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近几年来，全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无法预估性风险危机显著增多，潜在风险和隐性危机在国际社会滋生蔓延，国际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安全与秩序面临多元挑战和威胁。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核心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由于部分西方核心国家的独断专行和扰乱秩序行为而出现前所未有的一些失序现象。西方的民主制度的后台混乱和矛盾冲突正被不断搬到前台上映，西方民主制度的许多弊端正日益凸显。但是随着中国在国际经济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日益上升，尽管目前中国还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但已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稳定器与压舱石”的砝码，中国制度的独特魅力和优势不断地体现出来，这对于人们更加深入系统地对中国制度进行整体性的了解提供了可能和新的要求。中国制度作为中国人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要思想理念和实践工具，为中国民主进步和科学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中国制度正领航中国社会以前所未有的信心泰然自若地走出资本主义国家精心打造设计的“猎杀陷阱”和“话语牢笼”。学习好和理解透历史中成长起来且为广大人民衷心拥护的中国制度及其发展历史，坚决克服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俨然成为新时代中国青年必须面对的一项重大课题，它需要我们继承、发扬、推进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及其中国化的社会学。本文将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精神、博大思想和民本情怀分析中国制度何以“行”，并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为基础从中国制度的思想理论基础、历史时代背景、制度架构特征、制度土壤条件和光明前景预测五个角度探析正助力中华民族奋力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当代中国制度。
Abstract:
Today’s world is experiencing great changes that have not been seen in a century.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 global instability, uncertainty and unpredictable risk crises hav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otential risks and hidden crises breed and sprea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security and order are facing multiple challenges and threats. The worl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with the western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ies as the core has some unprecedented disorder phenomena due to the arbitrary and disorderly behavior of some Western core countries. The background chaos and conflicts of Western democratic systems are constantly moving to the front stage, and many disadvantages of Western democratic system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However, with China’s rising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rena, although China is still a developing country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it still adds the weight of the “stabilizer and ballast” of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to a great extent, and the unique charm and advantages of China’s system are constantly reflected, This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and new requirements for people to have a more in-depth and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system. As an important ideological concept and practical tool for the Chinese people to solve China’s problems, the Chinese system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China’s democratic progress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the Chinese system is leading the Chinese society out of the capitalist countries with unprecedented confidence to create the designed “hunting trap” and “discourse cage”.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system and its development history that have grown up in history and sincerely supported by the broad masses of the people, and resolutely overcoming and resisting historical nihilism have become a major issue that Chinese youth must face in the new era. It requires us to inherit, carry forward, promote and innovate Marxist sociology and its sinicized sociology. This paper will combine the great spirit, broad thought and people-oriented feelings of Marxism to analyze why the Chinese system “acts”, and take the Marxist sociological theory as the basis, from the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basis, historical background,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system O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system that is helping the Chinese nation 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of great rejuve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stitutional soil conditions and bright prospect prediction.
1. 当代中国制度的理论与思想基础
1.1.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创新性发挥
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制度的重要理论指导和思想指南，分析当代中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大量深入社会实践的经验研究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名义深刻阐述的一门社会学基础理论(刘少杰，2019)，它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一“元理论”层面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原则指导下的关于社会世界的科学发展和良性变迁之条件机制特殊规律的社会学经典理论学说，是现当代真正的社会科学。理解和解释当代中国制度体系也自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理论，无论是中国社会问题研究、制度体系分析还是要发展本土化的中国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内底和灵魂是不言而喻不可或缺的。并不是我们今天才想起应当搬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来分析中国社会，早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无产阶级志士贤达就已经有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方法原则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相关研究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至今对于中国社会学研究仍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和地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作为经典社会学的三大理论传统(即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之一，实证社会学更强调客观的社会事实和宏大的社会制度与社会规律，解释社会学更强调通过对主观性的内心活动和个体性行动者的社会行动进行解释来揭示和把握整个社会的制度、结构、模式、类型和现代化过程，唯独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能够从实践出发来认识、理解、解释和改造社会，超越了实证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的两极对立，实践性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最基本的特点 [1]，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打通了实证与理解的藩篱 [2]，这使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具有着更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学术地位。马克思的学术旨趣在于，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以及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动力，创立可用于指导人类解放实践的哲学、社会科学和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为现当代社会中的人们开展社会学研究和社会学实践提供了一套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话语，开拓了社会学研究的理论视野。 [3] 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真正的科学的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理论就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1] 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社会观是马克思社会学思想的基础，而唯物辩证法则为其社会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3] 马克思社会学理论中对于“社会变迁理论”有诸多阐释、说明和强调，认为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一般抽象意义上的“社会”，存在着的只是客观性、具体性、历史性和暂时性的“社会形态”，历史就是诸种社会形态在一定的规律作用下依次更替的过程。 [3]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西欧社会的形态变迁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人类社会已经依次经历了四种所有制形式，即“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人类社会未来所要经历的是共产主义所有制形式。共产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所有制下生产力和“交往方式”之间矛盾和冲突的一种解决方案而出现的。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将重新由社会共同体来统一占有、统一管理，固定分工以及与此项链的阶级对立、城乡对立等现象将会消失，每个人都将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所从事的活动，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 [3] 在社会结构理论部分，马克思提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推动了社会形态的变迁，得出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的由低级向更高级依次更替不断发展是人类社会的“自然的发展阶段”的观点。 [3]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基本立场、基本观点、方法论原则和一系列重大论断预判等方面系统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 [1] 在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得到了彻底地成功实践并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思想，“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客观决定主观，主观反作用于客观，主客观是有机统一的”，“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反作用于实践”，“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以及“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客观规律是永恒存在的，永恒存在的是真理性的”等观点都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观点，作为社会实践活动主体的行动者的“人”及其“实践”活动是社会学最基本的观察、分析和研究对象，“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生产实践和劳动交换共同构成所谓的“社会”。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那么历史中发展的制度也毫无疑问是由人民创造、选择和决定的。国家是社会发展到社会陷入长期的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法摆脱这些对立面的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性和暂时性的派生附属物而非社会的永久恒定物，随着社会的持续发展，社会矛盾实现调和和彻底地完全解决，“国家”这一社会特定性和历史性的派生物终将会走向消亡，但是人类社会会随着不断发展走向更高级的社会文明阶段。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各国的广泛传播和发展中实现了“本土化”，在中国形成了以李大钊、瞿秋白、李达、许德珩、毛泽东等为代表，从唯物史观出发开展社会学研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派。(刘少杰，2019)早在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瞿秋白、李达和许德珩等人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做了积极努力，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制度实践和制度创新的重要社会学传统。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根本法则 [4]，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学研究建立在物质生产或经济结构基础之上，进而不仅使社会学研究获得了坚实基础，而且也使社会学呈现了崭新的形式与内容。瞿秋白也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社会学，是真正科学的社会学。李达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所著《现代社会学》从唯物史观出发系统完整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原理，以作者关于“社会学之问题”的各方面见解展开，包括社会学本质、社会的构造、社会的起源、社会的发展、家族氏族及国家、社会意识、社会的变革、社会的进化、社会阶级、社会问题、社会思想、社会运动、帝国主义、世界革命、未来社会等章节内容， [4] 该书被称为20世纪前期(解放前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社会学研究的最高成就。李达认为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既不是从契约论，也不是从心理学和生物学出发去研究社会，而是从生产关系以及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去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 [1]，进一步的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关于社会在本质上是关于“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通过互动实践而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人与人之间形成的一切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的观点，并指出社会发展之极致必达共产主义 [5]。许德珩是解放前期中国社会学界从唯物史观出发研究社会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大学讲授社会学课程基础上编著而成了《社会学讲话》，1936年在北平出版了上卷，该卷属绪论性质，阐述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社会学各自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社会学发展的历史及派别，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社会的形成及其发展等问题。 [4] 李培林通过对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发展和传播进行总结，并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为唯物史观社会学，认为其是一种与西方传统社会学存在显著差异和根本区别的“新社会学”和“现代社会学”。 [6] (李培林，2009)可以说，符合中国社会良性运行和有机协调发展的条件与机制的当代中国制度，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绚丽绽放的必然结果，反过来，一个日益繁荣稳步前进的新时代中国面对新问题、新矛盾、新实践、新挑战和新机遇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基础理论指导，继承、发扬、传播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基本理论学说观点，从感性实践活动出发考察、理解、分析、解释和预测中国社会结构、制度体系、变迁逻辑、发展路径等社会现实事物，这已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需要持续关怀、深入分析和系统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以期推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在研究中国社会良性运行和稳健发展的条件和机制方面实现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形成的必要条件，群学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文化基础。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群学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改造和发展群学，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7]，并随着实践的发展逐渐发展出独具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学说。当代中国制度既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又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的底色，同时发展中国制度也需要结合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思想和智慧结晶，以中华文明为根、中国精神为魂。
1.2. 中国“辩证”哲学智慧和“和合”社会思想的创造性转化
中国制度从来都不是把西方那一套“民主”制度生搬硬套到中国的，今天的中国制度之所以成功，优秀的中国哲学和社会思想智慧发挥着重要影响作用。今天看来，中国古代就有着丰富的哲学智慧和社会学思想，涉及到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自然、风俗、心理、人心、行为、组织、发展、变迁等诸多社会学领域。不了解中国的哲学智慧和古代社会思想，尤其是若不理解中国人辩证统一的哲学、运动发展的“太极”思维、世间万物运行有常道的“八卦”学说、关注人本崇尚自信的“自强不息”品质、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密切关联的“平等和谐、共生共荣”“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内在意识、宣扬儒家“仁”的最终归途和最高理想之“大同”社会的“天下为公”追求等等哲学智慧和社会思想，则只能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裸奔，而只有系统深入了解和认识中国哲学智慧和社会思想观念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的理解“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学”，进而才能透彻正确地理解“当代中国制度”。换句话说，理解清楚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如何与中国古代哲学、社会学思想相结合，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制度。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所提倡的以客观实践意义上的主体与客体相互对立、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继而不断健康地前进发展的运动变化过程和社会规律为根据，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矛盾分析的辩证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古代辩证哲学和社会统一思想是相通的，在中国古代甚至直到现代，在生活实践中进行经验归纳总结和实地考察检验的良好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比如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历法”“兵书”“农书”“药书”“天文地理书”“卜筮”“建筑”等等领域的成果都离不开华夏民族的祖先们对大自然的观察和亲身考察实践，单以中国中医药学为例，《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等等古籍中的思想，处处体现着中国人的辩证统一、天人合一、以民为本的立身立世之智慧，这也是中华民族从来不借助外在神冥和宗教力量而能“敬畏自然”、“尊重生命”、“傲然自信”和“自强不息”的一个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唯物辩证法所注重的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和思想在中国古代同样可以找到不约而同的思想契合点，并且在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中普遍存在，其中以周公、道家和儒家的辩证法为典型代表。传统上，学者们认为，《易经》起源自被认为是中华文化或华夏文明源头的“河图、洛书”，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根源，五千年前甚至七千年前的远古三皇五帝时期(即常说的伏羲、女娲、尧舜禹时代)就产生了，而最终成书年代在商末周初。中国先秦时期周文王姬昌著《易经》(也称《周易》)，春秋战国时期圣人老子著《道德经》、孔子的《论语》，其中都充满了哲学辩证思维和社会学思想内涵。按照《易经》的思维，“易”即“更易”“更替”“变化”“变动”之意，换句话说，《易经》是关于发现观察、理解解释和精准预测大自然、人类社会、大千世界、宇宙万物无穷无尽变化的一门学问，认为一切看起来无序混乱的变化其实都在遵循着相同且简单的秩序、规律和原则，《易经》称之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中国古代的哲学辩证法可以概括起来称之为“太极”，生生不息的运动是其基本内涵，阴阳互嵌、相互贯通、相互推动、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其显著特征。“盈亏盛衰”“风水轮转”“东西互动”“内外交互”等等的古代民间道理无不出自“太极”的道理。“伏羲一画开天地，这一画包含阴阳，阴阳乃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乾坤”，中华民族的祖先在很早就通过观察大自然将世间万物进行归纳和分类，首先区分出代表“能量”和“刚健”特性的“阳(━━)”性事物和代表“慈爱”“柔弱”“孕育”特性的“阴(━ ━)”性事物，这样就对于人们区分“日月”“昼夜”等自然现象提供了依据，进而根据阴阳的交互组合、更替转化又区分出了“少阴”“老阴”和“少阳”“老阳”，这样“春夏秋冬”“日出、午时、傍晚、子时”等自然现象也有了独特的解释，接着根据观察到的八种自然现象“天、地、水、火、风、雷、山、泽”演化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卦象，商末周初周文王根据伏羲八卦推演出了“六十四”卦，构建起社会中人们应当遵守和保持的基本规律和生活秩序。由此可见中国的古代哲学智慧是经验观察、归纳总结和思辨推演的思维、逻辑和知识的集合，“中和之道乃是大道”，《易经》便是关于“天人合一”的学问，周公之后，儒释道及各个朝代贤人志士共同宣扬“天人合一”并分别从自己的立场角度进行了各种阐释，但都殊途同归，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基本认识是一致的，宇宙自然秩序与世间社会规律是有机统一、紧密相连的。人类社会和大自然并非分裂、冲突和对抗的，而是有机统一的整体，是命运共同体，大自然告诉人们的就是人类社会所存在的道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关于“社会”概念的分析中，其中涉及到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认为社会既是独立于自然界的，又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这与中国两千多年前道家哲学和社会思想中所倡导的“道法自然”观点不谋而和，“道”即“世间一切及其运行规律”，按照《易经》的观点，“道”包括“天道”、“人道”和“地道”，“法”即“效仿”、“遵循”，“就是”、“等同”之意，“自然”乃是“大自然”“世间万物”，道家的“道法自然”的本意包含两层，第一层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运行应该效法大自然并遵循自然规律”，大自然是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及社会形态和大自然一样是多元的，国际社会各个国家的历史是独特的、文化是多样的，制度也应该各具特色，百花齐放；第二层是“人类社会和大自然不是排斥对立、天然隔绝的，‘道’即“自然”，“自然”即‘道’，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可以说我们今天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命运与共以及生态文明”“文化多样化、文明多元化”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文明是相通的。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所强调的自己代表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价值立场，与中国古代智者们所倡导的“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敬德保民”、“为政以德”、“推恩保民”、“爱民裕民”、“庶民富民济民”、“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皇族有训，民可进，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以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武，吏以民为贵浅”、“恫瘝乃身，敬哉”、“君为舟，民为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君舟民水思想等等中国古代“民本”社会思想相通。“明儒暗道”“内黄老外儒术”、葛洪的“外儒内道”“道本儒末”“刑为仁佐”、“道之于德，齐之于礼”、管子的“礼法并重”“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荀子的“隆礼重法”、韩非子的“法、术、势”相结合、东汉时期的“圣君贤相”、孟子的“仁政王道”等社会治理的“仁、礼、法”思想智慧，作为中国历史上特定时期的社会产物，虽有不合时宜的部分，但是仍有值得借鉴、反思和保持的部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观点和发展学说，中国祖先的智慧仍有可能为我们完善和创新当代中国制度产生重要思想启发意义。在中国古代儒家《礼记》《礼运大同篇》中所描绘的“大同社会”，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8]，是人们渴望实现的理想社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契合点，就是中国传统心理积淀中的“大同”社会理想。起初我国最早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就是以儒家“大同”理想来理解共产主义，而且也把共产主义看作道德的要求、伦理的必然的。 [9]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人类社会的理想形态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人类必将迈向高级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人类理想和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大同社会理想是两种来自不同文化体系的社会理想，二者既有本质性差异又有特殊共通性，它们在特殊的历史际遇下共时态地出现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同时受到两种社会理想熏陶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理想建构的过程中，把两种社会理想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既坚持了共产主义理想的核心要义，又融进了大同社会理想的文化元素，开辟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差异融合的具体路径和特殊方式。 [10] 习近平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关于“大同”的重要论述，这一观点是在马克主义社会理想理论的指导下继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对于“大同思想”传承和发展的实践经验， [11] 当代中国制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不是纯粹的古老传统，也不是完全的模仿照搬西方，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兼收并蓄，博采众长”“革故鼎新，推陈出新”的原创性制度文明，它解决了传统文明与西方新思、古代历史与当代实践，马克思主义理想与中国“大同”理想之间客观存在且必须解决的问题，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指导，更有保持和涵养中国上下五千多年中华文明肥沃土壤、美好理想，“共产主义理想”和“大同”理想共同塑造建构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尽管不能将二者完全等同起来，但可以看到中国古代便已有了对理想社会的美好设想，中国古代“大同社会”理想与今天“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相对比可谓是殊途同归、相差无几，当代中国制度既延续了中华文明同时也吸收了近代以来世界上的新文明和新思想，具体呈现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理论根源、逻辑形式依据和原创生发土壤三个方面，这也说明了当代中国奋斗理想和历史上的中国社会理想在社会智慧思想史上是一脉相承未曾中断不曾背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理想和方向与中国两千年前华夏民族祖先的社会思想和智慧是深度吻合的，当代中国继承了祖先的思想和智慧。实现“大同”，对社会是最高进化目标，对个人是终极价值的肯定。正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最高目标和终极价值上的同构，使中国人欣然接受了是按自己的理解来接受社会主义而不是其它。 [9]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进入中国，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为中国广大无产阶级甚至全社会普遍接受，其中的一条重要原因就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大同”理想相吻合，“大同”理想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能在中华大地上扎根的重要社会思想条件。中国制度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则是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传统社会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可以说，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和学术观点与中国古代的哲学智慧和社会思想在诸多方面存在着深度契合，要继续实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本土化和中国化，彻底抛弃中国古代哲学社会智慧和社会思想将是无法顺利进行和难以完成的。在这里笔者得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为什么在中国行的通，归根结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科学的、最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学问的结论，而通过了解中国五千多年历史中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会发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华夏民族祖先的智慧和思想存在着诸多相通共鸣之处，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古老的社会思想和治世智慧结晶离不开独特历史文化土壤的孕育滋养。
1.3. 中国悠久的社会历史经验和深厚的精神文化土壤
中国是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大国，原始社会阶段(距今约170万年前-约公元前2070年)、 奴隶社会阶段(约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475年)和封建社会阶段(公元前475年-公元1840年)，其中封建社会时期在中国拥有着两千年的悠久历史，封建社会的制度和社会思想较为根深蒂固，这也必然性的导致了中国近代的民主主义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和完成。1840年开始西方列强大肆对古老的中国发动野蛮残暴的殖民主义侵略战争，中国社会陷入空前的沉重灾难之中，为了“救亡图存”和“守护文明”，中国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奋起反抗、不懈奋斗，在革命和战争中形成了顽强的“中国革命”精神、英雄的“中国革命”文化。振兴中华，复兴文明成为革命胜利后的一项重要任务。古代的“家国同构”“家国一体”“和合”“弃同取和” [12] “大一统”“国泰民安”“太平盛世”“普天同庆”“万民同乐”等等思想文化和社会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独特且重要的地位，也孕育了中华民族“崇尚和平”“正中包容”“协和万邦”的内在性格。老子的“上善若水，厚德载物”“与世不争，则天下莫能与之争”、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非攻”“尚贤”、《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孔子“仁者爱人”“允执其中”、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等古代社会思想文化和中国价值观念对今天的中国之治仍或多或少的存在着潜移默化和深远持久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有着深厚的“集体主义”和“公利天下”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和整体统一视野，正是这一点才从根本上、总体上保证了上下五千年绵延不绝、恢弘壮阔的中华文明。中国古代历史积淀下来的这些优秀文化塑造这今天的中国制度，为国为民的集体主义观念和情怀已是中国制度永不褪色的品质。无论是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公有制为基础，还是人民当家做主、民主集中、人民民主为底色，都体现出中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制度层面的一脉相承。只有通过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化，我们才能弄清楚在中国国家制度史上“天下一统”与“民心向背”、“天下归心”之间的逻辑关系，“太平盛世”与“民众幸福”、“人民安康”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而我们才能理解当代中国制度所追求的目标。当今的中国制度从哪里来？为什么不能认为中国制度的形成和兴起源自西方社会或受西方社会启发？单纯的归结为马克思主义或者中国历史文化的作用都是片面且错误的。五千年文明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毋庸置疑，当今的中国制度之所以成功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和结果，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念和精神文明品质是中国制度得以孕育的肥沃且深厚的土壤，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当代中国制度是一株正茁壮成长充满生机的小树。制度本身又是一种重要文化，可以说当今中国制度既是总结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经验智慧的一种重要展示和呈现方式，又是丰富和鲜艳世界制度百花园的重要之花。无论是上述提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智慧与社会思想还是深厚的历史文化，都是中国制度的重要基石，笔者希望结合这些中国历史和社会现实，以期更加全面、客观和深入地“科学地认识和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及其制度体系构建”。要回答好当代中国为什么确立了这样的社会制度而不是其他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古老的中国智慧和社会思想、中国历史和精神文化永远是不可或缺且极为重要的分析问题视角和回答问题切口。
2. 当代中国制度得以确立的历史经验与时代呼唤
劳动和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原则性观点。中国革命战争、社会改造、社会建设、社会改革无不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与理论学说。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了历史和新制。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中国制度从被迫偏离轨道到开始逐渐走上历史的正确轨道。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中国逐步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强大，接连而起的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中国农民阶级、开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保皇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依次登上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但资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革命均以失败而告终，无论是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还是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制都没能取得彻底成功，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实现国家独立、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肩上。五四爱国运动开始，尤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取得完全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到过渡性的新民主主义社会。
从国际上来看，随着19世纪40年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及社会主义新思想的广泛传播，国际上出现了新的社会制度探索和尝试，直到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第一种形态即革命批判形态对现存旧制度采取了无情地批判与否定的态度，以彻底打碎和推翻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新制度为最终目的。这种马克思主义形态的社会学与西方的孔德系实证社会学传统、韦伯系解释社会学传统等“西方正统社会学”的以对资本主义旧制度修修补补的改良维持为目的迥然不同。立足于解决中国社会具体实际问题，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系统地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催芽、开花，在客观上做了思想条件准备。 [4] 李达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劳动与失业问题，此外也关注劳动者、妇女和准无产者的问题。瞿秋白做了许多关于劳动、妇女、家庭、自杀以及社会思想问题的多种社会调查和问题研究，探究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社会性根源，发表了多篇有关社会现象与问题研究的文章。1922年李大钊通过关于自杀现象的研究发表了《自杀论》一文成为当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调查中国社会、分析中国现象和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代表。1923年6月，邓中夏和瞿秋白等拟定《上海大学概况》，决定大学部暂办社会科学院和文学院，并于社会科学院中首先设立社会学系，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即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旨在研究和认识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并欲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将孔德系资产阶级社会学取而代之。1923年秋，社会学系设立，瞿秋白为首任系主任，一生中著有《现代社会学》(1924)、《社会科学概论》等多部著作，其所在社会学系的任课教师中，多系我党派去的党内知识分子，其中不乏我党早期的重要且著名人物，除瞿秋白和邓中夏外，还有张太雷、蔡和森、任弼时、恽代英和肖楚女等党的早期领导人和活动家。从此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教育教学活动正式得以起步开展，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教育史上的光辉一页。后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上海大学被国民党占领，社会学系被查封关闭，国民政府的遏制和镇压使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社会学教育教学活动中再无一席之地， [4] 但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思想学说却从未被丢弃，而是以各种形式存在于不少高校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教授的社会学课程之中，社会学教授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认识和讲授社会学课程，宣传了当时党和解放区的理论、政策与方针，这些努力对党和国家、广大人民的发展进步具有着深远意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的产生是恰逢其时的，从其进入中国被接过手的那一刻起，就站在了尊重人民群众、揭示历史规律、指导认识中国革命、研究中国实际、解放劳动人民、解决具体现实问题的高度上，其中毛泽东同志是第一位身体力行以马克思主义“俯身看中国，真正救中国”的无产阶级领袖。中国志士仁人从资产阶级辛亥革命的失败、沮丧和迷茫中看到了救国救民的新选择和新希望。
1921年中国新的革命领导阶级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中国迎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登上革命的历史舞台，人民民主共和国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中国确立并逐步深入人心。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南成路辅德里625号召开了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毛泽东被认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写的大量著作，其中一些是中国社会学的代表性作品。1925年12月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分析方法对旧中国的社会阶级结构进行了系统全面透彻的分析，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对象、同盟军以及可以积极争取的力量，科学地推动了中国革命。1933年10月，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进一步从微观角度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完善，1939年12月，毛泽东主持撰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从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上分析了旧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性质、特点与社会各阶级的状况，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提出中国革命(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第二步，在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基础上，使革命向前发展，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早期两步走思想的第一步)。党最高纲领：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早期两步走思想第二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基本原则与中国历史文化、中国革命战争、社会建设实践相结合，在开展的大量深入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社会调查、经验研究基础上和在深入实际、观察现实和批判现实基础上进行的一系列文章著作撰写、理论概括总结、政策决策实践、战略战术应用，共同形成了科学的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社会学思想。1927年1月至2月间，毛泽东对湖南五县作了农民运动调查，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8年12月，毛泽东总结湘赣农村分田试点经验，并写了《井冈山土地法》，后亲自深入赣南做调查，起草了《兴国土地法》，1930年10月再次亲自到兴国调查，写了著名的《兴国调查》报告。毛泽东通过亲身示范，践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方法论原则，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在革命年代开辟了一条新道路，这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当代中国制度作了社会学的准备、奠定了社会研究基础。1942年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张闻天领导并进行了延安米脂县杨家沟农村工作调查，他带领工作调查组深入当地各阶层农户、基层单位，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研和数据文献查阅，最终写出了《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一书，为党的农村政策提供了重要基础。 [4] 概而言之，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和代表人物中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者，他们以社会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大量深入调查研究，这些调查研究均深入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方法论原则。当代中国制度的形成和兴起的历史经验和时代背景可以堪称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一百年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与中国实际国情不断适应、不断结合以稳定、改造、建设和发展现代中国社会的实践过程。当代中国制度、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是有机统一的关系，郑杭生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学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约30年、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约30年、改革开放后，大体来说，是“合”–“分”–“合”的轨迹， [13] “合”的时期是良性互利、事业上升，“分”和“离”的时期是恶性互损、畸形运行和离轨失控状态。由此告诉人们，中国制度的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学的结合。
通过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阶级结构分析学说，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奏，尽管按照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来讲，从性质上应该归为资产阶级革命，但它却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这也是它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根本原因，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中国革命新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终极奋斗理想。通过践行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可以彻底的解决中国近代以来国家与民族存亡的重大问题，通过践行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社会现象和具体问题调查、分析与研究，证明了许多根深蒂固的具体社会问题是可以得到永久的彻底解决的。
3. 当代中国制度的独特机理与内在逻辑
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观点，国家是社会陷入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和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以及短期内阶级矛盾无法彻底解决的产物，国家隶属于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唯一的突围方向就是结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唯物辩证法观点和历史唯物论观点，通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继而通过创立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权组织架构和各项制度体系，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稳步发展和达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历史和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所指出的这条道路是绝对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当代中国制度以及当代社会思想的创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指导意义，相比其他类型的社会制度而言，当代的中国制度在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方面展现出了巨大优势和独特魅力。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主集中、人民民主、依法治国共同构成当代中国制度的本质特征和独特优势。关于当代中国制度的话题始终绕不开“马克思”，无论从国家统治角度还是社会研究角度，“马克思”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学说都对当代中国制度产生着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代表着一种国家视角、国家声音以及国家形象，而中国社会学始终以社会视角、社会声音以及社会形象而著称，并在社会调查和理论研究过程中，始终以站在社会的立场，以冷静、客观、理性而自居，并且善于运用各种研究方法进行社会调查、挖掘社会问题。 [14] (沈东，2018)相比西方主流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所关注的大多数问题恰恰也是中国党和国家、政府和人民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可以说，当代中国制度既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化的发展产物，其独特逻辑和内在机理也无不体现这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说关于现实社会考察和分析的视角立场、问题意识、理论观点、方法原则和现实关怀。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它代表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努力调和直至彻底解决社会对立和内在矛盾，这也是当代中国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关键区别，由此可见，党的领导是中国制度的最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天然的赋予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以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合法性，并赋予共产党无产阶级的先进先锋队性质。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坚持共产党领导才是完全的无产阶级(当代中国主要涉及广大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专政，才能取得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起真正的人民民主共和国，继而才能实现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功以及最终完全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奋斗理想。与西方模式下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不同，中国道路是一条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多党派通力合作的“大合唱”格局。 [15] 在中国，党的领导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深入骨髓的具有对抗、排斥、斗争意识的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我们的党的领导是民主领导、集体领导、科学领导、依法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作出了明确规定。这一政治制度植根于中国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土壤、彰显了中国哲学智慧和社会思想，又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是人类社会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政治创造，作为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安排必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这也预示着中国共产党不仅要领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还要长期领导中国社会直至达到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完全胜利。当代中国制度既继承和延续了数千年来形成了“大一统”传统思想，又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民族和社会全过程和全方位要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统一领导的思想。“大一统”体制的逻辑是中国制度的一项重要特征。
第二，人民民主是中国制度的本质和核心，尊重和发扬人民民主是中国制度的一项独特逻辑。中国制度所内涵的“人民”与西方“民主制度”的“人民”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无论是历史上的中国还是当代的中国，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还是社会学，以人民指称“普天之下劳苦大众”“最广大的普通劳动群众”有着“制度惯性”，当代中国制度下更是如此，例如“人民至上”“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得是人民的心”“民心就是天下，天下就是民心”“注重集体利益”等等观点，均说明了中国制度所指称的“人民”概念所具有的社会在特定历史时期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占绝大多数”“组织起来了”的社会劳动者的集体性概念内涵。中国制度依靠人民创造，为全体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制度之所以比较全面的展示了中国人的思维和智慧，重要的一点在于中国制度能够把个体成员放到人民群众、家庭整体、社会集体、民族群体、国家天下的现实生活当中去，所以说中国制度是中国价值观、中国智慧思想和中国思维方式的一种集中展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不仅是以现实的活生生的行动者的“人”及“市民社会”作为研究社会、制度、民族和国家的逻辑和现实起点的，而且其基本价值立场明确的申明自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指出社会历史是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人、人性、人的真正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彻底解放是坚定追求。中国的民主是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民主的本质和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深化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并大力推进，民主价值和理念进一步转化为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和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巩固国家政权，对生产资料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制定颁布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架构、经济基础、法律原则、制度框架基本确立并不断发展。 [16] 当代中国从具有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到具有具体现实且广泛的民主实践，由中国民主的真实管用性到丰富人类政治文明生态，无不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民主的独特魅力。中国发展出的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有完整的制度程序，也有完整的参与实践。这一全过程人民民主，把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把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贯通起来成为有机统一整体，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当代中国制度这种注重发展“人民民主”的做法吻合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关于“人来社会历史发展与人的解放”的分析论述，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和价值所在，而根据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内在联系，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过程可概括为三个基本的历史阶段，即人的依赖性阶段、人的独立性阶段和人的自由个性阶段，这是人的发展由低级向更高级演进的三种历史形态，第三种历史形态，即人们将充分实现个人全面发展和个性自由解放，人们将在丰富而又全面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成为具有自由个性的人。 [3] 当代中国制度所提倡和践行的中国式“人民民主”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合著的《神圣家族》中明确提出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广大群众是历史的决定者”“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是历史和社会的决定者和正真英雄”这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核心观点的继承发展。当代中国制度所注重发展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真正由人民自己当家做主”可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民主的制度，推动中国乃至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文明进步和人的解放的开创性实践。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的根本国家制度，按照“在社会分裂为不同阶级情况下，人民所处阶级地位不同、社会角色不同，其对社会现象、社会事物、社会问题的认识、看法、理解和解释也不相同”的观点，中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由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和最广大人民集体为统治阶级的国家，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真正实现、最大程度打破阶级、阶层利益根本冲突之“社会陷阱”及推进社会阶层整体利益最大最优为目标，不断实现人民民主是拥护和发展现存制度的根本动力。当代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吸收糅合各种社会学的理论学说服务中国人民、关怀中国社会、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和解决中国社会实际问题，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能俯下身子做研究，将社会最广大的劳动群众作为一项重要研究对象，通过深入劳动人民和广大群众的真实生活，反思和完善中国的各项制度，进而以合法性的制度关照到最广大人民的现实生活。归根结底，中国人民推动了中国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中国人民推动者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和整个国家民族的文明进步。
第三，民主集中是中国制度的核心机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领导和工作制度，是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体系各部分关系的根本原则，是国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 [17] 是无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公义主义”“为大众谋福祉”的基本内涵，是有组织、有纪律、有秩序的集中民主和民主集中。马克思主张通过客观真实的大量社会调查研究和分析社会问题、揭露和批判现实社会，科学客观真实的社会调查就是我们今天所主张的民主集中，并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调查”“尊重实际”的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都对“深入社会生活实际、广泛开展社会调查、丰富实践经验活动，进而作出理论概括和科学决策”的逻辑基于高度认同并身体力行。中国制度坚持深入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就是秉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方法原则考察、分析、解释和应对社会现实的深刻体现，“民主的集中”和“集中的民主”的有机统一共同构成独特的“民主集中”制度传统。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法宝。我们国家现有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上确立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这说明了一条重要道理，就是中国制度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共同协商，真正的民主集中的结果，可以说民主集中使中国制度的根基牢不可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民主集中制做出了明确规定，概括起来，民主集中制主要包括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两个方面。1) 政党的民主集中制：① 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② 各级党委(党组)实行集体领导制度，重大问题决策必须党委(党组)集体作出；③ 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防止个人专断；④ 领导机关集体民主选举产生；⑤ 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2) 国家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根本工作原则，此外，还体现在国家各项制度、政策、决议、方针形成的全过程。(1982年宪法)可以说，民主集中已经成为中国制度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显著性标识。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关于人民民主和政党领导的内在要求，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各角度均可得出要实行人民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工作制度和活动原则。集中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离开民主的集中容易走向独断，离开集中的民主容易弱化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可谓是，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同样没有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实质上是党和人民之间辩证关系的政治表达。 [18] 集体主义和家国天下等观念是中国的优秀传统，当代中国的民主是集体决策、集体支配、集体享有、集体创造的民主，少数领导干部、少数利益群体主观决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当代民主集中制是最广泛程度的集体意志下的集中民主和民主集中，更加关照集体民主、集体利益、集体自由。民主集中制是当代中国制度的最大特点、最大优势，也是保持党和国家生机活力的重要法宝，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领域制度的全方面和全过程。
第四，依法治国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内在要求，依法治国是中国制度的基本法律保障。从中国古代的“隆礼重法”“德主刑辅”“法礼并重”“刑法德教”“刑为仁佐”“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等等以法治世思想中，我们不难得出“法治是治国之重器，良法乃善治之前提”“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是准绳，道德是基石”等结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依靠法律的制度武器，当今时代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力量仍然势力强大，要保障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被资本主义所侵蚀，只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及其原则和方法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属性的法律制度体系，保卫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果实和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依法治国，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通过法律形式将全体人民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方面的集体共识和意志通过法律程序上升为合法的国家制度，并通过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和守法将各种制度贯彻落实，面对中国社会快速发展和转型变迁，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呼唤着修改、补充、完善、发展和创新各方面社会制度，可见，中国依法治国之路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们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作《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报告，提出的“一个目标”、“五个原则”、“五大体系”和“六大任务”。当代中国必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之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要进一步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正真、科学、全面、彻底的实施。坚持依法治国必须从根本上上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必须从根本上坚持依宪执政。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型人民政府。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法治监督，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中国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理论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正确指导之下历史与现实相贯通、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法治思想成果，具有原创性、系统性、时代性、人民性和实践性的特点，中国法治已迈上新的台阶。当代中国制度体系框架的设计遵循着特定的逻辑具有独特的机理。它属于科学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其他类型的社会主义制度，更不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国情，党的坚强领导、民主集中、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四项主要制度逻辑共同构建起包含了基本中国价值、社会智慧、思维方式等在内的的稳定持久的中国制度以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制度，并彰显出中国制度之独特特征、显著优势和强大治理效能。结合中国制度独特架构所遵循的“共谋、共建、共治、共享、共赢”逻辑和机理，我们可以更加科学合理的理解其历史、预测其前景。
4. 当代中国制度的演进历史及发展前景
4.1. 当代中国制度的探索创立与发展历史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经历了多次王朝更迭，每次的治乱交替，无不体现中国人不屈不挠为实现“大同”理想而斗争拼搏的呼嚎，即便是到了近代以来的中国惨遭西方列强殖民侵略、腐朽统治阶级对内凶残的情况之下，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提出了不同的社会主张，但是其中都不乏“大同”理想的影子。洪秀全在领导太平天国起义中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理想的“太平天国”：“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把大同社会理想同中国传统社会的平均主义追求、基督教的平等思想结合起来而提出的。维新变法的改良派思想家康有为，把大同社会理想同《春秋公羊传》的学说、近代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混合，把社会历史发展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时期，指出“神明圣王孔子早虑之忧之，故立三统三世之法，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 [19]；他详细列表阐述了“大同始基之据乱世”“大同渐行之升平世”“大同成就之太平世”的情况，明确提出“太平世”是理想社会的最高阶段，其特点是“无国界而为世界”“人民皆为世界公民”等。1913年，他在《不忍》杂志上发表了反映其社会理想设计的《大同书》的甲乙两部，即“入世界观众苦”和“去国界合大地”两个部分，系统阐述其改良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理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特别是“民生主义”学说，就是把大同社会理想、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杂糅的产物：“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 [20]；“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 [10] 当代中国制度之“树”何以能“茁壮繁茂”“生机勃勃”，我们除了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思想的科学性，更应该看到支撑中国制度之“树”成长的肥沃土壤，孕育中国“社会理想”的上下五千年文明历史，尤其是近代无产阶级开天辟地的伟大历史。
当代中国制度从历史和人民中走来，又抱着“服务社会和人民”理想走在新的人民民主的历史大道之上。在中国革命和战争年代，毛泽东等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进行了正确全面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观点，第一步是要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性质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建立起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质的社会，其唯一前途就是社会主义直至共产主义；第二步是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或者社会主义改造，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顺利过渡，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努力将中国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根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国家设计和制度安排，成功地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同志作为毛泽东同志的后继者和忠诚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迈向稳步前进的正确轨道，当今中国制度在中国和国际社会展现出蓬勃的生机和光明的前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当代中国已经探索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形成了日益健全完备和成熟的当代中国制度体系，当代中国制度主要指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建立在社会主义国家根本制度、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在内的一切制度。
当代中国制度有着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探索和发展历史，我们要理解当代中国制度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这就要回顾从20世纪初期至今的历史。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没能成功，所主张的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制度理想也最终“流产”，可以说辛亥革命的失败给中国以又一沉重打击。直到十月革命的一生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李达、瞿秋白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先辈接过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及马克主义社会学学说在当时中国社会广泛传播做出了积极努力，让中国革命有了新的指导思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在党的一大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提出：“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这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定下基调。1931年11月、1934年1月分别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始开展政权建设，这成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权组织形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起点。1948年8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前以“人民代表大会”命名的最高层次的地方权力机构，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标志着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标志着爱国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大团结在组织上完全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新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出了明确安排，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正式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终于不负众望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得以确立下来。经过了几代中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中国各项制度得到了不断完善和发展，到2021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21] 结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社会结构理论部分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的分析论述观点，中国创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大大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中国首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按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民民主专政的理想变为了真切具体的现实。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也不断健全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实践和检验，概括起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当代中国制度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行得通、走得畅，当代中国制度的前景为什么好，更是离不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历程，不断实现了中国化过程，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面临着很好的发展机遇，要不断克服现实困境，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主动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推进中国化历程。 [22]
4.2. 当代中国制度的发展前途与光明前景
当代中国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国情(主要指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历史和实践证明，它是当代中国唯一正确的制度选择，其发展、健全、完善和创新都必须坚定不移的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站稳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筑牢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应当是坚定不移、矢志不渝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忠诚、最英勇、最聪慧的继承者，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但完全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和原则，而且根据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实事求是”等一系列观点，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具体实践中不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丰富和发展，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所要实现和达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当代中国正逐步变得更加明晰和科学，处于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共产主义是一个笑话”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结论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到新时代，我们更要坚定不移的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原则指导实践、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国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样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就能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积极作为积极贡献。相比其他社会学传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和中国社会具有更强的亲和力和契合性，更加能够吻合现当代中国社会学当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转型变迁、结构格局、制度体系、文明形态的自身现实基础。近年来，随着面对当代人类社会的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以及对于中国制度何以不被困死绞杀而能行稳致远的忧患和突围问题的深入思考，必须要有切合中国实际的一套理论学说和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思想理论指导的地位更加的稳固可靠，让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中国历史与社会重大问题研究发挥更大的作用，并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学应当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学传统逐步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构建本土化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理论学说、话语体系、知识系统的呼声必将越来越大。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支撑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和中国人民从昏暗和血泊中站立起来，这一信仰是中国制度的灵魂。社会主义制度使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伟大的民族更加成熟稳固、民主团结。社会主义制度发挥出的巨大优势，解决了中国数千年来希望解决而未能解决的许多重大社会问题，帮助中国走过了一道道坎坷和险关。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也是今天越来越多中国人民的信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23] 当代“中国之治”的出现，归根到底是“中国之制”发挥比较制度优势的结果。 [24] 当今世界，国家制度体系、优秀传统文化和根本指导思想的有机统一和整合程度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兴衰命运和发展前景，换句话说，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及其人民能否选择符合本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实际的国家制度决定一个国家的未来走向，这样便回答了那些对中国何以能够在七十多年实现快速发展、稳健繁荣、社会得治和创造巨大成功而百思不解之人的困惑。当代中国制度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为理论基础分析和解决现实中的各种社会问题过程中，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历史和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科学制度体系告诉世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制度深刻的改变着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命运，中国社会比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的联系、团结在一起，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更加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提供正确指引，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才能从根本上正视和最大限度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只有不断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才能发展出真正的中国社会学，中国社会学的崛起将极大的巩固党的领导和民心向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才能焕发中华文明新的光彩，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毋庸置疑，当代中国制度是一个符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社会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制度必然日趋成熟定型并逐渐彰显出自身的独特优势和更大魅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稳步推向前进，预示着中国制度必将拥有更加光明的前途，同时这也将为丰富人类制度文明和为国际社会自主的制度选择提供新的参考借鉴作出巨大贡献。
5. 结语与讨论
在理解中国制度和研究社会问题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社会思想、历史时代背景、制度框架特征和制度土壤条件五个方面是有机统一的整体，这一点到任何时候都不过时。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不断发展，有望在未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制度理论与当代中国制度关系密切。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说为社会研究理论基础，结合中国制度的社会思想理论基础、历史时代背景、制度架构特征、制度土壤条件等方面实际国情，以人民群众具体实践和社会发展具体实际为根据，反思和预测中国制度的光明前景将具有极大科学性。研究当代中国制度必须结合中国历史、传统智慧、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精神文明，抛弃古代历史、智慧思想和华夏文明，得出当代中国制度源自西方的结论是必然错误的，当代中国制度的本源在中国，根魂在中国，但这并不否认中国社会包容并蓄、兼采众长的虚心沉稳品性，这一点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是必须明确的。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是十分契合的，研究中国问题，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有方法、有能力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智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学说、中国共产党、当代中国制度四者之间是有机统一、紧密联系的，四者“和合”则万事具兴，四者“分离”则国家和民族事业坎坷受阻。要认识和理解当代中国制度必须从中国自身实际出发，以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为分析研究之重器，明确当代中国制度背后所包含的多种必然因素。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李大钊、瞿秋白、李达、毛泽东等一批党的高级领导和重要人物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贯穿于社会学研究中，形成了有别于孔德系资产阶级实证社会学和韦伯的资产阶级解释社会学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以推翻或彻底改造旧社会和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新社会、新制度为己任，认识中国社会特殊实际国情、研究中国社会具体现实问题、分析中国革命实践问题、探索中国社会演变发展规律等具体重大社会性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代表和重要领导以及社会学界人士在中国大地上开展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研究，推动了中国革命、社会改造和社会建设，奠定了中国制度的基础。无论是增强社会学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还是增强整个国家、民族、社会的“制度自信”，中国都有着与生俱来、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古老文明和智慧思想，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如何才能历久弥新永不泯灭，这是我们需要持续思考和回答的问题。当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外交、生态、教育等各方面的具体制度许多体现着中华民族祖先留下的思想智慧，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祖先智慧的影子，例如“敬德保民”“养民教民”“推恩保民”“爱民裕民”“富民庶民”“得民顺民富民济民”“恤民”，“不争”“克己复礼”“非战”“兼相爱、交相利、非攻伐”，“自然、无为、逍遥、游世、在宥、天放”，“儒法并用”“外儒内道”“法礼并重”“隆礼重法”“内圣外王”，“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小康社会”“大同社会”“太平盛世”等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社会理念、智慧思想、思维方式对当今中国社会制度建设和制度目标设定仍有着重要借鉴启发和支撑价值。 [12] 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水平、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关系密切。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为中国社会科学提出了新议题，即如何理解制度优势、制度供给与治理效能的关系、如何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25]。当代中国制度能否行稳致远，关键在于能否始终站稳社会主义本位的人民中心主义立场，能否做好中国人民对中国制度历史及前景的全面认识和深入理解，能否阐释清楚当代中国制度对“公平正义”“自由平等”“人民主权”“社会解放”“文明进步”的努力和贡献，尤其是中国青年对当代中国制度的前世今生“知多少”“信多少”的工作。此外，回答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中国‘行’”、“当代中国制度为什么对中国‘好’，如何进一步改革、升化和完善”、“当代中国制度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文明、优秀传统文化等社会具体实际相结合并‘求同存异’‘去同取和’‘糅合创新’”、“如何顺应当今全球时势，确立和发展具有本土化特征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中国制度何以赋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愚公移山之志、改天换地之能”等问题仍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继续探究回答的重要课题。回答好这一系列相关问题，将有助于以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制度之船载中国社会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走出王朝兴衰继替、治乱循环、反复更易之历史周期律，并最终经过努力奋斗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逐步迈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高阶阶段的人类文明的理想彼岸。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