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1世纪之初，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凸显。人们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同时也带来世界各地多种文化的接触和碰撞，这引起人类心底最深的疑问：我们为何会这样生活？我们和他者的生活为何不同？我们这样生活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在人类这样迫切的对本地文化认识的需求下，耄耋之年的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觉。所谓文化自觉就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费孝通借由文化自觉的概念开始思考文化的人文价值。
时至今日，21世纪快走过了它的头20年，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新冠疫情的威胁更像阴霾一样笼罩在各国上空，直至今日抗疫最有效的不是科技，而是几乎原始的“隔离”，全球都是如此。因隔离而引发、激活的对“他者”的猜疑、歧视和攻击更是比新冠还可怕。“新冠病毒”被加上许多有政治、文化偏见的联想。全球化发展到了今天似乎也出现了逆向发展的趋势，身份、种族、民族的隔离，他者和我群的矛盾逐渐凸显。站在今天历史的门槛上，回顾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理念，指导各国文化交流，具有新的历史要求和迫切。正如他所说：人类在开展各国文化交流之前，应当先清理自己的过去，了解自己的文化样貌和历史，明确生活的目的和意义，如此才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最终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只有这般面对危机和集体恐慌时，从内部先寻找原因，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适应新环境，寻求文明的对话、文化的交流，才能突破隔离和分裂。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还在眼前，人类的猜疑和分裂导致的历史教训已经足够深刻。
本文通过对费孝通文化自觉一系列文章的梳理，从学理角度分析了文化自觉的提出的脉络，并借此指出文化自觉在当今的时代要求和意义。
2. 文化的历史继承性、社会性和文化自觉
1997年费孝通在《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一文中，从社会学的角度首先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历史继承性和社会性，继而引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
所谓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在费孝通看来这就是“个人–社会–文化”的形成过程，他认为个体在降临之初是作为生物人而具有了生命，但是生物人一旦接受社会的文化，那就成为了“社会人”，这样个体才能够生活，才得以与人沟通、交流。因为我们总是在继承上一代人的文化，传承着这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这种继承性，使得文化超越了个体具有了超时空性。个体作为一个生物体总是难逃死亡大关，但是个体先后死去时间的参差不齐，构成了生存时间的“差序格局”，这也是费老在文中所说的“不朽”，即文化的历史继承性。但个体的继承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一问题又回到了社会人本身。文化本来就是个体在与自然相处中生产的行为方式，是人创造的。这种个体创造的模式一旦被大多数人(集体)所认同，就成为了文化，得以传承。这是文化的社会性。但在这种代代传承，如果文化不能适应客观的时空变动，就需要出现新的东西。个体还会对文化进行改造、创新，被社会认可后再得以传承，以此循环。因而文化具有社会性和历史继承性始终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连续体。
那为何中西文化的相处中会出现矛盾呢？中国社会从乡土社会进入工业化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三连跳，改变了以往文化继承的手段。现代社会更多的使用电子产品为媒介来传递和沟通信息，西方文明表现出了一种强大的历史断裂性，这种“动态的”、“热的”社会模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连续性和继承性有着对立和矛盾，因而表现出了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之间的矛盾。
至于为何这种矛盾在中国表现的极为剧烈，除了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在文化逻辑上的矛盾以外，中国文化与西方主流文化在价值观上也始终是不同的。这种不同表现为中西文化在处理天人关系的问题上。西方的文明是天人对立的，而中国文化中一直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深层次的价值观上的对立，使得中国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不能够完全复刻西方的老路子，这就是费老指出的“文化自觉”，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费孝通进一步指出，文化自觉十分重要，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要与其他文化一起，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能过与各种文化和平共处、联手发展的共处条件。
总结来看，“文化自觉”的概念强调了双重任务：一是要认识到中国文化自身的特点，二是要在把握自己文化特点上考察中国文化对于世界上不同文化的和平共处能有什么贡献。就像费孝通在文末指出的，“在今后二三十年中全世界面临的一个新世界里，西方中心的‘天人对立论’的自然观必将得到纠正，而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这对此将要承担自己的新责任。 [1] ”
3. 文化自觉的新时代内涵
对于“文化自觉”的讨论从费孝通提出后一直到现在的讨论一直未停止过，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提升和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重新思考如何对待其他民族文化，寻求世界文化和谐共处的秩序的讨论，“文化自觉”的概念有了新的历史价值和意义。结合如何实现“文化自觉”的方法论，在新时代发展文化自觉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3.1. 文化自觉的态度是认清自己的文化，同时必须正确对待他人文化
科学的认识自己的文化并不容易，从8世纪中西文化接触开始产生碰撞交流开始，思想界就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就始终处在讨论之中，各类观点甚嚣尘上，从未止歇。从“全盘西化”、到“中体西用”等等，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未能达成统一。即便是提出了“取其精华、其其糟粕”的主张，但是何为“精华”、何为“糟粕”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另一方面从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的屈辱史使得知识分子们骨子里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始终未能立得住，出了问题也总是从传统文化中寻由头，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向现代转型。就像费孝通所说的“我们生活在优秀的中国文化中，而对中国文化本身至今还缺乏实事求是的系统认识，我们的社会生活还处于‘由之’的状态而没有能够达到‘知之’的境界 [2] ”。而要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莫不过是要“深入到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中去认识自己的历史和现状” [3]。文化是人的文化，认识文化首先要认识到中国人的生活世界，逃不脱对中国人世界的认识、解释，从这才能够正确看到文化的价值，不自卑也不过分夸张。
当然要清楚的认识自己民族的文化，不仅是对中华民族，同时也是适用于世界上各国家、各民族和各地区的。为此费孝通写过《必须端正对异文化的态度》，各种文化之间既要“各美其美”还应“美人之美”，“需要懂得各国、各地区的文化为什么不同，只有有了比较研究才能谈得上自觉。 [4] ”
3.2. 文化自觉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类美好的社会——“天下大同”
费孝通80岁生日提出的处理文化差异的十六字原则“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打通”，反映了实现“文化自觉”由低到高的发展程度向高层次的步步提高。“各美其美”是对待自己民族的文化，“美人之美”是要尊重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取得文化价值标准上的共视，而最终“文化自觉”追求的终极标准就在于“天下大同”。
事实上，人类追求美好和谐社会的思想从来不分中西差异。古希腊西哲提出的“理想国”、中国古代《礼运·大同篇》提出的“天下为公”，都反映了人类对美好社会的追求和向往。身处在21世纪，经过几百年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代人类已经具有绰绰有余的能力能够为全人类提供丰衣足食的物质条件。实现美好的大同世界，缺的是普遍接受的道义观、共同遵守的价值标准、平等相待这类精神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干涉他国内政、要用对话代替对抗，用平等交流代替武力冲突，和平解决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的矛盾。这也是习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国际社会终将成为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共同社会。尤其是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各国的利益在彼此合作中进一步加深，全球各国日益进入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利益统一体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国家的发展、进步尤其是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都像是补足木桶中最矮的短板，只有它们的进步才能够让木桶能够盛的更多。全球的进步将不再取决于超级大国的进步而更多的在于贫困国家的补缺。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各国利益日益形成一个标准，文化间差异的宽容和弥合将决定共同体存在的持久性。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下各国的文化差异不是被消除的，而是要被鼓励展现，要在多元文化中寻求统一的价值观。在这一点上，正如费孝通在文章中所说的“中国文化天人感应”的哲学基础将起到非常大的贡献，是“和”文化、“礼”文化在现代世界的复兴和价值展现，这也是“文化自觉”的第二重内涵。
3.3. 完成“文化自觉”的方法，需要创建现代中华文化
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为止，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它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建立一个由共同认可的基本标准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条件”。这个共处条件，通过对西方现代文明历史性断裂和“天人对立”的论证，他指出，中国文化追求“中庸之道”、追求一而二、二而一与“大同”思想的融会贯通、以及“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思想将对全球化时代的多元化做出卓越的贡献，这也是“文化自觉”所需要达到的使命，创建在这个全球化世界中，更适应时代发展的现代中华文化。
这一创建需要有“文化自觉”的学者，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和尊重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的角度出发，以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为引领，让中国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这个三级跳的阵痛中缓和为目标，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中华文化 [5]。这一文化的转型是能够真正实现“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