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世界之巅,就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但是,古今中外形形色色的理论思维并非都具有真理性,它们主张各异、真伪杂陈、正谬皆有、良莠并存 [1] 。古往今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现代信息化社会,不同的社会环境和物质生活条件造就了人们不同的思维。具体来说,思维认知经历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思维、从经验常识到“科学化”实证主义、从形而上学的辩证思维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辩证思维,不同的思维形态都具有特定的历史特色。基于此,本文在对人类思维发展形态进行探析的基础上,着重看到不同思维发展历史背后的逻辑,最后提出建构马克思主义科学思维的必然性。
2. 思维形态发展的历史演变
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人的行为是思维的外在化。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思维的发展比较缓慢。这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低下、生存环境限制思维形态的发展。到了近代社会,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人类生存环境得到很大的改善。一方面,科学技术催生了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到来;另一方面,机器提高社会生产力,加速人类文明的探索和发展,人类思维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以实验科学为主的科学思维。由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和社会文明的发展,人类思维在现代得到质的飞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的辩证思维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具有重要的时代性价值。
常人思维,顾名思义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也就是常识。在人类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中,常识是最基本、最普遍的思维形态。常识的思维方式,形成于人们日常生活中,又适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最本质的特征,就是经验性。比如,农业社会中,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四大发明,不仅影响中国历史的进程,而且推动了欧洲中世纪的变革,最特殊的表现就是,“我国阴阳学说中的阴阳,最初是指日光的向背。五行的概念实际上对应的是农业生产的五大要素:农作物(木)、土壤和肥料(土)、水(水)、金(工具)。古希腊的四素说(水、土、火、气)和四性说(冷、热、干、湿)可以看作农业生产过程的直接反映” [2] 。不管是在东方,或是西方,人类对自然界的直接反映总结为经验,发展到现在,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识。虽然,人类的日常生活经验从事物的现象表征出发,展现现象的具体性和直观性,但是,人类思维表现笼统的事物整体性和朴素的思辩性,却缺少对自然界细节方面证明的科学依据。
17、18世纪机械化大革命的发展,人类的生存方式发生历史性的转变,从自然生存转向科技生存,社会生产力顺速发展,人类的思维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由于自然科学的实践发展,特别是实验科学的兴起,人类社会进入机器化时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人们熟知的“经验”式的常人思维已经无法满足人们思想上对社会化大发展的理解,以“实证主义”为主的科学思维方式代替常人思维方式向人们解释一些人们难以理解的自然科学发展现象。这个时期的三大典型代表:笛卡尔德还原论思想、牛顿的经典力学和林耐双名生物命名法。
人类思维认识和概括的对象,不仅包括具体的事物,而且也包含人类生活的整个世界。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人类思维形态展现多样化的形式,朴素的辩证思维、形而上学的思维,直到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人类思维发展的历程,表明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是科学的,是人类思维的最高形态。对于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恩格斯感慨道:“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希腊哲学的伟大创立者的观点: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地流动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只有这样一个本质的差别:在希腊人那里是天才的直觉的东西,在我们这里是严格科学的以经验为依据的研究的结果,因而也就具有确定得多和明白得多的形式。”“新的自然观的基本观点是完备了:一切僵化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者。” [3] 这表明,人类的思维模式有了很大的改变,从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看问题转变成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看问题。
3. 思维形态历史发展背后的逻辑探析
常人思维、科学思维和辩证思维构成人类把握世界思维的三种基本层次框架。“日常生活”在人的生活中是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在“日常生活”和活动范围内,“常识”是最受人们尊敬和认可的。简单推论的常识可以满足人们日常活动中的形式逻辑推理;一般的生活常识可以作为技术格言和道德箴言,既满足日常活动中的处理各种事物的需要,又满足日常交往中的调节人际关系的需要;模糊的自然常识,在并非要求对自然现象做出精确解释的日常活动中,可以满足人的活动适应自然规律的需要;警示格言式的政治常识,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持有一种可以得到某种相互认同的对政治的评论、解释和期待,从而满足人们在日常活动中关注天下大事、体现人心向背的需要 [4] 。常识性经验是人们从世代个体经验中积累的“共同经验”,一旦超出人们的思维的经验范畴,常人思维就会发生变革,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使之拓宽到更广阔的领域。
科学是探索未知,所确定的是可实证的事物,能够通过实验证明的事物,可以通过计算数据,达到可控制的目的。因此,科学具有重复性,经过重复实验,考证实验对象的科学性,与哲学一样,通过实验的过程,科学也具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可以说,科学是一种具体思维,它所确立的那些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均隶属于某个对象或某个具体领域,所描述的对象界的某个层次、某个方面,科学的原则是:未经证实的东西不能相信 [5] 。科学活动是以科学思维的规律把握和描述事物存在的规律。就如:苹果落地这一自然界普遍存在的现象,牛顿发现和总结万有引力定律。哲学上说,发展是新事物取代旧事物。以实证主义为主的科学思维方式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科学的感性思维在系统总结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发生质的飞跃,逐渐上升到理性思维的理论体系。就如恩格斯所说,当着“经验自然科学积累了如此庞大数量的是正的知识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中有系统地和依据材料的内在联系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简直成为无可避免的。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联系,也同样成为无可避免的。因此,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的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帮助” [6] 。
科学是一种体现人类智力的最高成果的活动,因此,科学精神在科学活动中凝练和升华了人类思维,集中体现了探索真理的求真精神、自我否定的批判精神和超越现实的创造精神,所以,人类在不同的文明时代具有不同的时代精神,科学精神也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恩格斯提出,“在希腊人那里是天才和直觉的东西,在我们这里是严格科学的以实验为依据的研究的结果,因而也就具有确定得多和明白得多的形式” [7] 。《导师哲学家丛刊》这本书,把欧洲各个时代的特征进行科学的描述,文艺复兴时期是“冒险的时代”,也是科学精神得复兴;17世纪是“理性的时代”科学实验的兴起和发展,推动科学理性的深化和升华;18世纪是“启蒙的时代”,崇尚理性是它的代名词;19世纪是“思想体系的时代”,各种思想体系的集大成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杰出代表;20世纪是“分析的时代”,哲学思想的凝练和对科学发展的哲学反思。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认为,在17世纪,理性是“永恒真理”的王国,它试图从某种直觉地把握到了的最高的确定性出发,然后以演绎的方式将可能的知识的整个链条加以延长;18世纪则摒弃了这种演绎和证明的方法,“按照当时的自然科学的榜样和模式树立了自己的理想”,不是把理性看作知识、原理和真理的容器,而是把理性看成是一种“引导我们去发现真理、建立真理和确定真理的独创性的理智力量” [8]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近代的科学精神在17~18世纪发生转变,以“理性”为主的科学思维突出这个时期的时代精神,弘扬人的理性思维,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发挥人的主体作用。
近代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认为,人类的认识活动存在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如果人的认识全部来源于经验,那么,要问经验之外还有没有某种不依赖于经验而独立存在的东西,便只能是请教于经验;然而,经验却在这里沉默了,而且它也不得不沉默,因为经验无法回答超越经验的问题。如果把休谟的问题讲得更明白些,就是:既然我们是通过自己的认识而知道外部世界的存在,那么我们断言外部世界先于我们的认识而独立存在,那就等于承认有一种先于认识的认识,也就陷于先验主义的独断论;然而,如果我们满足于“通过认识才知道外部世界的存在”,那又等于我们陷入了贝克莱主教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主观唯心主义 [9] 。所以,要想在哲学层面上坚持唯物主义,就必须在思维上超越常人的经验式思维。19世纪是“思想体系的时代”,黑格尔“半截子”的辩证法,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集大成的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人类思维不再是朴素的辩证思维,而思考事物的整体性,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理解哲学的基本问题就要懂得近代哲学的特征是引导人们去反思哲学的基本问题,既不注重存在,也不偏重思维,而是指导人类用自我意识去认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为人类提供不断深化认识的辩证思维方式。这一时期,黑格尔的辩证法带有唯心主义元素,他的辩证法是按照“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形式将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结合起来,建立以“绝对精神”的辩证发展哲学。黑格尔认识到事物的联系和发展,但是忽略事物运动的本质,认识到事物的辩证思维,但是忽略事物的唯物主义本质,因此,黑格尔的思维体系是保守的,忽略辩证思维的革命性。马克思、恩格斯概况人类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提取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创立了唯物辩证法。矛盾是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要一分为二的看待事物。
总而言之,在对常人思维、科学思维和辩证思维三者关系的理解和发展变化过程中,首先必须明确的是,科学思维和辩证思维都不是常人思维的拓展和延伸,而是对常人思维的超越,主要体现在:常人思维具有经验性、普遍性、有限性和表象性等特征,科学思维和辩证思维相对于常人思维来说具有超验性、特殊性、无限性和可批判性等特征。
4. 马克思主义科学思维的建构
辩证思维是人类思维发展的最高形式,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随着人类思维的发展,辩证思维也随人类的实践认识不断出现新形式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矛盾思维是辩证思维的基础,它强调用“用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认识事物。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中思维的矛盾进行彻底的改造,建立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在客观性的基础上,坚持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待事物的发展。同时,要认识事物各方面的矛盾,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矛盾方面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科学的辩证思维的建构,表现在对辩证思维的层次化解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矛盾的辩证思维和系统的辩证思维。
一方面,人们用矛盾的思维方式认识某一事物,总会自我意识地寻找事物的对立面,分析它们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从而科学地解决事物的矛盾。我们普遍认为,用矛盾思维认识某一事物,该事物与外部联系简单且相对独立,这种思维方式相对适用。人类思维的最高形式应以矛盾思维方式为基础,对事物认识的科学意义应予以肯定,因而,矛盾的辩证思维具有科学性,但是,如果人们普遍认为,矛盾的辩证思维方式对任何事物都采用“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均可,这种思维的绝对性,其本身与辩证思维的内涵是不相符的。人类思维的发展,并不能否认矛盾的辩证思维本身的科学性,我们知道,矛盾思维在18世纪取代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的机械思维方式发展到今天,必然已接受了历史和人民群众的考验,有其科学性价值。如果用自我思维片面的、绝对的认识矛盾的辩证思维,必然走向另一矛盾的思维极端,辩证思维较之人类思维本身来说,在人类思维发展的实践基础上不断更新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辩证思维的本性在于思维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辩证思维本身的发展,在矛盾思维的基础上演变出新的思维模式——系统的辩证思维。美国学者依·拉兹洛在《用系统的观点看世界》中提出:“今天,我们正目睹另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转向更严谨精细而又是整体论的理论。这就是说,要构成拥有他们自己的性质和关系集成的集合体,按照同整体联系在一起的事实和事件来思考,用这种集成的关系集合体来看世界就形成了系统的观点。这就是现代的思维方式” [10] 。系统论产生于本世纪40年代,系统的思维方式随着系统论的产生而产生。运用系统的辩证思维方式是马克思研究哲学最显著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将系统的思维概括为矛盾的思维,又归结于“一分为二”。系统的思维相较于“一分为二”的矛盾思维,两者虽同属于辩证思维,但在具体内容上各有特色,首先,“一分为二”的矛盾思维把认识对象看作是“一”,而系统思维在整体上把认识对象归纳成一个系统;其次,在研究认识对象的内涵时,“一分为二”的矛盾思维强调注意矛盾的两个方面,而系统思维更强调研究对象认识的整体性、全面性;最后,“一分为二”的矛盾思维方式要求解决矛盾,而系统思维则要求更深入认识和运用系统的功能。但在认识事物对象、解决实际问题时,人们认为系统思维是更易接受的现代性思维,是辩证思维的更高形式的发展,对于建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更具有科学性。
总之,思维方式是人类对世界认识以及自身生存发展活动的认知形态。“思维方式决定着我们的认知视野。特定的思维范式下的认知,往往认识不到其他思维范式视域中的世界特性,因而对世界的片面的认识。” [11] 因此,建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使人类对事物的认识具有整体性、科学性、辩证性,对人类思维发展的科学性历程更具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