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教师以“教书育人”为志业,教师不仅负有教授学生知识和技能的责任,更加承担着影响并完善学生人格的旨趣,教师让学生成其所是,才是真实意义上的教育。这既是教育教学性的体现,也是立德树人的根本所在。随着教师专业的不断发展,教师角色定位也从“技术熟练者”转为“反思实践者”,教师在其教学实践中经不断反思、思考和解决各类问题,从而不断学习成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实践问题,有时他们将其归结为教学策略、学科专业、学校制度、教育政策问题,未站在道德视角看待这些问题与冲突,而忽视了教学的道德维度所进行的教学活动只能是无木之本、无源之水。与此同时,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播者、智慧的启迪者、情操的陶冶者,往往要承担多重任务,并且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负责,因此在工作中遭遇各种冲突。其中,大多数教师由于缺乏丰富的道德知识基础作为其专业实践的指导原则,往往在解决这些冲突时变得束手无策,不清楚如何摆脱这些困境 [1]。而正是因为道德冲突的发生,教师们才能意识到自己所秉持的价值观念,以及价值观念背后蕴藏的道德信念( [2]: p. 160)。通过对道德冲突乃至价值冲突展开剖析,可以更细致地把握和了解隐含在教学中的道德维度和问题 [3]。因此,对教学道德冲突的研究对教师发展乃至教师教育改革兼具理论与实证价值。
教师道德冲突又被称为道德两难,教师所面临的教学道德冲突大多都是在真实的教学情境中发生,且教师从事的是“复杂个体”的人的工作,往往要承担多重任务,角色的多样化导致教师在工作中会遭遇多种冲突,很多教师将其界定为道德上的冲突,其道德行为选择的后果其受众主体是学生,真实存在的复杂情境与动态变化的教学对象给教师带来了大量的道德焦虑与困惑,弥散于教师实践工作的各个维度,严重影响师生关系的和谐,不利于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故教师处理道德冲突的方式对学生乃至自己来说意义重大。本研究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厘清教师教学道德冲突的发展轨迹与动态趋势,为相关的研究与实践提供进一步的参考,推动教师教育研究。
2. 教学道德冲突的概念内涵
2.1. 教学道德
教育是一种专门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教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它是教师与学生之间交流、对话、合作的交往活动,教师借此活动进行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同样也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4]。斯特赖克(Strike, K.)在《教学伦理》中认为教师在教学中最重要的职责则是引导学生走向道德生活 [5]。2009年,古德莱德(Goodlad, J.)在《教学的道德尺度》一书中,提出“教师的教育力集中体现于教师对教育及教学的道德责任,渗透于教师工作的各方面,是教师职业的‘灵魂’” [6] 这一主张,进一步明晰了教学道德的概念内涵。
有学者认为,教学道德性是对教学应然状态的期冀与推崇,相比于教学教育性,更加注重教学主体(教师和学生)的道德,在教育活动中更加强调教学主体高尚的道德品质、独立的人格特征、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7]。与此同时,作为道德教育者,教师必须具备正确的道德知识和道德意识,基于此,有大量学者进行教师在教学中遭遇的冲突情境类型与道德决策研究 [8] 等,进一步阐释二者“内嵌于里”“外显于形”的关系。笔者认为教学道德是指教学这一交往活动中蕴含道德向善的积极成分,所折射出的一种职业伦理现象,它在教师专业发展、教学活动开展、学生健康成长、社会向前发展中发挥了重要功能。
2.2. 教学道德冲突
道德冲突(moral conflict)是道德心理学的基本概念之一,它是指任何带有道德特征的矛盾、在道德价值与社会要求之间不可解决的矛盾。个体在此情境下无法立即做出“是”或者“非”的判断,需对冲突进行考虑和分析后而做出决策 [9]。
教学道德冲突,即指教师同时面临几种不同的、相互矛盾的伦理价值时,进而产生的道德两难,并由此带来思想、行为等的不协调、抵触或斗争 [10]。由于每种道德决策背后都基于一个道德证明,每种选择都兼具利弊,当教师陷入道德困境中,难以避免心中的道德愧疚,这便会给教师带来情感困扰,这种“紧张关系和两难困境的伦理特点可能会威胁到教师作为道德的人和伦理型专业者的自我设想。” [11]。需要说明的是,教师面临的教学道德冲突是教育情境中真实存在的,而多数教师往往由于缺乏处理冲突的准备,有时会选择规避,不主动承担“传道授业”的责任,或多或少对学生成长产生负面作用 [12]。这恰恰是折射出教学道德冲突的关键问题——实效性低,主要原因在于道德总是以内隐的方式弥散在教学活动中,同时教师缺少表达道德信念的语言难以对道德知识和道德问题进行系统化地审思。
3. 教学道德冲突的研究路径
在对教学道德冲突这一问题的研究路径与方法上,国内与国外研究大相径庭。国外学者进行的相关研究均涉及实证方法,多聚焦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面临的真实存在的道德冲突,并依次进行实证分析。而国内相关研究则偏重于哲学思辨研究,且文献数量较少,实证研究更为稀缺。
国外研究主要聚焦于教师处于道德两难的情境中,面临道德冲突如何做出选择以及背后的道德思维方式。其主要的研究路径可分为三类。第一种是让教师写出自身经历过的道德冲突,并询问他们对于此困境的解决方法,来探究教师的道德判断与决策机制;第二种是实验法,将教师至置于一个道德两难的环境中,并让其进行道德选择,审思教师如何处理一个假定虚拟的道德困境,进而来浅析教师的道德准备能力,例如伯杰姆(Bergem, T.)假定一项涉及教师与同事间的道德冲突,让65名职前教师在两年间对同一个问题进行阐述,通过两次答案的比较,系统化分析得出教师处理道德冲突的方式各种各样,最关键的是其道德行动主要受社会敏感性和道德推理能力的影响( [13]: p. 300);第三种是理论与实证结合,梅洛(Melo, P.)以结果论、义务论、规则功利主义的道德判断三分法为理论基础,加以对新手教师遇到的道德冲突实例分析,发现教师与学生间的冲突最为频繁,且大部分教师采用规则主义来应对 [14]。这种研究路径相比前面两种,研究样本和范围更广,效率更高。
国内研究主要是以思辨研究的方式,研究主要包括两种倾向,一是概括总结教学道德冲突的类型以及提出解决道德冲突的各项策略,例如周坤亮总结了教师在其教学活动中可能遭遇的八种冲突,并认为身陷道德困境中的教师,大部分采用单一的道德视角进行决策 [15];二是聚焦于教学道德冲突这一主题,强调在教师专业发展中道德冲突的重要作用,阐明教学道德冲突的外在表现和原因分析,提出相应策略方案。
总的来说,目前国外研究倾向于实证研究,关心教师如何做出道德决策,而国内倾向于质性研究,从教学道德冲突出发强调加强师德建设,研究规模也相对有限,研究质量较低,这就使得对教学道德冲突进一步深入研究变得较为困难。
4. 教学道德冲突的类型研究
在已有的教学道德冲突研究中,国内外学者都力求从不同视角去探析教师面临的教学道德冲突类型,20世纪90年代初期,瑞士学者奥泽(Oser, F.)及他的团队第一次采用实证研究的方式对“教师如何在道德困境中作出决策”这一问题展开研究,他们认为“公正”“关怀”、“真诚”( [16]: pp. 100-103)是教师工作顺利展开的三大指导原则,并基于此提出“道德信念模型”(ethos model)。其他学者基于奥泽(Oser, F.)的道德信念模型,了解分析教师常遇到的道德冲突类型。基于教学发展专业化及教学实践的背景下,国外学者沙皮罗(Shapira-Lishchinsky, O.)采用关键事件法,界定了五种冲突类型:关怀氛围与规则氛围的冲突、分配公正与学校标准的冲突、学校规范与忠诚于同事的冲突、学校规则与保密性的冲突、教育标准与家庭要求的冲突,并提倡制定道德准则,为教师提供处理冲突的策略 [17]。科尔勒鲁布(Conlnerud, G.)通过收集并分析数据,通过对瑞典中小学189名教师亲身经历及描述的道德冲突进行分析,认为教学道德冲突主要是在伦理人际、教育目标、制度、社会一致、自我保护五种规则间所产生的 [18]。同时,芬兰学者梯利(Tirri, K.)对赫尔辛基的33名初中教师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教师面临的道德困境主要有与工作相关、与学生行为表现相关、与学校规范相关以及涉及少数族裔学生权利的冲突 [19]。
在多元价值时代、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以立德树人为基点的社会背景下,我国学者程红艳从教师实际教学活动出发,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界定了四种冲突:体制与个人、惩罚与目的、关爱和公正、主流与多元之间的冲突 [20]。钟芳芳认为在规范要求、崇高师德与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冲击下,教师迷失在“无我”、“无情”的道德生活困境中 [21]。胡锋吉基于库伯的行政决策模型,将教学道德冲突分为权利冲突、角色冲突、效忠冲突三种 [22]。
综上研究对教学中的道德冲突采取不同的分类标准,但无论是以冲突事件还是以冲突价值规范来分类,这些分类方式都有一个共同点,基于教师为中心来衡量。笔者认为,以教师为中心对其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可通过以教师为中心的关系维度进行分类,可把在教学中的道德冲突概括为五方面:第一,教师与学生间的冲突,研究发现此类冲突发生的频率最高,主要涉及教师对传道、授业、学生管理三种责任的履行,此类冲突会降低教师的身份认同感,促使教师产生强烈的职业倦怠;第二,教师与同事间的冲突,这或许是一场似乎找不到解决办法的冲突,此类冲突往往是由于教师间不同的道德标准引起的,在面对同事时,他们也不敢贸然破坏同事间的忠诚;第三,教师与家长间的冲突,此类冲突的核心问题在于孩子的利益,什么是对学生(孩子)最好的,教师被赋予既要保护学生又要尊重家长的职责,当二者发生冲突时,教师往往很难抉择;第四,教师与学校间的冲突,主要矛盾点在于教师与学校文化间的冲突,教师个人秉持的教育观、与学校的教育理念之间的矛盾,例如幼儿园打着“尽可能以孩子为中心”的口号,实际上教师发现幼儿园的教育理念更接近一种“放任的教育方式”,导致教师陷入道德困境中;第五,教师与社会间的冲突。这正是个人道德和公共道德的冲突体现。这就要求整个社会的制度是公平的,是具有道德性的。正如罗尔斯(Rawls, J.)指出公平和正当的要求先于善的要求,我们首先应问“一种制度是公正的吗?”而非仅仅问“一个人是道德的吗?” [23]。在所有的道德冲突的类型中,教师进行道德决策的依据都是学生的最佳利益,而恰恰因为对这一问题教师们有不同看法,才会导致许多冲突的发生,以至于无法妥善解决。
5. 教师应对冲突策略研究
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可避免的面临某些道德困境,其解决最终要依赖教师的道德决策,教师或多或少地需要借助比较、判断和选择等手段,依据具体情境进而做出符合个人乃至社会准则的决策。对于教师如何做出决策以及背后的决策依据是什么,国内外学者也对这一主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分析。
奥泽(Oser, F.)在“道德信念模型”的基础上,归纳出五种解决道德冲突的策略( [16]: p. 112):规避(avoiding),教师倾向于忽略冲突情境的道德意义和后果,不愿意做出选择和承担责任;寻求庇护(security-seeking),教师虽然同意立即解决冲突,但更倾向于将选择和责任委托给他人;独揽(single-handed),教师不顾其他人意见,自行思考并做出决策;不完全对话(incomplete discourse),教师愿意倾听他人包括学生的意见,但最终决策权在于教师;完全对话(complete discourse),教师认为每个人都具有解决冲突的权利与能力,所有参与者应互相商议,互相倾听,共同寻求解决冲突的最佳选择方案。马斯罗瓦蒂(Maslovaty, N.)对以色列480名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多数教师采用“讨论”的方式解决冲突,其中包括“个别谈话”与“公开谈话”,这取决于冲突的性质。其中选择最少的策略是“委托”和“单方决策” [24]。伯杰姆(Bergem, T.)以纵向研究的方式,对65名准教师应对道德冲突策略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教师的道德敏感性与道德推理能力显著正向影响其道德决策,道德敏感度及推理能力越强的教师,倾向于使用原则性推理应对冲突,而不是倾向于逃脱道德困境( [13]: pp. 300-301)。我国学者卢乃桂、王晓莉对教师应对道德冲突实证研究,发现教师由于缺乏伦理道德理论知识及道德冲突应对能力,教师常采用“规避”和“单方决策”策略,而“商谈”策略在教学实践中遭到搁置、被边缘化 [25]。王夫艳基于相关理论,走进教师教学情境中,实证分析发现教师解决道德冲突常用的策略是“妥协”与“单方决策” [26]。而这不仅会加深教师与学生间的隔阂,更严重的是会降低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削弱教师对教学工作的信念,最终产生职业倦怠。
大量研究表明,由于社会文化背景、教育政策、教育理念等不同,不同国家的教师在应对道德冲突的策略上存在一定差异,国外学者主要基于西方社会对平等对话文化的崇尚,所提出的策略主要延续了奥泽(Oser, F.)的框架基础,此外,正如里昂(Lyons, N.)所说( [2]: p. 178),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对道德冲突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许多冲突是无法用一个固定的策略来解决的,教师需不断加强自己的道德知识积累、对实践理性的捍卫和对道德感的依赖。因此,以后的研究中,学者应侧重于实证研究,基于大量数据,归纳提炼本土文化下教师处理教学道德冲突的本土概念,进而提出带有本土文化色彩的策略。
6. 研究结论与启示
通过目前国内外对教学道德冲突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教师在教学中确实面临道德困境。这些研究生动地描绘出了隐含于教学中的道德维度具体而复杂的特征,教师作为社会文化的传递者需具备教学道德性的必要以及教师处理不当冲突会给师生、亲师、学校、乃至教育生态带来的不良影响。
6.1. 研究结论
基于上述综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外采取不同研究路径对教学道德冲突进行研究,且研究侧重点也不尽相同。从研究路径与研究方法上看,国外侧重教学道德冲突蕴含的道德伦理意义和发生的情境的分析与理解,关注点在于冲突在何时、在什么情况下产生,且大多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国内研究主要侧重于理论阐述和哲学思辨,缺少相关实证研究,这也是造成我国教学道德冲突研究领域规模不大、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从研究内容上看,由于国外注重实证研究,无论是从冲突类型还是应对冲突策略,国外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框架,因为教学道德冲突多发生于教育实践中,实践过程和对象都是动态的,因此对实践情况的把握是分析这一问题的基础,但国外研究在对道德冲突的文化背景与生态伦理方面研究略显不足。而国内教学道德冲突研究大多以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为基础,结合时代特点对道德冲突进行推理分析,聚焦于强调教师具备应对道德冲突能力的必要性,但缺乏深度研究与实践探索,研究过于理论化,这也就造成我国教师在面对冲突时缺乏原则性指导,不明晰冲突类型,多采用“规避”策略等问题。
6.2. 研究启示
之后在进一步研究中,我国应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多进行实践探索,研究应深入到教师具体的教学情境中去,明晰教师大多遭遇哪些类型的道德冲突,以及教师是如何理解并处理这些冲突,如何缓解冲突带给教师的压力、矛盾与焦虑等负面心理感受。尽管大多数教师在进行道德决策时以学生的利益为首要原则,但还是会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这恰恰也是问题根源所在,那在未来研究中可拓宽研究视角,将视角从道德认知拓展到道德移情、共情等其他品德的构成上来并且对教师道德思维逐层探究。最后,尽管对教师道德冲突的研究在全世界已深入展开,但是由于教师缺乏道德性理论知识与教育科学指导,故教师不能自如应对道德冲突。而在一定程度上教学道德冲突的形成、分析及应对都与教师个体文化内因相关。教师想要妥善完美地解决教学道德冲突需综合三方面:道德意识、道德知识、道德行动。具备清晰的道德意识与正确的道德知识是基础,在此基础上教师才有可能会在教学情境中表现出有道德性意义的道德行为,而教师的道德行为亦根植于道德的自我认知与道德意识。即便是为了防止教师出现不道德行为而从外部强加的道德约束,也需要教师遵守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只不过体现出的教学道德性是被动的、消极的。然而,教师有时会陷入一种知而不行的状态中,此时的道德决策是无意义的,只有真正采取行动,教师在专业道德上才能做到知行合一。实践中道德冲突的意义只有经过教师这个道德主体去理解、去把握、去反思,最终生成的道德准则才能真正地促进自身成长乃至教育的发展。
基金项目
2016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号:2016SJB190006):消极情绪调节期待与教师心理弹性的关系研究。
参考文献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