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翻译中典故的处理既是难点也是重点，良好的典故翻译在文化“走出去”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运用典故是《红楼梦》的突出特点之一，当前，学界已有不少文献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典故翻译，主要探讨了典故翻译策略，如直译、意译、加注等 [1] [2] [3] [4]。尽管这些成果对开展具体翻译实践有着指导意义，但是，译者在翻译典故时，如何判断该尽量直译，还是意译倾向性应更强一点？有学者提出，典故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对等转换，还要注意文化内涵的传达 [5]。将以语境为中心作为典故翻译的指导思想，在此前的研究中少有深入探讨，而这便是本文的研究焦点。
笔者结合钱歌川的“通达”翻译观探讨秦可卿卧室描述部分的英译。该部分不仅出现了历史典故(如武则天的镜室等)，也出现了文学典故(如《海棠春睡图》)，涉及范围较广。在钱歌川“通达”翻译观指导下，笔者从人名与句子两个维度的翻译分析入手，对该部分典故展开探讨，便于典故研究的层次性、科学性。因此，本文不因循旧式直译、意译方法论，从实践派翻译家钱歌川的主张入手研究典故翻译，将有助于启发从多角度开展典故翻译研究。
2. 钱歌川“通达”翻译观
钱歌川在《翻译的基本知识》一书中表示，“通达”是译文的第一要求，不然还不如不译。要实现译文通达，根据该书第二章、第三章以及第六章的内容，即译文必须要具备约定性、批评性与逻辑性 [6]。
约定性。荀子在他的“正名”篇上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实名” [7]。约定俗成的名才是适宜的名，对于翻译而言，译文要具备可读性，同样要满足适宜原则，契合世俗约定。钱歌川十分重视正名，主张了解原文的第一步便是弄懂字句的含义，找出典故的来历 [8]。
批评性。钱歌川重视译文的通达，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做到在知识储备上，对外国文本是“批判的”，对本国文本是“实用的” [6]，即丰富的双语知识，实现准确理解源文本，译文表达地道。此处的“批判”所指的是，在细读文本的过程中，用陌生化的视角，批评的眼光解读原文字词，同时，翻译产出环节也要结合目的语文化背景进行，不能生搬硬套，要批判的进行灵活处理。
逻辑性。“逻辑是翻译者的最后一张王牌，是他必须具有的基本要素” [6]。钱歌川在《翻译的基本知识》一书中强调，翻译必须要合乎情理，即合乎逻辑。Fletcher将李白的《月下独酌》(其一)中“月既不解饮”的“不解”(不懂)误译成“without a pause”，赛珍珠将《水浒传》中的“放屁”(胡说)误译成“pass your wind” [6]，都是没有考虑译文逻辑性而造成的结果。
3. 《红楼梦》霍译本中的典故案例研究
曹雪芹在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写成《金陵十二钗》，书中采用了大量典故。本文主要围绕《红楼梦》第五回秦可卿卧室描写这一部分而展开，曹雪芹笔下的这间卧室，虽描写上仅用寥寥数行文字，但其用典极其密集。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在当前流传较广的主要是霍克斯的译本(简称霍译本)和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译本(简称杨译本)，此处，笔者将主要就霍译本展开探讨。
霍克斯作为外国人，其翻译《红楼梦》除了要克服基本的语言理解问题，同时也要妥善处理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汉语典故一般出自于文学著作、历史事件、神话传说、风俗习惯、宗教文化等方面 [9]。因此，在典故翻译过程中，因为语言与文化差异，极其容易出现内涵丢失与误读。为探究霍克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下文中，笔者将结合钱歌川“通达”翻译观下的约定性、批评性、逻辑性，对贾宝玉进入秦可卿卧室一段的霍译展开研究。原文如下：
刚至房中，便有一股细细的甜香。宝玉此时便觉眼饧骨软，连说：“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时，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副对联云：
嫩寒锁梦因春冷，
芳气袭人是酒香。
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赵飞燕立着舞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设着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宝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连珠帐。宝玉含笑道：“这里好，这里好！”秦氏笑道：“我这屋子，大约神仙也可以住得了。”说着，亲自展开了西施浣过的纱衾，移了红娘抱过的鸳枕。(曹雪芹，1982)
3.1. 人名翻译
在这部分中，共出现了十个人名，霍克斯的译文(下文简称霍译)如下：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当中人物的原名与译名大多有明显差异。笔者研究发现，霍克斯的处理方式，很大程度上契合钱歌川“通达”翻译观，即“约定性”“批评性”“逻辑性”原则。
首先，“约定性”。杨玉环奉命出家后，道号“太真”，“贵妃”是她的册封头衔，民间对她的了解也多是针对“杨贵妃”这一称呼，尤其是普通老百姓对她的认知多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霍克斯在此将“太真”翻译成“美丽的杨贵妃”，符合大众普遍认知，满足翻译的约定性原则。
其次，“批评性”。“赵飞燕”经霍克斯处理，去掉对西方读者无任何意义的姓氏，直接变成了“飞燕”，保留字面语义与身轻善舞的联想意义。同样的，对中国文化不太了解的外国读者，很难光凭“武则天”三个字在脑海中形成一个鲜明的人物形象，所以霍克斯采用增译法补充了“淫荡的女皇”这个定语，使读者能迅速对她形成大致印象。此外，作为“安史之乱”的发起人，安禄山绝非良善，所以，在此文本语境下，霍克斯增译一个形容词“残暴的”，使安禄山形象跃然纸上。“西施”增译一个定语“极美的”，也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名字后面所蕴含的“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这个隐含意义。
霍克斯以批评的眼光进行翻译，研究霍克斯的译文，同样也需采用批评的眼光。他将“寿昌公主”翻译成“Princess Shou-yang”，并非低级错译，而是由于其所采用的原文本版本不同 [10]。在进行翻译批评前，首先必须以批评的态度去调查，了解译者所用原文版本。
最后，“逻辑性”。中国古人有名与字两种称谓。《礼记·士冠礼》中有言“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君父之前称名，他人则称字也。”针对原文中的“唐伯虎”和“秦太虚”，霍克斯统一按照人物的名进行翻译，处理成“唐寅”和“秦观”的音译。唐伯虎、秦太虚各自习惯在作品上落款为名而非字，英文读者若是看到该字画，应当也是看到作者名的音译，所以，霍克斯的处理合乎逻辑。
钱歌川在《翻译与正名》一文中谈到，正名是翻译的第一步，名不正则言不顺 [11]。所谓正名，即对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精准把握。现代语言学之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提出了语言学中的符号学理论，引入能指与所指的概念 [12]。能指即物质形式，所指即心理概念 [13]。霍克斯在《红楼梦》翻译中对人名翻译的把握，实现了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人物，与西方读者对该人物认知的良好对接，达到了钱歌川所提倡的正名原则。
3.2. 句子翻译
根据钱歌川“通达”翻译观，中译英过程中，要注意字词选择的准确性与表达的逻辑性。下文，笔者试取四例展开分析。
例1：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曹雪芹，1982)
霍译：“a painting by Tang Yin entitled ‘Spring Slumber’ depicting a beautiful woman asleep under a crab-tree, whose buds had not yet opened.” (Hawkes, 1974)
按宋惠洪《冷斋夜话》中“用事”记载：“东坡作《海棠》诗，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烧银烛照红妆。’事见《太真外传》，曰：‘上皇登沉香亭，诏太真妃子，妃子时卯醉未醒，命力士从侍儿扶掖而至。妃子醉颜残妆，鬓乱钗横，不能再拜。’上皇笑曰：‘岂是妃子醉，真海棠睡未足耳!’”虽然该典故来源于唐明皇形容杨贵妃，但是后代文学作品中海棠花常和“美人春困”联系在一起 [14]。
霍克斯在翻译该句时，对画作名“《海棠春睡图》”的处理，显然是结合了相关典故。中文中短短五个字，英译后变成了17个单词，采取的策略不是直接翻译画名，而是将画面内容呈现在读者眼前，仿佛身临其境。但是同时，译者又把握分寸，没有过度展开，画中的杨贵妃，在霍克斯笔下只是“a beautiful woman”。诚然，中国老百姓所熟悉的杨贵妃，在外国读者眼中，只是一位美丽的女子，如此处理，正是兼顾了原文与读者，实现了译文的合情合理。
例2：一边摆着赵飞燕立着舞的金盘(曹雪芹，1982)
霍译：Beside it stood the golden platter on which Flying Swallow once danced for her emperor’s delight. (Hawkes, 1974)
史载：“汉成帝获飞燕，身轻欲不胜风，恐其飘翥，帝为造水晶盘，令宫人掌之而歌舞。又制七宝避风台，间以诸香，安于上，恐其四肢不禁” [15]。因秦可卿卧室所有摆设皆是透过宝玉的眼睛所看到的，所以此处赵飞燕跳舞的金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秦可卿形象的投射，暗示她身姿袅娜。
对于该句的翻译，首先字词上。霍克斯直接将“赵飞燕”译成“Flying Swallow”，既忠实于原文“飞燕”二字，又不损害由该名所产生的体态轻盈的联想意义。对于“金盘”，霍克斯译为“golden platter”，根据剑桥字典对“platter”的解释：“a large plate used for serving food or a meal with one type of food served on a large plate”，原文一个“盘”字，在翻译成英文时，根据情境具化为了“大浅盘”，体现了对字词的批评性解读。
另外，句法上。译文中增添了一个飞燕跳舞的原因状语——“for her emperor’s delight”，补充飞燕个人信息——擅长跳舞，且以此博得皇帝宠爱。中文重意合，英文重形合，所以在翻译该句时霍克斯根据赵飞燕这一典故人物的相关背景，对译文进行了增补，交代了飞燕跳舞的原因，增强译文逻辑性。
例3：上面设着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宝榻(曹雪芹，1982)
霍译：At the far end of the room stood the priceless bed on which Princess Shou-yang was sleeping out of doors under the eaves of the Han-zhang Palace when the plum-flower lighted on her forehead and set a new fashion for coloured patches. (Hawkes, 1974)
在正式翻译前对该句内容进行深入解读，发现本句涉及一个典故。根据《太平御览》第三十卷“时序部”引用《杂五行书》中的文字，“(南朝)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正月初七)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于公主倾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得几时，经三日，洗之乃落。宫女奇其异，竟效之，今梅花妆是也” [16]。
据此来审视霍译。首先，字词选择上。“设”，霍克斯将它翻译成“stood”，根据剑桥字典中对“stand”的释义：“to be in a vertical state or to put into a vertical state, especially (of a person or animal) by making the legs straight”，对于床的摆设，自然是用床脚支撑着立在那里。同样的，“lighted on”在剑桥字典中的定义：“to find or think of something unexpectedly”，对意外发现梅花落在寿昌公主额头这一画面的描述十分生动传神。
在处理好字词问题后，句法问题成为评判译文可读性的关键。对于表述简约、凝练的中文，英译时必须适当增补，确保译文条理清晰、有逻辑。本例中霍克斯为再现典故，充实译文内容，补充了梅花妆，在突出秦可卿卧室奢华的同时，也衬托秦可卿之美。此外，“殿下的宝榻”处理成“殿外屋檐下的宝榻”，更具体，更有助于理解。
例4：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连珠帐(曹雪芹，1982)
霍译：Over it hung a canopy commissioned by Princess Tong-chang entirely fashioned out of ropes of pearls. (Hawkes, 1974)
唐朝苏鹗《杜阳杂编》记述：“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锡钱五百万贯，更公内库珍宝，以实其宅……堂中设连珠之帐，却寒之帘，犀策牙席。龙凤绣连珠帐，续真珠以成也” [2]。通过重重渲染，表现唐懿宗对女儿的倾情之爱。此处，秦可卿房间装饰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连珠帐，自然凸显了房间之奢华贵气。无论秦可卿身份像《用另一只眼睛看红楼之谜——论秦可卿的生与死》解读的那样，是雍正的私生女，皇家公主 [17]，还是像《红楼解梦第7集解析秦可卿》中所认为的，原型是香玉皇太后，宠冠后宫 [18]，她的房间有这些奢华物品都不足为奇。
对于该句的翻译，这里将“制”处理成“commission”，剑桥字典中对其解释为：“to formally choose someone to do a special piece of work, or to formally ask for a special piece of work from someone”。“同昌公主制的连珠帐”，指按同昌公主要求制作，并非由身份尊贵的公主本人亲自动手制作，所以，此处霍克斯将“制”翻译成“commission”，把握住了典故人物设定，契合叙述逻辑。
因此，典故翻译，正如严复所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译文措辞精挑细选，结合语境梳理上下文，采用适当翻译法进行增减调整，才能真正实现译文的通达。《红楼梦》的霍译版备受英语世界的认可，它成功破除了中西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困难，向西方读者呈现该作品的艺术魅力。作为翻译实践派，钱歌川的翻译主张在霍克斯译文中得到彰显。张柏然指出，“对比西方译学理论，中国译学理论思维是感悟性强于思辨性，生命体验力强于逻辑分析力”(转引自温辉，2015) [19]。这也许能解释，为何上世纪享誉中国文坛的钱歌川多翻译作品，多翻译探讨，而少有系统性翻译理论的提出。
4. 结语
典故翻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过程中的重要一环。钱歌川作为上世纪的实践派翻译家，他的“通达”翻译观，继承了严复的翻译主张。本文结合钱歌川翻译观对《红楼梦》中秦可卿卧室展开研究，有助于为《红楼梦》典故翻译研究者打开新视野，激发研究思考新方向。
基金项目
本文为西南石油大学翻译研究中心资助课题“钱歌川翻译观与翻译实践研究”[课题编号：TRC201900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