民众的普遍欢迎，间接上也增强了译者的文学创作信心，更有干劲的继续创作出高质量的文学作品。因此，它也是推动翻译文学向文化多元系统中心位置发展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4.4.2. 翻译价值认识的转变
与晚清时期相比较，五四时期的文人学者对翻译文学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认识到了翻译对于文学推动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更清楚的认识到了翻译对社会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以及人的主体意识的重要促进作用。在当时众多译者的心里，翻译已经和创作同等重要，同时，他们对文学的看法也有了明显的转变。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文学本身的价值，他们认为文学只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品。而在这社会亟需改变，国难当头之时，翻译文学本身所具有的重要价值逐渐展现出来 [1]。文人学者充分认识到了翻译文学对促进社会转变的巨大力量，这种翻译价值观念的变化，使译者加快了优秀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
4.4.3. 翻译目的性的转变
从晚清到五四运动时期之前，当时我国的西学翻译主要是为了汲取西方国家的一些进步思想。而在五四时期，翻译文学有了更清晰明确的目标，即摒弃旧文学，推动新的文学模式的产生。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学、改造旧文学”的口号正体现了这一目标。文学不仅具有认识与审美功能，而且具有教育功能，文学的一大意义就在于通过对现实的反映，激发民众对社会的思考。通过翻译文学这一媒介，以“民主”“科学”“自由”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思想得以传播到中国，促进了民众的思想解放和社会现代化。与晚清译者的主观盲目性相比，在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上，五四时期的译者有了更多的自觉性。这种自觉性促使译者积极创作，生产出高质量译作，全社会掀起了翻译活动的浪潮。因此，这种翻译目的性的转变，也是推动翻译文学向文化多元系统中心位置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5. 结语
通过对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的介绍，以及将翻译与当时社会政治背景和思想文化相结合，我们对翻译文学地位转变的文化原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五四运动期间，翻译活动达到高潮，促进翻译文学作为中国文化多元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从边缘走向中心。在翻译文学地位转变的过程中，中国人民逐渐摆脱了传统封建思想的束缚，旧文学被摒弃，国人思想水平得以提高，心理世界也得到升华。更为重要的是，大大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五四时期是中国翻译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致谢
感谢我们的国家为我们所创造的和平稳定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