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国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在抗疫战争中,弘扬“战无不胜的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注入了精神动力,砥砺和团结各族人民不屈不挠,共克时艰(石书臣,韩笑,2020)。抗疫精神则是新时代中国精神的生动体现与深刻阐述,其中不仅融入了医护人员、党员干部主动请缨奔赴一线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同样也彰显了在疫情背后举国上下团结一心、八方支援的强大凝聚力。抗疫精神的力量是巨大的,它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与价值观。研究证实,党领导人民抗击疫情的伟大实践,激发了大学生强烈的使命担当,增强了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也空前增强(潘玉驹等,2020)。在疫情期间,“90后”“00后”成为驰援湖北医护人员的主力军,充分体现了时代新人的担当精神。
利他行为(altruistic behavior)最早是由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创始人孔德提出来的,属于社会心理学领域的范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都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有学者认为“利他行为的动机应该是出于自愿的,并不企图获得任何的报酬或奖赏,其目的是为他人谋利益,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利他者通过利他行为而感到骄傲、满足、自豪和愉快”(迟毓凯,2009)。国外对利他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基本形成了从利他者、情景、受助人三个因素去分析的模式(谭远发等,2015)。近几年的国内利他行为主要研究的是网络利他行为机制和道德特质、共情、移情之间的关系。在这次疫情发生之际,大批的青少年自发地表现出做志愿者、捐款之类的利他行为,一部分原因是看到身边的同伴榜样这样做,因为目睹他人的利他行为会激发利他行为的增加(Schnall et al., 2010)。从表面上看,利他行为是一种个体行为,但是实际是一种镶嵌在特定社会结构中的亲社会行为,因此首先应该在社会背景下去考察这种亲社会行为所内含的社会因素。尤其是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下,考察这一特殊时期青少年群体的利他倾向具有重要意义。有研究表明,社区认同对社区责任感与利他行为之间存在间接影响(Yang et al., 2020),责任感对网络利他行为起着中介调节作用(郑显亮等,2017),社会责任感是预测利他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互联网的发展,在一些负面信息的影响下,部分青少年甚至出现了国家、集体观念淡薄,社会责任感降低等情况(陈雪,王永贵,2020)。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好教材、活教材,带给青少年群体丰厚的思想营养和智慧启迪(武国剑,2020)。以往的利他问卷测量涉及道德评价,易受到社会赞许性的影响。而内隐测量则能很好地克服这一问题,并有效地避免自我矫饰和印象整饰等作用,因而可以敏感地反映内隐态度的差异。在过往的研究中,有学者证实了IAT可以用于内隐利他态度的研究(濮冰燕,2012)。青年期正值人生中价值观最容易受到影响的一个特殊的关键时期,因此探索这一阶段学生的利他行为与态度的发展特征并寻找恰当的教育方式,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乃至社会的道德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傅维利等,2020)。积极主动培养青年健康人格,呼唤青年普遍的利他行为与利他态度,不仅是世界教育发展的一个趋势,也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规则(张志祥,2005)。
本研究基于以往研究方法,拟采用外显利他行为和内隐利他态度结合的方式,考察青少年群体的利他倾向并探讨其中潜在的教育意义。
2. 对象和方法
2.1. 对象
实验对象为高校在校本科生,在实验开始之前采用整群抽样法对300名被试用大五人格量表中尽责性分量表进行筛选,以尽责性得分高低27%为筛选原则。在得分前27%的被试中选取高责任感被试39名(男生21名,女生18名,年龄17~23岁,平均年龄19.71 ± 1.28)、低责任感被试28名(男生10名,女生18名,年龄17~23岁,平均年龄19.75 ± 1.34),两组被试的尽责任得分(总分在31~57分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高责任感组M = 45.46, SD = 3.87,低责任感组M = 35.96,SD = 2.12,t(65)= 11.566,p < 0.05),然后将高责任感、低责任感被试进行按照序号奇偶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和控制组,最后实验组30人(高责任感被试18名,低责任感被试12名;男生13名,女生17名),控制组37人(高责任感被试21名,低责任感被试16名组成;男生18名,女生19名)。实验组和控制组在尽责性分量表上的得分差异不显著(实验组M = 41.60,SD = 5.59,控制组M = 41.55,SD = 5.90,t(65)= 0.901,p > 0.05)。所有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均为自愿且之前没有参加过类似的内隐联想实验,因此被试不知道该实验的研究目的,真实作答几率更高。
2.2. 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2 (抗疫精神视频启动:观看/不观看) × 2 (社会责任感:高/低)的被试间实验设计,因变量则是被试在内隐联想测验的正确率、反应时以及利他主义问卷得分,即被试的内隐利他态度、外显利他行为。
2.3. 实验材料
2.3.1. 抗疫精神视频启动材料
经过前期筛选,挑选出5个视频组织35名没有参与后续实验的被试观看并进行视频评分。5个视频来自于网络,视频形式为微纪录片以及歌曲mv,视频素材均来自于疫情期间一些感人新闻报道的剪辑拼接,例如客车司机不远千里运送物资,医护人员战斗一线,志愿者捐款、捐赠口罩、物资等。以往研究表明,被试对情绪材料越熟悉则越容易诱发情绪体验(Rottenberg et al., 2007),并且在感动的情况下被试的利他行为会相应提高(艾娟,贾喜瑶,2021)。因此对视频熟悉度、感动程度进行7点计分(1:非常不熟悉/不感动,7:非常熟悉/感动)。根据以往采用了视频作为情绪诱发材料的研究,从唤醒度(1:非常平静,7:非常激动)和效价(1:非常不愉快,7:非常愉快)对视频进行评价方面进行7点评分(任小云等,2019),共回收有效问卷35份,最终选取视频材料1 (感动程度 = 5.86 ± 1.50;唤醒度 = 5.46 ± 1.48;效价 = 5.74 ± 1.36;熟悉度 = 5.51 ± 1.46)、视频材料3 (感动程度 = 5.91 ± 1.22;唤醒度 = 5.74 ±1.46;效价 = 5.91 ± 1.29;熟悉度 = 5.60 ± 1.31);视频材料5 (感动程度 = 5.91 ± 1.15;唤醒度 = 5.51 ± 1.70;效价 = 5.71 ± 1.51;熟悉度 = 5.43 ± 1.48)三个视频组合成为“中国精神”视频启动材料。视频分别为《全民抗疫》微纪录片、周杰伦《我是如此相信》抗疫版mv、张杰《只要平凡》抗疫版mv,视频总时长为12分40秒,分辨率为1080 × 1920。
2.3.2. 内隐实验材料
本次实验采用的是内隐图片–词汇联结。内隐联想测验(IAT)图片–词汇联结所用材料为10张目标图片和10个属性词汇两类,目标图片包括“利他图片”和“中性图片”,属性词则为“自我词”和“他人词”两类。本次实验中的利他图片均建立在开放式问卷的基础上,为了契合本次研究中的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且保证图片材料的通俗易懂性,采用提名搜集法向没有参与实验的在校大学生征集他们认为属于疫情期间帮助他人的现象,共发放问卷30份,回收有效问卷26份,对有效问卷的提名次数进行统计分析,最后确定利他图片为医疗援助、社区志愿、慈善捐款、岗位坚守、物资救援,中性图片确定为鲜花盛开、上学行走、睡觉场景、宠物嬉戏、吃饭场景。图片均来源于网络,经过统一处理之后,分辨率为500 * 300。
属性词则来自于以往研究范式,自我词包括自己、自个、我们、我的、咱们;他人词包括他们、别人、外人、他人、她们。
2.3.3. 问卷
大五人格量表中“尽责性”分量表:由John等人在1991年编制(John & Donahue, 1991),该量表一共12个题项,采用5点计分,从1 (非常不同意)到5 (非常同意),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得分越高说明社会责任感越高。本研究中的a系数为0.6。
大学生利他行为问卷:本问卷由李艳芳学者编写(李艳芳,2008),具有22个项目,采用7点计分,得分越高,利他行为水平越高,a系数达到了0.873,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4. 实验程序
整个试验在某高校心理学实验室完成,实验室干净、敞亮、舒适,无噪音干扰。在正式实验开始之前告知被试此实验结果仅用作学术研究,让被试据实作答,并保证实验结果保密,不会用作其他用途,得到被试的同意、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开始实验。实验第一步观看视频分控制组和实验组进行,控制组和实验组在实验程序上的区别在于,控制组不观看视频材料直接进入IAT实验,实验组则观看视频材料之后进行IAT实验。实验第二步IAT实验工具为14寸笔记本电脑,刺激材料用E-prime3.0软件呈现,笔记本电脑距被试双眼60厘米。IAT实验一共有7个步骤,每个步骤开始前都有对本阶段任务的描述和指导语。被试首先阅读计算机屏幕上的指导语,有任何不理解的地方随时可以向主试进行提问。确认被试理解实验流程、明白实验要求后按空格键开始进行IAT实验。测试过程中,屏幕的左上侧和右上侧呈现提醒按键反应的类别标签,即“自我”与“他人”词汇或者“利他”与“中性”图片,屏幕的中心呈现刺激词汇/图片,当被试判断刺激词汇/图片属于左上侧类别就按“F”键反应,判断刺激词汇/图片为右上侧类别按“J”键反应。测验步骤采用 Greenwald 7步范式,具体步骤和呈现材料如下表1。IAT测验结束之后,被试填写利他行为问卷。整个实验结束之后,被试获得了小礼物作为报酬并离开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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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IAT experimental program
表1. IAT实验程序
2.5. 数据处理
根据Greenwald的建议,对数据进行以下处理:1) 只分析第4、7两个阶段的数据;2) 删除没有完成全部实验和平均准确率低于80%的被试;3) 将反应时大于3000 ms的数据替换为3000 ms,小于300 ms的数据替换成300 ms;4) 对错误反应不做处理;5) 由于IAT数据呈现正偏态,因此对反应时数据进行自然对数转换。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22.0进行分析统计。
3. 研究结果
3.1. 内隐利他态度结果
计算在内隐利他测验中相容任务(自我词与利他图片对应,他人词与中性图片对应)和不相容任务(自我词与中性图片对应,他人词与利他图片对应)的反应时平均数以及两次测验的IAT效应值和d值。将相容任务和不相容任务的反应时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d值作为IAT测验灵敏度的指标,d值越大说明内隐联想倾向越强,根据Greenwald等人提出的计数方法对本研究的d值进行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相容任务反应时显著小于不相容任务(df = 66, t = −12.09, p < 0.001),且d值 > 0,表明IAT效应存在,被试具有显著内隐利他倾向,即更容易将自己与利他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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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effect of IAT in the implicit altruism association
表2. 内隐利他联想的IAT效应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为了考察被试的社会责任感和抗疫精神视频启动在内隐利他态度上的差异,以IAT效应值作为因变量,对其进行2 × 2的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在IAT测验中,被试的社会责任感主效应显著(F = 9.836, p < 0.01),高责任感被试的反应时显著快于低责任感,即高责任感被试的内隐利他倾向更强;抗疫精神视频启动主效应显著(F = 5.241, p < 0.05),观看抗疫视频的实验组被试反应时快于没有观看抗疫视频的控制组被试,即观看抗疫视频被试的内隐利他倾向更强;社会责任感和抗疫精神视频启动交互作用显著(F = 5.644, p < 0.05),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抗疫精神视频材料的启动下,实验组的高责任感、低责任感的被试反应时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在没有观看抗疫精神视频材料的控制组中,高责任感的被试反应时显著快于低责任感的被试(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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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variation resources from IAT
表3. IAT效应变异来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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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he scores of IAT from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表4. 实验组控制组IAT效应值
3.2. 外显利他行为结果
为了考察被试的社会责任感和抗疫精神视频启动在外显利他行为问卷上的差异,将利他行为问卷得分作为因变量,对其进行2 (高责任感/低责任感) × 2 (观看抗疫视频/不观看抗疫视频)的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在外显利他行为问卷中,被试的社会责任感主效应显著,高责任感被试的利他行为得分显著高于低责任感被试,即高责任感被试的利他行为倾向更强;抗疫精神视频启动主效应不显著,社会责任感和中国精神启动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见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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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The variation resources from the explicit altruism questionnaire
表5. 外显利他问卷变异来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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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The scores of explicit altruistic questionnaire from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表6. 实验组控制组的利他行为得分
3.3. 外显利他问卷和内隐利他IAT效应值的相关分析
为了探讨内隐利他和外显利他之间的关系,将d值和外显利他值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发现:二者之间相关不显著,外显利他和内隐利他之间并不存在关联(r = 0.018, p = 0.382),表明青少年的外显利他和内隐利他相分离,两种测验分别测量不同的心理状况,是独立存在、互不关联的。
4. 讨论
4.1. 青少年内隐利他态度
根据内隐联想的原理,不相容任务和相容任务之间的反应时差可用来衡量被试是否产生了内隐联结,在本次研究中发现青少年具有内隐利他态度倾向。这与以往研究一致,即亲社会行为不仅来源于积极的生活状况和经历,同样也可能来自于消极的灾后苦难经历(王文超,伍新春,2020)。这种在自然灾害发生之后的利他行为能促进个体创伤后成长。在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来势汹汹的传染病风波过后,青少年们见证了这一场战“疫”背后的辛酸与苦痛,内隐利他倾向明显增加。这其实也是一种“源于苦难的利他”(吕峰,皇甫刚,2018)。
实验发现,高社会责任感、抗疫精神被启动的被试的内隐利他态度倾向明显高于其他被试。“情绪启动效应”认为,个体先行加工具有一定情绪效价的刺激后,使得后继加工也易于蒙上相应的情绪色彩(Staub & Vollhardt, 2008),或视个体的情绪状态即为一种准备状态(启动状态),这种准备状态(启动状态)将对个体的认知活动产生影响(Murphy & Zajonc, 1993)。以往研究发现,积极情感不仅可以增强亲近感,同时也会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发生(Bower & Forga, 2012)。在本实验中,相对于并未观看抗疫视频的被试而言,观看了抗疫视频的被试在新冠肺炎背后全民抗疫精神这种正能量积极情感的引导和鼓舞下,内隐利他倾向显著增强。这也与以往的研究者的研究结论基本符合,即相比于中性条件,在积极情绪状态下的被试更容易产生利他行为(Barbara & Press, 2013)。实验同样也发现,抗疫精神视频材料的启动下,实验组的高责任感、低责任感的被试反应时没有显著差异,即实验组的高责任感、低责任感组具有基本同等强度倾向的内隐利他态度。这说明,在抗疫精神的启动下,低责任感的被试内隐利他倾向显著增强。抗疫精神本来就含有助人为乐,舍己为人的精神内核,视频材料则是以直观的媒介方式进一步突出的这种精神表达,发挥了良好的情绪启动效应。以往研究发现,道德感动对利他行为倾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猜测在视频材料中呈现出来的医护人员的无私奉献、全国一条心互帮互助共度难关的氛围让低责任感的被试不仅产生了道德感动,同样也起到一种榜样的作用,这就进一步引导了其利他态度倾向的出现。高责任感组会做出更多利他行为的原因是在涉及到或者遇到需要利他行为出现的场合时,高责任感被试会更多的将利他行为视为自己身为社会一份子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尽责行为的出现不仅可以给他人带来更多愉快的感觉,而且也可以引导个体主动领悟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孔亚亚等,2020)。已有研究发现,个体感到在社会中被支持、被尊重和被理解的积极情绪体验可以转化为人际感恩,人际感恩可以促进个体整体感恩水平的提升(连灵,2017),而感恩则通过利他这类利他行为或利他态度展现出来。
4.2. 青少年利他态度和利他行为的关系
双重态度理论认为,人们对同一态度客体能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评价,一种是能被人们所意识到的、承认的外显态度,另一种则是无意识的、自动激活的内隐态度。这一理论认为,外显态度容易变化,内隐态度不易改变。内隐联想范式具有较好的掩饰性,能够反映被试真实的想法。在本次研究中发现在大学生高责任感群体中利他态度和利他行为具有一致性,即不管是否启动了抗疫精神,高责任感的被试内隐利他态度和外显利他行为均显著高于低责任感被试且两组高责任感被试之间差异不显著。但是低责任感群体的利他态度与利他行为却存在不一致的现象,具体表现在外显利他行为上,低责任感的被试在抗疫精神是否启动下得分差异不显著,即从外显行为上,不管是否观看了抗疫视频的低责任感被试具有相同水平的利他行为倾向,但是在内隐利他态度上,观看了抗疫视频的低责任感被试的内隐利他倾向却显著高于没有观看抗疫视频的低责任感被试。没有观看抗疫视频的低责任感被试(控制组低责任感被试)在外显利他行为倾向较强,但是内隐利他态度倾向却较弱。利他态度和行为易受到社会赞许性的影响,低责任感的被试在没有抗疫精神视频的启动下,内隐利他态度倾向的下降也是说明了目前低责任感青少年群体的真实利他状况。但是通过观看抗疫视频这一外部的情绪诱因,却能激发这一部分被试的内隐利他态度,甚至达到了与高责任感被试同样程度的内隐利他态度,进一步表现了以抗疫精神为代表的中国精神的伟大号召力、凝聚力,能激励尤其是低责任感的青少年群体内隐利他态度。
4.3. 结论
本研究通过实验法发现,在抗疫精神的启动下,青少年群体的内隐利他态度明显增强。青年是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希望,“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在青年成才的关键时期,更需要将培养以抗疫精神为代表的中国精神纳入国民教育,通过家庭、学校、社会三方联手,帮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借助此次疫情防控阻击战,通过一些让青少年乐于接受的形式,让青少年更加直观感受到抗疫精神中的价值和力量。利他作为亲社会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仅是青少年群体责任感、担当感的一种体现,而这也会激励他们不断地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身边的每一个人,这也是我们呼吁的美好社会的基础,即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本研究是一次通过应用心理学实验方法来验证青少思想教育效果的探索,未来研究中可以通过增加被试量、考察性别差异等方面开展中国抗疫精神教育与青少年利他行为、态度等心理品质的进行深入研究。
基金项目
四川省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研究专项课题: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中国精神对青少年利他行为的影响及教育意义的研究(编号:SCQSN2020YB18)。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