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组织资源动员理论的研究综述

A Review on the Theory of Resource Mobiliz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摘要: 资源动员理论作为社会运动理论的一种研究范式，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只被运用在政治权力对立的研究中，还被广泛地与社会组织资源整合、动员形式的探索结合。本文梳理了西方资源动员理论的发展沿革、组织实行资源动员的具体路径、组织参与形式和组织在整体动员中使用的策略研究，而在我国关于资源动员理论更多体现为社会组织资源来源和组织利用资源生存的研究及具体案例的分析。

Abstract: As a research paradigm of the social movement theory, the theory of resource mobilization has been not only used in the study of the political power opposition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but also widely combined with the exploration of the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mobilization form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evolution of western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the specific path of organizational resource mobilization, organizational participation form and the strategy of overall 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 and use. The theory of resource mobilization is more reflected in China as the study of resource sources and the analysis of specific cases.

1. 引言

标志着当代西方社会运动理论诞生的资源动员理论经历了从理性选择的单一视角扩展到人际层面的广泛讨论。西方学者从组织和参与的视角对作为资源动员主体的组织结构及资源的分类和获取方式进行分析，认为专业化和组织效能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需要加强与外界互动，使内外部参与主体形成有机整体。资源动员理论传入我国后，学界运用这一理论开展了很多在社会组织集体行动方面的实证研究，既发现了西方理论体系在实际应用层面的问题，也提出了具有本土化特色的解释。

2. 资源动员理论沿革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资源动员理论一直被认为是社会运动的主要观点。资源动员理论认为怨愤本身不足以引发社会运动，能否动员到足够丰富的资源才是决定社会运动兴衰成败的关键 [1]。

资源动员主要探究的是行动者如何为达成目的而组织起来，通过策略型增加诱因以刺激参与的有效动员。麦卡锡(McCarthy)和扎尔德(Zald)认为由于社会财富增多、教育提升和专业人士的成长、专业改革者的出现、政府福利计划的推动，以及电子传播技术的出现等社会变迁因素，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流动，是美国社会运动数量增加的原因 [2]，资源动员论应运而生。

早期资源动员论认为，社会运动参与是一个理性选择过程，人们在决定是否以及怎样参与的过程中会仔细权衡收益和成本，社会运动必须经过一番艰苦的动员，才能招揽足够多的参与者 [1]。麦卡锡和扎尔德提出资源动员的基本假设包括：社会运动参与是一种正常的行为；运动参与涉及时间、精力和金钱，不能只依靠怨愤；运动资源来自外部社会，而非内部；社会运动涉及运动本身、权威和公众三方，关注媒体角色的连结性 [3]。

卡兰德曼斯(Klandermans)为了将资源动员论的分析扩展至社会心理学层面，他创造了共识动员的概念，行动动员是指汇集外在资源的过程，共识动员则是为了建立参与者之间的共享意义 [4]。资源动员论从早期对于个体层次的利益、诱因讨论逐渐转向人际层次的动员网络的研究，开启了与其它研究途径对话的可能。

在之前的研究中，资源动员大多着重讨论社会运动与政治权力对立的关系，但自从研究者分析着眼于组织领导者与跟随者的特质、社会支持与社会运动环境的限制，进而掌握动员的资源与组织间的联结、外力支持的依赖与权威控制的策略的影响时 [5]，资源动员的理论视角转向聚焦于资源动员形式和动员数量的微观分析。

3. 国外社会组织资源动员研究

3.1. 资源动员的组织研究

任何一个社会运动最不可分割的部分是协调和指导运动产生和发展的组织。韦伯提出组织的科层制后，米歇尔斯认为任何组织最后都会走向“寡头制”，即少数人掌握了组织意识形态和制度发展的话语权，形成了为保护少数人利益的维稳组织。而扎尔德(Zald)和阿希(Ash)对“韦伯–米歇尔斯”模型(Weber-Michels model)中的组织形态进行了挑战，推导出了关于社会运动组织的成长、衰败和变革的十七个命题 [6]，其认为运动组织的演变受到社会环境中态度和情绪的起伏、与其他运动组织的互动的外部影响，同时新兴的官僚结构、内部意识形态派别、领导风格以及其他本质上的内部因素也导致了组织的变革。

资源一直被认为是社会运动组织及其活动的过程和性质的一个基本决定因素。集体行动的主要任务是资源聚集，自由支配资源水平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社会运动活动水平的变化 [7]。研究者对资源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弗里曼(Freeman)提出的资源概念一般类别指金钱、合法性、人力和偶尔的专业知识 [8]。麦克亚当(McAdam)提出组织创造的资源包括人力、财力、组织网络、空间、理念、社会关系等 [9]。克雷斯(Cress)和斯诺(Snow)试图解决之前研究者所提出的资源概念中“不知这些是所有调动的资源，还是被研究人员认为很重要的资源”的问题，进一步提出了道德情感资源(外部支持网络)、物质资源(包含金钱和普通物品等)、信息资源、人力资源四种资源类别 [10]。奥立弗(Oliver)和马威尔(Marwell)认为志愿劳动作为集体行动资源的重要性被低估 [11]。

社会组织资源动员的效能在早期与组织的专业化程度紧密相连，同时与所获外部资源的多寡密不可分。麦卡锡和扎尔德认为扩大的个人自愿、组织专业化以及可获得的外部财政支持是社会运动成败的主要原因 [2]，组织专业化程度越高，资源动员的效率越高。社会运动组织对于物资和时间资源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大量的社会运动组织越来越依赖于外部资源而存在 [12]。外部资源固然重要，但过多依赖外部资源容易丧失组织自主性，进而发展受到牵制。麦克亚当认为社会运动的领导者逐渐由弱势者转而向外来的专业知识分子所领导，同时强调“自有组织资源”的重要性 [9]。Stevenson等人认为大部分新兴组织依赖于从多个非正式资源提供者处获得的不同类型的资源 [13]。只有唯一的资源来源渠道会增加社会运动发展的风险性，发掘“自有资源”，寻求多方支持是提高组织效能的重要途径。

一个组织要能有效地动员资源网络，则有赖于组织内部领导者为组织与其他组织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扎尔德和阿希提出组织领导层对一系列目标的承诺也可能会影响组织的结构 [6]。Brush等人认为组织的领导者需要确定并结合潜在的资源类型和资源来源，然后成功说服外部参与者支持其新生的企业 [14]。当组织的领导者或领导团队，能够提出真正适应组织所需的方案计划，才能真正吸引各类资源投入，同时能够获取外部环境的组织信任。Hertel等人认为在资源动员的过程中，领袖可以促进建立当地社区成员的所有权感，建立他们的组织作为社会中心，并创建社区共同的符号和仪式 [15]，组织领袖在资源动员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3.2. 资源动员的参与研究

社会运动是一种集体行动，需要主体的参与。除了组织的领导者，资源动员的参与主体还包含其他几类。麦卡锡和扎尔德提出社会运动组织有三类参与主体：参与组织决策过程的干部(大部分时间用于组织事务，也可以仅将其一部分时间用于组织事务)，其中那些获得报酬(无论多么微薄)并全职投入组织的人称为专业干部；那些全职致力于组织，但不参与决策流程的称为专业人士；那些间歇性地花时间来完成组织任务而不是在干部级别上的人则是组织的工作者 [16]。马威尔和奥立弗认为集体行动之初总有“关键群众”的存在，数量较少，但其愿意无偿为他人提供一定水平的公共物品，或愿意承担集体行动的“启动成本”，“关键群众”的奉献会极大地削弱其他人参加集体行动地边际成本，或增加其参加集体行动的边际收益，从而会引起大规模集体行动 [11]。Katherine总结了前人的文献研究，提出外部改革者，高层管理者和内部改革者这三类参与者对于完成动员至关重要 [17]，外部改革者为改革提供外部便利，内部改革者利用前者提供的便利在组织内部进行管理，高级管理人员在支持社会运动改革时，制定政策并投入资源，以促进其组织中社会运动的实施。对于非营利组织，个人时间和金钱的贡献是组织资源开发和筹款绩效的重要指标 [18]。对推动运动发展的参与主体的研究不只是组织内部成员，还包括组织外部的“助推手”。

学者萨拉蒙从组织间关系入手，认为政府部门、企业组织与非营利组织三者之间形成一个循环圈，这个系统成为了一种互相依赖的社会资源网络系统 [19]。最近的研究表明在创业过程中让更广泛的已知和未知的支持者网络作为资源提供者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足智多谋的领袖或更有效地利用他们所拥有的资源，或设法使用更少的资源，或从家人和朋友等亲密的网络中来获得所需资源 [20]。卡兰德曼斯认为社会运动需要共识动员和行动动员，在共识凝聚后通过识别、瞄定、激发后推动人们实际参与 [21]。其借用了经济学的“需求–供给”隐喻，不满情绪、对集体身份认同的追求和观点表达的需求被认为是促进个人参与动机的可能动机，而动员则是链接需求和供应的过程 [22]。我国学者冯士政认为卡兰德曼斯对社会运动参与的分析过程过于宏大，其可操作性使得探究 [1]。政府、社会力量和个体或可成为资源获取的来源，或可成为组织的成员。

3.3. 社会组织资源动员实证研究

多数有关资源动员理论的讨论着重在社会运动与政治权力对立的关系，目的在于和政府相抗衡，近年来国外部分实证研究将焦点置于影响集体行动者的资源动员形态和动员数量，分析地区型公益社会组织在整体动员中使用的策略和组织化过程。麦卡锡和沃尔夫森(Wolfson)针对“反对酒后驾车”的MADD和RID两个地方社会运动组织的资源动员研究，提出行动者的个人努力、策略以及为提升问题解决效能的组织化历程发展对资源获取的影响 [23]。克雷斯和斯诺通过对美国八个城市的十五个针对无家可归者社会组织的研究发现，外部资源与内部资源的重要性；捐助者的作用；以及资源和组织与穷人流动的相关性 [10]。Diers根据美国西雅图的社区工作经验，认为需要通过集体行动才能使社区更有力量，而草根型的社区组织要有自发性的组织化和资源动员历程 [24]。Welter等人通过对资源匮乏的欧盟边境地区组织的研究展示了当地社区如何通过提供宝贵的资源(文化、人力、身体、社会等资源)来促进社会创业活动的 [25]。除了现实社区资源的利用，组织还可以从在线社区以知识和思想的形式获得人力资本，这种动员策略在现有组织中很常见，但对于缺乏合法性、财力和社会资源的新生企业家来说，通过在线方式的动员未知支持者的策略通常不可用或不切实际 [26]。

4. 我国社会组织资源动员研究

4.1. 社会组织资源来源研究

我国不少学者对于社会组织的资源来源做了分类。王名认为社会组织的资源动员是公益组织基于自身行动目标和价值观，为保障活动开展和自身发展，向政府、社会、市场等各个方面需求资源帮助的过程，这里的资源既包括了保障活动正常进行的货币资金、物资场地，也包括了行政资源、技术资源 [27]。俞志元认为任何组织为了维持运转都需要从外部环境中获取资源，社会组织由于自身的开放性，相较其他组织而言对外部资源有更强的依赖，社会组织需要包括资金、人力、空间、关系网络、信任、认同、法律、知识技能在内的资源，其中资金是决定一个组织能否生存下去的关键 [28]。社会组织本身的非营利性导致了其项目创收无法解决组织资金缺少的问题，且目前我国大多的社会组织依靠政府购买服务或社会捐赠作为主要的资金来源，因此资金来源渠道的单一造成了社会组织较强的外部依赖性。在现代，各类社会运动都受到了互联网的影响，使传统动员模式的局限性有了很大的改观，建构了一种新的资源动员模式——网络动员。丁慧民等对我国的网络动员具有动员成本的低廉性、动员主体的隐蔽性、动员过程的互动性与动员能力的超强性四个特性 [29]。

4.2. 社会组织的生存策略研究

我国社会组织的生存策略或与借助政府力量，或借助市场化模式。赵秀梅指出社会组织需要与国家之间建立起基于资源交换的合作 [30]。但是社会组织获取政府资源存在不平等，管兵认为政府购买服务在资源竞争上缺乏平等性，因此一些具有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容易获得各方资源，而政府背景的草根组织在资源竞争中依旧处于弱势 [31]。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距离，即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政府资源也影响着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和信任度，郭小聪和文明超认为只有在社会组织对政府资源的依赖减小时才能够和政府建立起合作的关系 [32]。龙永红认为社会组织的生存能力，与市场化转型的程度息息相关，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企业管理模式对民间公益组织经营管理有非常良好的示范作用，营销、契约等策略手段同样可以运用在民间组织资源动员上 [33]。朱力、龙永红探讨了我国民间组织资源动员机制的三大要素：合法性、信任度、资源动员网络，三者之间的均衡发展可以实现公益组织资源动员机制的优化，同时可以使得动员效率最优化 [34]。一个组织的生存还有赖于组织内部的既有资源，我国台湾学者邱瑜瑾认为组织内部的精英能够为组织与其它组织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当组织的重要成员同时又是其他组织的成员时，容易形成桥梁的角色，进而产生资源网络的连结 [35]。

4.3. 社会组织资源动员实证研究

在社会组织资源动员的实证研究中，可以发现有很多的研究对象是带有抗争性质的公益社会组织的资源动员，如我国台湾研究者张菀珍对一个环保志工团队——建设纯净花东义工组织展开了研究 [36]，该组织通过对话、学习、沟通实现了成员动员和资源整合，并获取了大量社会赞助，以致社会运动取得了成效。还有一些社会组织并不带有政治抗争性，如我国台湾学者王仕图以社区发展协会为例，探讨了社区型非营利组织如何顺应社区内部结构以及外部环境变化，取得有利基础，将其作为社区服务资源提供的要件 [37]。赵利将慈善超市资源动员的分析框架归纳为：动员目标、动员基础、动员技术三个方面，按照“动员什么”、“以何动员”、“如何动员”的逻辑思路，对上海市P区9家慈善超市的资源动员情况进行深入分析 [38]。彭兰淋借助石大建、李向平的观点 [39]，对湖北省“英子姐姐网络助学团队”进行了资源动员、成员动员与组织目标框架三个层次的讨论 [40]。

5. 结语

梳理前人的研究可以发现，学界对资源动员的研究广泛，但国内外的偏重存在明显差异。资源动员理论产生于西方，因此西方学者对于该理论的组织、参与、招揽、动员等均有详细的理论研究；传入我国后，我国研究者广泛地将该理论运用到解释社会运动和对具体社会组织的研究中，但对理论的创新研究较少。资源动员理论原是生发于社会运动领域的理论，主要是探求运动组织是如何在社会领域拓展组织资源。近年来，很多学者认为社会组织与资源动员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契合，将资源动员理论逐渐与社会组织研究相结合，考察社会组织如何进行资源动员，获取有效资源以维系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多数学者倾向于对目前组织本身存在的资源匮乏进行研究和说明，对于如何实现的组织资源动员，从理论的运用上来说没有固定框架，存在因地制宜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