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国古代蔚为大观的数千首茶诗中,在后世流播最为广泛的莫过于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
日高丈五睡正浓,军将打门惊周公。口云谏议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仁风暗结珠琲瓃,先春抽出黄金芽。摘鲜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余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颠崖受辛苦。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合得苏息否?
卢仝(约795~835),自号玉川子,唐代诗人。其性格清狷,见识不凡,诗作自成一家,语尚奇诡,人称“一格宗师”,是韩孟诗派的代表性诗人。他的茶诗《走笔谢孟谏议送新茶》,又称《七碗茶》、《饮茶歌》或《茶歌》 (本文以下简称《茶歌》),约作于宪宗元和七年(812)。是年春,卢仝因挚友孟简于前一年由谏议大夫贬为常州刺史而前往抚慰,此时卢仝尚在孟简座上。一日,孟简派军将赠送卢仝阳羡团茶300片,卢仝感念孟简情深遂作《走笔谢孟谏议送新茶》以酬。卢仝虽有80余首诗歌被收录入《全唐诗》,但以茶为题的诗则仅此一首。
卢仝与茶圣陆羽齐名,被称为茶仙。其《茶歌》亦与陆羽的《茶经》并称茶学经典。
《茶歌》自唐代问世历经宋元明清诸朝,至今仍被茶人诗家吟诵,脍炙人口。其文学与文献价值、茶学价值都非常值得研究。
从文学的本体视角观察,《茶歌》在后代的广为流传,主要得益于其独到的思想内核。其一,别具一格的思想艺术境界,将品茗推到了前所未有的哲理层面。整个品茗过程可以说是一种对宇宙生命的深层感悟,对人生情感的不断净化,全诗展示着昂扬庞大的气象 [1] 。其二,在创作上打破常规,以酒之气入茶之魂,开创了极为独到的艺术创作思维 [2] 。从文化传承的视角来看,《茶歌》从普通的文学文本走向茶诗经典,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后代各类爱茶群体对该诗的广泛传播与深层接受。
有学者认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主要是作家和作品、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的研究,实质上是作家和作品研究的扩展和延伸。随着文学社会学、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等理论的深入,人们对文学创作过程和文学价值的实现过程有了新的认识。文学作品从产生到其价值的最终实现,必须经过创作–传播–接受三个阶段,亦如一般商品所经过的生产–流通–消费三个阶段一样。因此,文学史研究应该由作家–作品的二维研究逐步转向作家–作品–传播–接受的四维研究。文学作品产生出来后,从作者手中到广大读者手中,还要有一个中介环节,即流通或统称为传播环节。文学的传播,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传播方式;传播方式的不同,其作用和效果又有差异。传播者对文学的传播,并不完全是被动的,即并不是作者生产什么,传播者就传播什么,传播者有主动选择的自由权。当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来传播的时候,传播者必须考虑他所出版发行的作品能够满足尽可能多的读者的阅读需求和消费心理,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传播者对作家的作品有主动的选择权,符合其要求的就出版发行,否则予以拒绝。而作家要想使自己的作品得以出版,就不能不考虑传播者的要求。这样,传播者的选择就对作家的创作倾向和创作内容乃至创作风格都有一定的制约和影响。这是就一般情形而言” [3] 。
本文无意全面介绍文学传播的功能、作用和影响,而是想藉此说明卢仝研究亦不可忽视作者及其《茶歌》的传播与接受问题。
2. 卢仝《茶歌》在宋元明清及现代的传播范式
卢仝《茶歌》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传播,以文人士子的引用推崇,普罗大众的吟咏流播等传统范式为主,即书写传播范式与口头传播范式。
2.1. 书写传播范式
2.1.1. 卢仝诗集的流传、结集、刊刻与传抄
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宋元明清时代是书写传播的时代。书写传播时代由于书写的难度,使文化为少数人所掌控,由此形成所谓的精英文化。在此背景下,包括《茶歌》(《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在内的卢仝诗歌在宋元明清诸朝的流传、结集、刊刻与传抄,基本上是文人士子或皇家贵胄的事情。
郑慧霞曾对卢仝诗集在宋元明清时期的刊刻流传情况作了比较详尽的考究:“卢仝集在北宋时已有一卷本和二卷本流传,后韩盈以集外诗一卷编于二卷本后,是为三卷本。自此卢仝诗集绵延不绝。一卷本今已无传;二卷本在明朝正德年间仍有刊刻流传;三卷本流传最广。清康熙间有孙之騄注本,收卢仝诗最多,且分为五卷,遂成为卢仝诗集版本系统中最为完备之本” [4] 。
卢仝诗集在两宋和明清二朝的流传、结集、刊刻与传抄的详细情况,请参看(表1:卢仝诗集的流传、结集、刊刻与传抄一览表)。
参考郑慧霞论文所述及(表1:卢仝诗集的流传、结集、刊刻与传抄一览表)所示,包括《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茶歌》)在内的卢仝作品,在宋代初期即已流入民间,曾多为传刻,后被整理结集,不详何人所为。北宋卢仝集最初有一卷本和二卷本流传,后韩盈友人李生于道士崔怀玉处又得集外诗十五首,韩盈以之为集外诗,编于二卷本后,是为三卷。自此,卢仝诗集绵延不绝,世代相传,但惜乎宋本不存。
2.1.2. 杂记、诗话、丛话等选本的传抄、记载及其评价
自两宋以降的文人杂记、历代诗话、丛话等各种文学选本的不断选录及评价,无疑扩大了卢仝《茶歌》在后世的传播与接受。
“文学选本不仅是一种保存和传播作品的媒介,也是一种特殊的批评方式。中国古代绝大多数诗文作品,都是经过选本选择后才为一般读者所熟悉和认同。对于一般读者而言选本比别集影响力要大得多” [11] 。如: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记载有两则茶事,一则《玉川子》即记载卢仝事 [12] 。笔者对宋元明清诸朝的文学选本评录卢仝《茶歌》的情况进行了梳爬整理,见(表2:选本简介表)。
如表2所示,卢仝《茶歌》入选和载录于宋、明、清各代的诗话和丛话选本并得到了积极的肯定和评价。明陈沂《拘虚诗谈》将卢仝的《茶歌》与白乐天的《琵琶行》、《长恨歌》,元稹的《连昌宫词》并举称为绝唱 [13] 。这些选本对《茶歌》进行记载和评价的同时,也同时扩大了卢仝及其《茶歌》的影响力。
2.1.3. 诗句的化用与模仿
大唐以后的诗家的茶诗创作中,比较常见的引用多为化用卢仝《茶歌》的诗句。不少诗人模仿或化用《茶歌》中的卢仝煎茶、饮茶形象,表达类似的饮茶感受等等。
笔者绘制的《诗句化用传播介绍表》 (表3)中,列出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两宋及元明诗人对卢仝《茶歌》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其中最突出的是两宋文人对《茶歌》的化用与接受。宋代茶诗词多达千余首,仅苏轼一人就有近百首,其中有近五十首专门咏茶。而苏轼的50首咏茶诗词中就有近十首化用了《茶歌》的名句与典故。后代文人的这种传播,表现为广泛的再传播,仍属于传统的书写传播范式,对扩大《茶歌》在后世的影响,有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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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circulation, collection, publication and copying of Lu Tong’s poetry collection
表1. 卢仝诗集的流传、结集、刊刻与传抄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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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brief introduction to selected version
表2. 卢仝诗集的流传、结集、刊刻与传抄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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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An introduction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poetry for sentences
表3. 诗句化用传播介绍表
2.1.4. 以《茶歌》题材进行绘画等艺术创作
第一,以《茶歌》的题材进行绘画。卢仝《茶歌》,不仅激发了诗家的创作热情,也成为了画家的表现对象。宋代以来的历代画家,同样以卢仝及其《茶歌》为题材,创作了许多绘画作品,使得卢仝及其《茶歌》传播久远。
以“卢仝煮茶”为题材的中国画,在宋代即已出现,比较著名的有刘松年、牟益和钱选三人的同名画作《卢仝煮茶图》三幅;明代,有丁云鹏的《玉川烹茶图》、洪绶的《玉川子像》;清代,又有金农的《玉川子烹茶图》等,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中国茶文化遗产。
南宋大家刘松年的《卢仝烹茶图》,是目前能见到的关于卢仝饮茶意境的传世最早的作品。作品中,古槐老松交错,幽篁摇曳,下覆小亭,卢仝拥书闲坐,赤脚女婢冶茶具,长须男仆肩壶汲泉。画意闲适,显卢仝的清贫淡泊和超凡脱尘的意趣,深得卢仝茶歌三昧。宋朝画家钱选以《茶歌》为意境创作的《卢仝烹茶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该画描绘了卢仝得好友孟简送来的新茶而当即烹煮品尝的情景。画中,卢仝纱帽白袍,仪表闲雅,席地而坐。
一红衣侍者执纨扇,蹲跪为茶炉扇风;另一侍者旁立,其态甚恭。画面以芭蕉、湖石为小景点缀,空境幽幽,远离尘嚣的隐逸生活也许就是卢仝所向往的吧。明代丁云鹏的《玉川烹茶图》,描绘的亦是卢仝煮茶的情景。花园一角,两棵高大的芭蕉树下,主人端坐于假山前,一位老仆双手持盒旁,另一老仆则提壶取水。卢仝双目凝视着熊熊炉火上的茶壶,左手持扇,怡然自得,旁边的石桌上,放着待用的茶具。壶中,松风之声隐约可闻。
第二,以书法表现《茶歌》。清朝“一瓯瑟瑟散轻蕊,品题谁比玉川子”的隶书条幅,就是擅长书法的画家汪士慎在品茶后写下的。通过书法方式传播《茶歌》的,还有陈鸿寿自镌的《纱帽笼头自煎吃小印》、徐渭的《煎茶七类》行书刻贴等。
第三,以楹联纪念卢仝《茶歌》。当代杭州西湖的“茶人之家”,“一杯春露暂留客,两腋清风几欲仙”的楹联使人驻足。当代北京天安门西侧的中山公园内“来今雨轩”茶楼曾有一楹联: “三篇陆羽经,七度卢仝碗”,其“七度卢仝碗”指的就是卢仝的《茶歌》。
2.1.5. 间接性的书写传播
间接性的书写传播,是一种多重传播接受范式,即传播接受后的再传播、再接受。后代文人接受《茶歌》之后,将其转换成绘画、篆刻艺术,再有后人对这类绘画篆刻作品再次题诗、题句,进行二次接受与传播。此种情形比较典型的有对卢仝煎茶等绘画的题诗,如宋代周季《题<玉川煎茶图>》“但知两腋清风起,未识捧瓯春笋寒”;后代文人才子为“卢仝煎茶篆刻作品”所作的序跋,如徐谓《煎茶七类》行书刻贴跋云:“是七类乃卢仝作也。中夥甚疾,余临书稍改定之。”等等。
2.2. 口头传播范式
2.2.1. 歌乐演唱
宋代就有《茶歌》的配乐演唱。王观国的《学林》、王十朋的《会稽风俗赋》等著作中,都称《茶歌》为“卢仝茶歌”或“卢仝谢孟谏议茶歌”。《茶歌》由诗转向歌,更易于后人进行口头的唱和,有利于人们的接受和传播。
2.2.2. 宴饮酬唱
宋代社会,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文人墨客,形成了独有的嗜茶饮茶之风。尤其好茶的文人才子常常聚集宴会品饮唱和,如苏轼、黄庭坚等人就常聚集饮茶唱和。最常见的就是吟唱卢仝的《茶歌》,向往“两腋清风”的成仙境界。
宋代茶诗中的酬唱赠答之作,源于卢仝。卢仝因挚友赠送新茶有感而写下《茶歌》,以酬孟简深情。这种赠诗活动,在宋人茶诗中表现得非常普遍。宋代诗人们的不少佳作,多为赠茶往来之作,受赠者作答,赠者唱和。如欧阳修的《尝新茶呈圣俞》,王安石的《寄茶与平甫》,梅尧臣的《得雷太简自制蒙顶茶》、《谢人惠茶》、《答建州沈田寄新茶》,秦观的《次韵谢李安上惠茶》,杨万里的《谢福建提举应仲实送茶》、《送新茶与许道人》曾巩《寄献新茶》,苏轼的《谢毛正仲惠茶》、《次韵答程朝奉谢送新茶》,黄庭坚的《双井茶送子瞻》、《谢王炳之惠茶》,晁补之的《张杰以龙茶换苏帖》,陆游的《谢王彦光提刑见访并送茶》、《九日试雾中僧所赠茶》等。宋代但凡稍有名气的诗人,皆留下了答谢或酬赠的茶诗。
2.2.3. 杂剧唱词
古代中国戏曲最为繁荣的时期是元代,卢仝《茶歌》也被纳入了戏曲演唱的视野。马致远的杂剧《陈抟高卧》最为典型,剧中就出现了“润不得七碗枯肠,辜负一醉无忧老杜康,谁信你卢仝健望”这样的唱词。
2.3. 其他传播范式
2.3.1. 学术载体的传播
目前学界对于《茶歌》、卢仝本人、卢仝诗歌等方面的学术研究,事实上也是对《茶歌》的传播。学者们的研讨交流,都直接或间接涉及卢仝的《茶歌》。笔者认为,学术传播也是《茶歌》在近现代传播的新载体之一。最为典型的代表是当代茶学学者曹望成、周巨根的《得知天下苍生命且尽卢仝七碗茶——唐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评释》 [14] ,文章认为诗人喝“七碗茶”,每一碗都有不同感受,有不愿谄媚权贵的“茶”之精神,有对茶农生计的深切关怀。针对这些观点,竺济法先生进行了相关的学术反驳,在《空灵与想像是文学艺术的生命——与曹望成、周巨根先生评释卢仝“七碗茶”商榷》一文中,竺先生认为曹望成、周巨根先生的大作对读者理解卢仝茶诗有一定帮助,但对于其中“七碗茶”的句解不敢苟同,七碗应是虚指,而并非《评释》作者所写的从“一碗到七碗” [15] 。
2.3.2. 品牌载体的传播
在当代茶文化领域中,各类名茶相继成为爱茶者的修身养性的媒介。中国著名的茶叶品牌“七碗茶”,其名字即来源于卢仝的《七碗茶》。茶叶生产或销售部门,以卢仝《七碗茶》来命名品牌茶,也是一种传播《茶歌》的新鲜途径。这一茶品牌的广泛传播,让大众对卢仝的《七碗茶》更加了解。品牌载体是当今时代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之一。
3. 《茶歌》的接受范围与接受效果
“西方接受美学理论认为,作品只有经读者阅读后才能实现其价值和意义。而且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一部作品在不同时代或同时代的不同读者那里,其价值和意义、影响和作用是不同的。作品的增值或减值,读者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 [3] 。
因此,研究卢仝的《茶歌》从文本走向经典,不仅需要研究其创作与传播的过程,更要重视其接受的范围与效果。
3.1. 《茶歌》的上层接受群体
论及上层群体对卢仝《茶歌》的接受,我们自然而然想到的就是宫廷茶文化圈,这一群体主要包括帝王将相、皇室贵族等。宫廷茶文化的接受与传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宫廷文学形式,盛大茶道仪式,书法绘画等艺术品。当代茶文化学者余悦认为:“茶文化一旦宫廷化,它就在物质和礼仪等方面上升为最高规格的一种形式” [1] 。在上层群体中,对卢仝《茶歌》接受最为典型、规格最高的代表,是康熙命画家王原祁为总裁纂集的书画类书《佩文斋书画谱》卷八十四选录刘松年的《卢仝烹茶图》,此举极大地提升了《茶歌》的艺术规格。
3.2. 《茶歌》的普通接受群体
3.2.1. 知识分子群体:对《茶歌》的思想认同与自我提升
诗人、书画家、文官和隐士等知识分子在宋代直至近现代中,不仅是卢仝《茶歌》的传播群体,也是接受最广泛、最集中的群体。因其特殊的品性,知识分子对茶情有独钟,以茶代酒,以茶喻人,以茶寓志,以茶接风洗尘等都成为该群体爱茶的表现形式。文人饮茶是自我身心调节的过程,是对宁静淡雅精神境界的追求。
文人独到的淳朴自然以及从茶的品饮上升到对宇宙生命的感悟在卢仝的《茶歌》中表现出来的,是对人生情感和精神境界的净化,这些,成为卢仝《茶歌》被后世知识分子广泛接受和传播的要素。两宋文人名士大量引用或化用《茶歌》中的诗句、典故。如北宋文同的《谢人寄蒙顶茶》中“落落真贤宰,堂堂作主人。玉川喉吻润,莫厌寄来频”之句,就化用了《茶歌》中的“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两句。可以说,这是文人从思想精神上对《茶歌》的接受认同化入文人的自我创作之举,达到了《茶歌》的最深层性接受。
1) 两宋时期对卢仝《茶歌》的接受
两宋时期,卢仝《茶歌》对文人士子的影响或曰两宋时代知识分子群体对卢仝《茶歌》的接受,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对宋人精神心态的影响。
宋代的茶诗茶词多有提及卢仝及其茶歌。无论是褒是贬,都体露出这样的一些心态:一、卢仝在饮茶方面的造诣十分精深,与陆羽并肩,称“亚圣”“茶仙”。二、卢仝对饮茶本身境界的独特体认得到了宋人的认可与赞赏。第一种心态中,宋人对卢仝推崇备至,认为其人在饮茶上的造诣很深,其茶歌是千古佳作,为茶诗巅峰。胡苕溪云:“《艺苑》以此二篇皆为佳作,未可优劣论。今并录全篇,余谓玉川之诗优于希文之歌”( [16] P. 9644)。《艺苑雌黄》认为卢仝的《饮茶歌》与范仲淹的《斗茶歌》都是千古佳作,未有优劣之分。而胡苕溪、蔡正孙等人却认为卢仝的茶歌远胜范仲淹,宋人对其推崇可见一斑。且宋人常在诗中频繁地提及“卢仝”“玉川子”“卢郎”,或为自比自矜,或者赞誉贬低。陆游对陆羽及其《茶经》激赏非常,自称陆羽的后代,诗中也常常提起陆羽。对于与陆羽齐名的卢仝,他的态度显得十分的微妙。在《昼卧闻碾茶》中他这样写道:“玉川七碗何须尔,铜碾声中睡已无”( [17] P. 70)。虽然他在诗中讽道像卢仝一样连饮七碗以除睡魔是不必要的,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卢仝七碗传播之广。
在宋代,更多的诗人对卢仝都是抱着赞誉倾慕的态度,他们以卢仝为尊,从内心深处认可卢仝的成就遵从卢仝的品味,并以能与其媲美为荣。这种狂热的崇拜心态,在他们的茶诗中表露无遗。文同《谢人寄蒙顶茶》:“玉川喉吻涩,莫厌频寄来”( [18] P. 33)。文同自比嗜茶、识茶的卢仝,毫不客气地向友人提出要求希望友人能多寄些茶来润润喉吻。梅尧臣《尝茶和公仪》:“莫夸李白仙人掌,且作卢仝走笔章”( [19] P. 191)。诗人认为他所品尝的北苑茶要远胜李白的仙人掌茶,在茶香中激发出无限的诗兴,所以能效仿卢仝走笔龙蛇出华章。苏轼也甚是推崇卢仝,屡屡在诗中提及玉川子,如《马子约送茶,做六言谢之》:“惊破卢仝幽梦,北窗起看云龙”( [20] P. 2785)。诗中苏轼以卢仝自居,也说自己跟卢仝一般被代替友人前来送茶的信使从梦中惊醒,兴奋中便起身观看煎煮云龙茗茶。
卢仝茶歌对宋人最重要的影响,是表现在对饮茶本身境界的体悟上。这首诗形象生动地把饮茶中不同层次的感觉细致清晰地表达出来,从一碗至七碗的海饮中,诗人饮茶时的感受也从生理上的“甘甜”“解渴”进入到心理上的“涤烦”“飘飘欲仙”。于是,诗人从解渴似的喝茶过渡到满足审美感官的品茶,最后诗人甚至进入了茶所带来的茶我两忘茶通仙灵的审美境界。卢仝的《饮茶歌》深含佛道精粹。六祖慧能曾说:“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认为只要修心便可成佛,并不需要每天拜忏念经。而《饮茶歌》中恰好流露出这样的意境。卢仝宣扬只要饮茶便可摆脱身体这副臭皮囊,超脱自我,飘然成仙。羽化成仙是道教的理论支柱,但诗人认为无须炼丹求药才可成仙,只要饮茶便能体味成仙的境界。
这种审美境界是卢诗所独有的,然而也影响了宋人饮茶的品味,他们认为“茶通仙灵”“飘飘欲仙”是饮茶中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的审美享受,他们也以能达到这种浑然忘我的境界为荣。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种风雅之举,而且是士人洗涤心灵升华精神的途径。于是他们在诗词歌赋中频频表现这种审美境界。如:
孙觌《饮修仁茶》中:“亦有不平心,竟向毛孔散”( [21] P. 95)。是化用卢诗“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认为饮茶能消除人世之不平,使人获得暂时的精神欢愉。黄庭坚《满庭芳·茶》:“搜搅胸中万卷,还倾动、三峡词源”( [21] P. 185)。蔡松年《好事近》:“无奈十年黄卷,向枯肠搜彻”( [21] P. 237)。语出卢诗“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认为饮茶能激发人的诗性,使人下笔如有神,才思如泉涌。更多的是化用卢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有惠洪《与客啜茶戏成》:“津津白乳冲眉上,拂拂清风产腋间”( [21] P. 94)。苏轼《行香子·茶词》:“斗赢一水,功敌千钟,觉凉生、两腋清风”( [21] P. 175)。毛滂《西江月·侑茶词》:“留连能得几多时。两腋清风唤起”( [21] P. 189)。谢逸《武陵春·茶》:“两腋清风拂袖飞,归去酒醒时”( [21] P. 192)。王庭珪《好事近·茶》:“今夜酒醒归去,觉风声两腋”( [21] P. 194)。史浩《画堂春·茶词》:“欲到醉乡深处,应须仗,两腋香风。”( [21] P. 201)。刘过《临江仙·茶词》:“饮罢清风生两腋,余香齿颊犹存”( [21] P. 220)。葛长庚《水调歌头·咏茶》:“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 [21] P. 224),等等。“茶通仙灵”是卢仝开拓的一种新的审美体悟,它表现了饮茶境界的极致之美(清雅的、脱俗的、自由的),创造了一片广阔的精神世界,使封建士大夫们能暂时从世俗生活中解脱出来,飞升到理想的精神世界去。
品茶与饮酒截然不同,饮酒是关西大汉行侠风尘的豪迈,而品茗则是江南名士独坐莲花间的清雅。这种清雅使得它为宋代的学者诗人极度推崇。茶与卢仝一起,开始以精致雅洁的形式来传达一种高情逸趣,成了雅化的茶文化象征,这便是卢仝茶歌在宋代产生的最大影响。
卢仝《饮茶歌》对宋人精神生活的影响还表现在其爱国恤民精神对宋人的感召和同化。卢仝的《饮茶歌》全篇洋溢着浓厚的忧国忧民情怀,感怀兴寄,既同情命如蝼蚁的普通民众又讥讽高高在上的至尊权贵们。诗中先写因皇权的霸道与威严,百草不敢在阳羡茶成熟前开花,尽为之让道。又写如此奢华珍贵的阳羡茶,平民百姓哪里有机会能够品尝呢,大有“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之意。再写他自拟为被谪入人间的仙人,现借连饮七碗阳羡茶所带来的清风重返仙山,与仙人们交游。“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则是嘲讽那高高在上的群仙啊,犹如王朝的统治者们,掌握着人间百姓的生死苦乐,仙人们只顾着自己享乐而玩忽职守,不闻人间百姓的苦楚。诗的最后诗人爆发出一声强烈的呐喊,天下苍生如履危崖,生活毫无希望,什么时候统治者们才能给百姓一点苏息的时间啊?如此微薄的愿望,只因诗人看透了统治者们的不识人间疾苦,所以不问如何才能解救苍生,只问什么时候才能让他们得到休息。这种心怀苍生的精神,在苏轼的诗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苏轼在《荔枝叹》中,从唐代进贡荔枝写到宋代进贡北苑团茶和洛阳牡丹,跨越度极大。诗中充满了对贫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对欺下媚上的官员们的憎恨以及对宫廷生活穷奢极欲的嘲讽。这种因细物而虑及天下苍生的情怀与卢仝类似。
卢仝诗歌深受宋人推崇,这不仅与其诗歌风格有关(对传统诗歌的颠覆),且与其诗歌中流露出来的胸怀天下苍生的志向有关。他虽是一介布衣,却能时时记挂着民生疾苦,即便是在享受生活的时候也不忘记。韩盈《卢仝集外诗序》:“其为体峭挺严放,脱略拘维,特立群品之外。要夫指事措意於救物之为忠愤切身者矣” [22] 。直言卢仝诗歌事之所指意之所明是诗人忠于天下愤于救民的情怀,托物寓意,承《离骚》之传统。
第二,内容的典故化,即经典的传播与再创造。
自宋以来,此诗便成了人们吟唱茶的典故和诗料,被广泛地使用和再创造,它已经成为一种文学符号和象征,有其深刻的内涵和独特的意蕴。它不仅是爱茶人士的代称,还是饮茶感受的升华,更是茶道精神的代表。文人们饮茶至兴味酣浓时,常以“两腋清风”“七碗”这类意象代称。这是审美感受的内在升华和审美感官的深层体验,它不再是简单的“清甜”“先苦后甘”等生理感受的描述,它还是复杂的“消除块垒”“飘飘欲仙”、“泉思如涌”等心理感受的体验。有梅尧臣《尝茶和公仪》:“亦欲清风生两腋,从教吹去月轮旁。” [16] P191杨万里《饮茶》:“不待清风生两腋,清风先向舌边生”( [23] P. 176)。卢仝的《饮茶歌》为后世文人品茶烹茶吟茶时都平添了许多深情和意趣。
卢仝描述的饮茶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神奇美妙的感受,对提倡饮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只要提及饮茶烹茶,卢仝及他的七碗茶歌就总是被屡屡提及,广泛传播。因其嗜茶成痴,卢仝亦被后人称为爱茶诗人,并拥有“茶仙”的雅号。两宋诗人所作茶诗在不同程度上,总是以卢仝茶歌的意境入诗,或化其诗意,或用其意象,或对其褒贬,但是总关卢仝深情。
2) 金、元时期对卢仝《茶歌》的接受
卢仝及其《茶歌》在金代的影响,突出表现在金宣宗贞佑南渡(1214)后。赵秉文和李纯甫同为金代诗坛领军人物,二人的诗学观点不尽相同,其中争论的焦点便和卢仝有关。
赵秉文在金朝文坛地位挺出,为诗主张“不为尖新艰险之语,而有从容闲雅之态……盖非务奇之为尚,而其势不得不然之为尚也” [24] 。为此,他指责李纯甫等作诗务为奇险。青年诗人李经(字天英)献上诗歌和书法作品请其指教,他便写了《答李天英书》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虽然肯定了李经创新的努力,却认为李经之诗“不过长吉、卢仝合而为一,未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尽管如此,赵秉文也曾有仿效卢仝之作《仿玉川子沙麓云鸿砚屏为吕唐卿藏》。
李纯甫效仿卢仝为诗,颇引卢仝为同调,如其《真味堂》诗以胸有诗书为真味:“胸中己有五千卷,徽外更听三两弦” [25] 。“五千卷”即化用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句:“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
3) 明、清时期对卢仝诗及其《茶歌》的接受
明代,对卢仝诗依然毁誉非一。高棅《唐诗品汇·总叙》竟以“鬼怪”称之 [26] 。《唐音统签》卷三百六十四《丁签》七十八:“徐献忠云老仝山林怪士,诞放不经,意迁词曲,盘薄难解。仅可备一家,要非宗匠也” [27] 。单宇《菊坡丛话》卷九亦谓:“卢玉川诗,虽豪放然太险怪,而不循诗家法度” [28] 。
卢仝诗想象过于奇诡怪放,往往出人意表,其缺点正如上述诸人所评。但这也正是其诗独具魅力的最根本所在,其诗以天风海涛般豪放不拘的夸张、想象等手法,为读者创造出的神奇怪诞的审美世界是充满着强大吸引力的。因此,有明一代,效仿卢仝为诗者仍有人在。明代中叶,对卢仝体赞誉有加的是徐渭,其《与季友书》谓:“韩愈、孟郊、卢同、李贺诗,近撅阅之,乃知李、杜之外,复有如此奇种,眼界始稍宽阔,不知近日学王、孟人,何故伎俩如此狭小?在他面前说李、杜不得,何况此四家耶?殊可怪叹!菽粟虽常嗜,不信有龙肝凤髓都不理耶?” [29] 他心仪韩孟诗派,竟比卢仝等诗为“龙肝凤髓”,推许可谓高矣。他的《某伯子惠虎邱茗谢之》云:“虎邱春茗妙烘蒸,七碗何愁不上升。青薯旧封题谷雨,紫沙新罐买宜兴。却从梅月横三弄,细搅松风燃一灯。合向吴侬彤管说,好将书上玉壶冰” [30] 。诗写品茗之妙,则从卢仝茶歌而来。
明末,卢仝影响深入民间,竟有人自名“玉川子”以示对卢仝的推崇,钱谦益曾有诗题曰《玉川子歌题玉川子画像。玉川子,江阴顾大愚道民也,深目戟髯,其状如羽人剑客,遇道士授神行法,一日夜走八百里。居杨舍市,去江阴六十里。人试之,与奔马并驰,玉川先至约十里许。任侠喜施舍,好奇服,所至儿童聚观,亦异人也》。钱谦益所写之“玉川子”,颇多与卢全相似之趣:
玉川子,何吊诡!朝游淮阴城,暮宿吴门市。万迴不足号千迴,赵北燕南在脚底。刚风怒生两腋边,蹇驴摺著巾箱里。阔衣褒,高屐齿。长须奴,赤脚婢。白牛为服乘,骆驼背行李……君今江头老布衣,胡为乎芒芒奔波亦如此?世路苦偪侧,出门不容轨。孟郊颦眉阮籍哭,虎豹择人魑魅喜。择地徐行狄恐遭颠顿,尽气狂奔何以避棘枳?……君归来乎从我游!悔不与君折其趾。图中一叟类道者,幅巾黄绦著麻履。权奇俶傥閟不见,安闲萧散差可拟。披图展玩更对君,乃知画工有深旨…… [31]
此诗模拟韩愈《寄卢仝》处显而易见,可见钱氏乃以唐之玉川子来看眼下所写之“玉川子”。钱谦益学卢仝,尤其重视其穷居能忧天下,其受卢仝影响者大多是寓含有深刻的现实内容的,如《谢于昭远寄庙后茶次东坡和钱安道韵》:
昔人苦作有情痴,下饮不知茶与茗。我今懵懂百不解,独有啜茶能记省。感君寄惠手自煎,洗杓停匙坐倾听。活火新泉沸石銚,泼触乳花发香性。森然茶星知有无,但觉芒寒与色正。睡魔迸散署气退,松风萧飕白日水。搜肠润吻如有灵,破闷祛烦不须猛。此茶先春出顾渚,宛如金苗引石矿。山崖高寒初日温,受气中和离炎冷。轻身疗病比服食,医国岂必用骨鲠。我生爱茶复爱仙,近日初来积金岭。世事突兀看枪旗,富贵纷纭诧团饼。长腰米饱午梦足,扣腹但余光炯炯。行买山田入阳羡,更五水递近石井。东坡老人太苦硬,剌剌品茶刺贵幸。我诗漫浪聊戏耳,只愁湍泉饮生瘿 [32] 。
此诗先写啜茶之功效,然后用白描手法写茶之金贵不易得,再写出富贵者众生相,最后议论“东坡品茶刺贵幸”,故意说其“太苦硬”……不如自己作诗“漫浪聊戏”之潇洒。这种寓庄于谐的刺世手法,是不难被读者识破的:用茶之贵珍难得,来暗示茶农的艰辛。而茶农的苦辛,却成了富贵者的休闲奢侈品。因一茶之饮而虑及世事,这正是卢全《茶歌》的翻版。
3.2.2. 平民百姓群体:以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融入《茶歌》
茶文化在普罗大众中的接受,最明显的特质就是世俗化、生活化、礼节化。卢仝《茶歌》在平民百姓中的接受,主要体现在民俗、茶联或百姓娱乐休闲的茶楼中。如福建莆田的偏远村落坪坂村,无论祭祀祖先还是男婚女嫁,都必须用七个大碗盛满新鲜的茶水进行施礼。《茶歌》中的“七碗”,被该地先人认定为最有礼节性的饮茶形式。此外,后代民间流传的茶联,也常常提及《茶歌》。重庆嘉陵江边有一茶楼楹联:楼外是五百里嘉陵,非道子一枝笔画不出;胸中有几千年历史,凭卢仝七碗茶引起来。这些,都说明卢仝《茶歌》在平民百姓中的接受,真正达到了历史的广度与现实的深度。
3.2.3. 佛教僧人群体:将《茶歌》推到了茶禅一味的新境界
古往今来,寺庙僧侣与茶的关系极其密切,表现为茶与宗教的紧密结合。茶的品性淡雅淳朴,进入茶的恬淡境界与进入禅宗、佛境的闲寂有其内在的认同性与一致性。史料记载,佛教倡茶的主要原因:一是茶有三德,即“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且不发”有助佛规;二是佛教在茶中溶进了“清静”思想;三是僧侣认为在茶中能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且饮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与茶便连结起来 [33] 。正是基于佛与茶的精神境界的同一性,佛教僧人群体在对卢仝《茶歌》的领悟接受过程中,将其推至了禅茶一味的新境界。赵朴初先生在与圣严法师交流时,提到他的一首《吃茶去》:“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整首诗空灵洒脱饱含禅机,将卢仝《茶歌》推到了茶禅一味的新境界。
要之,《茶歌》的传习接受者具有相异的身份特征。这些不同的身份及其所表现出的立体化、多层次的传播接受网,使《茶歌》在后代的传播范围更阔,接受群体更泛,接受效果更显。
4. 结语
卢仝的《茶歌》(《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从文学文本走向茶诗经典,除了茶诗固有的内在精华之外,广泛性的传播与深层次的接受是关键因素。透过《茶歌》在宋元明清及现代的传播范式与接受效果,说明以《茶歌》为代表的茶诗对中国茶文化的传播,具有重大的历史贡献与文化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