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村社制度起源概述
一些现代的俄罗斯历史学家认为，俄国村社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自然产生”(самородный)的说法被大多数人接受，即恶劣的气候条件和复杂的农业劳动导致俄国农民生产力低下，人们不得不寻找最佳的社会经济组织，俄罗斯的农民村社应运而生。也有少数学者反对“自然产生”的说法，他们认为，沙俄政府为了更方便征税而将强制农民组成一个“税收联盟”，村社由此产生 [1]。
俄国学者考夫曼认为，因为村社制度的相关材料不足且研究材料良莠不齐，有的材料是不完整、片面的，这就导致一些误解。此外，有些文献虽然可以作为研究依据，但是也要注意他们不一定就是事实。以上种种原因导致了学界对村社起源观点不一。其中，俄国学者拉波丹尼列夫斯基认为，农民社区的起源应通过氏族关系圈的扩大来解释，氏族关系圈的开始扩大，然后外部元素逐渐加入，出于共同的经济和精神利益的团结比血缘关系更可靠 [2]。
关于俄国边境阿尔汉格尔斯卡亚和沃洛格达地区的资料表明，村社发展的最初的起点是一个单独的农户，随着人口的繁衍，变成了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农户，这些农户占有该地区的所有资源，其中不方便分割的森林、湖泊、河流等为共同财产。学者考夫曼认为，村社形成历经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获得土地权就是通过纯粹的侵占。第二阶段是对土地有限的占领，这也是村社权力形成的开始。随着荒地的减少，拓荒逐渐受到限制，开始出现一定范围内的土地分配，从占有土地多的农民手中分出土地，给土地占有少的农民手中。第三阶段是重新分配，有时会跳过价值低的土地而重新分配部分最有价值的土地。当然并不是所有地区都会重新分配土地，例如在西伯利亚农民有大量机会去占有新的土地，他们就不会执着于重分村社内现有的土地 [3]。
国内学者尹绍伟在《浅析俄国村社制度的演化》一文中提出，农村公社最初的形式是基辅罗斯时期的维尔福；学者金雁在《俄罗斯村社文化及其民族特性》一文中提出，俄国村社的形成主要是与它的文明起源中地理生存环境有密切的关系，东欧平原地广人稀、气候寒冷、森林茂密、交通不便、开垦困难、生产水平低下、农作物生长期短，东斯拉夫人深感集体劳动和团结协作的必要性，为了便于组织生产和交往，于是就从“血亲公社”自然演化而成为集中居住共同开发土地的地域联合体 [4]。
2. 村社制度下的集体主义精神在语言中的痕迹
从词源学的构词派生关系看，集体主义(Коллективизм)属于派生词，它的直接生产词是集体(Коллектив)。«Коллектив»来源于德语«das Kollektiv»。德语词汇«das Kollektiv, Kollektivum, Kollektivismus»先被引入了拉丁语，产生了形容词«collectives, collective, collectivum» (积聚的；集合的；聚集的)，直到1895年俄语里出现了集体主义(Коллективизм)一词，20世纪20年代又派生出集体化(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一词 [5]。
从释义角度看，苏联时期语言学家奥热果夫对集体主义(Коллективизм)的注解是：社会生活、劳动或其他社会活动中的共同性，一致性，集体性概念，相关词汇组合有：«Духколлективизма» [6]。汉语词典《辞海》对集体主义的解释是：要以群众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思想主张。反对利己主义，但承认和尊重个人利益，并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
集体主义(Коллективизм)是村社的一个重要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村社集体利益大于农民个体利益，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为了避免冲突往往自愿退让。二是村社内部成员之间的团结互助。
从个人层面来说，村社内部成员之间朋友身份的认同和群体成员身份的认同也起了很大作用。心理学家温特曾提出的集体身份形成的四大主变量是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自我约束。这四大变量都是对群体成员互动环节的具体阐释，也正是在这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朋友身份的认同 [7]。正如村社成员之间不得不互相帮扶度过生存难关，且有些农业活动在机械化程度极低的情况下必须通过相互协助才能完成，由此可以说，他们是相互依存的一个群体。又因为村社成员本身生长历程决定了他们思维的局限性，村社成员不敢同时也不想摆脱村社这个集体独自生活，可以说他们自愿结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在交际的过程中村社成员们渐渐互相接纳，结成朋友式的友谊。而村社成员对群体身份的认同得益于他们对自我的认知：一个村社的人同属于一个民族，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使用同一种语言，拥有相同的特征，又共同依仗村社生活。从而完成了集体中的自我建构“我们”，而其他村社就是“他们”。
俄罗斯人性格中的集体主义精神不仅来源于村社，还受到东正教精神的影响。东正教信徒们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参与教区的宗教生活：一起参加圣餐礼、一起斋戒、一起读《福音书》等等 [8]。集体主义下乡邻之间的互助精神在《圣经新约》中作如下叙述：“我们各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然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慈善的事，就当办成了。” [9]
有关反应村社的谚语、俗语不胜枚举，例如：«Семеро одного не ждут.» (少数服从多数。) «Кто больше мира будет? С миром не поспоришь.» (谁能大过村社？不要和村社争论。) «На миру и смерть красна.» (大伙在一起，死也不足惧。) «Все за одного, и один за всех.»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Круговая порука.» (连环保，指的是整个村社共同承担赋税、兵役的任务，例如沙皇要求该村社中100人需缴纳1000卢布，那么不是每个人去税务部交10卢布，而是村社先支付1000卢布，回头再向这100个人每人征收10卢布，若有的贫农负担不起，那么富农要给予帮助。现在的引申义是互相包庇。) [10] «Кормится сирота-растет миру работник.» (当孩子沦为孤儿时，村社成员轮流为孤儿提供食物和庇护所，孤儿就为这些家庭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需强调的是，这村民们的救助不是施舍，也不是“借债”与“还债”的关系，而是出于邻里间的爱。) [11]
此外，俄罗斯学者瓦西里耶夫曾经有一个有趣的发现，«несчастный»来源于«часть»，«несчастный»可以理解成«отпавший от целого»，即脱离整体意味着不幸。对此，民间一直流传一种说法：«Счастливый человек-тот, который является частью собор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и мира. Потеряв связь с миром, человек становится несчастным.» (作为村社的一员就是幸福，与村社失去联系的人会不幸。) [12] 西伯利亚传唱着这样的歌谣：«Хлебом кормили крестьянки меня, парни снабжали махоркой.» (农妇们以粮食喂养我，小伙子们送给我黄花烟。西伯利亚的农村有这样的习俗：在村子入口处，为那些从苦役中逃亡出来的人放些粮食，力求不让任何一人死于饥饿。)通过这些质朴的语言，我们看到村社不仅是当时俄国农民们生存的依靠，也是他们精神的栖息地。
3. 村社制度下长者崇拜心理在语言中的痕迹
笔者认为，村社制度下的长者崇拜心理尤为突出，有五个原因：一是沙皇俄国生产力水平低，由此而导致村社成员普遍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大多数农民都是文盲，长者的经验由此而成为认识的重要来源。从这个层面来说，长者崇拜心理也是对强者的崇拜；二是因为俄国地广人稀，村社与村社之间相距甚远且交通不便，这导致村社的封闭性强，村民们没有机会接受多样性的文化或知识，所有的认识都来源于周围的小世界；三是因为长者拥有更丰富的人生经历，同时对世界探索得更加深入，因此值得年少者学习；四是出于道德层面的尊敬，与我国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有异曲同工之妙。五是因为东正教精神的影响。
长者崇拜心理在村社生活中的体现非常明显。从村社集体层面看，村社中一些德高望重的长者组成“长者会议”(совет стариков)，有权决定村社的大小事宜；从村社的每一个家庭层面看，每一个家庭中的老人都享有极高的威望，可以决定一切，包括农活安排、子孙后辈的嫁娶事宜等等。在哥萨克古老习俗里，在长者面前，年轻人无权坐下，若未经允许即使是长官也不能坐下；在路上遇到长者，无论长者看到与否，年轻人都需要脱帽鞠躬行礼；未经长者允许，年轻人不要随便拜访长者；在孩子们小的时候就要教育他们给老人足够的尊重；在《哥萨克村庄公共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要尊重长者，否则将受到严惩。”
在苏联时期语言学家奥热果夫所著的《俄语释义词典》里，老人(старик)一词的第四条解释是：有经验的，精通业务的人 [6]。由此可见，在俄国固有印象里，老人一定程度上是智慧的象征。
与此相关的俗语，谚语众多，例如：«Кто первее, тот правее. Чья старее, та и правее.» (年长的人更对。) «Бог до людей, а отец до детей.» (上帝保佑每个人，父亲护佑孩子们。) «Кто родителей почитает, тот вовеки не погибает.» (尊敬父母的人永远不会遇难。) «Старик, да лучше семерых молодых.» (一个老人比七个年轻人还厉害。) (Даль 1989: 433) «Молодость плечами крепче, старость – головой.» (年轻人肩膀更健壮，老人头脑更智慧。) «Старость к правде ближный путь знает.» (老人知道通往真理的捷径。) «Бабушка надвое сказала.» (老大娘说话常两可；还说不定；模棱两可。起初因为俄国农村有些老婆婆常替人算命、占卜、用偏方草药替人治病，有时还给人出点子。由于她们年龄大、阅历多，农民们遇到什么不幸或疑难问题，就去找他们解决。后来当老婆婆遇到不好答复的问题或者一知半解的问题时，她们往往含糊其辞，该谚语由此产生。) [13]
长者崇拜心理往往伴随着对长者得无条件顺从。相应地，文学创作总有当下意识形态的影子：民间故事《青蛙公主》里有这样的对话：«… – Сынки, моилюбезные, покудаяещёнестар, мнеохотабывасженить, посмотретьнавашихдеточек, намоихвнучат. Сыновья отцу отвечают:– Так что ж, батюшка, благослови. На ком тебе желательно нас женить? – Вот что, сынки, возьмите по стреле, выходите в чистое поле и стреляйте куда стрелы упадут, там и судьба ваша.…» (—我亲爱的儿子们，我想在年老之前看到你们成家，想看到你们的孩子，我的孙子。儿子们回答父亲：—好的，亲爱的爸爸。你想让我们和谁成婚呢？—这样，你们拿着箭，射到旷野里，箭的所落之处就是命运所在。) [14] 这则简单的对话明晰地反映出儿子对父亲完全顺从的心理，父亲是一家之长，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权威，且村社制度下的沙皇俄国社会普遍接受这样的定义；在俄国作家拉斯普京的笔下，老人是勤劳智慧、善良美好、质朴豁达等俄国一切传统美德的化身。
此外，在东正教教义里，一个家庭内部子女必须完全遵从父母。《圣经新约以弗所书》中写道：“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作父亲的，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9] 受此教义影响，村社的成员们甚至认为不听从父母将收到上帝的惩罚。长者崇拜心理正是受到村社传统和东正教精神的双重影响而形成。
从语言的功能和影响看，村社制度下的农民们在使用以上这些俗语、谚语、教义、讲述民间故事的同时，不仅在传达信息、表达自己的长者崇拜心理、建构自我形象，也在对话语接收者形成一种语言暗示，潜移默化中影响了话语接收者的情感态度，从而加强了长者崇拜心理。当这种语言暗示积累到一定的量，甚至会形成一种“语言控制”，即不遵从长者的行为、话语将会收到斥责和攻击。
4. 小结
笔者认为，集体主义思想和长者崇拜心理是沙皇俄国村社制度下自然孕育的产物，这与当时的社会生产水平密不可分，有一定的合理性。集体主义思想一定程度上帮助沙皇俄国时期的村社成员们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同时也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团结与稳定。此外，“亲密无间”的集体生活促进了人们道德传统的发展，人们为了留在村社不得不进行自我约束，从这个层面来说，他塑造了俄罗斯人的性格。但是从“人”的角度出发，集体主义思想下，人们更注重与他人“保持一致”，为了这种“一致”可以无条件隐藏个人意愿。长者崇拜思想下，晚辈们甚少反抗，无条件遵从长者，否则将受到社会舆论的攻击。因此，无论是集体主义思想还是对长者的无条件遵从都限制了人们个性的舒展，将人们的思想套上了枷锁。
本文之所以从语言的角度浅析村社制度，正是因为语言是人们认识世界、描绘世界的重要工具，且村社制度下的农民识字率低，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经验、观念情感都是通过一些谚语、俗语、民间故事、民谣来表达，可以说口耳相传的语言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此外，俄国这些精神文化正是以语言为容器流传至今。另一方面，这些精神文化也丰富了语言本身，是学者们进行语言学研究时绕不开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