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提出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本世纪初的二十年间,我国的特殊教育达到了一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数量,残疾人高等教育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残疾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也在逐步增大 [1] 。听障大学生作为高校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兼具大学生和残疾人的双重特征,在面临各种学习生活压力的同时,由于存在听觉和言语表达障碍,势必形成较为特殊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 [2] 。研究发现,在卡特尔16人格测试中,相比健全大学生听障大学生在聪慧性、独立性上得分较低,忧虑性和兴奋性上得分较高,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听障大学生的个性心理上更多地表现出自控性差、偏仄、自我中心冲动,忧虑、不自信等特点,这种情况很不利于他们的学习、生活和发展 [3] 。因此,对于听障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干预刻不容缓,而目前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其心理健康水平现状及影响,对于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和社交焦虑的研究相对较少。
社交焦虑是个体在与他人交往时体会到不自在,恐惧,紧张和担忧的情绪反应和回避行为 [4] 。应对方式是个体为了处理被自己评价为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特定内外环境要求而做出的不断变化的认知和行为努力 [5] 。社会支持是个体从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中获得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这些支持能减轻个体的心理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状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 [6] 。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与社交焦虑呈负相关,社会支持能有效改善社交焦虑,减少社交回避行为 [7] 。同时,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具有普遍的增益作用 [8] ,即通过增加个体的社会支持水平能够使得其抵抗心理压力的能力有所提高,在高社会支持者及社会孤独者身上已经得到证实 [9] 。众所周知,社会支持是多维度的概念,既包含了外界的环境因素有包括个体的内在认知因素,因此在研究时从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三个方面来分析,有研究表明主观支持与高社交焦虑呈显著负相关,也有研究表明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与焦虑的相关程度最大 [10] ,因此可以认为社会支持的这三个维度可能与社交焦虑存在一定的关系。综述所述,社会支持可能是应对方式影响社交焦虑的中介变量,并且对改善青少年人际关系,减少其孤独感起到一定的作用,而积极应对方式不仅能直接缓解听障青少年的社交焦虑,并且能通过社会支持这一中介变量起到积极效果。听障青少年学生的社交焦虑比较严重,以往研究更多是将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分开研究,而由于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存在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将重点考察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和社交焦虑三者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旨在探讨听障青少年学生的社会支持在应对方式对社交焦虑预测中是否具有中介效应。为社交焦虑的影响机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并且为特殊教育学校制定听障大学生心理健康干预措施提供方法和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取随机取样的方法,选取重庆市、山东省、贵州省等不同省市特殊教育学校共350名听障大学生为被试,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有效问卷320份,分别为重庆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业65人、重庆市特殊教育学校75人、山东省烟台市特殊教育学校97人和贵州市盲聋哑学校83人。被试平均年龄为20.58岁,标准差为1.64。其中,15岁9人,16岁21人,17岁34人,18岁37人,19岁42人20岁45人,21岁39人,22岁35人,23岁30人,24岁28人;男性154人,女性166人。
2.2. 研究工具
2.2.1.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CSQ)
采用解亚宁 [11] 1998年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量表,该量表包括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因子,全量表共20个条目,其中1 - 12条目反映积极应对的特点,13 - 20条目为消极应对特点。本研究中简易应对方式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19,积极应对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97,消极应对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13。
2.2.2.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
采用肖水源 [12] 1986年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该量表包含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共计10个条目,总量表得分和各分量表得分越高,说明社会支持程度越好。鉴于研究对象为听障青少年,本研究中对量表的一些项目进行适当修改,其中,将第4题的“同事”改为“同学”;第5题中去掉了“儿女”一项;第6、7题中的“配偶”改为“恋人”。修改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08。
2.2.3. 交往焦虑量表(IAS)
采用Leary于1983年编制,由《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翻译刊登的版本,该量表为自评量表,包含15个条目,采用五级评分,1 - 5分分别对应与我一点也不相符、与我有一点儿相符、与我中等相符、与我非常相符、与我极其相符五个选项,该量表得分越高表示社交焦虑程度越高,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89。
2.3. 问卷发放方式
采用当面发放问卷的方式,将被试集中在教室当场发放问卷,由手语老师指导被试填写问卷,并现场回收问卷。问卷填写时间为半小时。
2.4. 数据处理
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包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录入及统计处理。
3. 结果与分析
3.1. 听障青少年学生社交焦虑、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各量表得分的描述性分析
由表1可知,对各个年级各量表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级的各量表得分虽略有差异,但是差异并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
3.2. 听障青少年学生社交焦虑、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
由表2可知,应对方式总分和社会支持总分不相关,和社交焦虑总分呈正相关;积极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及客观支持呈正相关,和社交焦虑呈负相关;消极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得分及对支持的利用度得分均呈负相关,和社交焦虑得分呈正相关;除客观支持得分外,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的得分和对支持的利用度得分均与社交焦虑呈负相关。
3.3. 社会支持在积极应对方式和社交焦虑间的中介分析
听障青少年学生积极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和社交焦虑间的相关均达到显著水平,满足中介检验的前提条件,采用以下步骤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第一步,以积极应对方式为预测变量,以社交焦虑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第二步,以积极应对方式为预测变量,以社会支持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第三步,同时以积极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为自变量,以社交焦虑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上述检验结果见表3。对社交焦虑的回归分析表明,社会支持在积极应对方式与社交焦虑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根据表4中介效应的分解来看,中介效应的大小为ab = 0.168,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率为ab/c =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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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hearing impaired adolescent students on each scale
表1. 听障青少年学生在各量表上的描述统计(M ± SD)
![](Images/Table_Tmp.jpg)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coping style, 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anxiety
表2. 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和社交焦虑的相关分析
注:**p < 0.01,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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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Mediating effect test on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on positive coping and social anxiety
表3. 社会支持在积极应对和社交焦虑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注:c为总效应,ab为中介效应,c’为直接效应。
![](Images/Table_Tmp.jpg)
Table 4. Mediation effect decomposition on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on positive coping and social anxiety
表4. 社会支持在积极应对方式和社交焦虑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分解
4. 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听障青少年的社交焦虑明显高于常模且高于健听青少年,但听障青少年的社交焦虑、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在年级上都不存在显著差异。
积极应对方式与社交焦虑呈负相关,而消极的应对方式与社交焦虑呈正相关,这说明听障青少年学生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时能有效的降低其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的焦虑水平,反之采取消极应对方式则更容易使社交焦虑水平升高。根据Lazarus和Folkman的研究,应对行为是可以直接表现为调整和改变不和谐的环境,也可以表现为调整自身对环境的情绪反应,前者是针对问题的应对行为,后者是针对情绪的应对行为 [13] ,积极的应对方式包括宣泄、放松、解决问题等,这些方式都能够有效的达到调整自身与不和谐环境的关系,从而消除焦虑。而消极的应对方式,如逃避、幻想、自责等将加剧与环境的不和谐,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焦虑等负面情绪。因此不同的应对方式能有效预测焦虑水平。同时由表2可知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得分均与社交焦虑呈负相关,这表明听障青少年学生所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利用情况越好,社交焦虑水平越低,这可以从苏霞对高中聋生的研究中获得验证 [14] 。此外来自家庭成员、学校师生、邻居朋友等的帮助对于听障青少年学生建立自信心、获得安全感,及时宣泄内心情绪,改善社交焦虑有极大帮助。另外,研究表明,听障青少年学生积极应对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消极应对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这表明采用积极应对方式的听障青少年在社会支持上评分较高,即良好的应对方式的个体更容易接受和利用社会支持,这与黄万奇、周敦金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15] 。
研究结果表明,积极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对于社交焦虑作用不是各自独立的,社会支持在积极应对方式和社交焦虑中起了部分中介作用,即积极应对方式既能直接预测社交焦虑,又通过社会支持这一中介变量作用于社交焦虑。这说明擅于采取积极应对措施的青少年学生更能获得和利用社会支持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从而减轻其焦虑水平。
5. 结论
本研究发现听障青少年学生有明显的社交焦虑,同时研究发现不同的应对方式能够有效预测社交焦虑状况,这明确了应对方式是影响社交焦虑的重要因素,有助于了解社交焦虑的产生机制。社交焦虑认知取向认为是对自我和社交交往弯曲的评价,导致对自己和他人的社交行为做出错误的判断 [16] ,并且已有研究将情绪智力纳入应对方式和社交焦虑的研究中,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还可以探讨相关认知因素和应对方式是如何影响社交焦虑的。此外,除了把社会支持作为中介机制,还可以考虑将人际沟通、利他行为等其他社会心理因素作为中介机制进行研究。
本研究虽然得到了有意义的结论,但还存在一定缺陷,首先,本研究采用横断研究,并不能充分说明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其次从研究数据来看,中介效应的比例为34.7%,这一数据比例说明中介效应比较明显,但仍有不足,推其原因一方面这可能是由于社交焦虑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听障青少年学生自身的人格特质、自我认知均对社交焦虑有所影响,另一方面本研究中使用的简易应对方式量表对于积极、消极应对方式成分的划分并不明确,这也影响了研究结论的效度。
基金项目
1) 重庆师范大学校级基金项目(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专项)资助,项目批准号(15SZZ08);
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14BRK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