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社会创业通过商业化的手段创造社会价值，可有效解决市场经济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有学者视其为市场经济的有力补充(刘振等，2015)。在过去的十年中，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的巨大贫富差距和人口增长引发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推动国外学者访问亚洲国家，讨论全球化社会企业的经验和实践法则(Zahra et al., 2008)。各类研究分别基于不同背景研究社会创业企业的独特属性(Zahra et al., 2008; Santos, 2012; Austin et al., 2006)，试图探索社会创业全球化发展现象，但由于社会创业企业兼顾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难以取得优惠政策，因此大多处于资源约束的窘境。然而，与之相对应的有关社会企业如何突破资源匮乏困境的方法论研究却相对较少。相关研究表明，资源拼凑不仅对创业企业打破资源约束十分有效(Desa and Basu, 2013)，而且可以为创业企业带来创新绩效(吴亮和刘衡，2017)、合法性(张芳菲，2020)和绩效提升(王兆群等，2019)：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对于资源比较稀缺的社会企业来说，资源拼凑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在资源匮乏的困境下，要想获得持续的发展，社会创业企业该如何根据内外部环境采取合适的行动策略，选择正确的拼凑行为？是采取需求型拼凑的方式亦或是采取构想型拼凑的方式？
Levi-Strauss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拼凑概念，近年来拼凑在创新创业领域逐渐受到学者关注。资源拼凑即人们将手头资源重新组合以解决各类挑战，抓住潜在机遇(Duymdjian, 2010)，它注重运用手头被低估、不受关注或废弃的资源来应对挑战，而且这些资源通常是低成本的(Desa and Basu, 2013)。资源拼凑行为可以按照拼凑方式、拼凑内容或者拼凑动机等不同标准的分类展开研究(于晓宇等，2017)，Senyard等(2009)、Steffens and Senyard (2019)大量的研究人员已经借助于量表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检验。在发展的过程中，如果社会创业者遭遇新的问题，一般会在两种拼凑动机中选择一个：需求型拼凑，即为了减少对资源供应商的依存程度，重新组合现有资源降低投入及应对需求；以及构想型拼凑，即识别废弃资源优势并打破其价值的局限性，进而研发新产品线(田宇，2017)。不同背景下的社会企业倾向于做出不同的拼凑选择。
对此问题，大量的研究人员开始进一步分析社会企业资源拼凑的前因，其包含了多个变量，比如说创业导向(张秀娥和张坤，2018)、环境包容性等。但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更多的研究是分析一个亦或是少量几个因素产生的影响，并没有分析多重影响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并且研究对象以物质、人力、技能拼凑为主(彭伟等，2019a)，或以资源拼凑的视角研究社会创业的过程(刘振等，2019a)，而涉及需求型及构想型拼凑的研究寥寥无几，且以其对创业企业绩效、合法性等的正向影响为主(张芳菲，2020；彭伟等，2018)，缺乏对需求型及构想型拼凑的前因分析。因此研究两者的驱动机制十分必要，对于社会企业根据相关影响因素选择有效的资源拼凑方式有指导意义。
在本篇论文的分析中，主要使用fsQCA方法对SHOKAY、爱德面包坊、善淘网、残友集团等24家典型社会企业的资源拼凑行为进行案例分析，选取先前经验、创业导向、战略柔性、环境包容性作为前因条件，最终分别探究了驱动社会创业企业需求型拼凑和构想型拼凑行为的前因组合。本研究一方面扩充了社会创业资源拼凑领域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针对社会企业在不同情境下采取的拼凑策略提供了实践参考。
2.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2.1. 资源拼凑理论
资源拼凑(bricolage)指人们在解决问题时不断重新感知并充分挖掘事物的内在价值，即在资源贫乏的环境中，企业家能够通过将手头的要素重新组合打破限制以达到新目的，并且提供独特服务的过程。无论资源存量高低，资源拼凑能力有助于企业探求和把握新的机会，并且这些机会无法通过其他手段来追求(Baker and Nelson, 2005)。Baker & Nelson (2005)在研究的过程中把拼凑引入创业这一范畴之中，并在分析中指出，创业者想要有效解决缺乏资源这一问题，资源拼凑是关键的方式。从这一方面来说，资源拼凑对社会创业企业这种有着“金字塔底层”需求、盈利空间小且合法性难以取得的企业尤为关键。然而国内缺乏对资源拼凑的研讨，对资源拼凑理论研究重心及未来展望缺乏一致、明确的认知，在理论和方法上还需进一步研究(黄艳等，2020)。
现有的研究多强调资源拼凑对于创业企业创新绩效、合法性、绩效及双元创新等变量的积极作用(吴亮和刘衡，2017；张芳菲，2020；王兆群等，2019；田宇，2017；刘振等，2019b)，忽视了创业企业在不同情境下选择资源拼凑行为的多重并发因素与因果复杂机制。2017年，资源拼凑领域的焦点逐渐转移至社会企业领域(黄艳等，2020)。然而现有研究注重强调社会创业企业资源拼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忽略了追根溯源社会创业企业资源整合的过程机制，因此尚未形成完整体系。在外部环境不断改变的过程中，此类企业会运用各种资源拼凑行为。但是其怎样恰当的运用资源拼凑行为来解决资源不足？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2.2. 需求型拼凑和构想型拼凑
Desa & Basu (2013)在拼凑动机的基础上针对资源拼凑进行分类，主要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需求型，第二种是构想型。
前者指的是创业者针对资源进行重新组合资源，从而有效的控制成本。在实际的过程中，可以在新创企业面临新机遇时，根据手头资源快速进行拼凑，抢先在对手因组织粘性未行动之前采取行动，获得先行优势(王兆群等，2019)。这种类型能够达到资源“从无到有”这一目标，有效控制国际新创企业的成本，提升利润空间，并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绩效(张芳菲，2020)。
构想型创业拼凑是指识别出废弃的资源并利用其优势开发新产品(Baker et al., 2003)。拼凑者从利益相关者(如用户、政策制定者等)处得到信息，建立新的商业模式，从而促进企业绩效(欧绍华和张志伟，2019)。在重组现有资源的过程中，拼凑者可能会对手头资源的用途有新的想法，打破原有资源价值的局限性，塑造潜在的资源成果，从而发现或创造出新的机会，为企业探索更多可能性。构想型创业拼凑还可以减缓资源到位不及时产生的负面影响，降低资源短缺造成的机会成本(王兆群等，2019)。
研究发现，在社会企业成立之前，社会企业家创造性地利用他们可利用的资源进行拼凑并最终创建社会企业(刘振等，2019a)；在企业刚刚发展的时期，运用资源拼凑可以帮助其合法性的获取(彭伟等，2018)。由此可见，资源拼凑对于社会企业各个时期的生存及成长能够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然而另一方面，资源拼凑的结果也不能百分百保证企业一定从中受益：因为可用资源也许是不符要求的非标准资源，无法预估拼凑结果能否带来正面影响(于晓宇等，2017)。从相关分析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各类资源拼凑针对刚刚发展起来的企业所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方世建和黄明辉，2013)。由于社会创业企业需要平衡经济性和社会性两个层面，其发展过程比商业企业更加复杂多变。因此，明确使用特定资源拼凑的不同情境构成了社会企业的重要实践参考，但这方面尚未被学术界探索。现有的关于需求型及构想型拼凑的研究大多以研究它们的结果变量为主，而缺乏关于其前因变量的探究。为了给国内社会创业企业总结经验，提供实践和启示，进一步探究这两者的前因组合很有必要。
2.3. 需求型拼凑和构想型拼凑
针对资源拼凑的前因变量可以从两个视角展开分析，第一个视角是个体，第二个视角是组织。在社会创业者的个体层面，因为社会企业的主要目标是解决社会问题，因此其难以争取到各大投资机构的融资，而先前阅历丰富的社会创业者可以更好地利用个人信用和关系网络吸引外部资源，因此高先前经验对社会创业企业有积极影响；从此类企业的组织层面这一视角来说，无论是企业的内部环境还是企业的外部环境，均会作用于其是否进行创业拼凑(于晓宇等，2017)。从相关分析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环境包容性与创业拼凑是有着Ｕ型关联的(Desa and Basu, 2013)。另有研究发现，创新，前瞻性和冒险精神使企业家克服资源限制并通过拼凑来推动创新(于晓宇等，2017)。所以说，创业导向能够加快创业企业资源的拼凑；最后，战略柔性高的企业资源用途转换成本低，时间短，因此推测其采取资源拼凑行为的可能性更大。综上，本文选取先前经验、创业导向、环境包容性、战略柔性四个变量，用于分别探讨需求型拼凑和构想型拼凑的前因组合。
先前经验。先前经验指的是企业家在先前的业务经验中得到的信息，知识亦或是能力(汤淑琴等，2014)，李萌(2019)通过一系列的分析指出，此类经验可以针对企业的资源拼凑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彭伟等(2019b)的研究表明，先前经验作为前因组合之一能够有效促进社会企业的各项拼凑行为。第一，具备创业经验的领导者可以真切的意识到社会企业要把社会价值当作最重要的目标，并引导企业朝着正确的方向上发展，而且还可以利用他们丰富的人脉资源，吸引利益相关者融资(Hockerts, 2017)。第二，拥有非营利组织志愿者经历的社会创业者能够接触到金字塔底层人群，了解目前尚未解决的社会问题，这样能够对底层市场需求有更全面的掌握，帮助创业者更好的处理社会问题，并且能够有效提升资源拼凑行为的效率(Li and Zhang, 2007)。
创业导向。创业导向是指以创新为中心，以公司第一个采取行动并承担风险为表现，最终引领企业把握商业机会以及占领新市场，同时寻求行业领导地位的长期发展对策(Lumpkin and Dess, 1996)。祝振铎(2015)通过一系列的分析证明了：创业导向可以加快创业拼凑行为的发生。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创业导向有利于企业应对外部环境的错综复杂与不确定性，帮助其从变化中发现机会，并以此获取和重新配置资源(Li et al., 2010)。创业导向通过鼓励创新、积极主动和冒险活动，帮助企业产生新想法、创造新知识，并进行探索性和利用性创新，实现生存能力的可持续性(Guo et al., 2014)。作为一种资源消耗型策略，创业导向与企业的资源稀缺困境相矛盾，为了缓解两者矛盾，众多学者通过构建“新企业创业导向—创业拼凑—绩效”的关系模型来探讨资源约束下的企业实施创业导向与其绩效间的内在关系。在企业发展的各个时期，企业创业导向的作用也是不同的(王国红等，2018)。因此，当前生存环境迫切要求企业实施创业导向战略以应对动态环境下的资源约束情境(Lomberg et al., 2017)，并以此指引企业健康成长。
环境包容性。这一特性指的是外部环境资源的充裕水平，同时对于企业的资源拼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Desa and Basu, 2013)。以往研究表明在宏观环境包容度较低的境况下，资源竞争加剧，供应商权力凌驾于社会企业以上，资源随之涨价，对社会企业的盈利能力产生负面影响，迫使社会企业开始寻找标准资源的可替代产品或者寻找废弃资源的新用途，来缓解内部资源的约束，这意味着在较低环境包容性的情况下，社会企业可能在更大程度上会采取资源拼凑行为。然而，当环境包容程度提高到一定水平时，即使拼凑的资源也具有一流的品质，足以使企业执行其最初的使命，因此企业倾向参与更多的创业拼凑，甚至建立比使用标准资源的企业更优越的能力。因此，环境包容性和社会企业资源拼凑行为呈U型关系(Desa and Basu, 2013)。
战略柔性。Sanchez (1995)这一特性主要指的是组织再一次对资源进行利用以及分配的水平。有此特性的企业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更正运营方案，并及时应对环境的改变，因此柔性是企业应对多任务目标的关键手段(李桦和彭思喜，2011)，对需要同时解决社会问题和保持收支平衡的社会企业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相对来说，这一特性的应变水平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万伦来和达庆利，2003)：① 企业资源，像是人力、物力等等；② 企业能力，是指企业是否能够科学合理、快速灵敏地配置企业资源。已有相关研究表明，战略柔性对创业拼凑有明显的积极影响(付丙海，2017)。由于拥有高战略柔性的社会创业企业资源转换成本较低，因此在资源拼凑效率上可能高于竞争者。
从中可以看出，以上四个因素针对社会企业资源拼凑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在本篇论文的分析中，挑选这四种因素，采取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进一步研究其对需求型拼凑、构想型拼凑行为的联动效应，并建立了两种拼凑类型的驱动机制模型(见图1)。
3. 研究设计
3.1. 方法选择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属于一类把模糊数学引进定性比较分析的分析方式，这种方法主要是针对案例隶属类别和程度所进行的对比分析，不仅有着定量分析的优势，同样也有着定性分析的优势。挑选这一方法进行研究的原因有三：第一，fsQCA主要针对中小样本案例研究，能够系统地对样本进行处理与分析，帮助研究者从整体上解释样本案例。由于社会企业在中国仍处于发展初期，样本较少，因此中小样本案例研究适用于fsQCA；第二，基于整体论，fsQCA方法关注条件组态与结果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认为前因条件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结果的多个并发原因，这些组合构成了等效的多个路径，并不存在整体平衡和独一无二的最优途径，而社会企业的研究更多分析单因素对其成长发展的影响，缺乏对多因素联动效应因果机制的研究，选取fsQCA能够更好地进行分析；第三，fsQCA的模糊集能够更好地描述社会企业资源拼凑的各项前因变量。具体到本文的研究主题，本文选取与资源拼凑密切相关的四个变量，探讨社会企业需求型拼凑、构想型拼凑的前因组态。
3.2. 样本选取
本文选用二手数据作为主要数据来源，一共选取数据资料较为丰富完整的24家社会企业作为样本，选取样本的原因有三：一是本文采取的fsQCA的方法适用于中小样本，所以选取的样本数量为24个；二是所选取的24家社会企业规模比较大，发展历程较久，知名度高，具有代表性；三是这些企业的历史资料比较完整丰富，各项指标更好度量，根据样本值能做出有效的估计。
样本数据搜集渠道主要有：① 通过CNKI搜集相关企业的资料文献；② 寻找有关的新闻报道等；③ 在企业官方网站等寻找相关资料。最后建立了16万字左右的数据库。
挑选的24家社会企业的样本如表1所示：
Table 1. Basic situation of 24 social enterprises
表1. 24家社会企业基本情况
3.3. 变量校准与分析
fsQCA方法将案例看作一系列不同条件或者属性的组合，采用覆盖度(coverage)与一致度(consistency)来表示概率上的充分性与必要性。一致度衡量了每个方案以及方案隶属于结果集合的充分性程度，而覆盖度则衡量了每个方案和整个方案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结果。这些测量主要通过检验方案组合相对应的原始模糊数据集来计算，计算方法如式(1)、式(2)所示。
(1)
(2)
式中：xi代表的是个体i在集合X中的隶属程度，yi代表的是i在集合Y中的隶属程度。一致度的取值范畴是在0至1，而覆盖度的取值范畴也是0至1，当一致度是1的时候，表示X全部隶属于Y。一般来说，这一数值超过0.75就是比较理想的情况(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因此，本文将0.80设定为一致度的检验阈值。
构建模糊集的方法有许多种，常见的三种方式是：四值模糊集(0, 0.33, 0.67, 1)；六值模糊集(0, 0.2, 0.4, 0.6, 0.8, 1)；连续模糊集(任何≥0且≤1的值)。在本篇论文的分析中，运用四值模糊集展开变量赋值。在这当中“1”表示的是完全隶属，“0.67”表示的是偏隶属，“0.33”表示的是偏不隶属，“0”表示的是完全不隶属。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关于案例频数的设定。当研究案例总数很大时，问题不在于哪些组合有实例(即至少有一个案例的隶属度大于0.5)，而是哪些组合具有足够的实例来保证评估它们与结果的子集关系的合理性。在此次的分析中，样本为24个，所以将案例阈值确定1。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可以得出三类解：第一类是复杂解，第二类是简约解，第三类中间解。一般情况下，第三类是更好的解(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
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进行研究，采用的量表均来自于国内外已公开发表的文献。以下是各个变量采取的量表(如表2所示)及赋值标准(如表3所示)：
Table 3. Assignment criteria for variables
表3. 变量的赋值标准
4. 实证分析
4.1. 必要条件分析
针对单个前因条件是不是属于构成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进行探究。我们可以了解到(见表4)，每一个单项前因条件作用这两种类型拼凑的必要性都不超过门槛值0.9，这就意味着单个前因条件针对两种类型拼凑的解释力度并不强，不构成必要条件。
4.2. 组态分析
基于全面考量案例的覆盖率和降低矛盾组态，在本篇论文的分析中将一致性阈值设定成0.8，将案例频数阈值设定成1。在进一步的分析中，使用fsQCA3.0软件获得三种解，第一种是复杂解，第二种是中间解，第三种是简洁解。无论是结果的哪一种呈现都要涵盖简约解的条件，此类条件属于决定性的前因部分，它们能从达到频数阈值的组合中区分出结果的一致子集和不是结果的子集，而中间解得出“补充的”或“有贡献的”条件。下表是四个前因要素组成的前因组态造成两种类型拼凑行为的结果探究(见表5)。
Table 4. Single factor necessity analysis
表4. 单因素必要性分析
Table 5. Antecedent configuration analysis of conceptual patchwork and demand patchwork behavior
表5. 构想型拼凑、需求型拼凑行为的前因组态分析
根据需求型拼凑的前因组态，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种分析结果：
① 相对来说，具有三种特性的社会企业更愿意产生需求型拼凑行为，第一个特性是高先前经验，第二个特性是低创业导向，第三个特性是低环境包容性。低创业导向的企业没有充足的资源去挖掘市场需求和提升产品的创新水平，更想要通过合理利用目前的资源而有效的控制成本，以维持企业生存(Hooi et al., 2016；周飞等，2019)。同时，较低的环境包容性迫使高先前经验的社会创业者利用自身资源解决资源匮乏的困境。其中最典型的两个案例为携职和乐郎乐读。低创业导向使得这两家社会企业更多依靠手头上的资源获得先行优势，而非开发新的商业模式，深度开发和创造性地使用现有资源。创始人的高先前经验促进企业在初创阶段整合现有资源进行需求型拼凑；同时，较低的环境包容性激发企业开展实用性更强的需求型创业拼凑，以最低的成本整合现有资源。例如携职面临市场竞争者较多、以及租金高、获利机会少等问题，促使创始人温少波利用自身人脉和政府支持为企业生存和成长创造条件。乐郎在运营初期入不敷出，创始人兰紫利用自己的积蓄和各种公益奖金来维持企业发展，后期利用自己出版行业的人脉对企业进行媒体报道，提高了知名度。
② 具有三种特性的社会企业更愿意产生需求型拼凑行为，第一个特性是高先前经验，第二个特性是高战略柔性，第三个特性是低环境包容性。低环境包容性促使社会企业利用高先前经验和高战略柔性快速有效配置资源。而高战略柔性则会让其在最短的时间内调整对各种任务目标的关注度，从而高效地开展资源拼凑行为。典型案例是善淘网：善淘网的创始人周贤曾成功创办商业企业，高先前经验使她能够利用已经掌握的资源和技能，而战略柔性是企业适应不同环境的能力。从善淘网的企业资源来看，“闲置物品二次售卖变成有价值的资源”的独特商业模式大大降低了善淘网资源用途转换的成本。因此在面临新的挑战时，善淘网具备相当灵活的资源配置能力，能够对变幻莫测的情况做出快速反应。较低的资源转换成本和较为灵活的企业资源整合能力使得善淘网能够通过廉价资源的整理与利用来应对需求，同时可以借助于当前的资源处理新的问题。
这表明：1) 在较低的环境包容性下，社会企业可以采取需求型拼凑行为来提高自身的合法性和绩效。2) 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企业应当重视先前经验的积累，创始人可以利用自己的先前经验和社会网络整合现有资源满足当前需求，同时提高组织的战略柔性进行多目标注意力配置；3) 如果环境包容性较低，不建议采取构想型拼凑行为，否则会导致社会企业较高的经营风险、创新阻力大等等后果。
根据构想型拼凑的前因组态，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分析结果：
③ 高创业导向、高环境包容性的则会更多的发生构想型拼凑行为。高创业导向使得社会企业更加重视研发和创新，倾向建立新的业务模式，通过增加公司价值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来提升公司绩效；同时高环境包容性可为其提供有效的外部条件。典型案例为残友集团、欣耕工坊、工友之家、上海百特等社会企业。
例如在残友集团成立初期，创始人郑卫宁擅长利用废弃资源，例如把淘汰的电脑选派给员工、向政府申请使用闲置公共厕所等等，这类构想型拼凑行为与创始人的高创业导向和外部的高环境包容性密切相关。发展阶段的残友集团也具有高创业导向的特点，重视创新与研发，在企业运营上属于风险偏好型。该企业有着较高的外部环境包容性，像深圳市政府对其一些业务实施政府购买，而且提供一万多平方面积的场地，因此资金、生产要素十分充裕，此外残友集团成立的非营利机构及举行的各大公益活动使其在残疾待就业人群中构建了强大的情感联系网络，因此企业很容易获得所需的技术人才，种种因素使得残友迅速扩张。由于运营策略的创新和规模的迅速壮大，残友有足够多的精力利用现有资源来解决新的挑战，采取构想型拼凑行为，并且不影响其他业务的发展。例如，由于残友软件公司只能解决理科残疾大学生就业，为了解决文科残疾大学生、低学历的残疾人和重症、卧床的残疾人就业的问题，残友先后成立了动漫公司、科技公司和电商公司。
具体到欣耕工坊的案例，该社会企业环境包容性高，有政府购买、社区组织、商业企业以及公益创投的资金支持；高创业导向，像是欣耕工坊利用地沟油生产肥皂等等，突破废弃资源的局限性，高环境包容性和高创业导向使企业倾向采取构想型拼凑行为。
就北京工友之家而言，其大概有百分之十的运营资金源于政府购买，和微软、LG、惠普、联想等大公司建立了合作的关系，属于被政府和各大企业重点资助的项目。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自成立起就获得了基金会、投资银行等的投资，以及政府购买服务的收入。高环境包容性使得这两家企业能够在资金和优惠政策上有足够的精力利用现有资源应对新挑战进行构想型拼凑，而不仅仅拼凑廉价资源来满足当下的需求。例如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由于考虑到企业可持续发展这一问题，开始通过做平台的方式改变自身，进行规模化的推广和复制，后期通过改变服务对象进行转型，盈利同时实现了社会价值。
这表明：在较高的环境包容性和企业的高创业导向下，社会企业可以采取构想型拼凑行为，开发突破常规的产品服务，在运营上尽量不要采取保守策略，可以适当考虑打破原有资源价值的局限性，塑造潜在的资源成果，从而发现或创造出新机会，最终提高自身的合法性和绩效。
5. 主要研究结论和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24家社会企业的资料分析，运用fsQCA的方法研究先前经验、创业导向、战略柔性和环境包容性对社会企业需求型拼凑和构想型拼凑的联动影响。从研究结果当中可以了解到，低创业导向、高先前经验、低环境包容性的更容易产生需求型拼凑行为；亦或是高先前经验、高战略柔性、低环境包容性更容易发生需求型拼凑行为；而高创业导向、高环境包容性的更容易产生构想型拼凑行为。
5.2. 研究贡献
在本文的分析中首次研究了按照资源拼凑动机分类的需求型及构想型拼凑两个结果变量的前因组态，对于社会创业中观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了进一步的补充。
从实践层面来说，此次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第一，社会创业者要重视创业及就业经验的积累，在环境包容度不够高、融资难度大的情况下，创业经验丰富、社会网络资源较好的社会创业者能够更迅速地实现资源“从无到有”的转变，或者将原本的积累作为向社会企业“输血”的通道，采取高效的需求型拼凑，而相关研究表明，需求型创业拼凑能够有效提升新创企业财务绩效(张芳菲，2020)。第二，面临高环境包容性和高创业导向，社会企业应该采取构想型拼凑，开发突破常规的产品、服务，相关研究表明，构想型创业拼凑也能够有效提升新创企业财务绩效(张芳菲，2020)；第三，为了促进社会企业深度开发和创造性地使用现有资源，采取构想型拼凑行为，政府应该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社会企业更多的扶持。
5.3. 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首先，本研究在选取案例研究时，由于考虑到部分社会企业缺乏丰富的文献资料进行全方面的数据提取，因此数据资料缺失严重的企业最终没有纳入研究案例，从而导致样本较少，缺乏大样本实证研究验证，不能针对各种规模，各个地区的企业展开分析。因此之后的分析可借助于大样本实证分析的方式展开探索。
其次，本研究虽然围绕着需求型及构想型拼凑作为结果变量进行了前因分析，但并未考虑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影响关系，或者进一步探讨在社会创业的不同阶段其进行需求型和构想型拼凑的此消彼长的动态演化规律。比如，根据数据资源推测社会企业前期可能以需求型拼凑为主，后期规模扩大后以构想型拼凑为主等，这种类似的研究仍待进一步挖掘。
最后，本研究的样本以国内社会企业为主，因此本研究的代表性和包容性仍待拓展。未来研究可以从不同国家的社会企业资源拼凑的不同路径展开更深层次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