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大众创业、万种创新”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新发展阶段返乡创业的农业转移劳动力也在逐年增加,其创业动机也随着我国社会矛盾的转变而发生改变。农业转移劳动力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由生存型创业转变为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型创业。但是在这一返乡浪潮中,并不是所有农业转移劳动力都会创业成功甚至会失败,因此学界展开了对返乡创业的结果绩效评估研究。外出务工或者外出创业经历是考察返乡创业绩效评估指标之一,拥有创业经验的农业转移劳动力能够再次挖掘人力资本,更易获得较高创业绩效 [1]。但也有学者认为外出务工经历明显阻碍了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虽然外出务工经历有助于农业转移劳动力拓展视野、提升人力资本以及获取外部资源,但由于长期在外,其在家乡的个人声誉、人缘关系及社会评价等本地社会资源有所丧失,不利于返乡创业 [2]。而创业支持政策落实困难以及资金、技术、人才、土地等要素整合不到位,则是创业过程中出现融资难、用工难、土地流转难、基础设施依然薄弱和创新意识缺乏等问题的主要原因 [3]。在创业过程中周围的舆论压力、个人的创业能力、融资渠道狭窄、人才引进困难、配套行政服务缺乏则是导致返乡创业失败的重要因素 [4]。因此本研究,将上述影响因素总结为农业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三个方面,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对返乡创业过程支持的差异和影响,从而构建新发展阶段农业转移劳动力的返乡创业支持路径。
2. 变量说明及模型设定
2.1. 数据来源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简称CLDS)通过对中国城市和农村的村居进行两年一次的追踪调查,建立了以劳动力为调查对象的综合性数据库,包含了劳动力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层次的追踪和横截面数据,可为实证导向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提供高质量的基础数据。因此,本文选取2018年的CLDS数据中个体层面的调查数据,相较于以往的调查数据,2018年的数据更具有时效性,它以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对象,以劳动力的教育、就业、务工经历、社会参与等的现状和变迁为核心开展调查,为本研究提供了各个变量的数据支持。2018年CLDS样本覆盖中国29个省市,样本规模为401个村居,14,226户家庭,21,086个个体,本研究通过对样本数据进行筛选,最终共得到1420个有效数据。
2.2. 模型设定
根据CLDS2018问卷受访者问卷调查情况,对数据进行筛选时,去除了户籍为城市的个体变量,将受访者回答为“曾经有外出务工经历”、“不再外出务工”且“职业类型为自雇和雇主”看作是返乡创业者,赋值为1,定义为“y = 1”;反之,则赋值为0,定义为“y = 0”。被解释变量“城市农业转移劳动力是否返乡创业”则可以看作为一个二分类变量,因此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其模型基本形式为:
xi表示影响城市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的第i个解释变量,k为解释变量个数,α为截距项,βi为解释变量xi的系数,反映该变量对城市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影响的方向及程度,通常用最大似然估计法求得。城市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的概率与未创业的概率的比值
为事件发生比,即OR值。
2.3. 变量选取
结合新发展阶段城市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的现状,解释变量主要划分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等,其中人力资本以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过政府补贴提供的职业培训和使用社交网络的能力作为衡量指标;社会本以兄弟姐妹个数、对他人的信任程度、邻里熟悉程度、在村里的熟人个数和亲戚喜事送礼的情况作为衡量指标;金融资本以年收入和在家乡是否有经营投资作为衡量指标;自然资本以是否在家乡拥有土地作为衡量指标。受访者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作为研究的控制变量。对上述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1. 变量的描述统计
由表1可知在返乡的农业转移劳动力群体中,选择进行创业的并不多,其均值只有0.1286,大多数还是从事务农等工作,主要集中在31~60岁之间的年龄段。返乡的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婚姻状况大多数为已婚,其均值达到了0.8853,其中男性偏多,且每人平均拥有3个兄弟姐妹。现阶段农业转移劳动力的文化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还是学历为初高中的居多。对于政府提供的职业培训,参与意识较低,均值只有0.0746,说明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参与过培训,政府的培训政策并没有很好的落实到基层。常年在外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业转移劳动力在家乡的社会资本,其对邻里的信任程度不高,熟人较少,只有平均不到4人,但是经常参与村里的亲戚喜事还是居多,对邻里相对熟悉。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年收入集中在2万左右一年,其中大部分人还保留着家乡土地,驱动其返乡务农。
3. 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本文利用SPSS26.0统计软件对新发展阶段城市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情况进行二元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其中模型一是将所有的解释变量都引入回归模型得到的统计结果,将在模型一中对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影响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剔除。此时,模型二只包含解释变量中对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影响显著的变量。模型一与模型二的拟合优度分别为0.753和0.755,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且模型二经过逐步回归拟合优度得到了改善。
Table 2.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migrant labor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s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表2. 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的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
注:*表示P < 0.1,**表示P < 0.05,***表示P < 0.01。
根据表2的回归结果,年龄、兄弟姐妹数量、健康情况、熟人个数、对他人的信任程度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从个体层面来看,婚姻和性别对城市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影响显著,已婚的相较于未婚的城市农业转移劳动力进行创业的概率更大,约是未婚者的3.6倍,其中男性返乡创业的可能性是女性的1.2倍。
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城市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呈现出倒U型的变化,受教育程度太低或者太高的返乡创业情况都呈现出一个下降的趋势,选择返乡创业的城市农业转移劳动力大多集中在初高中学历,因此也导致其返乡创业的质量难以保障。接受过国家提供的职业培训者,选择返乡创业者的是未接受培训的0.706倍,他们通过职业培训拥有了一技之长,从而可以相对轻松的找到安稳一点工作,从而不愿意去选择危险较大的创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返乡创业过程中缺乏专业人才的支持。
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经常参加村里亲戚的喜事并送礼的城市农业转移劳动力,选择返乡创业概率是不太经常与亲戚走动的农业转移劳动力的1.12倍,说明其还保留着以地缘和亲缘为纽带的社会支持网络,更容易再次融入家乡,在创业过程中也更容易得到乡亲们的支持和帮助,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与亲戚来往构成了返乡创业者的现实社会资本,网络社交则构成了其虚拟社会资本,网络社交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可以获得更多创业支持资源和人脉,不太使用网络社交的城市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的概率是经常使用者的0.7倍,证明了网络社交对返乡创业行为具有一定的正面影响,能够拓宽获得创业信息的渠道。
从金融资本的角度,在城市工作多年拥有了一定的积蓄时,城市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的动机发生了改变,由以往的生存型返乡创业转变为发展型返乡创业,他们创业的目的不再是为了改善物质生活,更多的是为了满足精神生活和追求理想目标,他们创业的概率是经济状况较差的2.03倍。并且,在长期在家乡有经营投资行为的更倾向于返乡创业,是未有经营投资经历者的7.04倍,多年经营投资的经历让他们能够更加明确家乡的经济发展特色,相较于其他创业者更容易找到适合创业的契机。是否拥有在家乡土地则是城市农业转移劳动返乡后是否进行创业的重要影响因素,拥有土地的返乡者返乡后就会再次选择务农,是选择返乡创业概率的0.609倍,没有土地的促使返乡者在家乡谋求新的发展机会,从而推动其创业行为。
4. 结论和建议
4.1. 结论
通过新发展阶段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的情况的数据分析,基于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三个方面分析对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的支持程度。数据表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对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支持的影响均显著,但其整体受教育水平较低,参与职业培训的积极性不高,人力资本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返乡创业的质量,拥有较多社会资本的更能为其返乡创业行为提供助力和支持,而金融资本则为其提供了返乡创业的基础条件。
4.2. 建议
1) 构建科学的创业培训体系,提高农业转移劳动力人力资本。国家长期以来大力支持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高度重视对返乡创业人员培训工作,出台了一系列培训政策,要求充分结合返乡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创业需求和特点,根据返乡农业转移劳动力的职业期望,构建科学的创业培训体系。其中,相关创业支持政策制定,应该更加贴合创业者实际情况,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特点,找准切入点,摸清其实际需求,加强互联网创业培训,提供相关新技术、新知识的培训讲座等。为了保证培训课程的设置更加科学,结合各地乡村特色产品、独特的自然资源,设置不同的培训计划,邀请和引进相关领域各高校和企业的技术专业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并根据创业人员的自身素质因材施教,保障返现创业过程中随时可以获得专业的技术指导。创新创业培训方式,打破传统的课堂教授、基地培训模式,通过实地考察,在实际操作中学习技术,不断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
2) 搭建共享信息资源平台,扩大农业转移劳动力社会支持网络,鼓励创业者积极参与。在相应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明确政策或指导意见中的返乡创业信息服务建设的指示,具体相关政策文本中执行标准和要求,政策从国务院下发层层至基层政府,容易导致指代不明,影响执行效果,因此要构建一个所有信息能够共享,让所有创业可以获取的平台,改变传统的宣传模式,普及“互联网+”的模式,让基层的创业者们可以第一时间捕获到权威信息政策发布,抓住时机。同时要制定网络行为规范,营造信用良好的网络模式,打造特色区域品牌,善用虚拟社会资本。
3) 建立和完善金融体系,加大金融体系支持对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的支持力度,设立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提高县乡的金融体系覆盖率,对创业项目减少税收,降低返乡创业的门槛。同时,政府应设立专项创业扶持资金,对不同类型的优秀创业项目给予专项扶持,避免一刀切,根据其项目特色并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提供差异化的支持政策。加大政府对返乡创业人员的补贴力度,坚持精准补贴原则,强化对返乡创业项目的审核力度,将每一笔补贴基金落到实处,并依据创业项目的不同阶段,进行分批次的补贴。依托互联网拓宽融资渠道,推广“互联网 + 银行”创新融资模式到返乡的创业企业,通过大数据计算客户的还款能力,可以依靠互联网电子系统放贷,强化了信用风险的约束机制,简化了资金贷款的审批流程,解决了资金信息供求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成为破解农民工创办小微企业融资困境的有效手段 [5]。
4) 构建产业扶持政策体系,优化创业环境。地区环境对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的有着重要影响,我国农村市场空间广阔,具有潜力,返乡创业人员在农村大有可为。为了加快城乡一体化、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发展农村特色产业,建立农业生态、文化、旅游产业扶持政策体系,整合区域优势资源,盘活农村土地产权,完善基础公共设施建设,建立便捷的交通网络和物流体系,降低农业转移劳动力创业成本。社会文化环境是影响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政府部门应充分利用网络、纸媒、展板等多种形式,对农业转移劳动力返乡创业成功的案例予以宣传推介,对创业成功的返乡农业转移劳动力给予奖励,也要对创业失败者有更多的包容和谅解,努力营造开放、公正、支持创业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