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类比是一种作为论证手法而出现的修辞方式，是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模式，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资治通鉴》作为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结构宏伟，取材丰赡，以其独到深邃的历史眼光，力透纸背的说理方式，成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资治通鉴》中记载了丰富的类比表达，这些类比表达被用来阐述原因和推断结论。类比既有具体的事物，也有抽象的原则，可以是生活事件、神话传说、历史轶事、寓言等。类比的比较可以是一个、两个或多个。类比论证的语言形式也表现出不同的态度 [1]。
在如《资治通鉴》这样的中华经典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中，准确而精彩的翻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张磊夫(1936-)《资治通鉴》三个节译本The Last of the Han (58~68章)、Emperor Huan and Emperor Ling (54~59章)、To Establish Peace (58~69章)分别发表于1969、1989和1996年。
本文以张磊夫的译本为基本语料，以Werner Koller (科勒)提出的等值翻译理论下五种原则为基本框架。收集类比语料，建立数据库，研究译者在处理类比表达时所倾向的翻译原则，并总结了译者在不同的翻译原则指导下所采取的可行的类比翻译策略，并对这些策略的效果做出评价，并指出了张磊夫译本中的一些问题及欠妥之处。为后续的翻译研究提供了更为准确的实例参考。
2. 科勒的翻译等值理论
科勒是一名瑞典语言学家，他归纳和总结了语言学派、交际学派、两种学派交织的第三学派提出的理论，仔细对比了“对应(correspondence)”和“对等(equivalence)”这两个相关概念，进一步细化了“对等”这一概念 [2]。
科勒认为“对应”属于语言学范畴，即对比两种语言体系，描述其差异与相似点，其研究对象是原语和译语文本中的结构和句子；而“对等”属于翻译科学范畴，主要与具体源语–目标语语对及其语境中的对等物相关，其对象是原语和译语中文本中的话语和语篇结构。
科勒将翻译等值理论划分为以下五类：(杰里米·芒迪，2014: 66-67)
(1) 外延对等：指的是文本的语言外部内容对等，即语言结构之外的文本内容。科勒指出其他文献中称此为“内容恒定”。研究重点是词汇。
(2) 内涵对等：与词汇的选择相关，尤其是近义词的选择。科勒认为“是翻译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在翻译实践中往往只能做到大致对等”。
(3) 文本规范对等：使用功能文本分析描述语言的使用模式，寻找其相互关系。在研究中视不同交际情境中语言的使用。
(4) 语用等值：又称作“交际对等”，倾向于文本或信息的接受者。强调分析不同语言对中、不同文本中, 对不同的接受者群体有效的交际条件。
(5) 形式等值：与奈达的“形式对等”不同，这与文本形式与美学效果相关，包括文字游戏以及原文的风格特征。这更加注重了美学效果。
科勒所归纳整理的这五种对等原则更加全面，涵盖的信息也更广，更具可操作性。但是纵观典籍翻译的研究，作者发现从等值理论的角度主要集中在功能对等理论上，少数使用等值理论的评述多为现代文学作品，很少有人聚焦到科勒等值理论。因此，作者将科勒的等值理论应用到典籍翻译上，以期进一步推动等值理论，为典籍翻译提供更多元的研究视角，进而对翻译工作进行总结和启发。
3. 论文写作注意事项
在人的认知过程中，隐喻和转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仅是在翻译过程中实现源语和目的语之间转换的重要过程，也对目标语读者了解源语文化体现着重要作用。隐喻以相似性为基础，而转喻强调事物间的相关性，因此，相似性推理和相关性引申翻译过程中确实起到了起承转合的作用。但相似性推理和相关性引申正是人类大脑所进行的类比推理。翻译中思维理据就是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关联依据，是人类最基本思维过程的反映。因此，类比推理才是思维扩展最基本的逻辑思维理据。雷科夫就曾提出，类比是与关系形成的认知手段。本文以计算机领域“源域”和“目标域”不同的映射关系对应源语和目标语的思维映射模式，将三种分类方法 [3]，“属性类比”，“关系类比”和“结构类比”用于对Rafe翻译分析。
3.1. 属性类比
属性类比是类比中最常见、最简单的一种推理形式，是指基于本体和喻体中元素之间属性相似性的类比方式。属性类比是一种一元类比。也就是说，如果A和B是相似的，我们可以推断出A的属性也属于B，借助于属性类比，突出了主旨的特点，加深了对主旨的理解。读者可以通过联想来理解文本的意义，从而使理解变得更容易、更生动。本文选取了几个属性类比案例进行分析。
例1
ST：洪曰：“汉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发兵何疑！
TT: “Hanzhong is the critical route into Yi province,” replied Yang Hong. “This is the turning point of survival or destruction unless we control Hanzhong, we do not possess SHU. Here is a danger at the very door of the house. How can you be hesitant about raising troops?” [4]
刘备攻打汉中的战役一开始并不顺利，损失惨重。诸葛亮犹疑是否再次增兵前线，杨洪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从战略位置的重要程度，他将汉中比作“咽喉”；从战术的角度，他将汉中比作“家门”。“咽喉”本身是连接人体内外的重要通道。汉中同样连接巴蜀荆楚，法正论述汉中的战略地位时说：“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在源语中，“咽喉”常用来类比战略位置至关重要的地方，但是目的语中没有这样的用法。因此，Rafe采用了解释性翻译(Interpretive translation)的方式，译作“critical route”，根据古汉语词典词典，咽喉比喻形式险要之地。作者的翻译准确，达到了外延对等。但是，作者忽略了解释源语中“咽喉”的文化内涵，省略了源语中类比的联想过程，因次内涵对等没有完全达到。源语中，“家门”中的“家”指的是蜀地，“门”指的是屏障。由于秦岭比大巴山脉更为险峻，因此，对于蜀地的守卫者来说，以秦岭一线作为对北方的防御线比以大巴山作为防御线在战术上都要好很多。由于不存在文化差异，Rafe将“家门”直译作“the very door of the house”，使目的语读者能够很快的理解汉中在战术角度的重要性，同时达成了外延对等和内涵对等。
3.2. 关系类比
关系类比是计算机领域的射类比概念的延伸。IBO (1989)指出，射类比是指两个域中元素之间对应关系的类比，也称为关系类比 [3]。它是一种广泛应用的类比推理方法。也就是说，根据两组对象之间存在着相似关系，其中一组有另一个关系，由此推断另一组对象也有相似的关系。与属性类比不同，关系类比是一种二元类比。它不再根据对象的属性进行类比，而是根据两组对象之间的关系进行类比。关系类比不仅仅是两种关系的扩展隐喻，也是行成逻辑推理的前提，使读者能够通过类比关系更加直观的理解本体的关系。
例2
ST：夫边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国之困，胸背之瘭疽。
TT: The threat of misfortune on the frontier is like an itch on the hand or the foot; if China Proper fall into difficulty, that would be an ulcer of the breast or the back. [5]
分析：原文中，因鲜卑屡屡骚扰边境，护乌桓校尉夏育上书征战鲜卑，历时两年。群臣反对，于是召开会议商讨。蔡邕为说服汉灵帝不出兵，将鲜卑这个“边垂之患”比作“手足之疥搔”，鲜卑之于国家的地理位置，正如手足之于身体的位置，地处边缘，可知“疥搔”的性质也一如“边垂之患”的性质。同理，“中国之患”的地里位置与“胸背”相似，都处于腹地，内地的困顿就和“瘭疽”一样。
从词汇层面看，Rafe的翻译中，他没有将“疥搔”译作病理学名词，而是突出了疥搔的发病特征，采用了描写性翻译(Descriptive translation)的方法，突出“疥搔”的主要特征，译作“itch”，便于读者更好的理解，达到了内涵对等；他也没有将“瘭疽”译作相应的病理学名词，如“felon”“panaris”等，而是译作了更便于理解的“ulcer”。根据《牛津高级学习者英汉词典》，“ulcer”是指“患处位于身体外部，或脏器表面，患处疼痛、出血或产出有毒物质”。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瘭疽”是指化脓性发热。虽然其病理学意义每次并不完全对应，但是对于目的语读者来说，足以明白“ulcer”的严重程度大于“itch”，进而理解“中国之困”的紧迫性重于“手足之患”，因此达到了内涵对等。
此外，根据《牛津高级学习者英汉词典》，“proper noun”是指一个人、一个地方、一个机构等的名字。“Proper China”指的是泛指古代中国名称的用法，Rafe在翻译“中国”用了泛化(Generalization)的翻译方式，而原文的“中”侧重的是“内部”的含义，因此Rafe的翻译并不准确，其指称并没有达到对等，违背了外延对等原则。
从句式层面看，Rafe采用了显化(Explicitation)的翻译方式，增强了译文的逻辑性，达到了内涵对等。但原文中“之”字结构，左右两边各两个字，对仗工整，译文中却用了不同的句式，因此也没有达到形式对等的原则。
总体来说，在翻译这句话是时，Rafe更侧重实现内涵对等，为此牺牲了外延对等和形式对等。
3.3. 结构类比
结构类比是根据系统中成员间的结构关系来进行类比推导，主要发生在系统内部。即由本义系统扩展到另一个抽象系统。结构类比是一个三元的类比方法。其构成方式包括上文提到的属性，一元关系，还有各组元素之间的关系的转移。将结构类比用于说明和论证，不仅能使道理鲜明、形象，而且能增强语言的逻辑论辩力。
例3：
ST：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诣阙上书曰：“夫四时之运，功成则退，高爵厚宠，鲜不致灾。
TT: The Gentleman of the Palace, Yuan Zhu of Runan, who was aged nineteen, went to the palace gates and sent in a letter which said, Like the cycle of the four seasons, good work comes to its fulfilment and then declines,1 and it is rare that high rank and great favour do not bring down misfortune [upon those who hold them too long]. [6]
原文中，大将军梁冀一门权势鼎盛，如日中天。袁著想要劝说梁冀在权势最盛时退隐，否则会有性命之忧。从文中可知，两个类比的系统分别是四季更迭和权利更替，其类比映射可以解释为“运行方式和结果类似”。
其中的一元类比，即“季节”“权利”两种属性之间的类比，两者都具有周期性变化的属性。两种属性的相似也是类比关系能够达成的前提。
其中的二元类比，即四个季节变化的关系与权利盛极而衰的关系相比，权利的变化是一个相对比较抽象的系统，作者通过一种具体的自然现象说明了抽象的权利关系，即每个季节都有固定的时长，都在达到极致时期开始走向下坡路，并逐渐被下一个季节取代，由盛转衰。说明权利的非永恒性，如日中天之后即将下滑，并最终招致灾害，即被毁灭。由此可见，一个抽象系统中的属性和关系被传递到了另一个具体系统中，达成了这种三元的类比关系。
在翻译“四时”的过程中，Rafe采用了直译加注释的方式。季节之间的循环在源语和目的语之中没有文化差异，便于理解，因此采用了直译的方式。注释向目的语读者展示了这种类比方式十分常见，属于源语中常用的类比思维和映射模式。因此很好地达到了外延对等和内涵对等。在后半句话的翻译中，作者采用了“显化”(Explicitation)的翻译手法，将这种原文中的“言下之意”明白的表达出来，增补了语义空缺，使读者能够更好的理解，实现了内涵对等。
4.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所研究的文本运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实现了科勒等值理论中不同程度的对等。译者采用“直译”、“显化”、“描写性翻译”、“解释性翻译”等翻译方法填补了翻译界限，提高译文质量和读者的阅读体验，实现了外延对等和内涵对等；由于原文中的类比多出现在对话劝谏的交际情境当中，因此译文中的语言较为口语化，符合文本规范对等；由于源语和目的语的差异，为增强目的语的逻辑性，形式对等常常被忽略。尽管五种等值原则几乎无法在翻译过程中同时实现，科勒的等值理论对于典籍翻译仍旧十分具有借鉴意义，能够让译者从多维度的思考和审校译文，我们可以在日后的翻译实践中根据不同的情况灵活运用此理论，从而达到等值效果。
NOTES
1Such a sentiment is not uncommon, but the commentary of Hu Sanxing points out that the passage here is close to the words of the counsellor Cai Ze of the state of Yan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t the end of Zhou, recorded in his biography in SJ 79, 2419. See also note 10 be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