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马克思对社会贫困问题的探索
Early Marx’s Exploration of the Social Poverty Problem
DOI: 10.12677/ACPP.2022.111008, PDF, HTML, XML, 下载: 593  浏览: 891 
作者: 陈洁玉: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关键词: 马克思贫困早期探索Marx Poverty Early Exploration
摘要: 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近代以来,贫困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人们才真正地注意到贫困的社会性存在以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对贫困问题做了一系列的考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马克思的贫困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具有成熟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贫困理论分散于马克思各个时期的著作之中。学术界对马克思的贫困理论主要集中在其晚期,而本文主要研究马克思早期对社会贫困问题的探索,这有益于马克思贫困理论的完整性、系统性。
Abstract: Poverty is a worldwide problem. Since modern times, poverty has become a social phenomenon, and people really pay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existence of poverty and its impact on social development. Marx made a series of investigations on poverty in the process of analyzing capitalist society, and experienced a long process. Marx’s poverty is not a “castle in the air”, but has a mature theoretical basis. Marx’s poverty theory is scattered in Marx's works of various periods. The academic circle of Marx’s poverty theory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his late period, and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Marx’s early exploration of social poverty, 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integrity and systematization of Marx’s poverty theory.
文章引用:陈洁玉. 早期马克思对社会贫困问题的探索[J]. 哲学进展, 2022, 11(1): 36-40.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1008

1. 引言

在传统社会中,贫困被视为一种自然现象,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产物,通常把贫困归咎于命运;而在近代,贫困过渡为一种社会现象,人们才真正地注意到贫困的社会性存在以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同样,对马克思来说,“贫困一词所具有的只是社会意义。” [1] 学术界对马克思的贫困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马克思晚期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等著作中,而本文主要研究马克思早期对社会贫困问题的探索,这有益于马克思贫困理论的完整性、系统性。马克思的贫困思想启蒙于《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为摩泽尔河记者辩护》。正是对林木盗窃案和摩泽尔沿岸地区进行深刻调查研究后,马克思开始了他的贫困理论的研究,马克思一开始是从农民生活状况关注贫困问题,他还没有找到贫困的经济根源,没有要求废除私有财产,也没有意识到无产阶级这一概念。1844年德国爆发了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马克思在《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批判卢格的思想,高度赞扬了此次工人运动,指出国家是无法通过一些措施来解决赤贫问题,因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种社会问题。随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贫困问题的探索从政治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揭示了异化劳动是导致工人阶级贫困的原因,而私有财产制度是工人阶级贫困的制度根源,要想消除贫困,就必须对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进行扬弃。

2. 马克思构建贫困理论是从对农民贫困现象的感性认识开始的

马克思的贫困思想启蒙于《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为摩泽尔河记者辩护》。他对贫困问题的关注第一次清楚地表现在这两篇文章中:发表于1842年10月25日到11月3日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发表于1843年1月15日至20日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编辑期间,描述了莱茵省政府对盗窃的定义如何受私有财产所有者,尤其是森林土地所有者的操纵。莱茵河沿岸的贫苦农民为了减少他们的经济需求而不得不进入土地所有者声称对其拥有财产权的那些森林中,捡起掉在地上的树枝,带回村庄,为他们的家人烧火取暖。然而,控制莱茵省政府的地主竟然把从地上捡起枯树枝的行为定义为犯罪。马克思在文章中区分了枯死的树枝和活的树枝,提出盗窃的法律定义不能被应用于前者。马克思通过把捡枯树枝划分到盗窃之外而指出这些土地所有者是在滥用法律,是在利用法律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颁布法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林木所有者的更大利益。林木盗窃法是为了维护有产者的切实利益,违背了公序良俗。“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被用来达到一个目的:把违反林管理条例的行为变为林木所有者的流通硬币,把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变成一项收入,使自己获得更有利的投资机会。” [2] 林木盗窃法的颁布和实施让贫困者的生活变得更加举步维艰,贫困人口进一步扩大,马克思这时意识到这是有产者压榨普通群众的工具和枷锁,此社会现实让马克思对物质利益有了新的认识。政府为了维护经济需求侵犯了农民的利益,这是马克思在文中第一次尝试从阶级的角度来分析法律–政治的行为。一边是财产所有者(贵族、阶级和等级),另一边是经济贫困者。法律–政治的权力总是成为财产所有者利用的工具,马克思向我们展现了法律自身如何成为私人利益的武器,换言之,个人利益成为衡量政府公正的尺度。这说明马克思在早期就已洞察到社会阶层的划分和国家受财产掌控的观点,但是此时的马克思对国家和法的理解是建立在黑格尔绝对精神观点为基础的,认为是理性的表现,是从法律本身,基于自然法的习惯得出的结论,面对残酷的现实,显然马克思这时的思考是不够深刻不够成熟的。

随后,马克思作为摩泽尔的一名记者,他只想还原当地发生的真相,因此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的生活状况进行深入调查。他发现莱茵省葡萄庄园种植者都身处于贫困,而当地政府却把贫困归结于他们,当地官员忽视了群众的呼声。马克思认识到了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复杂性,私人贫困是主要因素,但绝不能忽视国家的整体状况。马克思作为记者所探讨的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揭示政府在面对经济困难时期的无所作为。官员与人民有着激烈的碰撞,马克思揭示了官员的自私自利、忽视群众、傲慢自大的种种行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因为它不仅表达了马克思对社会贫困的受害者的同情,而且阐述了他所提倡的改善贫困状况的补救措施。

正是对林木盗窃案和摩泽尔沿岸地区进行深刻调查研究后,马克思开始了他的贫困理论的研究,虽然马克思只是从农民生活状况的角度关注贫困问题,没有找到贫困的经济根源,但是这些都是有益的探索。马克思在写作这一系列文章时还不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在这两篇文章中,马克思都没有要求废除私有财产,也没有意识到无产阶级这一概念。

3. 马克思构建贫困理论是从对工人贫困现象的感性认识开始的

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发起了起义,卢格以“一个普鲁士人”署名发表文章,指出德国作为一个封建国家;一个“非政治国家”,工人阶级没有力量进行起义,德国需要的是进行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只有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才可以推翻封建力量。马克思针对卢格的观点在《前进报》上发表了文章《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对卢格进行了无情地批判,表明自己和卢格对政治的理解是不同和对立的。并且马克思和卢格的阶级立场是不同的,马克思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看待这场起义,而卢格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否认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和卢格对待贫困问题的看法也是截然不同的。卢格是从伦理道德看待贫困问题,认为通过“基督徒之心的联合一致”就能消除贫困,马克思反驳即使是英国法国这样的政治国家也从来没有意识到贫困的根源,英国最初是通过进行慈善事业来消除赤贫,后来归咎于济贫税和行政管理不当,最后当国家无法解决贫困问题,就把原因归咎于贫困人民本身。法国也曾下过消除赤贫的命令,但随着贫民越来越多,政府实施暴力来压制贫民,采取一种消极暴力的方式来解决,这是马克思非常反对的。资产阶级政府虽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去消除赤贫,但都无济于事,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无法通过一些措施来解决赤贫问题,因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种社会问题,单单靠政治革命是不够的,解决赤贫问题需要的是社会革命。马克思高度赞扬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运动,“在一个国家,消极服从已经成风气,在这样一个国家而不得不使用武装力量来对付弱小的织工,能说不是一个事件,不是引起惊慌不安的事件吗?” [3] 可见西里西亚起义不是局域性事件,是具有明确计划性和目的性的重大事件,是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的。德国的工人阶级遭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因此工人阶级本身就是有革命力量的,这是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马克思阐述政治国家要想消除贫困,就要消灭政治国家自身,就要反对私有制社会。马克思通过分析社会贫困和政治的关系来探索工人阶级贫困问题的。

4. 对贫困问题的认识由政治哲学上升到政治经济学批判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并没有从物质利益去揭示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而在《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里,马克思才开始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揭示无产阶级贫困的原因,国民经济学家认为私有财产是本来就固有的事实,想要隐蔽贫困问题,并且不断地创造新的理论去论证工人阶级贫困的合理性,马克思揭开了他们虚伪的面纱。资本主义建立在以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为一方,以资产阶级为另一方的基础上。在工业生产成果分配方面,两个阶级处于根深蒂固的斗争中马克思从“异化劳动”中发现了工人被资本家无情剥削的秘密,发现私有财产与贫困成反比,阐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制度性根源。” [4]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生产资料是资产者的私有财产,而劳动者只能用原来的生产资料进行加工制造成新产品,而制造出来的劳动产品并不属于劳动者本身,反而属于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工人只有通过劳动得来的“工资”。工人作为“机器”,只需要“润滑油”。工人的工资是极低的,即使工资的提高也不会使工人的地位升高,生活水平也不会上升。相反会随着资本家的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地位会愈来愈低下。而资本家的工资取决于对工人的压榨,两个阶级互相斗争互相敌对,在这种斗争关系中,资本家由于其所拥有的资本而较容易处于支配地位。从私有财产制度来看,富人是拥有私有财产的人,穷人是没有或者没有权利使用私有财产的人,但是穷人也有自己的需要。所以法律上颁布了济贫法,承认穷人也有一定的需要,但是穷人的需要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工人作为劳动力的价值包括维持自身和子女所需要的生活、生产资料,以及劳动力所需要的教育培训费用。“不过是维持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的需要,而且只限于保持工人后代不致死绝的程度。” [2] 在雇佣劳动制度下,工人阶级的收入水平只能维持在最低生活标准及以下。

工人的贫困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工人与资本家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资本主义越向前发展,工人就变得越贫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创造的巨大财富都被土地和资本所有者所占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当劳动者的生产能力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而不断提高,但他却越来越不能控制其生产出来的产品时,异化现象也就产生了。马克思观察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的关系,劳动者与其产品相异化,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越多,他为资本家创造的财富就越多,资本越来越集中在资本家的手里,工人贫困程度会愈加加深。工人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不属于他本人,工人无权处置其产品,由于他生产的产品都为别人所占有,他也就无法从中受益。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商品的交换与分配完全受自由市场的支配,工人自己也像商品一样在市场上被买卖,他当然无力决定其产品的命运。市场的运作就是以牺牲工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提高资本家的收益。因此,工人生产得越多能消费的起的越少;创造出来的产品越多,他自己就越没有价值和财富,社会地位也会越来越低。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的分离并不仅仅是一个产品,应属于劳动者被无情剥削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与劳动者一样被同等看待,例如国民经济学家把工人视为资本家的“成本”,因此也就等同于其他资本开支。“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2] 这涉及到马克思所说的“对象化”的一种扭曲。工人通过劳动对自然世界进行改造,就此而言,产品本来应当是他与外在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主体或创造者)却变成与其创造的产品(客体)同类的东西。因此,生产过程的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的形式,工人“成为自然界的奴隶……”。“但是工人不幸而成为一种活的、因而是贫困的资本,这种资本只要一瞬间不劳动便失去自己的利息,从而也失去自己的生存。” [2] 劳动变成了异己的活动,工人除了吃饭,睡觉和劳动之外,并没有大量的自由时间,他们的时间全部用于创造生活资料。他们没有较高层次的积极的自由时间,从事艺术科学发展、培养自己的爱好。资本家寻求资本增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工人只有被剥削被压榨的命运,没有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对于他们来说,劳动只是谋生的手段、是单调枯燥乏味重复的活动。他们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劳动是必要性和强制性,而不是马克思所描绘的自由自觉的劳动。

在《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揭示了异化劳动是导致工人阶级贫困的原因,而私有财产制度是工人阶级贫困的制度根源,要想消除贫困,就必须对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进行扬弃。虽然这时马克思还没有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但已经转向了物质生活领域来揭示贫困的本质。

5. 结语

马克思一生致力于探究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贫困问题关乎人和社会的发展,马克思对于贫困问题的论述,虽然没有专门的著作或篇章,但是回顾马克思经典著作,对于贫困问题的论述散落的分布在多个著作中。而本文主要研究马克思早期的贫困理论,正是对林木盗窃案和摩泽尔沿岸地区进行深刻调查研究后,马克思开始了他的贫困理论的研究,虽然马克思只是从农民生活状况的角度关注贫困问题,没有找到贫困的经济根源,没有要求废除私有财产,也没有意识到无产阶级这一概念。但是他在早期就已洞察到社会阶层的划分和国家受财产掌控的观点,这些都是有益的探索。随后通过抨击卢格的观点,马克思看到了工人阶级的贫困状况,马克思阐述政治国家要想消除贫困,就要消灭政治国家自身,就要反对私有制社会。马克思的贫困理论逐渐深入,由政治哲学转向了政治经济学,在《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揭示了异化劳动是导致工人阶级贫困的原因,而私有财产制度是工人阶级贫困的制度根源,要想消除贫困,就必须对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进行扬弃。虽然这时马克思还没有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但已经转向了物质生活领域来揭示贫困的本质。马克思的贫困理论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贫困的现象,也为全世界处于贫困现状的国家提供了理论指导。

参考文献

[1] 张文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贫困问题探讨[J]. 学习与探索, 2016: 12.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51, 105, 170, 269.
[3] 马克思. 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391.
[4] 杜利娜. 马克思的贫困理论及当代启示[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8(8): 3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