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手机以其轻便性、新颖性、功能性、互动性等特点,越来越被大众所接受。尤其是其除了具有接听电话、接发短信的传统功能之外,还具有网上购物、游戏、照相、管理邮件、参与网上社交活动等功能。在经济发展和无线网络技术迅速发展的环境下,手机尤其是智能手机日益普及,并成为年轻人最常用和最喜爱的媒介。无论是在家里、在路上还是在办公室里,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人们在使用手机。不言而喻,手机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然而,随着手机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化,青少年手机依赖(Mobile Phone Dependence)现象日益严重,有关“低头族”、“手机控”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多。对于高校大学生,这种情况更是明显,很多学生会因为手机不在身边而心烦意乱,一段时间不看手机就会浑身不舒服甚至产生自己手机响了的错觉,也会因为信号不好、连不到网络而变得焦虑烦躁。手机的出现也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各种手机软件的盛行,对我们的交友方式,购物方式等衣食住行方面都提供了极大的便捷性。
然而,手机在给人们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所引起的负面效应也应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例如,学生在课堂上玩手机会分散对老师讲课内容的注意力(Hiscock, 2004; Selwyn, 2003),在开车时用手机打电话会大大提高车祸的发生率(Pennay,2006; Walsh, White, Hyde, &Watson, 2008)。还有研究显示,长时间使用手机会影响大脑发育,导致注意力不能集中,还会导致青少年和儿童产生人格障碍,影响其社交行为从而不善于与人沟通(Walsh & White, 2007),更严重的甚至会引发焦虑,记忆力下降,抑郁等心理问题。刘传俊(2008)的研究显示手机短信交往行为会明显影响大学生的焦虑水平。这种种说明,过度的依赖手机已经严重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的交往倾向,而且大学生对使用手机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行为成瘾。
目前,国外学者对手机依赖的概念界定还不够明晰。有学者将“手机依赖”等同于“手机成瘾” (Mobile Phone Addiction)、“问题性手机使用” (Problem use of Mobile Phone)、“病理性手机使用” (Pathological Phone use)等。Ezoe等人(2009)认为依赖和成瘾是相似的概念,并从两个方面定义手机依赖:过度使用和对手机间断性使用的渴望。国内一般用“手机依赖”和“手机成瘾”来形容人们被手机“绑架”的现状(周挥辉等,2011),而这两个概念存在一个量上的区别,手机依赖要比手机成瘾的程度低,手机成瘾更多考虑的是病理性成瘾症状,而手机依赖应还在正常心理范围内。手机依赖是对手机的过度依赖使用,对身心健康、学习、工作和生活产生负面作用的行为,可表现为手机不离身并随时查看,信号或网络中断的失落感和焦虑感,电话交流取代面对面交流等。
前人的研究发现,性别(吴猛 & 田丰,2014;赵玉霞,郝艳红, & 章涵, 2016)、年级(张国进 &曹立春,2016)、独生子女(宗一楠 & 徐英,2014;赵玉霞,郝艳红, & 章涵,2016,李静,闫国伟, & 张静平,2016)、恋爱状况和家庭经济状况对手机依赖具有预测作用,但在结果上出现了不一致的现象。前人的研究大多使用熊婕等(2012)、Leung (2008)等人编制的量表,但这些量表存在缺乏手机依赖成因和维度划分不够全面等缺陷。本研究使用自编的手机依赖问卷,考察了性别、年级、家庭所在地,专业类型、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状况,恋爱状况和手机价格在生活依赖、戒断症状、情感抚慰、人际依赖、工效下降、强迫行为6个维度和手机依赖总分上的差异,并根据调查结果提供理论解释和干预和疏导的建议。
2. 方法
本文采用自编《大学生手机依赖倾向问卷》对大学生手机依赖现状进行问卷调查,问卷的内容包括大学生的基本信息(性别、年级、家庭所在地,专业类型、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状况,恋爱状况和手机价格)、大学生手机依赖现状(生活依赖,人际依赖),消极影响(工效下降、强迫行为、戒断症状)和依赖成因(情绪抚慰)等内容。在问卷调查过程中共发放网络问卷440份,删除填写时间小于150秒的72份,回收有效问卷368份;发放纸质问卷共192份,回收192份;删除含有缺失值的问卷14份,一共收回有效问卷546份。
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的检验结果表明,首先采用克隆巴赫ɑ系数检验大学生手机使用依赖情况调查问卷的信度,量表总分的内部一致性系数0.89,强迫行为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0.80,工效下降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0.72,情感抚慰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0.73,人际依赖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0.64,戒断症状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0.71,生活依赖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0.59。然后将数据随机分半,使用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分析其中一半的数据,结果表明:大学生手机依赖现状调查问卷相关因素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56.96%。用另一半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χ2/df = 1.58,TLI = 0.89,CFI = 0.91,RMSEA = 0.05,模型拟合良好。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3. 结果
3.1. 大学生手机依赖总体状况
本研究对大学生的手机依赖情况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如表1,结果表明大学生在除戒断症状的各个维度上的手机依赖得分均高于中等强度值(该问卷每个项目的得分介于1与5分之间,故3分为各评价指标的中等强度值);在戒断症状上的得分处于中等强度水平。
3.2. 大学生手机依赖的性别差异
由表2可知,性别在工效下降、强迫行为及总分上差异显著,都是女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其余维度性别差异不显著。
3.3. 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年级及专业差异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的手机依赖各个维度及总分在年级(见表3)和专业类型(见表4)上的差异均不显著。
3.4. 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家庭所在地差异
家庭所在地的差异分析显示,在生活依赖,戒断症状和情感抚慰上差异显著(如表5),其余维度差异不显著。生活依赖维度主效应显著,F = 3.11,p = 0.045,进一步多重比较(LSD)结果显示,城市得分显著高于农村得分(p = 0.014)。戒断症状维度主效应显著,F = 6.672,p < 0.001,进一步多重比较(LSD)结果显示,乡镇(p = 0.03)和城市(p < 0.001)得分显著高于农村。情感抚慰维度主效应显著,F = 3.214,p = 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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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Overall situation in College Students’ Mobile Phone Reliance
表1. 大学生手机依赖总体状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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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Gender differences in College Students’ Mobile Phone Reliance
表2. 大学生手机依赖的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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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Grade differences in College Students’ Mobile Phone Reliance
表3. 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年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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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Discipline differences in College Students’ Mobile Phone Reliance
表4. 大学生手机依赖的专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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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Home location differences in College Students’ Mobile Phone Reliance
表5. 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家庭所在地差异
进一步多重比较(LSD)结果显示,乡镇(p = 0.019)和城市得分(p = 0.035)显著高于农村得分。家庭所在地在手机依赖总分上主效应不显著,F = 2.568,p = 0.078,但进一步多重比较(LSD)结果显示,乡镇得分显著高于农村得分(p = 0.037)。
3.5. 大学生手机依赖的独生子女、家庭状况差异
由表6可知,戒断症状在是否为独生子女上显著,独生子女的戒断症状的分析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其余维度差异不显著。
而在家庭状况上各维度及总分的差异均不显著(表7),但事后比较(LSD)显示在强迫行为(p = 0.026),工效下降(p = 0.034)及情感抚慰(p = 0.031)维度上双亲家庭得分显著高于单亲家庭。
3.6. 大学生手机依赖的恋爱状况差异
由表8可知,恋爱状况的结果统计显示,恋爱状况在戒断症状和总分上差异显著,恋爱人士的得分显著高于单身人士。
3.7. 大学生手机依赖的手机价位差异
由表9可知,手机价位的人口统计学变量结果显示,手机价位为1000~1699 (低等价位)的有182人,手机价位为1700~3399 (中等价位)的有169人,手机价位为4400 (高等价位)以上的有182人。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生活主效应显著,F = 7.422,p < 0.001,进一步多重比较(LSD)结果显示,高等价位(p < 0.001)及中等价位(p = 0.032)人群生活依赖得分显著高于低等价位人群得分。
3.8.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首先对问卷各维度及总分进行相关分析,各维度及总分间相关系数及显著性情况如表10。
随后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以人际依赖,生活依赖,情感抚慰为显变量,消极影响作为潜变量,显变量强迫行为,工效下降和戒断症状作为潜变量消极影响的观测指标来构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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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Difference i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in College Students’ Mobile Phone Reliance
表6. 大学生手机依赖的独生子女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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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 Family status differences in College Students’ Mobile Phone Reliance
表7. 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家庭状况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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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Amativeness difference in College Students’ Mobile Phone Reliance
表8. 大学生手机依赖的恋爱状况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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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9. Mobile phone price differences in College Students’ Mobile Phone Reliance
表9. 大学生手机依赖的手机价位差异
注:** p < 0.01。
本研究采用了Joreskog和Sorbom建议的模型设定策略,即事先设定多个模型进行评价,通过模型比较得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相对有效和节俭的模型。首先依据理论进行模型假设,人际依赖和生活依赖作为手机依赖量表中测量行为特征的指标,很可能能够直接导致由手机依赖带来的消极影响。其次,情感抚慰作为一个较深层次的因素,也可能会导致消极影响。而情感抚慰也有可能在人际依赖和生活依赖对消极影响的关系中起到一个部分中介的作用。根据已有理论假设,最终设定了模型1。模型1(如图1)。人际依赖和生活依赖既能直接预测消极影响,也能通过情感抚慰的部分中介作用对消极影响产生效应。
用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在模型1中,中介模型各项指标:χ2/df = 3.431,RMSEA = 0.067,CFI = 0.961,TLI = 0.930,SRMR = 0.024,模型拟合比较理想。
4. 讨论
手机依赖的社会心理现象已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今大学生的生活方式,也给大学生带来严重的心理问题与行为问题。本研究采用自编大学生手机依赖问卷针对已有研究在研究内容上的不足,引入生活基本需求、资讯依赖、人际依赖、工效下降等调查维度,更加贴近当代大学生生活,具体细致到手机付款、手机点外卖、手机购物、手机获取新闻资讯、微信视频聊天等手机使用行为,以便更深入、系统地探索手机依赖的致因。对大学生手机依赖现状进行调查,同时,本研究将性别、年级差异、是否独生、家庭经济状况、地域差别、专业差异、家庭收入等人口学变量纳入手机依赖问题的分析中进行全面的考查,从而为手机依赖的现状和干预提供更全面、深刻的理解。
注:变量t2为人际依赖、t4为生活依赖、t6为情感抚慰、X为消极影响、t1为戒断症状、t5为工效下降、t3为强迫行为。
Figure 1.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1
图1. 结构方程模型1
为考察在校大学生手机依赖倾向的性别差异,本研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性别在工效下降、强迫行为及总分上差异显著,女生得分均显著高于男生。女性的手机依赖要高于男性,尤其是在微信、QQ、微博等社交工具的使用上,并且更容易体验手机依赖带来的困扰。其原因可能是女性使用手机主要为了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而人际关系的维护常要面对与情感相关的问题,她们需要投入更多的情感,更易沉浸在情感话题里,从而体验到更多情感上的困扰;而男性主要是在工作场合和玩游戏时使用手机,更少有情感卷入,较少表达使用手机带来的负性体验。
大学生的手机依赖情况在年级及专业上并没有显著的差异,说明大学生的手机依赖行为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倾向。
家庭所在地在生活依赖,戒断症状和情感抚慰上差异显著。进一步事后比较显示:在生活依赖维度上,城市得分显著高于农村得分。而城市和乡镇学生的戒断症状得分和情感抚慰得分都显著高于农村生源学生。家庭所在地越发达的地区,通过手机接触的信息也会更多,对手机的依赖程度也会更大,并且会投入更多的情感在手机使用上。
独生子女的戒断症状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可能是由于非独生子女有更多的社会支持与社会活动。
家庭状况分析结果显示,在强迫行为、工效下降及情感抚慰得分上,双亲家庭的学生得分显著高于单亲家庭的学生得分。说明生长在双亲家庭的大学生对手机的依赖更多地建立在生活的基本需求,如手机购物和手机消费上,同时也更大程度地通过手机感受情感的归属。因为本研究的样本中来自重组家庭的大学生人数较少,所以这一结果是否具有统计意义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恋爱状况的结果统计显示,恋爱状况在戒断症状和总分上差异显著,恋爱人士的得分显著高于单身人士。说明恋爱人士的恋爱方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手机的使用。
在手机价位的差异分析上发现,高等价位及中等价位人群生活依赖得分显著高于低等价位人群得分,价位体现了自身的财力水平,进而反映在生活质量及需求方面。
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表明,人际依赖,生活依赖和情感抚慰都能直接预测手机依赖的消极影响。这表明当代大学生通过手机进行人际交往,手机满足生活基本需求(如外卖,导航等)以及将情感寄托在手机使用上等行为都会显著地导致大学生的手机使用频率的上升,进而导致手机依赖的产生。除此之外,人际依赖对消极影响的作用还受到情感抚慰的部分中介作用的影响,这表明人际依赖是导致大学生对手机产生情感依赖的原因之一,并且手机对大学生情感抚慰作用的大小也加强了人际依赖对消极影响的作用。
手机依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学生群体的心理特点和需求。Bianchi等人认为,个体如果具有坦率、热情、合群、善社交的特点,他们会拥有一个更大的社会网络和朋友圈,因此,强烈的社会交往需求可能使得他们过度使用手机,而这一结论在本研究中也有所体现,即大学生通过手机进行人际依赖的程度能够显著预测手机依赖导致的消极影响;另外,对外界刺激的唤醒水平高于内倾性个体,更容易受到外界刺激,因而会更多地使用手机。有研究表明,手机使用的高频率和焦虑有关,社交焦虑的人通过使用手机或短信来减少人际交往的焦虑,比如在手机上发送消息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措辞,这可以给其提供更好的交往控制感。而焦虑的人在面对面的表达感情上有困难,因此更加可能使用手机去和他人联系,从而缓解自身的不安、紧张等消极情绪。总之,社交焦虑的个体对人际关系更敏感,他们很难直接去面对面地与人交往。因此,他们可能更愿将手机作为面对面情境的一种替代品,通过电话、短信或网络与他人联系来减轻焦虑。如果焦虑症状得不到控制的话,他们就会花更多的时间在手机上并形成依赖。这些都是手机依赖反映出来的心理特点及需求的变化。
目前前人的很多研究也探讨了影响手机依赖的其他因素,而手机依赖的产生与众多因素都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并且探究手机影响的多重致因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手机依赖本质以及帮助我们更好地克服手机依赖带来的消极影响。本研究问卷的维度不仅包括了前人研究中的经典维度(如强迫行为、工效下降和戒断症状),还根据当代大学生使用手机的特点纳入一些新兴维度(如生活依赖),并且还加入了可能的影响因素(如人际依赖和情感抚慰)。因此,本研究可以为未来更加深入探讨手机依赖影响因素提供一定理论的基础和新的思考方向,而且未来研究可以应用本问卷去深入探讨个体时间管理能力以及个性特质等方面与手机依赖的关系,得出手机依赖的更加全面深入的影响因素。
相比已有研究,我们更有针对性地探究手机使用对大学生手机依赖的影响,对已有手机依赖问卷起到补充和完善的作用,同时也填补了已有研究只停留在手机和个体之间关系上研究的空缺,为进一步研究手机依赖的成因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丰富了手机依赖的相关研究。并有针对性地对手机依赖行为和心理进行干预和疏导。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J1210024,J131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