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中国高校实行扩招始于1999年。到2008年秋季学年,全国高等教育招生人数为59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由此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了大众化阶段。此后的几年时间里,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我国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尽管我国已经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但是在中国人口基数大的背景下,高等教育无法满足所有社会群体的需求。相对来说,仍然是一种较为稀缺的社会资源。所以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在某种程度上依旧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近几年,在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研究中,家庭文化资本也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
国外学者皮埃尔·布迪厄最早对家庭文化资本进行研究并产生了重大的学术影响。他认为,家庭文化资本是最隐蔽、最不易被人察觉却是最具社会决定性的教育投资,它对学生学术成就有着潜在而深远的影响 [1]。国内学者陈宁在《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与教育机会均等》也证实了文化资本对高等教育公平的影响,由于文化的代际传递性,较高文化资本的家庭所传递的文化资本更加丰富和广泛,其子女享有的非基本教育权利之机会也会大大高于较低文化资本家庭的子女,也会更加贴近学校里所传达、培育和考核的知识与文化 [2]。赵杰、刘永兵(2010)对比不同的个人资本与受教育机会关联的理论,认为布迪厄更强调导致教育不公平的关键在于文化差异,家庭是文化资本的根源 [3]。在当前实行的高考选拔制度下,家庭文化资本作为一项相对隐蔽的因素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女的受高等教育情况,研究家庭文化资本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 家庭文化资本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逻辑关联
2.1. 家庭文化资本概念界定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资本的形式》一书中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他在书中将文化资本定义为一种表现行动者文化上有利或不利因素的资本形态,按照布迪厄对文化资本的划分,文化资本有三种形态:一是身体化的形态,体现在人们根深蒂固的性情倾向和外在体态,具体表现为个体的审美趣味、学识、修养等方面;二是客观化形态,主要体现书籍、词典、仪器等物质性的文化工具中;三是制度化的形态,主要体现在教育学历,它是通过制度和形式将资本标示出来 [4]。
学者郑雅萍认为,家庭文化资本是一个家庭所拥有的性情气质、兴趣取向、文化氛围、处事方式等综合而成的一种家庭教育氛围 [5]。
基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在综合了两位学者的相关观点后,我认为家庭文化资本是:在家庭场域中,文化以及文化的物质载体所构成的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的总和。家庭文化资本也存在文化资本的三种形态。身体化的形态主要表现为家长的教育方式和对教育的期望程度;客观化的形态主要表现为家庭氛围,家长提供学习资源的情况。体制化的形态主要表现为父母的学历水平。
2.2. 家庭文化资本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公平的影响表现
2.2.1. 家庭文化资本的身体化形态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影响
1) 家长的教育方式
家长的教育方式是指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养育、教导子女的方式和方法。家庭文化资本拥有量作用于家长的教育方式主要体现在学校学习方面给予子女指导和帮助的多少。在家庭文化资本拥有量较高的家庭中,家长处于优势地位,可以为子女提供较多的学校学习方面的指导和帮助,以及相关的技能培训。子女在接受了父母的指导与帮助后,可以较快的融入学校生活中。熟悉并掌握学校的教育方式与学习方法,培养学校所认可的审美情趣及知识技能,进而进入到更高的教育阶段。相反,在家庭文化资本量较低的家庭中,由于家长给予子女的教育资源有限,使得其子女在学校生活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不利于获得更高的教育机会。
2) 家长对教育的期望程度
家长的教育期望是指父母对子女将来可能获得的最高学历水平的一种预估或者设想,有较强的主观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子女的教育期望是基于对自己学习能力的了解,对未来学业成就水平的预测。在实际生活中,布迪厄认为子女的教育期望是基于父母的思想观念、教育方式、行为举止,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生成的。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父母,他们在家庭文化资本占有量方面具有优势地位。这种优势体现在父母给予子女的帮助与指导可以贯穿整个教育过程与教育结果。为子女营造较好的学习环境,并通过言传身教让子女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帮助子女积累学习经验与知识技能,有利于子女获得更高的学业成就,进而获得更高层次的教育机会;对子女而言,由于长时间受到家长的文化教育的熏陶,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一种积极进取的学习态度。通过后期的模仿和学习,将父母的文化修养内化为自身的文化习惯,更加勤奋努力的对待学习。出身于家庭文化资本拥有量较少的子女,受父母的言传身教和家庭文化环境的影响,对自己的教育期望一般较低。父母提供的学业帮助与指导较少,不利于获得更高的教育机会。
2.2.2. 家庭文化资本的客观化形态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影响
1) 家庭文化氛围和家长与教师的有效沟通
家庭文化氛围往往可以体现一个家庭的文化精神,包含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交往方式和精神文明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家庭的家庭成员的价值观 [6]。家庭文化氛围会潜移默化的作用于子女的成长。具体表现在子女的为人处世、价值观的建立、心理等方面。这种家庭文化氛围对子女学习方面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家庭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子女更加喜爱看书、学习,倾向于向父母表达自己的思想,与父母交流关于生活、学习方面的信息。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成长的子女受教育的几率会被增加。除了和子女的交流以外,家长与教师之间的沟通是否和谐、有效也显得尤为重要。家庭文化氛围和家长与教师之间的交流受家长的眼界、学识、受教育程度、职业和社会关系以及道德修养的影响。家庭文化资本较高的家长,他们能够通过良好的家庭氛围与教师进行有效沟通,并贯穿子女的整个教育过程。通过与教师的及时有效的沟通,家长能在第一时间掌握相关教育信息,帮助子女学业成绩的发展,进而获得更好的受教育机会。而家庭文化资本较少的家长,受自身较差的家庭文化氛围的局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和教师交流持逃避的态度,在与教师沟通时,只会一味的赞同教师的意见和看法,不能提出自己的想法。无法达成教师和家长共同合作、共同促进学生学习进步的目标。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家长对子女的帮助是十分有限的。
2) 学习资源的提供情况
家长对子女学习资源的提供包括书籍、学习设备、多媒体学习资源等方面。不同家庭文化资本的家庭在其学习资源提供能力方面有较大差异。学者徐继岭在其论文中调查发现:工人、农民家庭拥有的图书数量明显少于干部、管理者和技术人员家庭。不同阶层家庭子女的阅读情况也明显具有区别,从不同阶层家庭占有藏书量以及其子女的阅读量来看,干部、管理人员与技术工作人员阶层的占有情况明显优于工人 [7]。这说明家庭图书提供情况受家庭文化资本拥有量的影响,家庭文化资本较好的家庭可以提供更多的图书。另外,对于电脑、录音机、电子词典等一些学习设备,家庭文化资本较好的家庭在提供设备的数量和质量上要优于家庭文化资本差的家庭。这是由家庭的经济基础与家长对子女学习重视程度决定的。
2.2.3. 家庭文化资本的制度化形态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影响
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的制度化的形态,主要体现在教育学历,它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依据布迪厄的观点,父母受教育程度是典型的“制度化文化资本” [8]。一般地,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其教育子女能力与效力较强,进而能有效改善子女的学业成就。在高考选拔制度下,学生学业成就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就读高校的层次水平。子女在校的学业成就依赖于家庭文化资本投资,其是学生在文化资本和时间上投资得到的产物 [9]。因此,家庭文化资本的多少及其最初的价值导向对子女学业成就与未来前途具有重要的影响。这是因为首先不同家庭文化资本的学生对中学层次的选择不同,进而对随后一系列学业选择与成就机会产生重要影响,如高校的选择、高等教育阶段的专业选择倾向,这些都得益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家庭学习氛围与父母与子女间的交流等累积因素。那么拥有家庭文化资本高的学生,在学业成就方面的投资高于家庭文化资本低的学生,在高校的选择,专业的挑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更有利于进入较高层次水平的高校,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
3. 家庭文化资本影响高等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原因分析
3.1. 家庭文化资本具有代际传递效应
日本学者天野郁夫对教育过程中家庭文化资本的继承作出了论述,指出父母的学历所代表的学校教育成果,作为文化资本不仅在家庭里积蓄着,由子女继承下来,而且子女和家庭的升迁性流动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能够给子女提供怎样的学校教育机会 [10]。那么,子女是如何获得家庭文化资本的呢?法国学者布迪厄提出获得家庭文化资本有两种方式,分别是幼年时受到的家庭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后期系统的学习。基于两位学者的观点,我认为家庭文化资本之所以能够实现代际传递,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文化修养、知识、技能、价值观等文化资本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子女的无意识模仿被潜移默化的继承下来,进而转化为自身的文化资本。比如出身书香门第或者艺术家庭的学生,由于从小接触大量的相关文化活动,受到了良好文化渲染和艺术熏陶,在不知不觉中就继承了家庭文化资本。出身在家庭文化资本较少的学生,父母的教育水平普遍较低,文化程度也不高,附着性文化资本非常局限。因此他们没有能力为子女提供较高的文化资本,也不能为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带来较多的正面收益。
3.2. 家庭文化资本的阶层差异
当前,我国社会人口的总体文化水平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来说是偏低的。这是由于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基数大,义务教育普及发展时间较短,高等教育相比较欧美发达国家起步较晚,发展水平也相对较低。我国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社会资源开始重新组合,社会各阶层间资本拥有量开始极速分化。学者刘海燕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各社会阶层由于在物质资源、价值观、知识和理解力及语言技能的先天原因和后致因素的双重影响,使得在接受高等教育中,中上等阶层家庭的子女会比其它阶层的子女享有更多有利的条件,也使得他们在高等教育中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更高 [11]。因此,在我国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文化资本占有量的差异对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并且目前的现状还需要相当漫长的时间来改变。
3.3. 公共文化资源分配不均衡
在城乡公共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由于受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官僚主义思想、居民表达利益渠道不畅等因素的影响,城乡居民在享用文化基础设施、构建文化服务队伍以及文化资源共享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实证分析表明,整体而言2005~2015年城乡公共文化资源配置的非均衡程度由0.416下降至0.127,但非平衡成长的态势仍然显著,其中2015年城乡公共文化财力资源配置的非平衡水平高达0.226 [12]。该数据进一步阐明我国在公共文化资源分配方面存在资源分配不均的弊端。这就使得弱家庭文化资本的学生,无法通过公共文化资源来弥补家庭文化资本的不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竞争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