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形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强调，数字经济将影响世界未来发展的方向，各国应进一步激发数字经济潜能，为亚太地区经济复兴提供新动能。数字经济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形式，尤其重视“数据”这一生产要素，如今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中国信通院2021年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和《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显示，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二；占GDP比重达38.6%，位居世界第九；面对疫情的冲击，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同比增长达9.6%，位居全球第一。由此可见，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将进一步推动国民经济的整体稳定提升。
虽然我国数字经济总体发展情况向好，但地区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发展不均现象(见图1)。2020年广东、江苏等地数字经济总量高于四万亿元，北京、上海的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均大于55%，而陕西、贵州等地数字经济规模不超万亿，数字经济总量占GDP的比重还未达到20%。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区域发展失衡的现象已引起许多学者重视。陈芳根据其构建的数字经济发展质量测度指标体系，用空间探索数据分析方法对我国各省域2007~2016年的数字经济发展质量进行了量化研究。其调查结果表明，我国数字经济社会发展质量总体表现为西低东高、两极分化 [1]。李鹏勇对江苏省十三市2014~2017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的综合分析结果表明，江苏数字经济发展状况不均衡现象严重，苏南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四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而苏北徐、盐、宿、淮和连云港五市则较为落后 [2]。
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数字经济区域间的不平衡问题，而这就必须要分析是哪些因素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质量，并探究出一条能将数字经济发展领先地区的经验与机制进行推广的路径。
2. 地区数字经济水平差异的影响因素
通过对不同地区的各项发展指标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差异主要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并受地区开放水平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两个因素的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和地区经济水平有关。2020年GDP总量居于我国前列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地，其数字经济总量均超过一万亿元，且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也超过百分之四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更是大幅度领先中西部GDP相对落后的省市。同时，GDP增速排名前列的贵州、重庆、四川、安徽等地，数字经济增速也均超过百分之十，位居全国前列。由此可见，地区经济总体发展水平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Figure 1. Scale and proportion of digital economy in GDP of major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in recent four years
图1. 近四年我国东、中、西部主要省市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
数字经济发展受地区开放水平因素的影响。自2013年上海建立我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七年来我国已陆续建成21个自贸试验区。然而在21个自贸试验区中，东部省份占大多数，中西部却只有陕西、四川等地，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东部地区远高于西部地区的局面(见图2)。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地区通过自贸区合作，可以调动广泛的市场主体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和差异化产品，逐步在国内或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中提高经济增长水平，并较快捷、高效地引进数字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关键技术与数字人才两大要素，从而进一步加速本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
Figure 2. The scale of digital economy in the past five years in major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provinces with free trade zones
图2. 设有自贸区的东、中、西部主要省份近五年的数字经济规模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也受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因素的影响。新基建以信息网络为基石，是实现数字转型、经济高效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系统 [3]。将信息、计算机技术业务和软件业固定资产投入规模作为一项综合度量指数，2017年江苏、浙江、山东分别投入611亿元、336亿元、317亿元，而贵州、陕西仅有138亿元和224亿元。由此可见，东部地区对新基建项目的投入资金较中西部地区更多，从而导致东部与中西部之间产生更大的数字鸿沟。
综观以上三个影响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因素可以发现，扩大地区开放水平是最适合将数字经济发展领先地区的经验与机制进行推广的路径。首先，我国GDP总体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态势，总量大且地区差距不断增大，马太效应逐渐明显，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难在短时间内缩小。其次，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要求有大量的资金投入支持，比较依赖地区的经济水平，因此GDP落后的地区在新基建方面很难胜过沿海发达地区。而地区对外开放则较少地依赖地区经济水平，因此通过国家相关政策扶持，在中西部地区建立自贸区并与别国合作，积极引进外国资金和技术，充分利用外来力量和数字经济的后发性优势，可以弥合数字经济鸿沟并实现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进而促进区域总体经济水平提高，缩小与东部发达区域GDP水平的差距，最终实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均衡发展。
3. 东部地区对外开放过程中形成的数字经济发展路径
通过对东部地区扩大开放水平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可以总结出建立自贸区合作来发展数字经济的先进经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在自贸区合作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首先引进数字人才、技术等关键要素，进而加快本地区产业数字化进程，然后参与到数字产业链条，最终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展路径。
(一) 引进数字人才与技术
自贸区的设立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各自贸区更是高度重视对人才、技术等数字生产要素的引进，并为其发挥作用创造环境，从而构成地区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以江浙沪地区人才政策为例，2019年南京片区共吸引3720名海内外人才申报高层次创业人才引进计划，并且通过实施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累积增加企业减免税三百五十七亿多元，并累积孵化引进了三千余家高新技术企业 [4]。浙江省则实行“市场年薪、合同聘用、绩效考核”的机制，重视招商引资与引进人才两方面的共同作用。而上海作为我国建立的第一个自贸区，早在2011年就召开了人才引进工作座谈会，开始构建人才引进平台，如今更是形成了“1 + X”的海外人才政策体系，进一步优化了外籍人才的引进机制 [5]。通过明确标准、放宽限制和创造便利，江浙沪等地在建设自贸区的过程中引进了大批的高层次数字人才，进而吸引了外国对我国电子信息产业、汽车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等的大量资金投入，获得了智能化技术等先进制造技术的引进渠道，从而为我国高质量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 发挥本土优势，加快产业数字化
产业数字化是指将数字技术应用到传统产业并对其进行改造升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着重发挥“数据”这一关键生产要素，赋能传统产业孕育新模式，再造新优势。在自贸区合作中，数字人才、技术等的引进是外在的要素，而产业数字化则将外来的要素融入进本土产业并促使其提质增效，最终实现他国的先进生产要素与经验为本地区所用。江苏制造业规模庞大，2020年第二产业增加值超过4.4万亿元，占全国比重超过10%。在自贸区合作中，江苏依托引进的技术、人才等关键生产要素，重点发挥制造业的优势，成功助推了产业数字化的转型升级，并快速提升了当地数字经济水平 [6]。苏州的车联网先导区通过中日韩三国合作的平台，达到了对汽车产业和数字化的高度融合。近三年来，盐城也通过中韩自贸区平台实施了500项投资2000万元以上的智能化技改项目，并通过与现代、起亚、三星、LG等大公司大集团的战略协作，有效提升了汽车工业等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数字化、互联网管理水平，并完成了汽车工业数字化技术的重大突破。通过自贸区合作引进数字人才与技术，并充分发挥本土产业优势，可以加快当地产业数字化进程，从而为研发新一代信息技术、培养更高层次数字人才提供动力，最终促进形成数字产业化并发展高质量的数字经济。
(三) 创新数字技术，打造数字产业链条
加大数字人才、技术的引进和充分利用本土产业优势发展产业数字化为数字产业化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基础动力，并促进地区参与、打造数字产业链条。在产业数字化融合本土与外来生产要素的过程中，地区可以渐渐形成自身新的发展有利形势，产生新的数字技术，然后依托形成新产业，最终促使数字化产业的出现与逐步发展。数字化产业的出现将推动形成新的数字产业链，如数字产业上游的5G、光缆，以及中游的电子信息制造业、服务业，还有下游的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等。近两年在疫情影响下，5G网络等新基建成为各地的发展重点。以江苏盐城为例，盐城依托中韩自贸区平台，积极推进5G网络部署，共计新建成5G基站4829座，实现了5G 网络对市、县主要城区的基本覆盖。同时，盐城还在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方面逐步形成了规模效应，进一步提升了数字化产业水平。2020年盐城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主营业务收入共计达到30.4亿元，同比增长速度为27.8%。在此基础上，盐城还进一步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力，开展智能化软件建设项目70多个，“我的盐城”APP累计注册用户达到174万户，已接入全市57个部门单位425项服务功能，为相关产业数字化的发展打好了基础。随着产业数字化的快速转型升级，数字产业化逐步形成并发展，打造了本土数字产业链，促进了数字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通过对东部地区利用自贸区与别国合作发展数字经济的措施进行总结，可以发现其均遵循了“引进–融合–创新发展”的对外开放路径：首先积极引进数字人才、技术等关键生产要素，为地区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供应全新力量；然后充分利用本土产业优势进一步发展数字产业，形成数字产业链，最终高质量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发展数字经济的路径前期更多依靠外来的生产要素，中期则需要着重发挥当地的产业比较优势。通过前中期的积累，数字经济的后发性优势便可以在后期出现、发力，最终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该路径对地区总体经济水平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的高端技术依赖相对较小，因此比较适合推广到中西部地区。
4. 中西部地区发展数字经济的相关建议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从高增速向高质量过渡的关键阶段，数字经济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其地区发展不均衡、不协调的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上文总结的东部地区“引进–融合–创新发展”的对外开放路径，旨在为中西部地区发展数字经济并弥合数字鸿沟提出相关建议。
东部地区通过自贸区合作发展数字经济的模式有迹可循，值得中西部地区加以借鉴。面对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蔓延的趋势，我国应抓住RCEP签订机遇，重视区域经济关系建设，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水平。因此，国家可以推出相应政策，推进我国自贸区的合作建设，将东部地区的先进经验推广到中西部地区，从而加快推动中西部地区与其他国家建立自贸区合作关系。此外，针对中西部地区深居内陆，缺乏沿海运输优势的情况，还可以通过制定有关优惠政策，帮助其进一步向西发展，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中，以此来扩大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
在国家推出自贸区合作建设的宏观政策基础上，中西部各地区政府还需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推出配套的合作方案。地区政府可以通过出台相应的投资优惠政策，在自贸区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外资的引进力度，从而为数字经济发展积累资金支持。同时还要重视对高端人才的引进，着重创新柔性人才引进机制。地区政府需要不断健全人才便利化服务机制，保障高层次人才在落户、医疗等方面的权益，切实制定、实施优惠政策，搭建出完整的人才引进、落户平台，从而为加快当地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保障。
中西部地区还需努力开辟在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合作新领域，推进全产业的数字化合作。现阶段我国农业和工业的数字化水平仍然较低，因此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可以着重将自贸区合作引进的信息技术赋能农业、工业等领域，通过数字化改造的方式完善数字经济全产业链。此外，中西部各地区还可以充分发挥当地比较优势，继续做强制造业等传统产业，为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打造数字产业链和最终实现数字产业化筑牢根基。
通过中西部地区的积极探索与自身优势，凭借对东部地区“引进—融合—创新发展”对外开放路径的应用，在未来，我国数字经济东西部的鸿沟将得到有效弥合，我国经济也将迎来全新的、更加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5. 结语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总体情况向好，但地区差异也日渐明显。东部地区凭借其发达的经济基础与高度的对外开放水平，形成了对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领先优势。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如何从东部地区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汲取经验，探索并推广适合本地区发展的路径变得越来越重要。通过研究分析东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水平以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可以发现“引进–融合–创新”的提升数字经济水平路径，通过对该路径的学习与应用，西部地区能够发挥数字经济的后发性优势，逐步弥补差距，最终实现我国数字经济的区域协调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