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正念(Mindfulness)是有意地对当下经验不加评判的觉察(Kabat-Zinn, 2011)。正念源于佛教传统,是一种用于消除痛苦的方法。传入西方后,麻省大学医学院Kabat-Zinn于1979年开始使用普遍认可的实证范式对其进行去宗教化,开设减压诊所并设计“正念减压”课程(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正念”开始正式进入心理治疗领域,也逐渐被纳入科学范畴。近年来,由西方到东方,正念引起了国内外越来越多心理学家的兴趣,其在临床领域的研究更是引起了研究的热潮,以正念为基础的干预训练被称为认知行为疗法的“第三浪潮”。正念训练包括一系列复杂的情绪和注意调节训练,通过正念训练可以提高个体的正念水平,从而促进了个体心理症状的减少和幸福感的提高(Zeidan, Gordon, Merchant, & Goolkasian, 2010)。
时间充裕感(time affluence)是指感觉自己有充足的时间做事情,生活节奏从容不慌忙。与之相反的是时间紧缺,也称时间压力(time press),指没有充足时间做事情,生活节奏忙乱,常常指过度工作而没有休闲时间(李继波,黄希庭,2013)。研究发现,正念不仅与个体的物质充裕感呈正相关(Brown, Kasser, Ryan, Alex Linley, & Orzech, 2009),也与时间充裕感呈正相关关系,正念水平高的个体感觉有更充足的时间(Lajeunesse & Rodríguez, 2012)。Kasser和Sheldon (2009)最早对时间充裕感与幸福感进行了研究,他们分别以美国在校大学生和成年在职人员作为被试,进行了四个实验,结果发现,在控制了物质充裕感变量之后,时间充裕感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还有Burke等人(2009)在俄罗斯做的时间充裕感、物质充裕感和职场女性的工作满意度的相关研究。结果表明,物质充裕感和时间充裕感的提高会对工作效果有积极影响:高水平的物质充裕感被试会报告更高的工作满意度。
综上所述,正念与主观幸福感正相关,与时间充裕感正相关,时间充裕感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但已有研究只考察其中两个因素间的关系,因此,本研究拟将同时考察正念、时间充裕感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探讨三者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在校大学生205名。平均年龄为21.52岁(SD = 1.53);男性为85名,女性为120名。
2.2. 施测工具
2.2.1. 正念水平
采用Brown和Ryan (2003)编制,陈思佚等人(2012)翻译修订的《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indful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 MAAS)中文版。单一维度,共有15道题,涉及个体日常生活中的认知、情绪和生理等方面。每道题项与总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22~0.711。总量表的克伦巴赫系数为0.890,重测信度为0.870。
2.2.2. 主观幸福感
运用Diener等人(1985)编制的《主观幸福感问卷》,该问卷一共有三个分量表,分别是整体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各分量表的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789、0.771、0.815;分半信度为0.763、0.657、0.704。
2.2.3. 时间充裕感
采用Kasser和Sheldon (2009)编制,侯云淞(2014)翻译修订的《物质–时间充裕感知问卷》(Material Affluence and Time Affluence Scale, MATAS)中文版,一共有16道题目,包括物质充裕感和时间充裕感两个维度。本研究只采用时间充裕感维度中的所有题目,一共有8道题目。侯云淞(2014)对物质–时间充裕感知量表的内容结构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及信度分析,发现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3. 统计方法
运用spss17.0和EXCEL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正念、时间充裕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正念、时间充裕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关系见表1。
由表1可知,正念水平、时间充裕感和主观幸福感三者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3.2. 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将各变量中心化。接着,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进行检验。比较两个模型:时间充裕感做为中介变量;正念做为中介变量。
3.2.1. 时间充裕感在正念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分析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时间充裕感在正念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结果支持中介作用假设。首先将正念纳入回归模型时,正念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力显著;当将正念、时间充裕感同时纳入回归模型时,正念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指数显著下降,由原来的0.292下降到0.201,中介模型占总效应的比例为ab/c = 0.157 × 0.582/0.292 = 31.29%。由此,可以得出中介模型,如图1。
3.2.2. 正念在时间充裕感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分析结果见表3。
可以看出,正念在时间充裕感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结果支持中介作用假设。首先将时间充裕感纳入回归模型时,时间充裕感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力显著;当将时间充裕感、正念同时纳入回归模型时,时间充裕感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指数显著下降,由原来的0.700下降到0.582,中介模型占总效应的比例为ab/c = 0.592 × 0.201/0.700 = 14.00%。由此,可以得出中介模型,如图2。
对两个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两个模型都成立,但相比较而言,时间充裕感的中介效应模型更好,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更高,解释力度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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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correlation among mindfulness, time affluenc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1. 正念、时间充裕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关系
注:**表示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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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mediating effect test of time affluence
表2. 时间充裕感(M)的中介效应检验
注:*代表p < 0.05,**代表p < 0.01。
![](Images/Table_Tmp.jpg)
Table 3. The mediating effect test of mindfulness
表3. 正念(M)的中介效应检验
注:*代表p < 0.05,**代表p < 0.01。
![](//html.hanspub.org/file/6-1130991x9_hanspub.png)
Figure 1. The mediating effect test of time affluence
图1. 时间充裕感的中介效应图
![](//html.hanspub.org/file/6-1130991x10_hanspub.png)
Figure 2. The mediating effect test of mindfulness
图2. 正念的中介效应图
4. 讨论
本研究首次同时考察正念、时间充裕感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三者两两正相关,与已有研究一致。进一步探究三者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模型。在本研究中数据分析过程中,探讨了两个不同的中介模型,分别是时间充裕感的中介效应模型和正念的中介效应模型。结果显示,两个模型都能够成立,但相对而言,时间充裕感的中介效应模型更好,中介模型占总效应的比例更高,解释力度更好。正念强调对此时此刻、当下不加评判的觉察,从“行动模式”(doing mode)转为“存在模式”(being mode),较少关注未来的期望,从而导致认知的积极效应(刘斯漫,刘柯廷,李田田,卢莉,2015)。高正念水平的个体更专注于当下的活动,较少关注未来事务,更不容易处于多任务状态,因而感受到更强的时间充裕感。时间充裕感使个体拥有更多认知资源去做理智的决策,更有利于满足心理需要,进而提高主观幸福感。由此可见,时间充裕感的中介模型更加合理。
本次研究所选用的被试还不够多,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尽量扩大被试的样本量,提高被试的代表性。时间充裕感、正念都是新兴课题,更具开放性,未来的研究中应该加入考察其他变量,扩展其研究深度与广度。
5. 结论
1) 正念、时间充裕感和主观幸福感三个变量两两之间显著正相关。
2) 时间充裕感的中介效应模型和正念的中介效应模型都成立,但时间充裕感的中介效应模型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