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当前研究生态文明的文章中，大量目光集中在生态文明战略的微观方面，例如生态文明战略的提出过程、实施路径等，在为何实施生态文明战略方面，目前的研究大都将目光集中到发展中的生态破坏问题、资源问题方面。诚然，这是我国在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发展方式的问题，但如果将目光扩展至全球，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同样遭遇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为何只有我国将生态文明发展战略放在国家战略这一重要战略位置？当目光转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时会发现，这是我国在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垄断阶段时，面对诸多挑战而提出的中国方案。
2. 金融资本全球化决定当前全球格局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明确提出，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经营”必然变为金融寡头的政治。进一步讲，金融垄断必将成为帝国主义发展演进的最高形式，国家间竞争必将表现为金融寡头控制下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意识形态等在内的全面斗争，二战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的确证实了这一推断。
2.1. 产业资本阶段——地缘政治主导全球格局
作为帝国主义开始向金融资本过渡的标志，冷战无论从其本身还是从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来看，都是分析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起点。
从冷战本身来看，抛开意识形态斗争的窠臼，冷战是资本主义在产业资本阶段的必然产物，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产业资本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开始了金融全球化的进程。
产业资本阶段最重要的特征是在地化，产业资本和资本家都是有祖国的，其整个工业化体系都在国内，产业资本间的竞争催生了第二次世界战争，而二战中工业实力最强，最能够使工业生产能力转向军事生产的国家就成为战胜国，例如当时军事生产能力最先进的德国和美国。战后，美苏两个集团分别控制了二战的主战场——欧洲战场和亚洲战场，形成地缘分割，进而形成了包括意识形态、制度、经济等在内的全面对抗，核武器的问世则更加强化了美苏阵营的地缘边界，导致地缘界限几乎不可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就此休战，于是进入冷战阶段。二战战后形成产业资本阶段的地缘政治是冷战发生的客观背景。
二战后，工业资本开始恢复，欧亚大陆原来的工业国迅速进入战后再工业化，短短一二十年，生产力全面恢复。于是二战前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即生产过剩再次出现，在经济上则表现为企业不景气、工人下岗等一系列现象。加之局部热战不断爆发，比如60年代东南亚的半岛战争、7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80年代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等等，在制度比较、军事冲突的压力之下，西方世界开始产业外移。首先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越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过剩时，资本家与工人间的矛盾越表现为对抗性冲突，其主要转移国家是军事政变或者集中体制的国家，这些国家能有效维持稳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亚洲四小龙”，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属于集中体制，能够在有效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端制造业的同时维持地区稳定。表面看，西方的产业外移在转嫁国内矛盾的同时客观上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很少有人意识到，此时冷战正在悄然发生异变——跨国公司开始寻求在世界范围内获利。
2.2. 金融资本阶段——币缘政治主导全球格局
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进入金融资本阶段，因金融主导经济而出现了金融资本全球化。 [1] 金融资本不在地，以流动性获利为主，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占有利益，因此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内涵上发生了重要的改变，从而在上层建筑方面表现为制度、意识形态、思想领域等各方面的演变，演变的最终结果就是苏东剧变。学者在探寻苏东剧变的外部原因时，归因于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而所谓“和平演变”背后的经济动因却很模糊。西方世界普遍开始进入金融资本阶段时，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因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进入金融资本，停留在实体资本阶段，这些国家与进入金融资本的西方国家的最大不同在于，仍然只计算实体生产的产量，国民经济无法进行货币化的统计。而西方国家进入金融资本阶段后，开始使用GDP作为统计方式，计算交易的增加值，这意味着，金融资本在各种交易中都在发挥作用，体现在数字上，就表现为经济增长指标的大幅提升。而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实体生产并不一定低于资本主义国家，但由于没有货币化，因此根本无法进行比较。西方国家将此转化为意识形态性的宣传，于是就有了因为社会主义形态所以贫穷的说法。这就是地缘战略开始向币缘战略转化的表征，币缘战略主导时，经济货币化，使得各种经济指标在数字上具有说服力，从而带动了软实力的表达。加上一系列的制裁措施，例如当初的苏联，在西方国家压低石油价格、抬高粮价后，缺乏足够的外汇购买粮食，导致国内粮食供给发生明显不足，引起进一步的社会不满，而这就是80年代后期苏东开始出现社会不满并导致社会反抗的起因，苏东解体的过程事实上反映着金融资本不断演化的过程。当西方世界开始进行产业外移时，就意味着金融资本已经开始向全球蔓延，而冷战前期形成的坚不可破的地缘战略格局也悄然瓦解，新的币缘战略开始形成。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资本下的币缘战略取胜，形成单极霸权，对世界进行控制。这个阶段不再有明显的竞争阵营，金融资本成为主导竞争力量，币缘冲突取代地缘冲突成为世界的新矛盾，在这个阶段，美元集团和欧元集团的矛盾成为冷战后世界局部冲突的主要原因。苏东解体后，留下了一个庞大的资源货币化的空间，于是西方金融资本将大量的资源如石油、矿产、天然气等进行货币化，占有了这个庞大的市场，因此在90年代上半期，出现了西方经济的超前繁荣。以此为契机，1992年，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1994年《马拉喀什协定》签订，美国推出世贸组织，与此同时，欧共体开始向欧盟生成，至此，美欧完成了苏东解体后对西方的区域整合。欧盟成立后，欧元问世，其币值相对较高，并以欧洲的区内贸易作为主要市场，西欧国家的区内贸易扩大到东欧，加之与俄罗斯的原材料贸易，因此其区内贸易大大高于区外，区内贸易的结算货币占有较大份额。而美元则早已大大超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货币结算，成为世界货币，世界主要货币资产都在流向美国，欧元的崛起就成为美国单极霸权的挑战者。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了科索沃战争、巴尔干冲突、中近东地区的局部冲突等等，美国挑起局部热战，从而抑制欧元集团崛起，迄今都未停止，使得欧元的范围始终不能扩大，欧元始终没有成为世界广泛接受的货币。从币缘政治的角度来说，这个阶段是苏东解体后，西方在崛起时形成的美元集团和欧元集团的对抗性矛盾，主要矛盾方面是美元集团，次要矛盾方面是欧元集团，矛盾表现为币缘冲突。
至此，从冷战开始到20世纪结束，以美元为主要代表的金融资本基本完成了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
3. 中国在金融资本全球化中遭遇重大挑战
美元集团的单极霸权在20世纪末受到崛起的欧元集团的挑战，这是进入新世纪的客观背景，而中国虽不属于金融资本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国家，却被动纳入金融资本的竞争体系中。
3.1. 中国被迫加入金融资本阶段的全球竞争
1997年席卷全球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中国被动加入金融资本阶段的全球竞争的开端。西方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端制造业大量外移，主要承接国家大部分是具有集中体制或军事政变从而能够维持社会稳定的亚洲国家，这个过程客观上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催生了诸如“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等高速发展经济体的出现。发展起来的东亚资本在本质上仍属于产业资本，但其既无法进入金融资本，也无法融入高技术，这些资本在有剩余的时候也并没有留在当地继续提升产业竞争力，而是流向当时金融资本发达的美国，寻求高技术产业的机会收益。于是，缺乏必要的资金，产业结构无法升级，后果就是产能过剩，想要保持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只能通过借外债的方式维持经济增长，高度对外依附的经济发展方式必然不可能持久，一旦某一环节出现问题，经济就会全面崩盘。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之所以最先在泰国爆发，就是因为泰国国内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而且长期通过高投资的方式带动经济增长，陡然放开资本市场后外汇波动过大，导致经济全面崩盘。对于此次危机的原因分析，从微观层面看似乎是外债结构不合理、外汇政策不当或者某些大金融家的操作，但从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历程来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从本质上看就是资本流动的客观结果。
作为亚洲国家，中国不可避免地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金融危机全面在亚洲爆发时，中国的所有金融机构，特别是大型国有金融机构的不良率大大高于所有爆发金融危机进而金融崩溃的国家，不良资产甚至达到三分之一，这意味着用极低的收益支付极高的成本，从理论上讲，这种情况下的金融市场根本无法维持，很快就会崩溃。然而中国却顶住了压力，成功应对了此次挑战，原因就在于举国体制，简单来讲，就是用国家财政的力量兜底金融的资产亏损，从而让金融得以重新运转。1999年国务院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1，对应处置国有四大行2剥离的不良资产，因此银行就可以丢掉坏账，轻装上阵。作为最直接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香港，也是因为中央政府的支持，以国家的外汇储备作为支撑，才得以成功渡过危机。因此，当中国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并成功度过风险的时候，就意味着中国已经被动加入到资本主义上升到金融资本阶段的斗争中了，并且在竞争中初战告捷，所以当人们发现“中国威胁论”在1998年之后出现并逐渐甚嚣尘上时，就应该清楚地知道，中国已经站在金融资本竞争的舞台上了。
3.2. 中国随着全球挑战的形势调整战略
进入新世纪，中国逐渐认识到自身在世界金融资本竞争舞台上的地位，因此不得不做出新的战略调整。同期，2001年美国所谓新经济泡沫化，给产业升级带来危机；而且因为美元集团长期与欧元集团斗争，在中近东地区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宗教极端主义萌发，出现了“911事件”，纽约金融资本最集中的世贸中心被炸，这就是说，币缘政治的冲突已经愈演愈烈，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美之间达成了在反恐方面的战略合作，并在其他领域陆续展开合作。在此时期，也就是21世纪初，中国以庞大的实体经济生产能力向美国输出低廉商品的同时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使得美国能够在大量增发货币的同时不发生通胀，这事实上帮助了美国加速实现金融全球化，巩固了其金融霸主的地位。中国也因强大的劳动力优势和政策优惠吸引了大量的美国低端产业，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这个时期是中美的战略接近期，中美双方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
但很明显，吸取了东南亚国家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教训，中国不可能重蹈覆辙，必须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寻找一条健康的、可持续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于是在2003年，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生态保护型社会也被正式提出。而随着美国实体产业的不断外移，金融产业无法吸纳大量劳动力，于是造成国内就业下降，引起人民不满，中国由于大量接收了美国的实体产业，逐渐被美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实体产业由于缺乏投资对象，于是大量涌入高机会收益的房地产行业，最终导致了2007年的次贷危机，并且直接演化为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海啸。这是金融资本发展的客观态势，金融追求的是机会收益，必定排斥实体经济，而缺少实体经济的支撑，资本空转最终必定崩盘，这是显而易见的。 [2] 而美国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方式是量化宽松，向世界转嫁风险， [2] 因此世界对收割金融资本收益却不承担世界责任的美元集团产生质疑，美元的信用度因此大幅下降。就在这个阶段，中国力主东盟10+1，韩国和日本紧随其后，一旦形成亚洲经济共同体，亚洲经济一体化就如果像欧盟一样推出“亚洲元”，世界经济将呈现出三足鼎立的态势，而这是美国单极霸权绝对不允许的，所以爆发了中日钓鱼岛事件，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南海事件，日本与韩国之间的竹岛事件等等。接着，奥巴马时代高调宣布“重返亚太”，并且要建立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太平洋自由贸易区。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都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全球化的进程给世界和中国带来的挑战。
3.3. 金融资本时代中国遭遇的全球挑战愈演愈烈
为了改出金融全球化的范式，防止中国再次遭到金融危机的打击，2013年，中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建立双边货币协定，2014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进一步主张建立以人民币为结算货币的原油期货和铁矿石期货。这样，虽然没有形成“亚洲元”，但在石油和原材料的市场上，中国试图切美国的“奶酪”，因此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中国是“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的论调，中国也被美国认为是“挑战者”。2018年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这是美国在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在币缘战略主导下作出的举措，是一个必然的演变过程。发展到今天，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过后，中国成功应对了疫情，让世界看到中国力量的同时也让美国更加恐惧中国的崛起，加之美国因为长期的实体产业流出造成大量劳动力无法就业，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获得金融资本的收益，从而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尖锐化等等，种种因素促使美国将中国作为主要敌人，于是在2020年7月在参众两院通过了以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议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更是发表了措辞严厉但又非常荒唐的近乎于新冷战声明的讲话3，直接将中国作为新冷战的主要敌人。
4. 以生态文明为战略导向走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之路
面对如此严峻的全球挑战，中国不能再停留在21世纪初期的时代发展状况中，必须以新的举措作出应对，这就是以生态文明为战略导向。事实上，早在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的时候，中国就开始提出生态文明发展理念，也就在此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开始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思想。中国未必亦步亦趋地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径走下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靠着生态文明作为战略导向进行结构调整的。
4.1. 以生态文明为战略导向是新中国发展经验在新时代的运用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从中国全面撤资，此时的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仅面对着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封锁，还面对着苏联的封锁。整个60年代，中国不仅要支付所有苏联战略援助时未支付的成本，还要集中全国力量发展国力，更要破除被两个超级大国共同制裁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70年代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将两大阵营中一大批刚获得独立的新国家划分为第三世界国家，成功划开铁幕，解构了美苏两个冷战阵营的意识形态，这是宝贵的历史经验。因此在面对如今金融资本全球化主导下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时，中国不能再局限于以往的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话语体系，而是应该及时归纳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从而面对新的挑战。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就是中国在重构话语体系的努力中迈出的重大一步。
4.2. 以生态文明为战略导向超越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路径
回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产业资本——产业资本逐渐被内部矛盾左右而难以为继–产业外移–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全球化扩张的过程，这样的历史过程运行了几百年。一方面，这样的过程是通过大量占用和消耗资源实现的，如果中国遵循这样的进入现代化的模式，以中国的资源环境禀赋和人口总量来看，地球资源根本无法承担。从长远看，地球资源是有限的，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路径并非一个可持续的、能够允许他国模仿的路径。以生态文明为战略导向，意味着我国将不再沿着资本主义文明的一般发展方式，即在产业资本扩张过程中将巨大的产业集群叠加在城市带的不断扩张上，造成巨大的能源原材料的消耗，追求所谓现代化的高消费的生活方式，而是从工业化阶段走向生态文明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超大型、多样化的地理空间是我国独特的优势，青藏高原隆起带动世界几大洋的水汽向上凝聚，变成青藏高原的众多湖泊和冰川，冰川融水和高原湖泊流水向东奔涌变成了大江大河，形成中国独特的地形地貌、地理条件和资源条件，这本身具有非常丰富的生态化的内涵，也是我国以生态文明为战略导向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条件。利用独特的环境禀赋，创建一种环境友好型的现代化模式，这本身就已经超脱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另一方面，对中国自身来说，如果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典型的市场经济体制走下去，难免承受其苦果——经济过剩之后很快就会带来企业不景气、工人失业、银行贷款变成坏账，连带发生金融危机，而且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资本主义的产业扩张–金融扩张的模式最终将走向不归路，这是客观规律，并且早已被人们认识到，因此，中国必须按照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自我调整。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国明确提出以生态文明作为战略导向，是在新发展阶段上作出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判断。新发展阶段，就是从高速发展走向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经济发展模式的更换，扼制金融脱实向虚，大力发展实体产业，实行供给侧改革，筑牢国家经济安全之墙。在此阶段，利用好生态资源，推行生态产业化，构建完整的生态产业链，改进产业生态化，建设环境友好型产业，从而以生态文明为导向，实现生态资源的价值化，练好内功，夯实基础，应对金融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挑战，这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上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战略内涵， [3] 同时也遏制了金融资本发展的势头，从根源上避免出现重大金融危机的可能。
4.3. 以生态文明为战略导向保卫国家经济安全
当前的全球化，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一种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形成挑战，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必然采取各种措施扼制中国的崛起。美国针对中国发起了一系列挑战：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而拜登政府上台后并没有改变特朗普政府的强硬政策，因此下一步一定会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有可能是环境战、生态战等。未来的斗争轻易不可能采用战争方式，金融资本阶段的国际竞争是典型的非理性斗争，以美国为首的美元集团最有可能采取的方式是阻断金融结算体系，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中国进口原材料和粮食就变得举步维艰，过去那种依靠产业资本发展同时把产业资本与城市化相结合的方式就难以推进。从目前我国的进口结构来看，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成为亟需解决的两大问题，而一旦美国加重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压力，某个局部的冲突就可能会导致中国所有的海外输入出现严重障碍。
当这些对中国的强烈挑战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趋势的时候，在我国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以往的思想体系、制度体系、经济体系必须作出全面调整。外部环境不安全的情况下，只能在国内进行战略转型，练好内功，夯实基础，而以生态文明为战略导向，实现乡村振兴，正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 [4]。乡村并不像城市一样，将产业资本叠加在城市带，而是一个能源资源消耗都相对比较低的和自然结合的比较密切的人类生存方式， [4] 乡村的开发大有可为。这种开发并不是要让乡村变成城市，而是要发挥乡村的生态资源优势，实现生态资源价值化，一方面，乡村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能够催生巨大的经济活力，让经济这潭水在源头上活起来，另一方面，当前金融机构中大量空转的资本能够在乡村的发展中找到承载，空转的资本找到了实体经济的承载，大大减少了遭遇挑战就崩溃的风险，从而能够很好地保障金融链条的完整，而除了乡村，再也找不到其他更好的落脚点。
4.4. 以生态文明为战略导向推动全球化转型
以生态文明为战略导向，有利于构建新兴国家关系，从而推动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中国完成全球化的转型。将视野放宽会发现，不仅仅中国面临金融化时代的挑战，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如此境遇。以生态文明为战略导向不仅仅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更换，也是构建新型国家间关系的突破点。目前的全球国际秩序体系主要由西方国家控制，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已经彻底暴露出其逐利性和非理性，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处于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中，始终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甚至干涉，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在生态文明的发展阶段中，如果中国能够与生态文明相关的国家构建新的战略合作关系，与其他国家一同把原来资本主义的金融资本文明转向生态文明，就可能形成一个新的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带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技等一系列的重大转型，这些转型代表这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是应对金融全球化挑战的有力武器。 [5] 以生态文明为引领，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新方式，就意味着改出了以往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与那些同样具有丰富自然资源禀赋的国家构建新型战略同盟关系，进而建立以生态文明为纽带的新型国际秩序，推动全球秩序体系的转型。
4.5. 以生态文明为战略导向回归人性化的生存方式
转向生态文明，意味着脱离出了美国主导的金融资本的全球竞争，上升到另一个层次，即人类发展的生态文明阶段。这个阶段脱离了资本主义的非理性竞争，以生态文明为引领，有利于建立一种更加人性化的人类生存方式，更加符合历史规律。资本的逐利性不会改变，金融资本竞争的最终目的是获取利益，这样的竞争服务于资本的增殖，而非人的发展，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畸形的发展方式。而生态文明阶段则回归到人本身，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经历了原始阶段和工业文明阶段之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否定之否定，是对人性的回归。不论何种文明，不论何种意识形态，最终目的都应该是人的全面发展，超越金融资本的竞争，上升到生态文明阶段，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发展方向的。
NOTES
1中国华融资产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2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32020年7月23日，蓬佩奥在美国尼克松总统图书馆以《共产主义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为题，发表了一场公开演说。在这场演说中，蓬佩奥不仅再次对中国的体制和执政党进行了抨击，还对中美建交以来美国的对华战略进行了全盘否定，更是号召世界各国组成一个“民主国家联盟”，来改变共产主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