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大学生正处于获得亲密感克服孤独感的重要时期，大学阶段是个体人际信任的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形成孤独感并且较易体验到孤独感的时期。孤独感来源于人际关系的缺乏，是个体的社交关系在质量(如，缺乏亲近的亲密关系)和数量(如，没有朋友或朋友太少)上达不到预期或不令人满意产生的心理体验(Perlman & Peplau, 1982)，常伴有寂寞、沮丧、难过等负面情绪反应(何安明，王晨淇，惠秋平，2018)。孤独感是当今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消极情绪体验，长期的孤独感可能会引起大学生的情绪问题并降低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戴革，郭薇，王志刚，曾飞，湛学军，谭展田，2017)。因此，开展大学生孤独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探讨其孤独感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科学预防和有效控制孤独感的负面作用。
人际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主题(王沛，梁雅君，李宇，刘雍鹤，2016)。人际信任是一种交往态度，是个体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对交往对象的承诺、言语等可信与否的一种期望，也就是对人的信任而不是对事的信任(刘广增，胡天强，张大均，2016)。人际信任度水平较低的个体会表现出高敏感、高怀疑、高情绪化的特征，也更少信任他人(伍明辉，宋凤宁，2006)。人际信任是人际交往的前提和基础，大学生面临的人际关系比中学更复杂，人际信任影响着大学生的人际关系水平和心理健康(简佳，唐茂芹，彭燕，2007)。缺乏人际信任会破坏人际关系，甚至给交往双方造成不利影响(Ben-Ner & Halldorsson, 2010)。孤独感的产生与人际交往状况密切相关，人际关系不良、社交需要未得到满足会造成孤独感(丁倩，魏华，张永欣，周宗奎，2016)，人际信任水平作为反应个体人际关系质量的重要指标，是影响孤独感的极为重要的因素(袁立新，张积家，2007)。因此提出假设1：大学生人际信任与孤独感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交往焦虑是个体面对多样性的社会交往情境时，害怕与他人面对面交流，害怕被他人所关注和注视或受到别人负面评价而产生的一种社交障碍，交往焦虑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会产生更多的孤独感和疏离感(Hames et al., 2013; 贾月亮，贾月明，2020)。大学阶段是人际信任发展、形成的重要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大学生的交往焦虑现象较为普遍，且交往焦虑对大学生的学习生活、身心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有研究发现，大学生人际信任和交往焦虑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陈红艳，强建，2017)。同时，交往焦虑对个体孤独感的产生有重要作用，当个体在日常人际交往中认为自己的实际交往水平与自己的交往预期不一致时，就会引起孤独感。也有实证研究表明，交往焦虑和孤独感存在显著正相关，交往焦虑是影响孤独感的一个重要原因(胡宁，方晓义，蔺秀云，刘杨，2009；王明忠，周宗奎，范翠英，孙晓军，2012)。因此提出假设2：交往焦虑在人际信任与孤独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人际信任、交往焦虑、孤独感三者之间联系密切，本研究以大学生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拟探讨大学生人际信任与孤独感的关系，以及交往焦虑在人际信任与孤独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问卷法，对在校的311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删除没有认真作答的无效问卷14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297份。其中，男生105人(35.4%)，女生192人(64.6%)，平均年龄为19.78 ± 2.03岁。独生子女129名(43.4%)，非独生子女168名(56.6%)。
2.2. 测量工具
2.2.1. 人际信任
本研究采用由Rotter等人(Rotter, 1967)编制的“人际信任量表(ITS)”测量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该量表共25道题目(如“考试时老师不到场监考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人作弊”)，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两个维度，量表采用5点计分，从1 (完全同意)到5 (完全不同意)。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4。
2.2.2. 交往焦虑
本研究采用由Leary编制，汪向东，王希林和马弘(1999)等人修订的“交往焦虑量表(IAS)”测量个体的交往焦虑。量表一共15道题目(如“聚会使我感到焦虑及不自在”)，采用5点计分的方式，其中11道题为正向计分，4道题为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示交往焦虑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8。
2.2.3. 孤独感
本研究采用Russell编制，汪向东，王希林和马弘(1999)等人修订的“孤独感量表(UCLA)第三版”测量个体的孤独感。量表共20道题目(如“你常感到缺少伙伴吗？”)，采用4点计分，从1 (从不)到4 (一直)，量表总分80分，得分越高表示孤独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
2.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4.0进行数据整理与分析，对数据进行量表内部一致性检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运用回归分析，检验交往焦虑在人际信任和孤独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所有变量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周浩，龙立荣，2004)，结果发现，特征根大于1的公共因子数共有10个，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的方差变异量为20.69%，远低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对人际信任、交往焦虑、孤独感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人际信任与孤独感之间呈显著负相关(r = −0.32, p < 0.01)；人际信任与交往焦虑之间呈显著负相关(r = −0.18, p < 0.01)；交往焦虑与孤独感之间呈显著正相关(r = 0.34, p < 0.01)。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下同。
3.3. 交往焦虑在人际信任与孤独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为了检验交往焦虑的中介作用，根据温忠麟等人(2004)建议的方法，运用线性回归分析对中介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见表2。结果表明：① 以孤独感为因变量，人际信任为自变量，回归系数具有显著性(β = −0.312, SE = 0.053, p < 0.01)；② 以交往焦虑为因变量，人际信任为自变量时，回归系数具有显著性(β = −0.193, SE = 0.060, p < 0.01)；③ 以孤独感为因变量，人际信任和交往焦虑为自变量，人际信任的回归系数显著(β = −0.246, SE = 0.051, p < 0.01)，交往焦虑的回归系数显著(β = 0.344, SE = 0.049, p < 0.01)。因此，交往焦虑在大学生人际信任与孤独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大学生人际信任通过交往焦虑来间接影响孤独感的高低。其中直接效应为−0.246，中介效应为−0.066 (−0.193 × 0.344)，总效应为−0.312，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1.15%。
Table 2.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teraction anxiety on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loneliness
表2. 交往焦虑在人际信任和孤独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与孤独感存在显著负相关，说明低水平的人际信任是导致大学生产生孤独感的重要因素之一。该结果与已有研究结果相一致，即人际信任水平较低的个体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会受到一定的制约，个体的情感需求无法满足，从而体验到更强烈的孤独感(王宇，张丽宏，乔伊渊，张梦雨，2017)。这可能是因为人际信任水平高的大学生，对他人抱着更加信任的态度，易于与人合作，拥有较多的社会支持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因而较少感受到孤独感。反之，人际信任水平较低的大学生，对周围的人和事都持怀疑、不信任的态度，人际交往过程中过度谨慎、充满戒备，将自己封闭起来而不愿与他人交往，很容易使自己陷入孤独感、寂寞情境中。
中介作用检验结果表明，交往焦虑在人际信任和孤独感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即人际信任水平越低，个体在人际交往中感受到较多的交往焦虑，从而导致孤独感水平的提高。人际信任水平较低的大学生具有高敏感、高怀疑、易情绪化、自我防御强的特点(伍明辉，宋凤宁，2006)，这些大学生在日常交往中感受到的社会支持较少，较易引起交往中的焦虑情绪。另外，交往焦虑的个体具有害怕与他人相处、逃避与他人的接触、害怕受到他人的评价与批评等特点，这些特点会导致他们的人际交往情况不良，无法满足其社交需要，从而导致孤独感上升。总而言之，在交往中，人际信任水平高的大学生更愿意相信他人，很少感受到交往焦虑，人际关系往往更加和谐，较少体验到孤独感。对他人信任程度低的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存在高敏感、高猜疑、对待他人不信任的时候，在与人交往中会感受到较多的交往焦虑(胡秦，2010)，其内心的焦虑又会表现在具体的社交行为上，使其不敢、不愿与人交往，长此以往恶性循环，孤独感也不断增加。
5. 结论
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越低，会在人际交往中感到较多的交往焦虑，进而产生更多的孤独感。提高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有利于减轻大学生的交往焦虑，缓解大学生的孤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