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学校(包含中、小学和职业学校)内外、学生之间,一方(个体或群体)单次或多次蓄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凌、侮辱,造成另一方(个体或群体)身体、财产或精神受伤害等的事件 [1] 。现有研究大多将校园欺凌角色分为三个维度:卷入实施者(欺凌者),卷入承受者(受害者)及未卷入者(旁观者)。一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有关校园欺凌的调查研究表明:97%的被调查儿童见证过校园欺凌,同时有66.6%的儿童表示曾经历校园欺凌 [2] 。近期研究中,有研究者在原有维度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个新的维度:欺凌–受害者,该维度多指卷入者既是校园欺凌的受害者,同时也存在实施欺凌的行为 [3] ,这表明了欺凌者和受害者不是相互独立的类别。欺凌–受害者可简单分为:实施欺凌后受到欺凌和受到欺凌后实施欺凌两种类型。两者的差异为实施欺凌的时间先后:1) 对于欺凌者而言,当他感受到了欺凌的快感与成果之后,在面对更强力量时,就有可能会遭受欺凌。2) 挫折–攻击理论可以很好的解释受害者受到伤害后为何实施欺凌,该理论认为挫折总会导致某种形式的攻击,而当新的目标与挫折源有相似之处,并稍微刺激了攻击能量的释放时,攻击的转移最容易发生 [4] 。即当受害者受到欺凌后感受到挫折,在遇到与欺凌者有相似特点的人时会产生欺凌行为,来发泄自己的挫折感。本研究中对两种类型不做区分,统称为欺凌–受害者,故研究所涉及到的校园欺凌角色共分四维度:单纯受害者、单纯欺凌者、欺凌–受害者、旁观者。前三种统称为卷入者,旁观者称为未卷入者。
引发校园欺凌行为的因素有许多,其中消极情绪对校园欺凌行为的产生影响尤为重要。
焦虑是一种典型的消极情绪,也是当今校园中学生普遍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1966年,Spielberger在多种焦虑定义中,区分了特质焦虑与状态焦虑,从本质上来说,状态焦虑是指由于外在的压力变化所引起的一种当前焦虑情绪的变化。一项对于湖南初高中学生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学生的焦虑情绪检出率为15.1%,其中高中生检出率高达19.0%,同时,校园欺凌中不同角色焦虑情绪检出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欺凌–受害者 > 单纯受害者 > 单纯欺凌者 > 未卷入者 [5] 。还有研究发现,欺凌–受害者同时患有严重的抑郁情绪 [6] 。
江山河认为,当个体感受到社会支持(包括家庭与学校)时,可以有效地降低自身的压力与焦虑等负面情绪,从而减少实施暴力行为的可能性,而焦虑情绪也反作用于社会支持 [7] ,即社会支持在防止与减少暴力行为中具有缓冲器功能。同时,社会支持理论可以有效地解释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该假设认为人有两面性,即有产生暴力行为的动机,又有给予社会支持的利他性。当个体接受到社会支持时,实施暴力的危险性就会降低,从而防治与减少暴力行为的发生。我们以欺凌–受害者为例,当受害者遭受欺凌后,较低的焦虑情绪可以有效提高其社会支持程度,减少暴力欺凌行为的产生。
领悟社会支持是指自我感受到的社会支持程度,指个体对于在社会中被理解、被支持、被尊重的觉知与评价 [8] ,是社会支持构成中的一部分。Zimet等人认为领悟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对于所受到的社会支持的期望与评价,是对可能会收获的社会支持的信念 [9] 。有研究表明,中学生的健康心理可以利用领悟社会支持这一种弹性能力进行良好的塑造 [10] 。相较于实际社会支持,领悟社会支持更有益于个体积极情绪的产生 [11] 。同时有研究表明领悟社会支持有助于中学生缓解心理压力,而心理压力能够正向预测校园欺凌 [12] 。
本研究将基于社会支持理论,构建一个中介模型(图1),探讨状态焦虑、领悟社会支持与校园欺凌卷入者类型之间的关系,并假设:领悟社会支持在状态焦虑与校园欺凌卷入者类型之间起中介作用。
2. 对象与方法
2.1. 调查对象
研究对象为内蒙古通辽市高中生。在被试及其教师均知情的前提下,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共发放1100份问卷,回收问卷1068份,回收率为97%,剔除无效问卷(个人信息缺失以及规律性作答) 12份,有效问卷共1056份,有效率为96%。
2.2. 研究工具
2.2.1. 状态焦虑问卷
状态–特质焦虑问卷(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是目前为止国外对于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的研究中最常用的问卷。该问卷在中国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采用的状态焦虑问卷(S-AI)共20题,对负性情绪描述条目和对正性情绪描述条目各半。采用Likert 4级评分,从1分表示“完全没有”至4分表示“非常明显”,总分越高表明状态焦虑水平越高 [13] 。本研究中该量表α系数为0.88。
2.2.2. 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由姜乾金编制并修改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包含3个分量表(家庭、朋友与其他支持),共12项,每个量表中包含4个项目,使用7点计分,所得的总分反映个体感受到的社会支持程度,总分越高,则社会支持越高 [14] 。本研究中,该量表α系数为0.90;其中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三个分维度的a系数分别为:0.77、0.81和0.78。
2.2.3. 校园欺凌事件调查问卷
采用彭晨晞《初中生校园欺凌研究》中使用的自编问卷判定校园欺凌中的不同角色,分为A、B两卷,A卷调查了学生的基本信息,B卷调查了学生在“遭受欺凌”“实施欺凌”与“旁观欺凌”三个维度所经历校园欺凌频率,选项包括:从不;偶尔(大约每周1~2次);经常(大约每周2~4次);总是(大约每周5次以上),若学生有且仅有在题目1,遭受欺凌情况里任一条目回答偶尔、经常或总是选项,即判定为单纯受害者;若仅在题目2,实施欺凌情况里任一条目回答偶尔、经常或选项,即判定为单纯欺凌者,若同时在题目1与2两个题目中的任一条目中回答偶尔、经常或总是选项,即被判定为欺凌–受害者;若学生有且仅有在题目3,旁观欺凌情况里任一条目作答,即判定为旁观者 [15] 。该问卷预调查发放42份,回收42份,采用spss软件分析,结论具有统计学意义,即信效度良好。
2.3. 质量控制
由研究者担任主试,在教师知情并允许的前提下,利用高中心理健康教育课时,采用统一指导语完成施测,不记名填写,保证问卷结果真实性。对于测试过程中产生的任何问题,主试均给予解答,确保问卷的顺利填写。
2.4. 统计学分析
运用SPSS 25.0软件,对数据变量进行人口学特征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运用process 3.5检验领悟社会支持在状态焦虑与校园欺凌卷入者类型之间的中介作用。
3. 结果
3.1. 调查对象人口学特征
表1显示了本次研究中1056名高中生的人口学特征。本研究中,被试以女生、非高考生为主。
![](Images/Table_Tmp.jpg)
Tabl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ongliao City
表1. 通辽市被调查高中生的人口学特征
3.2.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
在被调查的1056名通辽市高中生中,选取卷入者847名高中生为该研究的研究对象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Images/Table_Tmp.jpg)
Table 2. Averages, standard deviations, and correlation matrices for each variable (n = 847)
表2.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矩阵(n = 847)
注:*在0.05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表2展示为各个变量的平均数(M)、标准差(SD)与变量之间的皮尔逊积差相关矩阵。其中性别(1 = 男、2 = 女)、年级(1 = 高一、2 = 高二、3 = 高三)、是否住校(1 = 是、2 = 否)、卷入者类型(1 = 单纯欺凌者、2 = 单纯受害者、3 = 欺凌–受害者)均为虚拟变量。
相关分析表明,状态焦虑与卷入者类型间呈显著正相关(r = 0.105, p < 0.01);领悟社会支持与卷入者类型、状态焦虑间均呈显著负相关(r = −0.139; −0.239, p < 0.01);此外,性别与状态焦虑呈显著正相关(r = 0.096, p < 0.01);年级与卷入者类型呈负相关(r = −0.087, p < 0.05),与状态焦虑呈正相关(r = 0.068, p < 0.05),同时是否住校这一变量与领悟社会支持、状态焦虑均呈显著负相关(r = −0.156; r = −0.095, p < 0.01)因此,为了减少额外变量对本研究结论产生的影响,后续会将性别、年级与是否住校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进行中介分析 [16] 。
3.3. 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检验
中介检验将采用温忠麟与叶宝娟提及的分析过程,分析领悟社会支持在状态入者类型之间的中介作用 [17] ,结果如表3所示。
![](Images/Table_Tmp.jpg)
Table 3.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support between state anxiety and type of participants
表3. 社会支持在状态焦虑与卷入者类型之间的中介作用
注:*在0.05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在0.01级别(双尾),***在0.001级别(双尾)效应显著。
当控制了性别、年级与是否住宿后,状态焦虑显著负向预测卷入者类型(b = 0.003, p < 0.01)和领悟社会支持(b = 0.044, p < 0.001);当状态焦虑与社会支持同时预测卷入者类型时,社会支持对卷入者类型的负向预测显著(b = 0.002, p < 0.001),状态焦虑对卷入者类型正向预测(b = 0.003, p < 0.05)。
4.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性别与状态焦虑显著相关,即女生的状态焦虑高于男生,女生进入青春期后,比男生更为敏感,更易产生焦虑情绪;是否住校与社会支持、状态焦虑均呈显著负相关,即住校生的状态焦虑与社会支持均低于走读生,这与前人研究得出“住校生的焦虑情绪高于走读生” [18] 这一结论并不相同,寄宿学生长期在封闭式管理的生活方式中学习成长,面对一些生活问题时无法及时得到社会支持,但同时与众多同学和朋友生活在一起,相比较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走读生而言可以减少其焦虑情绪。
卷入者类型与状态焦虑呈显著正相关、与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状态焦虑检出率由高到低为:欺凌–受害者 > 单纯受害者 > 单纯欺凌者,领悟社会支持检出率由高到低为:单纯欺凌者 > 单纯受害者 > 欺凌–受害者,这与胡学亮的研究结论 [10] 相似。欺凌–受害者在生活中,由于焦虑情绪过高而认为自己没有得到过多的社会支持,无法与同伴建立牢固的情感,与他人较为疏远,导致其角色行为转换。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状态焦虑与领悟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这同时验证了黄秦等人的研究结论 [19] 。在日常学习与生活中,学生会因为焦虑情绪过高而无法领悟到老师同学以及家庭的鼓励与支持,降低对自己的评价;反之,学生也会因为领悟到支持与重视更加坚信自己的能力,降低焦虑情绪。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状态焦虑显著预测校园欺凌中卷入者类型并通过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影响卷入者类型,即较高的焦虑情绪会降低学生领悟到的社会支持程度,从而增加受欺凌学生的实施欺凌行为或实施欺凌学生的受欺凌情况。由于社会支持也能够反过来影响学生个体的思维观念、社会活动以及情绪情感,所以当个体领悟社会支持程度降低时学生也会伴随着较高的焦虑情绪,引发与自身所受到的相反的欺凌或受欺凌行为。
本研究结论表明,在校园欺凌治理过程中,学校要注意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降低学生的焦虑情绪,从而控制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同时教师与家长,要多与学生沟通交流,降低受害者的焦虑情绪,给予其更多的鼓励与肯定,勇敢对校园欺凌行为说不,减少其欺凌行为的产生;或使欺凌者认清个体的差异性并不是欺凌他人的理由,及时制止欺凌行为的再次发生,也防止欺凌者演变成受害者。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首先,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以及被试的选取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被试仅选取了一个城市的高中生,无法证实该结论对全国中学生均适用;其次,对于两种不同的欺凌-受害者类型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本研究还未深入研究证实,有待继续研究探讨。