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学生拥有了跨文化交流的机会和经验。然而层次不一的英语听说能力影响着跨文化交际的效率和成果。学生的自信心和移情等情感因素影响其英语听说学习效果及能力发展 [1],又因跨文化敏感度(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属于跨文化交际中的情感面向,因此本研究借助跨文化交际和二语习得相关理论,以78名北京高校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访谈,探讨了北京高校学生跨文化敏感度现状,以及跨文化敏感度与英语听力、口语能力的关系。
2. 研究背景
2.1. 跨文化敏感度概念
跨文化敏感度这一概念最早由学者Bennett (1981)提出 [2],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型于1986年建立 [3]。随后,Bhawuk [4],Starosta [5] 等学者进一步完善了该理论。
学界一般认为,跨文化能力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层面,跨文化敏感度是跨文化能力的情感层面。跨文化敏感度是指交际者发展积极的情感,理解和欣赏文化差异,促进得体且有效交际的能力,主要包括六个方面:自尊,自我监控,开明,移情,互动参与,不武断 [6]。根据Chen & Starosta的设计,跨文化敏感度具有五个因子,分别为交际参与度(interaction engagement)、差异认同感(respect for cultural difference)、交际信心(interaction confidence)、交际愉悦度(interaction enjoyment)和交际专注度(interaction attentiveness) [5]。
2.2. 跨文化敏感度与二语学习
在国内,对跨文化敏感度的研究起步较晚,多聚焦于其影响因素研究、其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相关性研究,或是应用相关量表进行样本测试。尽管学界认可跨文化交际对于培养英语思维的重要性 [7],但少有文献探讨跨文化交际能力或跨文化敏感度与二语习得的互动可能。张芝花(2015)通过实证研究探究了跨文化敏感度对英语文化负载词汇习得的影响 [8];然而,听说作为二语核心能力尚未得到充分重视。目前,运用跨文化敏感度相关理论及相关量表来探讨其与英语听说能力关系的实证研究十分罕见。
2.3. 跨文化敏感度与二语学习
近年来,我国学者就英语听说能力培养中的情感因素做了一系列研究。邓巧玲(2015)通过听力元意识、听力焦虑和听力水平的相关性研究,指出听力元意识与听力水平密切相关,听力焦虑对听力水平产生了显著负面影响 [9]。吕红艳(2010)通过调查发现学生的口语焦虑程度较高且与口语成绩呈显著负相关 [10]。张俊因(2006)通过行为过程归因分析发现学习者动机越大、信心越足,口语能力提升越快 [11]。鲁俐与李芳媛指出在提升学生听说能力的策略研究中,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包括个人情感和互动倾向应该得到重视 [12]。
根据Krashen的研究,英语学习者参与学习的心态及情感倾向会对学习产生不同的情感过滤作用 [13]。跨文化敏感度与英语听说学习中的情感因素有所呼应:具体来说,跨文化敏感度中的五因子,即交际参与感、交际信心、交际愉悦度、差异认同感和交际专注度即是听说情感过滤中的影响因素。跨文化交际,不仅是英语听说学习的目的之一,也是锻炼英语听说能力的过程。因此,将跨文化敏感度与英语听说能力相关联,探讨其互动可能,是提升大学生英语语言能力研究的重要尝试。本研究假设,跨文化敏感度或为影响学生英语听力、口语水平的内在因素之一。具体研究问题如下:
1) 北京高校学生跨文化敏感度的总体水平及跨文化敏感度五个因子上的水平;
2) 跨文化敏感度及其五个维度与英语听力能力的关系;
3) 跨文化敏感度及其五个维度与英语口语能力的关系。
3. 研究方法
3.1. 被试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来自北京各高校的78名学生,均有一定的跨文化交流经历,例如海外实习、海外留学、语伴交流、外教课程等,来自英语、心理、国际关系、金融等不同专业。
3.2. 研究工具
1) 简化跨文化敏感度量表(ISS-15量表)。先前关于跨文化敏感度和英语口语能力的研究中采用的均是Chen & Starosta的量表 [14] [15],未考虑到该量表对于中国学生的适用度。本研究采用Zhou & Wang (2016)在Chen & Starosta原量表的基础上改良的简化量表 [16]。研究表明该量表对于亚洲人有更高的信度和效度。量表共有15项,包括交际参与度、交际信心、交际专注度、交际愉悦度和文化差异认同感五个因子。
2) 听说能力测试。本研究通过问卷收集了调查对象最近一次的托福听力、口语成绩。托福考试成立时间长、全球覆盖面广,得到了教育界的广泛认可,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不仅如此,其听力考试题目取自于ETS建立的大型真实语料库语料,具有语境真实的特点 [17],其口语考试的评分标准和观测指标包括口语发音、词汇和语法结构使用、话题展开和表达逻辑、表达流利度等 [18],充分考虑到了跨文化交际的实际要求,较好地考察了学生实际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3.3. 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采取了线上、线下发放问卷的调查方式,共收回有效问卷78份。随后抽取了16名调查对象,采用笔者自编的半结构式访谈提纲进行访谈。本研究利用spss 26.0软件,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和逐步多元回归分析两种手段对问卷结果进行数理统计分析。
4. 定量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跨文化敏感度及五个因子水平描述性分析
调查对象的跨文化敏感度水平由具体分数表示。量表满分为75分。所得分数越高,跨文化敏感度水平越高。
如表1所示,被试的平均得分为57.71分,按照通常优秀、良好、中等、合格、不合格的评定概念,此得分属于中等偏上水平。标准偏差为6.610,说明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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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otal score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表1. 跨文化敏感度总分
在五个因子上,如表2所示,78名北京高校大学生在跨文化敏感度五个因子上平均得分:交际参与度 > 差异认同感 > 交际专注度 > 交际愉悦度 > 交际信心。五项得分中,交际参与度得分最高,且达到了12.03的平均分,说明被试普遍有较高的参与跨文化交流意愿。而相较于其他层面,被试在交际中愉悦度不高,并且交际信心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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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core in 5 dimensions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表2. 跨文化敏感度5因子得分
4.2. 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进一步研究了跨文化敏感度总分与英语听力、口语成绩的相关性。
通过图1,图2,图3可发现,被试在跨文化敏感度总分、英语听力成绩、英语口语成绩上大致呈现单峰正态分布。
图4是跨文化敏感度与听力成绩、口语成绩之间的散点图。Y轴代表英语听力成绩、口语成绩,X轴代表跨文化敏感度。通过变量散点的拟合线,可发现这两组变量大致存在左下至右上的线性关系。同时,听力成绩与跨文化敏感度这两组变量的线性拟合度不高,因此可推测两者存在较弱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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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otal score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图1. 跨文化敏感度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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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Diagram of English listening competence
图2. 听力成绩与人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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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Diagram of English speaking competence
图3. 口语成绩与人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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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Scattered plots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English listening competence and English speaking competence
图4. 跨文化敏感度与英语听力、口语成绩之间的散点图
综上检验,跨文化敏感度与英语听力、口语成绩之间大致呈现线性关系,无明显异常值,且各变量为等距变量、基本呈正态分布,可用皮尔逊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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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Correlation between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and scores of English speaking and listening
表3. 跨文化敏感度总分与听力成绩、口语成绩相关性汇总
**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表3显示,跨文化敏感度总体水平与听力成绩呈弱相关,r = 0.222,p = 0.051 > 0.05,未达到0.05的显著水平,因此此结果在统计学上存在一定的偶然性。
跨文化敏感度总体水平与口语成绩的相关性高于其与听力成绩的相关性,r = 0.355,p = 0.001 < 0.01,达到了0.01的显著水平。
这一结果说明,总体上,跨文化敏感度与听力能力无显著相关,而口语能力会随着跨文化敏感度增强而提高。
为了进一步探究英语听力、口语成绩与跨文化敏感度五个因子的关系,本研究对五个因子与英语听力、口语成绩亦进行了皮尔逊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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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ive dimensions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and scores of English speaking and listening
表4. 跨文化敏感度五因子与英语听力、口语成绩相关分析汇总
**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在0.05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表4结果显示,尽管总体上跨文化敏感度总体水平与听力成绩没有显著关系。但交际信心与听力成绩的相关系数为0.24,达到0.05水平上的低度显著相关。
交际信心与口语成绩为中度显著相关(r = 0.42, p = 0.000),差异认同感与口语成绩为低度显著相关(r = 0.307, p = 0.006)。在其它的因子中,尽管交际参与度达到了0.218的低度相关系数水平,但其置信水平不高,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4.3. 多元回归模型
相较于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可以用方程的形式,进一步分析因变量与自变量的依存关系,并具有一定预测功能 [19]。本研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进一步探究了跨文化敏感度五个因子与英语听力成绩、口语成绩的线性关系。一方面是对相关分析的验证,另一方面能更具体地分析各个因子对于提高英语听力、口语成绩的贡献水平,以对学习、教学提出具体建议。
4.3.1. 英语听力成绩与跨文化敏感度五因子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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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Variables entered in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peaking competence and 5 dimensions of ISa
表5. 听力成绩–跨文化敏感度五因子回归分析输入/除去的变量输入的变量a
a因变量:听力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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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Modal summary in regression analysis of listening competence and 5 dimensions of ISb
表6. 听力成绩–跨文化敏感度五因子回归分析模型摘要b
a预测变量:(常量),交际信心。b因变量:听力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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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in regression analysis of listening competence and 5 dimensions of ISa
表7. 听力成绩–跨文化敏感度五因子回归系数a
a因变量:听力成绩。
表5显示,只有交际信心进入了回归模型,这与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一致。由表7可知,英语听力成绩与跨文化交际信心的回归模型为y = 19.729 + 0.452*交际信心。由表6可知,交际信心可解释听力成绩5.8%的变异。
结合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提高交际信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英语听力能力,但贡献水平不高。
4.3.2. 英语口语成绩与跨文化敏感度五因子回归分析
本研究对口语成绩和跨文化敏感度五因子做逐步多元线性回归。在第一次做回归分析时,发现第71例数据(口语成绩为13分,跨文化敏感度为43分)为异常值(见表8),对数据模型拟合有较大的影响。出于得到更准确的模型考虑,删去异常个案,再次进行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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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Diagnosis of outlier in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peaking competence and 5 dimensions of ISa
表8. 异常点个案诊断a
a因变量:口语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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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9. Variables entered in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peaking competence and 5 dimensions of ISa
表9. 口语成绩–跨文化敏感度五因子回归分析输入/除去的变量a
a因变量:口语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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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0. Modal summary in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peaking competence and 5 dimensions of ISd
表10. 口语成绩–跨文化敏感度五因子回归模型摘要d
a预测变量:(常量),交际信心。b预测变量:(常量),交际信心,交际愉悦度。c预测变量:(常量),交际信心,交际愉悦度,差异认同感。d因变量:口语成绩。
表9显示,交际信心、交际愉悦度和差异认同感进入回归模型。由表10、表11可知,交际信心对口语成绩的解释度最高,其次为交际愉悦度,差异认同感。其他因子对口语成绩没有预示作用。回归模型可表述为:口语成绩 = 15.752 + 0.660*交际信心 − 0.399*交际愉悦度 + 0.324*差异认同感。交际信心、交际愉悦度和差异认同感能联合解释英语口语成绩34%的方差。该模型的效应量属于大效应量 [20] (秦晓晴,2015:206)。
值得注意的是,交际愉悦度对口语成绩的回归系数为负数,说明在该模型中交际愉悦度与口语成绩之间是负向关系。我们认为这可以从两方面解释,一方面,不排除是因为样本容量不够大。另一方面,中国人在交际过程中注重面子,在交际愉悦度较低的情况下,也会出于顾全对方面子的可能而维持对话,这在现有关于跨文化敏感度的研究中,也有学者提及。黄文红(2017: 96)在初步构建中国跨文化敏感度量表时考虑到中西方文化差异删去了交际愉悦度因子,并指出“中国人群体观念比较强,在实际交往时,非常关注他人和社会的评价,易于表现出顺从他人、不得罪人、保全对方面子,以维护和谐人际关系的特点” [21]。在维持对话的前提下,结合后续访谈我们发现有部分学习者在有一定压力的对话过程中,对口语表达的准确和得体反而更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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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1.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in regression analysis of speaking competence and 5 dimensions of ISa
表11. 口语成绩–跨文化敏感度五因子回归系数a
a因变量:口语成绩。
5. 定性研究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抽取了16名被试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访谈提纲见附录)。其中8名受访者跨文化敏感度总分高于平均分(57.7分),8名受访者跨文化敏感度总分低于平均分。
5.1. 跨文化敏感度现状
在访谈中,受访者被要求评价自己在跨文化敏感度各方面的表现,并谈一谈表现好与不好的原因。
在受访者中,有12名受访者(75%)表示自己在差异认同感方面表现较好。事实上ISS量表亦显示被试的北京高校学生差异认同感得分较高。而在表现欠缺因素的方面,受访人自我观感中最为显著的是交际信心:有11人(68.75%)表达自己较为欠缺交际信心。这与定量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欠缺交际信心的原因主要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性格原因。内向性格的人会在交际过程中害羞。缺乏自信的人在交际中亦没有足够的交际信心。二是经验和能力原因。不熟悉专业词汇或准确、地道的表达、语音语调不标准都会使得跨文化交流中信心缺乏。同时,缺少练习、经验不足,加上对交流的高要求也会使得交际信心减弱。三是维护面子。过于害怕引起尴尬使得对话失败。
5.2. 跨文化敏感度五因子与英语听说能力
在访谈中,受访者被要求谈一谈其对跨文化敏感度的五个因素与英语听说能力关系的认识。
1) 交际信心
在定量分析中,我们发现交际信心与听力成绩、口语成绩都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因此可以认为,提高跨文化交际信心有利于提高英语听力和口语表达能力。
交际信心对听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态度上,可以更认真地倾听对方的话。二是心态更放松,较少出现紧张情绪。亦有受访者提及,在交际信心高的情况下,对连音的灵敏度会提高。
交际信心对口语表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文化负载词学习效率得到提高。二是口语内容的丰富度提高,且会积极学习并使用更多新表达。三是口语表达的语法、准确性得到提高,且表达的逻辑性增强。四是表达的流利度提高。因此,交际信心强,则能更好地在跨文化交流中锻炼听力,提高口语表达能力。
2) 差异认同感
在定量分析中,我们发现对文化差异的尊重与口语成绩相关。受访者认为,差异认同感对口语表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保证口语交际的顺利进行,避免交际冲突。二是提高口语用词的丰富性和准确性。因为只有尊重文化差异,才会主动地了解文化背景并学习地道表达,因此会更容易理解并学习文化负载词和俚语。这与张芝花 [8] 的研究结论一致,“学生越是从心理上能够认同、接受和欣赏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他们就越能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文化负载词汇”。三是尊重文化差异使得口语表达更得体,在一些敏感话题的表达上更注意使用委婉语。值得注意的是,在先前的研究中 [14] [15],差异认同感被认为与英语口语能力无显著相关性。这是因为本研究采用的是对亚洲人信效度更高的简化量表;另一方面,本研究用托福口语成绩衡量口语能力,托福口语考试标准本身贴合实际交际场景,纳入了更多文化因素。
3) 交际愉悦度
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在跨文化敏感度与英语口语成绩的回归模型中,交际愉悦度与英语口语成绩成负向关系。在访谈中,有一部分受访者认为愉悦的心情使谈话更为轻松流畅,有助于听力理解和口语发挥。但也有一部分受访者指出交际愉悦度与英语听说无显著关系:有位受访者表示“即使交际不愉悦,也能理解对方。”同时,有受访者表示“负载词理解有提升,因为会更愿意反复确认词意。在交际中会说的更少但是更准确”,这表明在交际不愉悦的情况下,反而有利于加深对于文化负载词的理解,有助于提高口语表达的准确度。这一点可以对回归分析的结果作出解释。
4) 其他因素
在定量分析中,交际参与度、交际专注度与听力、口语成绩的相关不显著。而在定性访谈中,访谈者表示交际参与度高、交际专注度高会更好地融入跨文化交流,对口语表达流利度以及准确度有一定促进作用。本研究认为,定量研究关注的是统计学意义上有显著影响的因子,其研究结果应与定性研究结果综合考虑。从访谈中可知,交际参与度、专注度对于提高听力水平和口语表达水平具有一定的作用。
5.3. 跨文化教学建议
为了进一步增强跨文化敏感度,受访者对于跨文化教学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一是组织海外同学的线上、线下交流活动,例如语伴配对、讲座、文化节活动,促进和英语母语者的交流。二是组织一些特定的外国学生和中国学生一同参与的课程,通过近距离交流克服跨文化交流的心理障碍。三是采用更加真实日常的听说材料教学且所选话题自由。另外,在文化观念上,需培养文化全球化的观念并加强对对象国文化的理解。
6. 总结
本研究通过ISS-15量表对78名北京高校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现状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发现,被试的跨文化敏感度属于中上水平。在跨文化敏感度五个因子上的表现水平高低为:交际参与度 > 差异认同感 > 交际专注度 > 交际愉悦度 > 交际信心。访谈结果表明交际信心欠缺主要与性格、语言能力、交际面子有关。
此外,本研究运用皮尔逊相关性分析和多元回归对问卷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交际信心与英语听力和口语成绩显著相关,且能较好解释两者变异。同时,差异认同感、交际愉悦感也对英语口语成绩有一定解释度。跨文化敏感度的其余因子与英语口语、听力成绩无显著关系。
半结构访谈结果对这一关系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当交际信心足、差异认同感强、并在交际中受到一定压力的情况下,受访者可以更高效地进行跨文化交际,增加听说练习机会。同时,在口语流利度、文化负载词词汇习得、文化背景学习方面得到一定提升。受访者指出,跨文化教学中教师可以多组织与海外同学的文化交流活动,并采用语伴配对、情景教学等方式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
本研究对了解北京高校学生跨文化敏感度现状、以及跨文化敏感度与英语听说能力的关系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研究表明,学生应该调整心态,更积极地投入跨文化交际活动,促进英语听说能力的提高;教师也可基于本研究结果,有针对性地改善跨文化教学活动,以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及英语听说能力。
囿于时间、研究者个人能力等方面的限制,本文的样本容量有限,理论分析和数据分析不够深入,希望未来研究在相关问题上扩大样本容量并进行更严谨的实验设计。此外,本研究显示跨文化敏感度与英语口语、听力成绩的相关性存在差异,这一发现亦值得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和实验验证。
基金项目
北京市级“2019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名称:北京高校学生跨文化敏感度与英语听说能力相关性研究;项目编号:S201910022084。
附录
采访提纲
1) 在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交流时,您认为自己在交际参与度、交际信心、交际愉悦度、交际专注度、差异认同感这五个方面,哪几个方面做得较好?哪些方面有所欠缺?能具体分享一下自己对于每个方面的感受和体会吗?
2) 您认为以下这五个方面(交际参与度、交际愉悦度、交际信心、文化差异认同感、交际专注度)中,哪些方面相对而言对交流时的听、说两方面影响更大?请排序,并且简要说明一下理由。
3) 您在面对外国友人或者外教老师时,是否有遇到感到困扰和不快的情况?您觉得不愉快的心情对听说有什么影响?为什么呢?
4) 当充满信心地积极参与跨文化交流时,您觉得自己的听力和口语水平有所提高吗?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在以下方面是否有提高呢?为什么?
5) 您在交际过程中是否发生过走神的情况?您觉得走神、无法专注主要是因为什么导致的呢?对您交流中的听说有什么影响呢?
6) 您认为差异认同感和口语表达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呢?
7) 您认为自己/有些同学的交际参与度、交际信心、交际愉悦度、交际专注度、差异认同感不够强的原因有哪些?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吗?
8) 您认为学校/老师们应该采用哪些方法来提高学生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交际参与度、交际信心、交际愉悦度、交际专注度和差异认同感?您认为有必要将跨文化交流融入英语听说教学吗?如果有,可采用哪些方法呢?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