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家庭关系对青少年的品行障碍(如逃学、打架)、情绪障碍(抑郁、焦虑、神经衰弱)等问题均会产生重要影响(Brouillard et al., 2018)。从婴幼儿时期开始，家庭关系就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巨大影响，家庭关系是否和睦对孤独症早期诊断及干预也有重要影响(Breaux & Harvey, 2018)。
家庭关系指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分为家庭角色关系和家庭人际关系。前者指家庭成员在角色、地位、权利、义务等方面的关系，为表层关系；后者则指家庭成员在长期的相互交往、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比较稳定的心理关系(聂衍刚，1988)，即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或联系，包括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手足关系(李晓巍等，2009)。家庭成员之间相互的关系，再加上关系运作方式的信念、价值、目标等，称作家庭图式(Dattilio, 2006)。个体会把这种关系图式运用到今后生活与其他人的关系当中，比如婚姻关系及后代子孙关系等等，即父母与孩子关系被父母带到家庭中相对长久的图式所影响，而每个孩子关系图式的发展将基于当前家庭的相互作用关系。关系图式的发展对于个人在社会中的生存至关重要，将直接影响个人今后社会生活的质量。如果在成长过程中能够及时发现图式的歪曲并给予帮助，也许会对个人的发展产生意想不到的帮助。
家庭治疗是20世纪五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心理治疗技术，它关注整个家庭环境对个体心理和行为塑造的重要作用(Nichols & Schwartz, 2007)。在家庭治疗前后进行家庭测量是必要的，可以通过对比测量结果知道家庭治疗的效果。西方的家庭测量已经发展了许多年，主要的测量方法有文字类的量表测验以及放置类的反应式测评，前者着重对家庭的因素性进行测量，后者相对抓住了家庭中人际交往的形式进行测量。我国的家庭测量还处于对国外量表及反应式测评的改编阶段，但众所周知中西文化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国内亟需探索出基于本国文化的适合国人的家庭测量方法。
2. 家庭人际测量
对家庭人际关系的研究起源于对母子关系的研究。Bretherton和Munholland (1999)根据依恋理论提出，个体通过生命早期和看护者的互动经验会形成自己的内部工作模型(Internal Working Model，简称IWM)，还会在个体成长中人际交往的某些特定环境中激活，并影响个体在交往互动中的心理和行为。但有研究者认为，要充分理解儿童内部工作模式的发展，不仅需要考虑与主要照顾者的二元互动，还要考虑更广泛的家庭背景(Marvin & Stewart, 1990)。
因此对家庭人际的测量应该聚焦于家庭内的互动而不仅是母子关系。国内外对家庭关系的测量都做了非常多的研究，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家庭咨询与治疗领域的学者运用文本分析法、田野观察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绘画测验和实验法等，对家庭关系的科学测评方法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和研究(赵广平，姚丽芳，2021)。测量方法主要可以分为文字表达的自陈式问卷或量表、操作性很强的反应式测评技术。
2.1. 自陈式问卷量表
Moos等人于1981年编制了“家庭环境量表”(Family Environment Scale，简称FES)，共设90道是非题需要大约30分钟完成，该量表为自评量表分为10个分量表分别评价10个不同的家庭社会和环境特征。在很多西方国家FES已被广泛应用于描述不同类型正常家庭的特征和危机状态下的家庭状况。其主要测量指标是：1) 亲密度(Cohesion)；2) 情感表达(Expressiveness)；3) 矛盾性(Conflict)；4) 独立性(Independence)；5) 成功性(Achievement Orientation)；6) 知识性(Intellectual-Cultural Orientation)；7) 娱乐性(Active-Recreational Orientation)；8) 道德宗教观(Moral-Religious Emphasis)；9) 组织性(Organization)；10) 控制性(Control)。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ES-CV)由费立鹏等人于1991年修订。
Olson等人(1979)提出了“环型模式”并据此编制了“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第二版(Family Adaptability and Cohesion Evaluation Scale II，简称FACES II-CV)。该量表为自评量表包括两个分量表，主要评价两方面家庭功能：1) 亲密度(Cohesion)即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2) 适应性(Adaptability)即家庭体系随家庭处境和家庭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问题而相应改变的能力，共有30个项目，每个项目有五个答案：不是、极少、有时、经常、总是，大约需25分钟完成。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中文版由费立鹏等人于1991年修订，第二次修订版将量表分为实际家庭状况和理想家庭状况两个部分，共60个项目。
Epstein等人(1983)依据McMaster的家庭功能模式(McMaster Model of Family Functioning, MMFF)编制了家庭功能评定(Family Assessment Device，简称FAD)。FAD起初含240个条目，第二次修订后含53个条目，第三次修订后又增加了7个条目，共60个条目，测量了七个不同的家庭功能：1) 问题解决(Problem Solving)；2) 沟通(Communication)；3) 角色(Roles)；4) 情感反应(Affective Responsiveness)；5) 情感介入(Affective Involvement)；6) 行为控制(Behavior Control)；7) 总的功能(General Functioning)。每个条目有四个答案：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完全不同意。要求作答者为年龄在12岁以上的家庭成员，在15到20分钟内完成。
Grych等人(1992)编制了《儿童对父母冲突感知量表》(Children’s Perceptions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scale, CPIC)，该量表中包括三角关系分量表和自责分量表，共八个项目评估了广泛的三角关系行为，捕捉了儿童在父母冲突期间感到卷入跨代联盟的程度。
相比国外，我国关于家庭关系的评估和测量的研究起步较晚，第一个较为完整、也较常用的测量亲子三角关系的问卷——《父母争吵时的亲子三角关系运作量表》，是由张虹雯、郭丽安(1999)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所编制，是从“替罪羊、跨代联盟与亲职化”维度编制的。台湾版的亲子三角关系问卷大多也基于国外理论的研究基础。
朱臻雯(2003)为研究家庭治疗在中国临床心理咨询与治疗中的应用探索而编制的《三角关系问卷》，该问卷依据临床经验提出反映三角关系理论的一些具体临床表现，然后整理编制成67道题目。其中共分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描述了夫妻俩关系不良时，通过把子女拉进两人关系中来缓解压力的种种表现；第二个维度描述了子女卷入父母不良关系时的体验和态度，如担忧、责任感等；第三个维度描述子女直接或间接干预父母关系的表现。
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家庭关系测量量表都集中在家庭三角结构上。但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在测量中国式家庭时，仅对父–母–子三角结构进行测量也许并不能很好地测量到个体脑海中的家庭结构，后文对此进行了详细叙述。
2.2. 反应式测评
Gerber和Kaswan (1971)采用家庭玩偶放置技术(Family Doll Placement Technique)来研究家庭图式。在这项研究中，家庭玩偶放置任务中玩偶对之间的测量距离被用作家庭中存在的分离和联系的指标。
Duhl，Kantor和Duhl (1973)开发出了家庭雕塑技术(Family Sculpture)，是一种家庭治疗师用来描述复杂家庭动态的强大的临床技术。在这种测量方法中，雕塑家将个体置于真实的空间中，并使用身体姿势和表情来描述雕塑家对特定人际关系的感知或感受。
Bell (1986)从家庭雕塑技术的基础上开发出了家庭纸雕塑(the Family Paper Sculpture，简称FPS)，FPS是出于需要一种感觉像家庭雕塑一样，但更适合量化研究这一目的研发的。像家庭雕塑一样，FPS使内部现实和内部隐喻地图的外化和可视化成为可能。
Gehring和Wyler (1986)采用家庭系统测验(Family-System-Test，简称FAST)定量测量家庭关系，旨在量化家庭成员之间的距离和等级位置，即通过亲密度和权力两个指标对家庭关系进行定量测量。
FIT (Family Image Test)中文名称为“家庭印象测验”，是由日本东京大学的龟口宪治(Kameguchi K.)等在1988年开发的家庭心理测量技术从1988年后进行了种种修订和改进，才发展成为现在的测量方式。家庭印象测验旨在通过每个家庭成员对自己的家庭印象的摆放来完成对被测者的自我心理评估(张信勇，2006)。
但以往研究证明文字表达类测验方法对家庭关系的测量具有简便、可批量操作、解读较客观等优点，但也存在社会赞许效应以及可提供的信息量较少等缺点；反应式测评技术具有直接操作与缓解阻抗的优点，但也存在耗时长、团体施测难、量化困难、结果解释主观等缺点(曲云鹏等，2020)。更重要的是，以往家庭测量大都关注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内容，对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整体结构关注不足，测量较为缺乏。且根据以上的量表编制可以看出，国外的量表引入国内时都需要经过改编，表明大部分测量方法并不能跨文化进行测验。
3. 中西文化差异
人们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反复实践本民族的文化符号、风俗习惯和知识体系，从中有意无意地习得共同的文化特质、一致的思维方式等结构性知识(Campbell-Phillips et al., 2020)。这类知识不同于具象的文化内容，它更像认知导航地图，形式简练而稳定，不易受短期社会和政治形态的影响(Baldwin, 1992)。
3.1. 中西文化中宇宙观的差异
西方文化从古希腊哲人泰勒斯、赫拉克利特等把统一的世界划分为“元素”和“灵魂”两个世界开始，到柏拉图的“理想”与“现实”、笛卡尔的“物质”与“心灵”等观点，都遵从人与自然主客二元对立的宇宙观，更加注重主体对自然的改造，偏重发展自然认知，其认知更多表现为线性结构；与此不同，中国文化从殷周《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观念开始，认为阴阳依存，统一为道即太极，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相生》“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都倡导天人合一的主客二元依存的宇宙观，更多注重人对人的改造，偏重发展社会认知，其认知更多表现为社会传递性中最典型的环性结构(赵广平，2013；左飚，2001)。
线性结构图式是一种认知结构，具有不对称性和传递性(De Soto, 1960)。即当已知“A支配B”且“B支配C”时，个体依据脑中的线性传递图式，将“支配”关系沿“A→B→C”和“A→C”的线性路线传递，得出“A支配C”的结论；环性结构也是一种认知结构，即当个体已知“A支配B”且“B支配C”时，环性结构得出“C支配A”的结论(Janicik & Larrick, 2005)，结构图式与线性结构相反。
综上所述，中西方存在不同的宇宙观，在这两种宇宙观下成长的个体脑海中也存在着完全不同的基本结构图式，因此设计家庭测量方法时应该考虑到环性与线性这两种基本结构图式。
3.2. 中西文化中自我观的差异
一个人出生时是没有自我的，即分不清“我”与“非我”。在个体与外界的互动过程中，个体逐渐发展出自我的概念，在形成自我概念的过程中，父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Sullivan, 1953)，与父母的交往是个体最初的社会经验，个体对于自我是家庭一员的认知以及自我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区分可能是个体生命中最早出现和最持久的感受(程岭红，2000)。
处于东西文化下的成员之间出现的一个明显区别是自我相对于他人的定义程度，并侧重于自我在多大程度上被定义为一个自主和独特的个人，或者被视为不可分割和根本上嵌入一个更大的社会网络(Gardner et al., 1999)。这种区别被称为以自我为中心和以社会为中心的自我(Schweder & Bourne, 1984)，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Triandis et al., 1990)，以及独立和相互依存(Markus & Kitayama, 1991)。Markus等区分了西方和东方文化中具有典型性的两种自我建构类型：独立型自我建构(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注重自身独特性，追求个人的独立自主，与之相联系的自我表征多涉及个人特质、能力和偏好；依存型自我建构(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注重自己与他人的联系，渴望获得良好人际关系，其自我表征多以人际交往为背景。
西方个体主义文化是一种“低权力距离”(low power distance)的文化，社会成员强调人与人的平等性，强调每一个人作为独立个体的意义；东方文化是一种“高权力距离”(high power distance)的文化，社会中的成员认可人与人在权力上的不平等，且将其视为社会规则的一部分，相信人际关系的价值，要求人与人之间保持相互的联系与依赖(刘艳，2011)。
中西方自我观表现出巨大差异，在这两种文化下成长的个体会发展出不同的自我观。因此个体对自我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也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接下来介绍中西文化下个体家庭观的差异。
3.3. 中西文化中家庭观的差异
在西方文化中，从霍布斯、洛克把家庭关系还原为个体的契约关系，到休谟和亚当·斯密把家庭亲情还原为个体的同情心，再到康德只在法律和契约的层面上来理解婚姻关系，乃至黑格尔将“家庭”作为现代社会伦理生活形式的意义，但他看到更为强劲有力的市民社会逻辑会对家庭产生剧烈冲击，使家庭趋于瓦解(孙向晨，2015)；中国文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家庭观念极强，家庭这个单元组在个人、家庭、团体三者中，有着非常突出的地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如果个人要处理与家庭的关系，家永远是神圣的、第一位的，个人利益从属于家庭利益(而家庭利益和家族利益紧密相连)，而且往往合二为一(杨发青，2008)。
说到中西文化关于家庭观的差异，就不得不提中国文化下特有的“孝”与中国人的家族观念。曾在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中，吴虞以“孝”分析家族制度，批判了“家庭本位”这一价值取向，他以有子所言“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为依据，说明儒家就是以“孝弟”来联接二千年的家族制度和政治专制制度。而西方文化中并没有“孝”的概念，家族文化也在近代工业革命的撞击下趋于衰微。
4. 中国式家庭结构测量指标探索
第三部分围绕宇宙观、自我观以及家庭观三方面对中西文化进行对比，阐述了中西文化的不同之处。中国文化存在环性结构的认知、独特的“孝”文化等特殊性，因此中国式家庭与西方国家的家庭有诸多不同。针对中国式家庭的测量，笔者做了以下探讨。
4.1. 整体性
如上文所述，中西文化下个人的家庭观有所不同。家庭在西方文化中更像是个体与个体的组合，在中国则更多地被看作一个整体。尽管从起源上说，人类的存在和生活方式是由家出发的，但只有中国文化发展出了一套由“家文化”延伸而出的伦理规范与社会组织法则，影响着中国人日常生活和政治活动的规则乃至思维习惯(储小平，2003)。而以上介绍的大部分测量都从个体的角度出发，测量个体间的关系，并没有从家庭这个整体出发。
针对国人的家庭测量方法应该把家庭看作一个整体，对整体结构的平衡性做出数据上的分析。
4.2. 稳定性
从第二部分对以往家庭测量方法的整理中，可以看出以往测量更多注重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内容，没有将内容转化成更简单、稳固的结构或图式。家庭人际结构图式隶属于社会关系图式范畴，即家庭关系测评的是个体经过家庭成员间现实社会互动，在头脑中储存的家庭人际结构图式(Olson, 2000)。在现实生活中，家庭成员长年累月地高频互动，最终把那些具有生存意义以及反复出现的关系模式保存下来，形成相对稳定的固化互动模式，并以图式形式储存在头脑中，这是一种在现实生活基础上构建的家庭人际结构图式。
期望未来的测量方法能够提取个体脑海中稳固的家庭人际结构图式。结构相对于内容更加稳定，但也更难测量，目前的测量方法大都是针对互动内容进行测量，如何将内容凝练成结构则是将来需要探索的方向。
4.3. 家族性
与西方不同，国人脑海中的家庭除了父–母–子的三元组外，也许还包括其他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从传统社会的宗族制度到现代社会过年期间走亲戚拜年这一系列文化传统都表示家族成员是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国内隔代抚养的情况并不少见，因此中国式家庭测量方法或许应该考虑祖父母的影响，西方家庭测量方法中并未提到过这些部分。
4.4. 高权力性
前文中提到西方个体主义文化的“低权力距离”，东方文化的“高权力距离”。“高权力距离”也许与儒家文化一直宣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思想紧密相连，权力与等级渗入在社会与家庭的方方面面。而西方文化中则更信奉人人生而平等，较少考虑权力指标。
4.5. 环传递性
前文介绍的FAST中的测量指标包括亲密度与权力，但其只有线性的表现形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传宗接代”是一件大事，古语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由此可见后代对于国人的重要性。家庭中的“子”在西方大都处于权力底端，但在中国传宗接代这一大事上“子”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或许会因此站上权力的顶端。
综上，针对国人的家庭测量不仅应该包括权力指标，还应考虑如何测量家庭中的权力是否存在环传递性这一问题。
4.6. 可视性
可以看出目前的家庭测量方法都存在一些局限性，因此新的方法需要结合文字类测验方法与反应式测评技术的优点，即简便、可批量操作、解读客观并且能够避免社会赞许效应，最好能够避免文化因素的影响。例如随着科技的进步，测量方法可以采用编程等技术实现人机交互，迅速便捷且做到数据可视化地测量家庭结构的类型。
5. 总结
本文围绕宇宙观、自我观以及家庭观的中西文化差异进行探讨，阐述了中国式家庭人际关系测量的独特性。宇宙观方面西方个体最基本的认知结构为线性结构，而中国个体为环性结构；自我观上西方多是独立型自我建构，而中国则是依存型自我建构；家庭观上西方认为家庭是个体的组合，中国则把家庭看作一个整体。且本文对于前人测量家庭关系的多种方法进行了回顾与分析，并探讨了由于文化特性，中国式家庭测量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不足之处在于并没有提出确切的测量方案与数据指标，期望未来可以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一种新的方法，能够给出确切的测量公式，结合文字、图画和编程的技术，实现使用人机交互可批量施测便捷准确地测量国人的家庭人际结构，走进儿童及青少年的内心深处，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发展，为心理健康教育事业的进步提供思路。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