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情障碍研究现状综述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Status of Alexithymia
DOI: 10.12677/AP.2021.111020, PDF, HTML, XML, 下载: 695  浏览: 3,697 
作者: 陈情文: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发展与教育心理研究所,湖北 武汉;孙慧敏: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湖北 武汉
关键词: 述情障碍测量治疗与干预综述Alexithymia Measurement Treatment and Intervention Review
摘要: 述情障碍既可以作为一种人格特征而存在,也可以作为疾病的共症而存在,述情障碍的测量主要采用问卷形式,包括自评量表和他评量表。个体的积极心理品质、良好的社会关系是述情障碍的保护性因素,个体消极人格特质、负性经历、消极心理因素是述情障碍的危险因素,述情障碍既能够直接也能作为中介因素间接对个体产生消极影响,支持性、表达性心理疗法、认知行为疗法以及行为技能训练是述情障碍的主要治疗与干预方法,本文采用文献调查法,主要回顾了述情障碍的概念、测量、成因、消极影响以及治疗与干预方法,总结述情障碍的研究现状,探讨未来在心理学领域中述情障碍研究发展方向。
Abstract: Alexithymia can exist in an individual as a personality trait, or as a disease that co-exists with other diseases. Alexithymia is measured mainly by questionnaires, including self-report scale and other rating scales. Individual'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and the good social relations are protective factors of alexithymia; individual’s negative personality traits, negative experiences and nega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are risk factors for alexithymia. Alexithymia can exert negative influence on individual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s an intermediary factor. Supportive and expressive therapy,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and behavioral skills training are main treatment and intervention methods of alexithymia. Using the literature survey method, this paper mainly reviews the concept, measurement, influencing factors, negative influence, treatment and intervention methods of alexithymia, summarizes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alexithymia, and discusses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alexithymia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psychology.
文章引用:陈情文, 孙慧敏 (2021). 述情障碍研究现状综述. 心理学进展, 11(1), 176-183. https://doi.org/10.12677/AP.2021.111020

1. 引言

述情障碍又称“情感难言症”,最早起源于医学领域研究者在临床上对心身病人的观察,随着医学领域和心理学领域研究者的深入研究,发现述情障碍不仅存在多种心身疾病、神经症和精神障碍患者、物质依赖者身上,而且在普通人群中也有一定的发生率,具有普遍性,因此,研究者一致认为述情障碍既可以作为一种人格特征而存在,也可以作为身心疾病的共症存在。

近些年来,述情障碍相关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不仅在神经生理机制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且在治疗和干预方面研究成果颇丰富,本文对近些年述情障碍研究成果进行梳理,阐述了述情障碍在心理学领域的主要研究内容、研究的局限性并展望了未来研究方向。

2. 述情障碍的概念及测量

述情障碍(Alexithymia)也译为述情困难,临床上的表现是个体难以区分躯体感觉和情绪感受,难以精准识别、描述和表达情绪和情感,过于关注外界事物的细致末节而缺乏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关注,很少思考和表达自己内心情感经历,Sifneos (1973)将上述表现定义为述情障碍,并确定述情障碍的三个维度为情绪辨别困难、情绪描述困难和外向化思维。

对述情障碍的测量方式主要是采用自陈量表,鉴于述情障碍的特征,自陈量表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质疑,他评量表的出现,弥补了自评量表的不足,但他评量表需要配合自评量表一起使用。述情障碍量表最早是由国外学者编制,早期国内学者对述情障碍测量方面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修订国外学者编制的信效度较好的量表,近些年我国研究者编制了一些本土文化的量表,表明述情障碍的测量研究开始向特定群体发展。

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 TAS)有多个版本,TAS-26由Taylor (1984)编制,有26个条目,分为4个维度,采用5级评分,最早被国内学者修订成中文版,并在大学生和医务人员群体中验证了其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姚芳传等,1991)。TAS-R被Taylor等人(1992)修订为23个条目,包括2个维度,采用5级评分,叶建林等(2005)修订了TAS-R中文版,并在神经症患者群体中验证了其信效度良好。Bagby等人(1994)将TAS-20修订为20个条目,3个维度,袁勇贵等(2003)将TAS-20修订成中文版并验证了其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还有TAS-11,TAS-14可以作为评估精神障碍患者述情障碍量表(Üstündağ et al., 2020),暂无中文修订版。其中,TAS-20中文版在我国应用的最广泛,被用来测量成年人的述情障碍。

述情障碍观察量表(Observer Alexithymia Scale, OAS)是Haviland等人(2000)编制的述情障碍他评量表,OAS有33个条目,包括5个维度,分别是距离感、缺乏内省、躯体化、不幽默以及刻板,采用4级评分。朱熊兆等(2003)修订并验证了OAS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虽然他评量表可以弥补自评量表的缺陷,但他评量表受评定者(一般是述情障碍者的家属或亲友)主观影响较大,且OAS需要与TAS-20同时施测,操作较为繁琐且测量成本大,故实践中运用较少。

少儿述情障碍问卷(Alexithymia Questionnaire for Children, AQC)是Rieffe和Terwogt (2006)将TAS-20修订成符合少儿认知水平和语言表达习惯的版本,采用3级评分,用于评估儿童和青少年述情障碍水平。凌宇等(2009)对AQC进行了中文版的修订,并验证了少儿情感障碍问卷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述情障碍会受到文化的影响,因此我国研究者认为有必要编制本土化的量表,大学生述情障碍量表是张春雨(2011)在TAS-20的基础上编制的,包括识别情绪困难、表达情绪困难、内在分析困难和体验情绪困难4个维度,23个条目,采用5级评分,经检验,其信效度良好,表明其可以作为测量我国大学生述情障碍的工具。徐莲莲和张理义(2009)编制了军人述情障碍量表,共30条项目,包含5个维度,分别为:情感表达障碍、情感体验缺失、躯体化倾向、外向性思维和情感应对。经验证,军人述情障碍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在我国应用也比较广泛。

3. 述情障碍的成因

关于述情障碍的成因,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从认知加工过程和神经生物学机制探讨述情障碍的成因,另一方面,从社会心理机制的视角探讨社会心理因素对述情障碍的影响。

3.1. 认知神经机制

认知机制视角主要基于缺陷假设理论,即认为述情障碍是个体认知加工存在缺陷导致的,不少实证研究发现,述情障碍者存在情绪记忆、情绪加工、情绪语言图式、参考性链接、热心理理论、决策认知功能、执行功能等方面存在缺陷或障碍(宫火良,2008;Taylor, 2000; 李阳,汪凯,朱春燕,2011;蚁金瑶等,2012;顾晨龙等,2012;张蕾,汪凯,2013;Zhang et al., 2011; Meltzer & Nielson, 2010),且不同述情障碍类型情绪加工的缺陷可能不一样(岳鹏飞等,2019),这些发现支持了缺陷假设理论。

述情障碍还可能与信息的注意、记忆偏向及记忆概括化有关。有研究发现,述情障碍者在信息选择上存在注重生理信息而忽略情绪信息的注意偏向(宫火良,郑希付,2010),相比情绪词汇或中性词汇,对与疾病相关词汇回忆更多(Vermeulen, Toussaint, & Luminet, 2010),过度化概况自传体记忆更加严重(柳艳松等,2015)。

述情障碍的神经基础主要涉及右脑半球、胼胝体、额叶、扣带回、杏仁核、岛叶、肾上腺皮质以等,还有其他脑区与情绪过程有关,如黑质纹状体、海马参与情绪调节方面,这些结构可能也与述情障碍相关(Kaplan & Wogan, 1976; Hijman, 2003; 张蕾,汪凯,2007;Goerlich, 2018)。张蕾等(2008)实验研究发现,述情障碍者额叶执行功能障碍,马鑫等(2008)实验研究发现述情障碍者在观看情绪图片时,前扣带回,额中回,额上回等脑区异常激活,因此认为述情障碍主要是体现在评估刺激情绪的高级处理过程中。

近年来,学者研究述情障碍不同维度的神经生理机制,Goerlich (2018)发现情绪辨别困难维度与表情识别显性和隐性加工、躯体感觉加工和奖赏加工的损伤有关。Santorelli和Ready (2015)发现,老年人述情障碍和情绪描述困难都与较差的言语执行功能有关。

3.2. 社会心理机制

述情障碍的社会心理机制视角主要是关注个体成长和发展过程中,个性心理特征、家庭环境、工作环境、社会文化等对个体述情障碍的影响,认为早期童年负性经历,是述情障碍的危险因素,可会能随着个体的成长逐步发展,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

大量研究表明,个体积极的心理品质和良好的社会关系是述情障碍的保护性因素,如自我接纳、自我效能感、自我和谐、心理弹性、心理资本、社会支持、家庭关怀等因素与述情障碍呈负相关(姚小雪等,2013)。而负性经历、消极人格特质、不良家庭环境、工作环境与消极心理因素等都是述情障碍的危险因素。如童年期心理创伤、受虐经历、儿童期亲子分离、自我缺陷感、快感缺失、共情缺陷、社交技能缺陷、消极应对方式、抑郁、焦虑、压力、应急源、专制的教养方式等是述情障碍的危险因素(贾媛媛等,2012; Aust et al., 2013; 王雪等,2017;李英辉等,2018;Mcerlean & Lim, 2019; Banzhaf et al., 2018)。

人格是述情障碍的重要预测因素,研究发现内向性格者述情障碍发生率显著高于外向者,神经质与述情障碍正相关、外向性与述情障碍负相关(吴彦敏,刘明,2014;Barańczuk, 2018),人格障碍、不安全型依恋显著预测述情障碍(杨红君等,2008;屠笑等,2013)。

文化也是述情障碍的重要影响因素,述情障碍存在文化和性别差异(Le, Berenbaum, & Raghavan, 2003)。

4. 述情障碍的消极影响

当述情障碍与其他疾病共症时,述情障碍可能影响患者治疗的依从性、疾病的治疗和康复,残障接受度以及生活质量等(张丽辉,刘旭涛,高晰,2007;王迎晓等,2017),本文更关注述情障碍作为一种人格特征时,对个体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各方面产生影响产生的消极影响。

述情障碍会对个体心理健康产生消极影响,大量的研究表明,述情障碍正向预测个体的学习倦怠、压力知觉、抑郁、焦虑、孤独感、疏离感、消极心理、消极应对方式、负性情绪、人格障碍,同时,述情障碍与自尊、自我效能感等呈负相关(李欢等,2010;冯海英,杨丽君,2017)。

述情障碍对个体的非适应性行为也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如述情障碍对手机依赖、网络成瘾、物质依赖,非自伤性自杀行为、冲动行为、非语言攻击行为以及进食行为等有一定的正向预测作用(冯岩等,2012;陶磊等,2014;林小敏等,2017;冯武魁,2017;林榕,2019)。述情障碍还是病态赌博的危险性因素(Toneatto et al., 2009)。

述情障碍还对个体的社会生活产生消极影响,如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人际关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赵月秋等,2015;朱晓庆,2017),对亲密关系、同伴关系、人际关系、道德决策、风险决策有消极影响(Inslegers et al., 2012; 吴志辉,2020;张蕾,汪凯,2013)。

述情障碍还在代际之间产生消极影响,有研究表明,母亲述情障碍是儿童内隐行为、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的危险因素(陆琪等,2013;陈肖杰等,2020)。

同时,述情障碍也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因素,被认为是不良心理、行为问题的中介因素,如童年期的负性经历,会通过述情障碍对个体的抑郁、人际关系、婚姻满意度、攻击性行为、物质成瘾产生影响(孔令明等,2019;魏世雅,2020),以及述情障碍在个体的人格特征与非适应性行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张信勇,陈泽绮,2016)。

5. 述情障碍的治疗与干预

述情障碍的治疗与干预实证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大量的研究表明,当述情障碍与心身疾病、神经症以及精神障碍共症时,心理治疗与干预对述情障碍有一定的效果,必要时配合药物治疗效果更佳。当述情障碍作为一种人格特征,虽然具有相对稳定性,但一些干预方法也能减少述情障碍的水平。

关于述情障碍的治疗与干预研究成果颇丰富,首先,治疗与干预技术越来越丰富,以往通常采用日记法、艺术疗法、行为治疗、放松训练、团体心理疗法等(杨雪莉,梁宗保,2016),近年来,行为训练技术、支持性心理疗法、表达性心理疗法和认知行为疗法是最常用的治疗与干预方法,内观疗法、家庭治疗、生物反馈疗法、心理健康教育、共情护理等方法也被运用(李蔓薇,2019;董香丽,2017;孙君芳,叶虹,廖旭怡,2012;邓义,2019;Cameron, Ogrodniczuk, & Hadjipavlou, 2014)。其次,治疗与干预方法也从单一方法发展到多种方法联合运用,如结合多种行为技术训练的综合训练,心理治疗联合药物治疗等广泛运用,且越来越注重制定个性化的方案。最后,治疗和干预对象更广泛,以往研究中大多数治疗与干预对象是述情障碍者本人,近年来,一些研究中的干预对象既包括述情障碍患者也包括其家庭成员。

大量研究表明,行为训练技术对述情障碍有很好的改善作用,如情境式交往训练、情感技能训练、自我接纳训练、社交技能训练、催眠想象训练等可以改善抑郁症患者和恢复期精神分裂患者以及普通人群的述情障碍(黄惠君等,2016;Gay, Hanin, & Luminet, 2008)。

支持性心理疗法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和老年人的述情障碍都有改善作用(师典红等,2019)。表达性艺术治疗包括绘画疗法、艺术情感治疗法、心理剧治疗、综合性艺术疗法、音乐治疗等,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艺术疗法对述情障碍有改善作用,研究已证实,绘画疗法、综合性艺术疗法对精神分裂患者(蔡佳佳,2016)、儿童期受虐待个体、戒毒人员的述情障碍有一定的改善效果(傅鹃花,2016;郝学敏,2016),心理剧治疗对身体疾病患者和普通人群的述情障碍有改善作用(宋雪梅,2019)。

内观疗法、认知行为疗法、内观认知治疗、认识领悟疗法、正念认知疗法等对普通人群的述情障碍有一定的改善作用,还可以配合使用药物治疗可以改善精神障碍患者、身心疾病患者的述情障碍(李蔓薇,2019;张灿灿,2019)。张广威(2018)研究正念认知疗法对抑郁症患者述情障碍治疗的生理机制,研究表明,正念认知疗法不仅改善个人述情障碍、焦虑和抑郁症状,而且改善大脑的功能。

6. 展望

有关述情障碍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本文主要探讨述情障碍研究在心理学领域的局限性以及未来发展方向。

首先,述情障碍的研究对象有局限性,目前述情障碍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成年人,少量研究对象是中学生,但也都是十三岁以上年龄的,低龄儿童的述情障碍未被关注,一方面可能是儿童表达能力有限,另一方面,家长和老师可能将低龄儿童述情障碍表现视为“内向”的性格,将其正常化而忽视,因此,有必要关注低龄儿童群体的述情障碍。

其次,述情障碍测量工具有局限性,一方面,目前测量述情障碍的量表多为自评量表,用自评量表测量述情障碍受到不少争议,而他评量表需要配合自评量表一起使用,且操作复杂,应用的较少,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究更高效、准确的测量工具。另一方面,述情障碍的测量工具开始向大学生和军人这些特定群体发展,未来有必要进一步针对老年人群体、医护工作者进行述情障碍的测量工具研究。

最后,治疗与干预方法的局限性,目前述情障碍的治疗与干预方法很多,一方面,述情障碍在身心疾病患者和普通人群体里都有一定的发生率,应该发展适合不同群体的治疗与干预方法。另一方面,虽然有一些综合性治疗和干预方法,但还不成体系,未来应该发展出系统的、高效的综合性治疗与干预方法。目前对述情障碍的发生、发展、治疗与干预机制的研究仍是不够的,未来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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