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自西方现代小说理论诞生以来,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就一直是叙事研究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这种叙述时观察故事的不同角度就构成了视角,不同的叙述视角有着不同的功能,可以传递主题意义,也可以反映叙述者的情感与立场。正如我国叙事学家申丹所说,很多现当代小说家都注意对视角的操控,通过采用特定视角或转换不同视角模式来取得各种效果。全知视角也称为上帝视角,叙述者既说又看,可以从任何角度来观察事件,可以透视任何人物的内心活动,也可以偶尔借用人物的内视角或佯装旁观者 [1] 。当全知叙述者“选择”仅仅透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对其他人物只是“外察”,所谓“限知”,是叙述者选择性地限制自己的“内省”范围,这种模式可称为“选择性全知” [2] 。小说《德西蕾的婴孩》中选择性全知视角的使用,在塑造人物形象以及揭示作品题旨方面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德西蕾的婴孩》是凯特·肖邦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小说讲述了德西蕾的悲剧。年幼被弃,德西蕾由白人养父母抚养长大,成人后出落得美丽大方。在获得了家族显赫的“白人”种植园主阿尔芒·奥比尼的爱情并与其结婚生子后不久发现儿子具有黑白混血的肤色特征。黛西蕾辩解自己的白人身份未果,母子俩遭到阿尔芒的无情抛弃,痛苦至极的黛西蕾抱着儿子离开。阿尔芒火烧妻儿遗物前意外找到了母亲生前写给父亲的信,发现自己才是黑人母亲的后代。
该小说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大部分学者将它视为反男权压迫和种族压迫的进步作品,莫泊桑式的结局更是强有力地讽刺了种族主义。有的批评家从女性主义入手分析黛西蕾女性意识的觉醒,还有学者从心理主义的角度来分析阿尔芒所代表的人性的阴暗面等,却鲜有学者关注肖邦作品中的黑人书写。笔者认为,通过使用选择性全知叙事,叙述者重“白”轻“黑”,把“内省”的范围局限于白人,省略或隐藏对白人不利的信息,而对黑人进行有目的地“外察”,忽略其心理,塑造了善良白人与邪恶黑人的对立形象。不仅如此,选择性全知叙述者在情节设定上颇有技巧,莫泊桑式的结局极大地讽刺了小说中的黑人极端种族主义者,暗含了隐含作者褒白贬黑的种族观。可喜的是,我国叙事学家申丹在研究《德西蕾的婴孩》时,通过分析隐含作者、叙事结构和潜藏文本揭示出该作品隐含作者的保守的种族立场。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文本细读,聚焦小说的选择性全知视角的艺术运用,探讨其如何引导读者的情感立场和价值判断并表现了小说隐含的褒白贬黑的种族观。
2. 善良白人
选择性全知视角为了调控情节,在透视人物的内心时一般是有重点、有选择的,为了突出叙述重点,叙述者常常仅集中揭示某些主要人物或正面人物的内心世界,甚至有选择地隐藏人物的某些心理。当某个人物的内心活动展示得越多,读者与此人物之间的距离就有可能会越短,反之则有可能会越宽 [3] 。如此一来,读者便会对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产生不同的情感判断。
在《德西蕾的婴孩》中,叙述者选择了集中描写白人瓦尔蒙德夫妇和德西蕾,对黑人女仆赞德琳、拉布朗什的混血儿子以及男主人公阿尔芒仅仅“外察”,有效地调节了故事的叙事距离。小说前半部分全部是关于瓦尔蒙德夫妇——慈爱的父母形象——的刻画。“可不是吗,好像就是昨天,德西蕾自己差不多还是个小孩子” [4] 。全知叙述者放弃自己的感知,短暂地借用了瓦尔蒙德太太的视角,读者毫无征兆地进入到人物的内心,读到了瓦尔蒙德太太的温柔与慈爱。刚发现弃婴德西蕾时,面对种种关于其不明身世的猜测,全知叙事者写道,“瓦尔蒙德太太抛开了各种猜测,她唯独相信,是仁慈的上帝见她没有亲生骨肉,便把德西蕾送来做她的孩子,享受她的爱怜” [4] 。在种族歧视严重的社会环境下,善良的白人瓦尔德蒙夫妇还是选择忽视德西蕾不明的身世而给予她关爱与温暖的家,并且按照白人的标准,把德西蕾培养成了人见人爱的偶像。当美丽动人的德西蕾得到了阿尔芒的爱情时,瓦尔德蒙先生又很理智地提醒了年轻的阿尔芒,“要把所有事情都考虑得周全一些,因为这个姑娘的身世并不清楚” [4] 。种族主义的盛行,纯正的白人血统成为白人社会家庭组建的重要前提,甚至开明的老主人都只能在异国他乡秘密地迎娶黑人妻子,如此看来,瓦尔德蒙先生的“实际”实际上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善意的提醒也是一种保护。不仅如此,当得知养女德西蕾被弃,阿尔蒙德夫妇丝毫没有歧视可能是黑人的德西蕾,甚至张开双臂迎接德西蕾母子。更有甚者,在叙述者的口中,小说中从未露面的拉贝种植园的白人老主人,也被刻画成了一个开明且仁慈的管理者形象。
在瓦尔德蒙太太来到拉贝种植园后,看到“这房子的屋顶坡面陡峭,黑得像个蒙头大斗篷,一直伸到宽大的走廊外面。黄泥灰粉刷的房子被走廊环绕着,旁边生长着几棵硕大的深黑色橡树,枝叶繁茂,向外延展,树荫就像一片棺材布罩,盖在房子的上方” [4] 。“黑”、“深黑色”、“棺材”等词,使得整座庄园蒙上了可怖的阴影。在肖邦的小说中,经常会出现以环境的刻画来突出人物形象。眼前凄凉、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与小说开头“天气晴和舒适”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为下文出现的黑白形象对比作了铺垫。从下文可以得知,庄园的老主人是一位白人奴隶主,娶了黑人女子为妻,但这个女主人却从未回到庄园照顾丈夫、孩子以及整个家庭。白人老主人仁慈而宽容的管理给黑人奴隶带来了安逸的生活。当老主人去世后,阿尔芒接管了庄园。“年轻的奥比尼有严格的规章,在他的管束下,他的黑人都忘了怎么去找乐” [4] 。黑人之间彼此歧视、互相伤害,整个庄园如同棺材一般死气沉沉。通过对比,叙述者的言外之意是,白人擅长管理,而黑人本质低劣,并没有能力成为优秀的管理者。隐含作者虚构了一幅白人统治下充满爱的世界,小说中的白人形象都是善良慈爱的、毫无种族歧视的,作为社会的上层阶级,白人非但不歧视社会地位低下的黑人,反而爱上黑人妇女,这种美好的形象在读者的阅读心理中显得格外突出。
作为小说最主要的正面人物,叙述者在小说中对白人女子德西蕾的描写更是信手拈来。首先是“外察”,“出落得美丽优雅,而且温柔贤淑,待人诚恳,成了瓦尔蒙德这个地方的偶像” [4] ,在叙述者口中,德西蕾就是美与爱的化身。其次,为了突出重点,叙述者只是对德西蕾的过去以及故事的背景进行了简要概述,而选择用更多的笔墨来刻画婚后德西蕾的心理活动,也就是“内察”,请看以下引文:
她把瓦尔蒙德太太的头往下拉,贴近自己,低声补充道,“自从孩子出生,他就不处罚他们了,一个都不。就连内格里翁假装烧伤了腿,这样可以歇着不出工,他也只是笑笑,说内格里翁是个十足的无赖” [5] 。
他跟她说话时,眼睛却看着别处,眼里原来那种爱的光芒,似乎已经消散了。他常常离家外出;就是在家,也不跟她打照面,不见孩子,也没什么借口。而且,他对待奴隶又变得凶狠起来,好像他的灵魂突然落到了撒旦的手里。德西蕾悲苦难当,生不如死 [5] 。
细心的读者就会发现,叙述者关于德西蕾的刻画总是会刻意提及她对待黑人的态度。刚刚产子的德西蕾生活美满幸福,除了一心一意照顾儿子与丈夫,德西蕾对待黑人的态度更是充满着爱与关怀,丝毫没有白人至上的优越心理。善良美丽的德西蕾全心全意地爱着阿尔芒,也爱着周围的每一个人,包括庄园的奴隶。德西蕾因自己能够改变丈夫使得黑人得到善待更是觉得幸福无比。在潜藏文本中,隐含作者很可能在暗示优越的白色人种的感化力:与温柔慈爱的白人女子接近就能变好,与之疏远则反之 [1] 。因为受到了白人女子德西蕾的影响,阿尔芒对待黑人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德西蕾被误认为带有黑人血统后,白人的感化力不再存在,阿尔芒恢复了原先的性情,仿佛是魔鬼撒旦,变得冷漠无情,对待奴隶又变得凶狠起来。寥寥几笔,揭露出真正带有种族歧视的并不是白人,而是黑人自己。阿尔芒极端的种族观也说明了,脱离了善良白人的影响,黑人就会恢复邪恶的本性。隐含作者批判了罪恶的奴隶制与黑人的种族劣根性,却并没有谴责奴隶制度的创造者——白人社会。相反,叙述者极力维护白人的美好形象,维护白人统治的绝对权威。小说中的白人德西蕾有着一颗博爱之心,丝毫没有种族歧视的思想,甚至在被阿尔芒怀疑时,德西蕾也只是努力想证明自己的白人身份以此挽回丈夫的心,并不在乎丈夫是不是真正的白人。通过透视德西蕾的内心,缩短了读者与人物的距离,让读者能够近距离地、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丈夫的变化给德西蕾内心带来的痛苦,加深了读者对德西蕾的同情,同时也加重了读者对极端种族主义者阿尔芒的憎恶,白人受害者的形象呼之欲出。
叙述者采用选择性全知视角,有选择地透视故事中的人物,对出现的白人同时给予“外察”与“内省”,褒扬白人善良、仁慈、负责的品质,给读者呈现出积极、正面的白人形象。
3. 邪恶黑人
小说中对黑人的描写,叙述者反而惜墨如金。仅有的几处描写都属于外察,包括对黑人女仆赞德琳行为的描写、对拉布朗什混血儿子以及对男主人公阿尔芒的描写。“这女人裹着头巾,庄重地点了点头” [4] ,“庄重”一词的使用表明了赞德琳优等的心理。很显然,读者无法了解到赞德琳的内心,但从叙述者描写她的言行中可以猜测赞德琳已经发现了德西蕾的孩子是混血儿这一事实,但对待自己的同胞,赞德琳没有丝毫的平等与关爱之心,反而有一种优越感。对比女主人德西蕾的博爱,我们无法理解赞德琳的作为所为,而叙述者也并没有从女仆的角度提供给读者任何合乎情理的解释。叙述者选择对黑人女仆仅仅“外察”,对她的心理视而不见,这种刻意的引导加大了读者与人物在情感上的距离。叙述者似乎想要淡化读者对于黑人曾经遭受灾难的记忆,更加强调人物此刻的傲慢行为乃本性使然,如此一来,读者并不会对黑人女仆产生同情。同理,在描写拉布朗什的男孩时,“拉布朗什的好几个混血小男孩当中的一个,也是半身没有穿衣” [4] ,“光着脚丫踩在锃亮的地板上,顺从地溜了出去” [4] ,半身赤裸、光着脚丫,如同野蛮人,黑人小孩尚且如此,叙述者塑造出了带有奴性、野蛮的黑人形象。作为小说的男主人公阿尔芒,相比全篇随处可见叙述者对德西蕾的描写,他的描写却仅有三处。第一处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当讲述阿尔芒的爱情时,叙述者避开种种形容爱情美好甜蜜的话,反而选择使用“雪崩”、“烈火”等具有毁灭意义的词。第二处是当发现儿子是混血特征后,面对绝望的德西蕾,阿尔芒却“神情冷漠”、“口气冷酷”、“满眼冷漠”,阿尔芒的爱情瞬间消失,不顾夫妻之情的阿尔芒甚至讽刺妻子,“白得跟拉布朗什的手一样” [4] 。小说中阿尔芒的极端种族观已经内化于心、外化于体貌。在阿尔芒看来,只有完全的白人血统与白人特征是神圣的,混血人的白皮肤同罪恶的黑皮肤一样都是低人一等的。德西蕾的白皮肤此刻正如同黑人拉布朗什夫人的白皮肤一般劣等,混血儿子的体貌特征也是众人判断其黑人血统的缘由。阿尔芒的爱情与亲情仅仅建立在白人血统与体貌之上,与爱无关。讽刺的是,在小说结尾,阿尔芒知晓自己才是真正的黑人后代后,选择烧掉了所有证据,而虚假的白人外貌倒成了他得以隐瞒身份的有力证据,因此产生了一种戏剧性反讽的效果。隐含作者看似批判了奴隶制度,更像是批判黑人毫无人性的品质。最后一处,也是小说中唯一的一处心理描写更像是阿尔芒的自我辩白。“他觉得全能的上帝待他真是很残忍,很不公正;他似乎还感到,自己这样刺伤妻子的心灵,不过是在用同样的方式来回敬上帝。更何况,他也不再爱她了,因为她无意识地损害了他的家族,也损害了他的名誉” [4] 。阿尔芒将驱逐妻儿看作是报复上帝的举动,将爱情视为维护家族和自己名誉的需要,当不再需要时便可以舍弃。看似理由充分,读者读来却是荒唐可笑,阿尔芒的虚伪、毫无人性无疑将黑人形象推向了善良白人形象的对立面。
相比刻画白人,叙述者刻意减少笔墨来刻画黑人,用“外察”来代替“内省”,向读者展现那些显示其恶劣品行的行为举止,与黑人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减少了读者对黑人的同情,最终塑造了麻木不仁、不通人性的黑人类型,形成了白与黑、善与恶的对立,批判了黑人的种族劣根性。
4. 莫泊桑式结局
除了通过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来影响读者的情感判断,叙述者还会根据行文的需要,有选择地隐藏情节或人物的相关信息,打破了情节发展的时间顺序和线性的叙事结构,从而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小说一开始,叙述者便交待了德西蕾的坎坷身世,一方面,为后文身世之谜埋下伏笔;另一方面,在了解了德西蕾被弃的来历后,自然而然拉近了读者与德西蕾的距离,主导了读者的情感立场。
“德西蕾没有换下那身洁白的薄裙,脚上还穿着原来的拖鞋。她的头发没有任何遮挡,阳光洒在她那交错的棕色发丝上,泛出金色的光泽。她没有选取那条人们常走的大路,这条路通往远处的瓦尔蒙德种植园。她穿着精致的拖鞋,走过一片荒芜的田野,庄稼的残梗划伤了她那娇嫩的双脚,把她身上的薄裙撕扯成了碎布条。长沼湖水很深,波澜不惊,岸边生长着茂密的芦苇和柳树。德西蕾走进里面不见了,再也没有回来” [5] 。
当德西蕾母子被驱赶而走向死亡时,叙述者在以上引文中采用“洁白”、“金色的光泽”等词来刻画德西蕾,“残梗”正如丈夫持有的种族偏见,“划伤了她娇嫩的双脚”,“撕扯”她的薄裙。然而,全知叙述者却并没有刻画出此刻德西蕾的内心活动。怀抱儿子走向死亡的德西蕾,究竟在想些什么?是怨恨还是绝望?叙述者故意留下了一段空白,供读者思考、品味。细细探究,此处的省略也是别具匠心的。从前文可以看出,德西蕾符合传统对女性对妻子的所有审美要求,她“美丽优雅”、“温柔贤淑”、“待人诚恳”,全心全意爱着丈夫和孩子,“因为她难以自拔地爱着他,只要他眉头一皱,她就会惶恐哆嗦,可她还是爱他。只要他微微一笑,她就不再奢求上帝赐给她更大的幸福” [4] 。在父权社会中,女人的责任就是做乖巧的女儿或家中的“天使”妻子,照顾家庭始终是女人的第一要务。肖邦笔下的德西蕾正是如此,作为一个善良顾家的传统女人,德西蕾成功地博得了当时很多读者的喜爱。然而,善良的德西蕾,从小被弃,成人后又一次被抛弃,而造成这场悲剧的正是德西蕾的丈夫——真正的黑人后代阿尔芒。叙述者在结尾刻意忽略德西蕾的内心,对她的心理活动闭口不提,呈现出如待宰的羔羊一样无辜的德西蕾的形象,无疑加深了读者对受害者德西蕾的同情。
而在故事的结尾,叙述者才交待阿尔芒的身世。当阿尔芒发现,“他的深爱着他的母亲,却属于那个深为奴隶的烙印所苦的种族” [4] ,故事戛然而止。反讽意味十足,故事也因此达到了高潮。故事开头对阿尔芒身世的刻意隐藏,正是为了达到这一震撼的结局效果。纵观全文,叙述者塑造了一个个善良、有爱的白人形象,对黑人的刻画,无论是身世来历还是心理活动,叙述者却都选择性地隐藏了。当悲剧发生时,读者才恍然大悟。真相的揭示极大地讽刺了黑人的种族主义观念是何等地害人害己,不仅使得黑人自己变得扭曲、毫无人性,白人也因此受到其牵连、毒害。叙述者的选择性叙述,引导读者认可其褒白贬黑的种族立场,同情受害的白人,谴责黑人。
5. 结语
通过采用选择性全知视角,叙述者虚构了一种白与黑的善恶对立,体现了隐含作者褒白贬黑的种族观。根据研究肖邦的专家佩尔·赛耶斯特德提供的《凯特·肖邦评传》(1980)和艾米莉·托斯出版的《揭开凯特·肖邦的面纱》(1999),联系真实语境中的作者肖邦的经历将会很好地帮助读者理解这部作品中隐含的种族观。从1851年肖邦出生在美国南方的一个富商家庭到南北战争爆发,家庭和闺中好友的家庭都站在南方奴隶制一边 [6] ,拥护奴隶制,肖邦时刻受到奴隶制的影响。与肖邦感情甚笃的兄弟参加了捍卫奴隶制的南部联盟的部队,肖邦自己冒着坐牢的危险,将北方人系在她家门口的联邦旗帜扯了下来 [6] ,还和女伴一起去监狱给南方俘虏送花。后来,肖邦嫁给了同样是奴隶主的丈夫,甚至在丈夫死后,肖邦自己也当过一段时间农场主等等,都毫无例外地表明了肖邦本人是认可奴隶制的,当然也认可白人优越的观念。尽管隐含作者并不等于真实的作者,但在隐含作者肖邦的笔下,通过采用选择性全知视角,读者看到了善良、慈爱的瓦尔蒙德夫妇、对黑奴慈爱有加的白人妇女黛西蕾、善于管理庄园且宽容地对待奴隶的白人老主人等正面的白人形象,却看到了傲慢的黑人女仆赞德琳、野蛮的黑人混血儿以及毫无人性的黑人后代阿尔芒等负面的黑人形象。黑白的强烈对比加上莫泊桑式的结尾,猛烈地抨击了黑人的种族主义,使得读者对无辜受害的白人寄予深深的同情,也揭示了隐含作者褒白贬黑的种族观。如此一来,这种褒白贬黑的种族观使得小说《德西蕾的婴孩》实际上成为了拥护奴隶制的一部作品。
基金项目
本文为华中科技大学高水平基础性外语学科建设项目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